有什么樣的社會，就有什么樣的圖書市場。

我們挑選了若干本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書，找到當年相關的作者或者編輯，請他們講述每本書的故事。

一方面回顧這些傳奇之書的故事，更重要的當然還是：我們為什么有了如今這樣的一個社會，我們曾經歷過什么，我們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們積累了什么樣的財富和共識，我們何以走到今天。

這是第 8 本

即使過去了 31 年，陳俊年覺得，柏楊批評的那些問題還值得正視。有些有大進步，有些卻退步了，有些還新冒出來。

6 月 6 日下午，在陳俊年廣州的家中，和他談起了當年那本超級暢銷書——《丑陋的中國人》。

與 31 年前中國剛剛打開國門時相比，現在“中國崛起”是個熱點，陳俊年說這個時候“重讀《丑陋的中國人》很有必要”。“哪怕我們是世界第一了，動不動要打誰？有了新成就，動不動就說震驚世界？為什么要震驚世界，讓世界和我們一起振奮不更好嗎？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中國人說到做到。命運使我們走到一起了，人類的素質都要共同提高的。通過相互比較，相互學習，相互借鑒，既檢討自己的不足，也看到別人的不足。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也要批判落后丑陋的文化糟粕。”今年 68 歲的陳俊年感慨。

1.

1986 年夏天的一個上午，時任花城出版社副總編輯的陳俊年來到了社長王曼的辦公室。王曼對陳俊年說，一位香港朋友送了自己一本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看了很受觸動。隨后，他把這本書交給了陳俊年，叮囑說：“這本書在海外挺有影響，你先看看怎么樣。”

回到家， 37 歲的陳俊年花了“一天一夜”，埋頭扎入了《丑陋的中國人》一書的閱讀。在事后的回憶文章中，陳俊年寫道：“讀得我血沸千度！柏楊的雜文，既犀利地針砭時弊，又獨具深邃的歷史眼光，旁征博引，鞭辟入里，嬉笑怒罵，痛快淋漓。在我的閱歷中，《丑》書簡直像一枚巨磅的思想炸彈，讀之如雷轟頂，震懾心魄！”

但在當時，《丑陋的中國人》一書的尖銳性也讓陳俊年“陷入了艱難的抉擇”。雖然那時“思想解放運動”對歷史和中國有各種反思，但人們更多地從政治路線、黨內斗爭的角度去認識其產生的背景及成因，并沒有如這本書中一樣觸及國民性問題。陳俊年的思考是：十年“文革”折騰得那么慘烈，難道僅僅是“毛主席晚年犯了錯誤”，我們億萬國民就沒有自身的責任嗎？“文革”時，多少人都以參加“紅衛兵”為榮啊，但匪夷所思的是，待到“四人幫” 一打倒，許多人卻都說自己沒有參加過。這不是更丑陋么？

“《丑》書是一面來得非常及時的鏡子, 明晃晃映照出中國人身上的病癥。我堅信這本啟蒙式、批判式的書, 一定為讀者所急需”，陳俊年在那篇文章中寫道。

陳俊年很快將自己對《丑陋的中國人》的讀后感和對出版時勢的分析，向王曼做了匯報。“這本書不僅應該出, 而且要趕快出！”陳俊年對王曼說道。聽完這番匯報，王曼給陳俊年寫下一行字——“由陳俊年同志負責決審《丑陋的中國人》”，決定出版此書。

2.

在此之前的 1984 年 9 月 24 日，臺灣作家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做了一場名為《丑陋的中國人》的演講，強烈批判中國人的“臟、亂、吵”、“窩里斗”以及“不能團結”等，并將原因歸結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的子孫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是為“醬缸文化”。

1985 年 8 月，這篇講稿和另外兩場演講的記錄《中國人與醬缸》、《人生文學與歷史》，一篇訪問稿《正視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楊的幾十篇雜文等結集，編成臺灣林白出版社出版的《丑陋的中國人》一書。

書中，柏楊對中國人的“劣根性”猛烈批判，認為“臟、亂、吵，窩里斗！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就成了一頭豬！”、“死不認錯；為了掩飾一個錯，不得不用很大的努力再制造更多的錯，來證明第一個錯并不是錯”、“喜歡裝腔作勢，記仇，缺乏包容性，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自傲、自卑，就是沒有自尊，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更恐懼獨立思考。沒有是非、沒有標準，只會抽風發飆。最后大家一起和稀泥”等等。

