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凝雨

編輯／陳紀英

又到了臨近春節的返鄉高峰，有些人為春運搶票抓耳撓腮，有些人卻絞盡腦汁編織著過年不回家的說辭；有些人鄉愁萬千，有些人卻鄉恐百般。

據公開資料顯示，2021年近6成異地就業人員選擇就地過年，其中北京與上海的比例最高，高達70%左右。

而虎年春節，異鄉過年的原年人依然不在少數。交通部預計，2022年春運全國發送的旅客人次，相比2019年大降60.4%。

年輕人不回家過年，不止因為疫情阻隔，背后也交織了經濟、倫理、習俗、親情等多重因素的變遷。

比如，多年不曾回家過年的鄭重就分析：生活水平的提高，淡化了日常與春節之間的物質差距，年味變淡了；城鎮化進程，削弱了年輕一代對老家、宗族、傳統習俗的認同；交通通訊技術發展，成本降低，便利度提升，日常返鄉、云端團圓成常態，春節團聚也就沒那么迫切了；等等。

對此，財經故事薈采訪了五位過年不回家的“原年人”。有人在旅行中追尋快樂和愜意，也有人和小伙伴組團過年對抗孤獨；有人因疫情因生計，被迫異地過年倍感失落，也有人分外享受獨處的自由自在；有人恐懼催婚不愿與父母相見，也有人與父母和解打算接來父母團聚……

躲避催婚，疫情給了我不回家的借口

黃森 30歲 北京過年 某藝術院校在讀博士

“今年不回去的直接原因就是年后有畢業設計，如果春節離開北京，萬一出現疫情影響返校，我怕拖延畢業進程。”

但其實，黃森自己也知道，疫情只是他不回家過年的借口。

疫情之前，他就開始獨自過年了，“對我來說，春節回不回家無所謂，我在哪哪就是家。”

2019年春節，黃森就在享受旅游。打開他的旅行地圖，密密麻麻點亮了50多個城市，遍及全國637419平方公里的土地。

黃森的旅游軌跡

黃森的理想，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因為《岳陽樓記》去了岳陽、因為《滕王閣序》去了南昌、因為《琵琶行》去了九江，岳陽去了四五次，南昌和九江各去了兩次。一是去看看景色是不是和千年前的一樣，會有一種穿越時空的感覺；把很多信息串聯起來，可以得出有趣的結論。”

但過年不回家于黃森，除了要享受旅游的快樂，他也是在逃避——逃避強勢的母親和父母的催婚。

在黃森的描述里，他和父母之間的關系，壓力超越了親情，“他們更像是我的金主，負責掏錢，提供人脈，我負責搞學業。因為他們是老板，所以處處強壓我。”

黃森的母親是位女強人，獨自創業，經濟寬裕，竭盡全力地為黃森提供優渥的生活，大幾百萬的全款房產，每年二三十萬的保險，月以萬計的生活費等等。

從小到大，嚴苛的母親時刻鞭策黃森要成為“人上人”，管束黃森在學業乃至事業上的每一個選擇，當然，也和尋常母親一樣在他20多歲時，開始瘋狂催婚催育……

這種從小自大的高壓，不但沒有說服黃森，還招致了他更強烈的反彈，倔強的黃森，也并沒打算妥協分毫。

“我單身的時候她催婚，談對象的時候讓我分手再找一個。談戀愛的時候要求我的另一半不僅要漂亮，還要人好，又要家里有背景，能在事業上幫助我；催婚的時候又說什么都不挑，趕緊結婚生子，甚至提出可以先找個女孩讓她懷孕后奉子成婚，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瘋了。”

但黃森的這番怨懟，一旦出口，總會招致母親的嚴厲批判，進而演變成不可調和的對峙，雙方很少有機會心平氣地交流過。

因此，無論是過年還是日常，減少面對面的相聚，更多是黃森避免矛盾激化的權益之策。

他甚至明確告訴父母，從來沒打算回老家工作，也不希望和父母同住。“我早就建議父母，退休了去海南養老，如果我是他們，有錢又有閑，我就天天出去旅行，才懶得管孩子結不結婚呢”。