在臺灣，《丑陋的中國人》上市一個月即賣出 1.5 萬余冊。而從 1985 年 8 月初版到 1987 年 2 月，這本書已出到 16 版總發行量達 11 萬冊。在香港，截至 1986 年 7 ?月授權出版的《丑陋的中國人》也達到 6 版。

《丑陋的中國人》一下子在港臺和海外華人圈暢銷，并引起熱議。“丑陋”一詞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情緒。《柏楊余波》《如何糾正死不認錯之病》《從醬缸跳出來》《賤骨頭的中國人》《丑陋的王亦令》等批評和反批評文章層出不窮，刊載在洛杉磯《論壇報》、香港《百姓半月刊》《信報》、紐約《華語快報》《北美日報》《華僑日報》、愛荷華《愛荷華大學中國同學會會訊》等媒體上。

“丑陋”這個詞也開始流行起來，成為了批判不良現象的代名詞。“這個詞被激活了。從字典上走到生活里面，對不端的生活方式、態度發動抨擊與抵制，成為一種批判的價值指向”，陳俊年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3.

為了讓讀者早日看到這本書，花城出版社“一路開綠燈”，決定最遲在 1986 年 10 ?月底發稿。接到任務后，責任編輯葉曙明只花了一個多星期就編好了全書。 10 月底，花城出版社按時發印《丑陋的中國人》。同時，它也開始向全國新華書店發出征訂單。當時，一般的征訂單反饋往往要半年，最快也要三個月以上，但《丑陋的中國人》征訂了一個月，即到了 11 月底，征訂總數就達到了 280 萬冊。

巨大的征訂量給陳俊年帶來的并不是喜悅，而是驚嚇。當時，花城社的暢銷書最初最多在 10 萬冊左右。比如瓊瑤的言情小說，初版征訂最多只有 10 來萬冊左右；戴厚英的《人啊，人》最初也只有近 10 萬冊等等。

回憶起 31 年前的出書過程，陳俊年說：“當年出這個書要很大的勇氣， 還要有些策略 ?。”首先，他選擇了葉曙明作為責任編輯。在他看來，葉曙明是位自學成才的青年作家與學者。他高中畢業當知青，回城當工人，因文筆出眾，便直接調入花城社當編輯。幾年間，他接連參與《花城》雜志、《沈從文文集》、《郁達夫文集》的編輯工作，既潛心于傳統文化，又敏感于現代文學，且筆耕勤奮，短篇小說在臺灣結集出版，引起轟動，而為人處世，踏實穩重……這些長處，足以擔當《丑陋的中國人》一書的責編。

29 歲的葉曙明看了這本書后，和陳俊年談了下自己對這本書的看法，“很爽快”地就答應了做責編。“光是這個書名就讓我有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因為那時我們所受的宣傳教育，都是中國人如何偉大，中國文化如何優秀，開口閉口都是上下五千年，盡管現實中看到很多丑陋的東西，尤其那時文革剛剛結束，人們對文革中暴露出來的人性之惡，記憶猶新。這本書對我而言，不是讓我開始反思中國文化，而是讓我明白了：你可以如此直率地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中國文化和世界上其他文化相比，并沒有什么特別入圣超凡的奇異之處，一樣有精華有糟粕，這些糟粕不僅存在于書本上，而且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也在不斷地腐蝕著我們。如果不警惕這些糟粕，這個民族是不會進步的”，今年 60 ?歲的葉曙明向《好奇心日報》回憶道。

美術編輯蘇家杰設計封面時，上半部分是一張蜘蛛網，下半部分則是在暗紅色的背景中，有一尊石獅子。陳俊年提議，石獅子要有經過歷史淬火的感覺。兩張照片都是由攝影家黃仁達特意拍攝。但“那時還沒有電腦，裝幀設計全靠手工”，為了達到焚燒過的效果，蘇家杰就真的把照片點燃了，然后用玻璃板小心翼翼地壓滅。陳俊年還稱，相比臺灣原版，柏楊“很滿意”花城版的封面。

“石獅子象征中國傳統文化，燒過的痕跡可以有多種理解。他真的要點火燒照片，我當時希望燒的面積大一點，明顯一點，總是從旁慫恿說：再燒多一點。美編笑著說：再燒石獅子就看不出來了。書出來以后看，燒過的痕跡不太明顯，我頗引為遺憾。”葉曙明回憶。

某種意義上，除了希望讓讀者早日看到這本書，花城社抓緊出版可能也是潛在的競爭所致。當時，中國還沒有加入世界版權公約組織，大多數出版社的版權意識并不強，很多書并未得到作者授權就會搶先出版。幾乎與花城社同期，湖南文藝出版社也在出版《丑陋的中國人》一書。不過，陳俊年稱，湖南版是“雜文選粹叢書”之一種，有具體的選編者。花城版則幾乎是原版出書的。

對于花城社來說， 280 萬的征訂量簡直是個“天文數字”。當時，陳俊年怕“樹大招風”，迅速采取了三個措施。首先在扉頁背面上，花城社醒目地增補一則《出版說明》。《出版說明》稱，本書原為臺灣林白出版社出版。現刪去《正視自己的丑陋面》一文, 并作了若干文字變動, 其余照原版重排。本書作為內部發行, 僅供有關專家、學者及研究人員參考之用。其次，花城社還在書版權頁的最后一行, 特意加上帶括號的四個小字：（內部發行），加以強調。最后，花城社減少印量至 210 萬冊，并分兩次印刷。

陳俊年回憶，花城版第一次印 80 萬冊， 20 天內在全國就被搶購一空, 緊接著第二次趕印 130 萬冊, 一個月內共印 210 萬冊, 足見當時讀者的狂熱。甚至還在排印的時候，葉曙明去印刷廠看清樣，會發現許多工人邊吃午飯邊爭閱《丑陋的中國人》，甚至被告知，有些工人迫不及待地悄悄捎帶樣本出去，送給親朋好友先睹為快。

和花城版一樣，湖南版也受到了讀者的熱捧，在 1986 年底，印量也達到了 90 萬。

4.

“上世紀 80 年代，中國剛剛開始走出文革的陰影，進行改革開放，整個社會充滿活力，充滿激情，真正有一股自下而上的力量在推動社會前進。‘反思’是那個年代一個很流行的詞，對歷史反思，對文化反思，對我們自己的所作所為反思，對一切都要反思，所有價值都要經歷一個重建的過程。反思意味著要學會批判，而不僅僅是頌揚。因此，這本書一出版，就掀起傳播的熱潮，洛陽紙貴，出版界也出現了模仿潮，什么《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法國人》等都出來了”，葉曙明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不過，和在港臺、海外的境遇一樣，這本書在大陸也受到了諸多批評。當時，《光明日報》（ 1987 年 3 月 1 日第三版）刊發了一篇名為《中國人丑陋嗎？——就教于柏楊先生》的文章。這篇文章表達了批判柏楊的觀點和立場，后又被多家報刊轉載，產生較大的影響。

“當時要批他這本書的人，最反感的就是‘丑陋’兩個字。大家第一個反應就‘丑陋’。因為我們一直說，勤勞勇敢偉大智慧的中國人，怎么丑陋呢？他這個是有專指，而且他書里面也講，勤勞勇敢智慧偉大我們講了好多年，我寫這個丑陋不是來攻擊，是我們要正視你門口那個臭鞋陣，你不擺到自己家里邊，擺到人家門口去干什么？你要排隊上公共汽車，為什么不排？全世界都在排，為什么你不排？為什么插隊意識那么強烈？能不能改一改？這是現代文明。這本書有前提，等于我們開專題民主生活會，我今天給你提意見，這并不意味著你沒有值得表揚的地方，是這樣子的嘛”，陳俊年向《好奇心日報》回憶道。

而《丑陋的中國人》這本書的暢銷，完全歸功于文革之后，中國解放思想的大背景，“熱鬧”而且“寬容”。“沒有這樣一個社會背景，說‘力主’（出版），我也不敢力呀。突破、突破，就是在貌似不能破的地方突了破。事物往往會在某個貌似偶然的時段發生必然變化。而其中有一種變化，叫突破。這需要把握時機，盡力而為！從字面上來講，總要有人來做這件事。確實，這本書對我們國家不是攻擊性的東西，對我們思想靈魂觀念是有震撼的，是我們解放思想提供了另外一方面東西，有助于我們來認識自己。這個也不是平時沖動，那時候還比較年輕。想了很多辦法，想了很多事。”陳俊年說。

但是，到了 1987 年，新一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開始，這本書也受到了沖擊。