不回家過年，黃森沒有絲毫遺憾，他覺得，有很多東西可以取代家庭承載的安全感和快樂。“無論是過年不回家，還是不結婚，都是個人選擇。我們更愿意和自己同齡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在一起，如果沒有朋友，我自己呆著，也不會覺得不適。”

我和父親都不在家過年了，生存比團圓重要

小薇 28歲 湖南長沙過年 民營企業會計

離過年沒剩幾天了，小薇刷了一晚上的求職軟件，躺在出租屋里翻來覆去睡不著。

“本來打算今年年底辭職回家過年。過完年找個離家近的工作。但看了看銀行卡余額，還是決定先不回去了。”

小薇出生于河南農村，上大學才來了長沙。畢業后，她在一家私企做會計。

不到5000元的月薪，四分之一都用在了房租上，再加上平時的各種吃穿用度，她每個月能剩余的積蓄了了無幾。

母親在家鄉的小廠子里打雜，父親則跟著建筑隊四處打工，學習成績不佳的弟弟，沒考上重點高中，讀了私立高中，每年學費不菲。

“雖然家里并不富裕，但爸媽說讀書是農家孩子唯一的出路，砸鍋賣鐵也得供孩子念書。”

本來，一家人勤勤懇懇，還可以勉強維持家用。但天不遂人愿，2021年的家鄉，仿佛被下了魔咒。水災、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母親干活的廠子停工了，父親的建筑隊，也接不到工程了，家里的經濟來源一次次被切斷，一度連弟弟的高昂學費，都湊不齊。

正因如此，疫情這兩年，小薇沒少貼補弟弟。“其實并不是父母重男輕女，也是沒辦法了。但前男友說我是伏弟魔，提出了分手。”

小薇心疼父母逐漸年邁，本打算年底辭職，回到離家較近的鄭州，找個工作。但刷了一個多月的求職軟件，發現鄭州工資不比長沙高，房租卻貴了不少，她試著投遞了幾家公司，也沒有回音。

找不到下家的小薇，也不敢輕易辭職。她前段時間刷到一個數據，2022年中國高校畢業生預計達到1076萬，大幅高于去年同期，這意味著，2022年的就業市場競爭更為激烈，她權衡了一下，覺得自己的勝算很小，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再說，目前的在職公司為了留住人，又宣布年終獎等節后再發，小薇不想放棄快到手的獎金。

幾經權衡，她決定先不辭職了，也不回家過年了，“我給家里轉了兩千塊錢，讓我媽置辦點年貨走親訪友，好歹把這個年過了。”

其實，就算小薇回家，也難以全家團圓。河南疫情穩定后，長期合作的包工頭告訴父親，有個高鐵工程招工，過年期間工資上漲兩三倍，春節加班十來天，報酬相當于平時苦干一個月。

小薇的父親一點沒猶豫，立刻就出發了，畢竟，比起來團圓，生存問題才更為緊迫。

疫情是海峽，我在這頭，故鄉在那頭

阿柴 24歲北京過年 某名校在讀研究生

臨近過年，北京又爆發了新一輪疫情，海淀、朝陽、豐臺、房山紛紛中招。阿柴打聽了下老家的防疫政策，“從北京返鄉人員須自費集中隔離”。

阿柴的老家在河南許昌，是上一輪疫情集中爆發地，一聽到阿柴打算回家，家人和村干部仿佛驚弓之鳥，接二連三勸阻阿柴不要回來，否則就有隔離風險。

虎年春節，將是阿柴將連續第二次獨自過年，她實在不想再次體驗隔離的痛苦。去年春節被集中隔離的經歷，恍若還在眼前。

2021年春節臨近，阿柴正要回家過年，一則通知突然而至，她成了次密接人員。

當天晚上，阿柴驚魂未定地抱著行李箱，被救護專車連夜從學校帶到了統一的隔離點。

那個隔離點是家被征用的酒店，房間可能空置了許久。

“作為這波疫情、這個隔離點的第一個入住人員，辦理隔離手續的疾控大哥們，給了我額外的’關愛’，被詳細盤查了三遍，消毒了兩遍。”

關在酒店里的日子，并不好受。不能點外賣，更不能進出，連發小寄來的零食都不能送進來。“關鍵是擔驚受怕，一邊害怕自己真出點什么事，一邊還要假裝堅強安慰關系詢問的親友。”