“先是在一個范圍不大的會議上，好幾位文化界的老人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在一次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上，一位既非在執法部門也非在出版部門負責的人士竟然宣布，誰敢賣《丑陋的中國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書店！與會者被嚇得出了一身冷汗。轉載了《編后記》的《書刊導報》編輯部趕緊給訂戶發出一封信，承認他們這期刊登的文章、消息‘犯了嚴重錯誤’，‘為了盡量縮小不良影響’，請讀者盡快將該期報紙退回。‘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使人感到事態的嚴重，預告著一個什么大的政治運動又要來了。作者、出版者、編輯者則變成了等待判決的罪人，湖南的空氣更特別緊張。”湖南版《丑陋的中國人》的特約編輯牧惠在《八十年代兩起大批判小案》一文中曾經回憶。

當時對湖南版《丑陋的中國人》的處理意見是，立即“停止發行”，湖南文藝出版社剛加印的十幾萬冊書便不能發了。那時，湖南出版界有“三種人”，分別是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和 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全部遭到了批評和封禁。

在廣州，陳俊年也有生以來首次也唯一一次為出書而作檢討，受到了批判。 68 歲的陳俊年至今對此記憶猶新。

1987 年春節期間，陳俊年接到通知，“部里已決定在后天上午開批判會”，自己則要“代表社里去檢討”。在去檢討前的“一天兩夜”，陳俊年“坐立不安，夜不能寢”。幾位同事來家的慰問反而讓他感到了“氛圍的重壓”。當時，妻子還對陳俊年說：“要是為這件事要關你去坐牢的話, 我去給你送監飯。”這讓其感動萬分。

批判會在廣州德政路的一家省委招待所會場內召開。會場里大概七八十人，密密麻麻地坐滿了一屋子。

當時，廣東省委宣傳部門的一位處長主持會議。他一上臺就說：“《丑陋的中國人》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完全是對中國人, 對中華優秀文化的一種污蔑。花城出版社是一切向‘錢’看才導致出版這本書。現在根據領導指示召開這個批判會。下面陳俊年同志上來作檢討。”

陳俊年“心里一直緊張得很”，“一路低頭走上去”。慶幸的是，會場上沒有文革時嚇人的口號聲，陳俊年的心也“踏實”下來。

檢討中，陳俊年說，他也覺得這本書有偏頗之處，但他認為, 那是因為全書的基調就不是講“美麗的中國人”，而是講“丑陋的中國人”，因此它就自然地強調了中國人的弱點與不足。柏楊從來不否定中國人勤勞、勇敢、偉大、智慧，但這都說了幾千年了，能不能給他一點時間說一下中國人的丑陋面呢？可不可以讓他抨擊一下中國人的毛病與短處呢？泱泱大國的國民應當有正視自身不足的勇氣吧？接著，他申辯道：至于書中的“中國人”，柏楊聲明過，“是廣義的，并不專指某一個特定地區，而只指血統”。而那些丑陋的例證，書中也多指臺灣、香港及海外的“中國人”，很少涉及內地的“中國人”。我們讀一讀，比照比照，不也可引以為鑒么？除此之外，陳俊年還檢討了不該一下子就印那么多。對于說是為了“一切向錢看”, 他仍是說了句：要真是那樣，我們就印足 280 萬冊，甚至更多也賣得出去，可我們畢竟主動縮手了等等。

檢討完，便是接連有人上臺批判，批其“精神污染”等等。“但客觀地總體而論,多數發言者只是例行公事，點到即止，火藥味并不那么嗆眼嗆鼻。此情此景，也足見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其文化環境與氛圍，也總是相對寬松與包容的”。但是，批判會之后，花城決定不再版此書。

“因為‘丑陋’這兩個字，確實是要有勇氣才能說的，也要有底氣來說的。它完全不是一種自我攻擊，它是一種反省，它是一種覺悟。人都希望有真善美，但人也可能有假惡丑的東西。你要正視。不要人家一說假惡丑，你就說你攻擊我了，對我們中華民族是詆毀了。愛國既要愛優美優秀的東西，同時要正視丑陋的東西。這才是我們愛國愛到點子上”，陳俊年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好在半年后風波過去。

1987 年 6 月 27 日，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最高官員胡喬木在參觀一個“非法出版物”展覽時，看到《丑陋的中國人》列入其中。“柏楊說臺灣批他的書，大陸也批他的書。對于這類事不要大肆宣傳為好。不然，臺灣和大陸就一個樣了。《丑陋的中國人》這樣的書不能說是反動的，但這本書很偏激，我們要注意區別各種情況。本來，柏楊和他的書如何如何，完全是一個可以平等討論的、屬于百家爭鳴的問題，如果有地方發表，我們很容易寫出一篇有力的駁斥文章”，胡喬木說道。這番話一出，《丑陋的中國人》隨即被解禁了。

5.

對于大陸，這也是出版的第一本臺灣作家的雜文集。在此之后，臺灣的龍應臺和李敖也被介紹進來，出版了像《野火集》、《目送》、《北京法源寺》和《李敖回憶錄》等作品。和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一樣，這些書也像一面鏡子，讓中國人反思了自身和所處的社會。

值得一提的是， 1988 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得到龍應臺授權出版其作品《野火集》。在之前，時事出版社以《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為名出版此書。最終，時事版發行 15 萬本，湖南版印量只有 64500 本，兩個版本共同影響了當時的大陸讀者。《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生了梅毒的母親》、《幼稚園大學》、《奧威爾的臺灣》等文章流傳一時。

1988 年 11 月，陳俊年從報紙獲悉柏楊夫婦抵達西安探望兒女，也馬上坐著火車，帶著 3200 元稿費，來到西安，將稿費親手交給了柏楊。柏楊妻子張香華還送了一本她的詩集《千般是情》給他，最后這本書由陳俊年帶回花城出版。在陳俊年的印象中，柏楊是“很有傳統文化修養的那種人，還挺斯文的”，張香華則“顯得溫文爾雅, 一副似水柔腸”。

1998 年和 1999 年，由《書城》和《出版廣角》分別組織的“ 20 年（1978－1998）影響最大的 20 本書”和“感動共和國的 50 本書（1949－1999）”讀者投票中，《丑陋的中國人》都以高票當選。 2008 年，《南方都市報》評選的“ 30 年 30 本書”，也將《丑陋的中國人》一書選入其中。“只有敢于正視自身丑陋的中國人，才有可能是美麗的，這就是柏楊告訴我們的有關中國人的辨證法。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本書點燃了一枚反省自身的巨大的炮彈”，入選理由如是說。

“什么時代就會有什么作品。我覺得，都是天時地利人和，水到渠成。當然，這種水到渠成都需要大家齊心協力，推動這個社會前進。這個水，這個浪，所謂時代浪潮，每個人都要推動時代前進，才會走到那一天。”從 1977 年從華南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之后就進入廣東人民出版社的陳俊年在廣東出版界做了一輩子，出任過廣東省出版集團董事長、省新聞出版局局長、省政協常委、省政協提案委主任、省政府參事等職。

葉曙明則成為了一個作家、學者，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著有《國會現場》《大變局 1911》《重返五四現場》《中國1927·誰主沉浮》《草莽中國》等作品。

對于今年 60 歲的葉曙明而言，相比過去，回過頭看這本書，“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國人有錢了，有些人情不自禁地又想重演‘君臨萬邦，四夷賓服’的老戲碼，反思已成了一種奢侈品。所謂‘四夷賓服’，不是服你的文化，而是服你的錢。現在是中國人在全世界炒樓和《中國可以說不》的時代了，如果今天出版《丑陋的中國人》，肯定會被罵為抹黑中國、唱衰中國，甚至會被扣上帶路黨、美分狗的惡名，‘中國丑陋，你干嘛不滾去美國？’就是這么一回事”，他對《好奇心日報》說道。

而回看當年《丑陋的中國人》的暢銷，陳俊年說：“總體上還是，時代大潮，人心所向，不會無緣無故。”

計劃刊出的圖書文章列表：

《美的歷程》（1981）

《寬容》（1985）

《人的現代化》（1985）

《唐山大地震》（1986）

《悲劇的誕生》（1986）

《丑陋的中國人》（1986）

《野火集》（1988）

《數字化生存》（1996）

《中國可以說不》（1996）

《富爸爸，窮爸爸》（2000）

《誰動了我的奶酪？》（2001）

《杰克·韋爾奇自傳》（2001）

《中國不高興》（2009）等

題圖為柏楊文物館和漫畫版《丑陋的中國人》 ，來自：pixnet ；亞馬遜

來源好奇心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