隔離點的網絡也非常不穩定，“沒網不方便摸魚，只能看書寫結課論文，一周一版，效率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有時候無聊到趴在窗戶邊看鳥，甚至唱起了《鐵窗淚》。”

小柴被隔離的酒店房間

更可怕的是，隔離期間小柴還感冒發燒了，隔離點的醫生為其抽血檢查并應急處理，核酸檢測也變成了一天一測，“戳得我喉嚨都快腫了。”

就在小柴為14天隔離期滿，即將“刑滿釋放”喜極而泣的時候，又接到通知，受大興區疫情影響，開始執行“14+7”政策，她的隔離期又要追加7天。

“雖然有些郁悶，但我已經很慶幸了，畢竟沒染上新冠。”

隔離結束后，小柴一下子瘦了6斤，而父母也擔驚受怕了一整個春節。

今年春節，考慮到回家過年，可能會被認定為“惡意返鄉”，還要面臨隔離風險，阿柴決定，還是就地過年好了。

父母也非常理解她的這一決定，畢竟，回家路上無論是乘坐火車還是汽車，都要接觸大量人員，也意味著更大的傳染風險，父母也不想再度擔驚受怕了。

人在異鄉，“組團”過年：打麻將，劇本殺，環球大道看煙花

阿嬌 80后北京過年大廠員工

虎年春節，將是阿嬌第一次遠離家人獨自在外。

阿嬌喜歡熱鬧，喜歡煙火氣，在北京工作期間，媽媽也常年陪伴她左右。

虎年春節沒敢回家，是擔心一旦疫情反復，老家小縣城就會送她集中隔離，“那我還不如在北京呆著”。

不過，一個人孤苦伶仃的過年，她斷然不能接受，“我當時問了一圈，發現很多朋友都因為疫情，回不了家”，于是，“組團”過年的想法冒了出來。

“組團”這事兒，阿嬌干得很溜，她前兩年開過民宿，也建過吃喝玩樂脫單群。

幾乎每個周末，她都會張羅聚會、游玩、約飯等活動，“哪怕有時候我沒空參加，只要群友有需求，我就會在群里喊一嗓子，幫他們找隊友、找玩伴，找飯搭子，我就是個工具人”。

這一次，她先拉了一個“過年不回家”微信群，陸續來了60多位群友，然后開始制作日程表。

對于張羅活動，雖然阿嬌已經駕輕就熟，但這一次，她沒有掉以輕心。提前一周多，她就開始設計了從除夕到初六的活動日程，然后制作成Excel表格，提醒大家報名。

對于活動內容，也要精挑細選，照顧到群友的不同興趣，除夕的年夜飯、篝火、環球影城外大道上看煙花、打麻將、看春晚等，接下來幾天還有打臺球、滑雪、泡溫泉、劇本殺等節目。

考慮到天氣太冷，大部分活動盡量安排在室內。

至于春節期間漲價數倍的熱門項目，比如電影、話劇、環球影城等，則被排除在外，“春節期間，環球影城人肯定特別多，票價也漲了一倍，我們沒必要去當冤大頭。”

原本，阿嬌以為，除夕夜的年夜飯，應該會來不少群友。但報名者其實并不多，阿嬌猜測，可能很多群友，還是希望把重要時刻留給家人，“有的群友說那天要和家人視頻，云端團圓”。

阿嬌為年夜飯準備的鹵味

讓她意外的是，最受歡迎的活動是打麻將，“喜聞樂見，難度不高，熱熱鬧鬧，而且四個人就能開玩”。

只是，北京的棋牌室大部分都會關門，為此，阿嬌把地點改到了自己家——她在通州住了一個兩室一廳的小院子，十來個人聚會，也不會過于擁擠。

而正當風口的劇本殺，熱度也不高。一方面，過年期間，不少劇本殺員工已經放假走人了，場子不夠熱鬧；另一方面，劇本殺游戲，玩家人數太少，劇本就比較單一，也不夠好玩，“門檻其實是有點高的”。她預測，這個目前報名人數只有三個人的項目，估計大概率要流產。

去環球大道觀看煙火，則是基于地理優勢的“特別福利”。之前，因為想借著環球影城的紅利開民宿，阿嬌特意把房租在了環球影城附近，后來，疫情沖擊波下，阿嬌的民宿計劃也暫時擱淺了。

現在，從阿嬌住處開車去環球影城，只要十幾分鐘，“我們不用進去，就去大道上圍觀下煙火表演，有個熱鬧的氣氛，才有年味兒”。

“總之，不管回不回家，都不能一個人過”，阿嬌堅持認為。

從不回家到不用回，是人生的治愈與和解

鄭重 38歲 深圳過年 前大廠員工

“過去十六年的春節，我都沒回過老家”，鄭重粗算了一下。

這是一位身份證是重慶號段，用著北京手機號，開著浙牌車在廣州工作的新深圳人。

從奔赴北京讀大學開始，他的春節就沒再和父母團圓過。

鄭重在新西蘭，歡迎關注鄭重視頻號“鄭在旅行的路上”

鄭重的父母出于50年代初，經歷了自然災害、政治運動、社會大轉型等一系列時代變革，與80后的鄭重三觀差異巨大。

“我的成長歲月，恰逢他們處于人生最不如意的階段，轉而把人生所有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獨生子女身上，對于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有著近乎瘋狂的執念。”

即便鄭重一路以優異的成績，從小學升到區重點初中，再到全市最好的高中，接著考入211大學，仍然很難得到父母的認可，“打擊型教育”伴隨始終。

或許是出于自我保護，鄭重內心對原生家庭逐漸淡漠，并試圖逃離，“父母老吵架，感覺回到家更壓抑”。

大學畢業后，原本的一家三口，實質上成了三個獨立的個體。

天高地遠的鄭重，也不顧家人反對，放棄深造，放棄自己的專業，選了一個自己更喜歡的行業，短短兩三年就成為業務骨干，收獲頗豐，這也讓他更為堅信，堅持自我才是對的。

“我那會兒房子買在北京，雖然暫住證提醒我，我可能只是過客。但我還是覺得，在這里一個人過年更舒服”，他春節再也沒回過重慶。

“帶著狗在北京過年，不會做飯就囤些速食或者自己出去吃”，鄭重自得其樂。

有一年的除夕晚上十點，看到鄭重獨自就餐，餐館老板很是同情，邀請鄭重和員工一起吃年夜飯，“但我并沒有覺得自己很慘，一個人過年挺自在。”

當年輕人按照自我慣性，去理解世界的時候，往往有失偏頗，而矯正這一切或許要靠一些外力。

十幾年過去，鄭重已經從青年邁向中年，過年方式也從一個人宅家，變成了和妻子一起到處旅行。春節等長假，大多是滿世界地追星逐日。

2017年春節在馬來打卡丹絨亞路的黃昏，2018年春節在南美玻利維亞守候天空之鏡，2019年春節在新西蘭徒步庫克山，2020年春節在歐洲自駕穿行阿爾卑斯山脈……直至2021年，因為疫情，也因為定居了深圳，鄭重才第一次和妻子在深圳過了團圓年。

“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從一個人過年，到兩個人過年，再到試著回歸大家庭一起過年。一方面源于成長中我對自己人生的反思以及自我和解；另一方面要感恩妻子和她的家庭對我的引導和治愈；此外，我早晚要成為一個父親，即將進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這也讓我對家庭產生了不一樣的理解。”

鄭重的妻子是一名“深二代”，父母在年輕的時就來深圳打拼創業，成為“深一代”。

他們的教育理念是去功利化、尊重孩子的興趣愛好和個性發展，父母與孩子之間獨立平等。

這種寬容開放的態度也延續到了鄭重身上，岳父岳母尊重他的各種選擇，對于小夫妻倆跑到國外過年，也從未反對。

鄭重夫妻在外旅行，歡迎關注視頻號“鄭在旅行的路上”

就這樣，鄭重也漸漸打開自己，開始嘗試著融入大家庭式過年，“今年我把我媽也從重慶接到了深圳，準備兩家一起過年”。

時隔十幾年后，鄭重終于有機會和母親過個團圓年。（文中黃森、小薇、阿柴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