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鄧小軒

編輯／陳紀英

私募機構因為投資門檻高企，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紗，是少數中產和富人的游戲。

但虎年初始，大佬翻車，基金清盤、實控人自殺、投資人贖回、內幕操作等負面事件，輪番沖擊大眾視野。

風險重重的背后，是低門檻帶來的私募產品的無序擴張；也是巨額回報背后的瘋狂誘惑；更是風控體系的嚴重缺位，從業者如同賞金獵人一般，被“金礦”誘惑，但也步步涉險。

私募排排網數據顯示，2021年12月國內私募基金產品存量為124117只，如果將其與國內的上市公司數量作對比，國內A股+三板股票合計為11715只，私募基金產品的數量是國內上市公司的10倍，選私募基金，比選股票還難。

我們采訪了一批從業者，財經大V轉行私募的劉毅、某私募基金行業研究員小謝、某私募合伙人張旭，他們看到了私募進入的低門檻，專業能力的難保證和收益率的參差不齊；中型私募品牌和市場負責人小云、TMT研究員鄧磊，他們見證了私募收入的光鮮亮麗，也看到了為了獲取絕對收益的無所不用其極；私募資深人士李平、基金合伙人張婷婷，揭示了基金內控的缺位，追漲殺跌是常態，沒資質蹭牌照，暴雷之后換個門面重新開業等等亂象。

低門檻“奔私潮”：牌照掛靠，大V拉草臺、暴雷后再立門戶

公募基金經理的高學歷毋庸置疑，萬德數據顯示，截止至2021年12月3日，全市場共有2815名公募基金經理，碩士比例高達85.43%；而私募基金經理碩士占比僅為50.3%。

門檻較低，入場者蜂擁，萬德數據顯示，截止至2021年12月3日，市場共有2815名公募基金經理，而二級私募基金經理多達9206位。

不同于公募基金經理，私募基金經理門檻低，他們或許并非名牌畢業、科班出身，來自各行各業，有草根出身的財經大V，有媒體背景的私募轉型新勢力，甚至還有暴雷機構從業人員改換門庭重新入局。

大V拉草臺隊伍，收益率參差不齊

從2016年開始，劉毅開始在微信公眾號上發布一些自己看好的行業和個股，剛開始是一個人在寫，后來恰逢微信公眾號的紅利期，到2019年時，閱讀量就輕松破萬，還招募了5位研究員兼職撰文。

由于團隊對行業和個股的看法有理有據，有時還能壓中一些十倍牛股，后臺時不時有粉絲詢問，“能不能把錢交給你們炒股？”

剛開始，劉毅不為所動，因為廣告、引流的收入，足夠支撐起公司日常運營。

這種情況在2021年中發生改變，政策對投研產品的管控越來越嚴，“有一個閱讀量經常10萬+的大V因為沒有資質，卻發行投顧產品被抓進局子了“，劉毅決定另尋他路。

左思右想，劉毅斷定，私募是最好的收入拓展方案，他觀察到，不少頭部和腰部的股市財經公眾號，以及雪球、微博大V，都在發行自己的私募基金。

“高粘性流量--投研/投顧產品--私募基金，是很多財經大V的收入漏斗模型“，劉毅告訴《財經故事薈》，“大V們獲得了足夠多的粉絲信任，但其實這些財經大V的文章多出自團隊之手，還有一些可能是東拼西湊的洗稿，他們真實的炒股水平參差不齊。”

瘋狂“奔私”潮，募資才是門檻

“收益率不是門檻，能募資才是門檻”，某小型私募行業研究員小謝告訴《財經故事薈》。

小謝所在私募的老板并非科班出身，而是媒體背景，“他之前在一家電視臺擔任證券相關節目嘉賓多年，和很多上市公司高管、私募和公募業內人士有私交”，因為資源豐沃，小謝坦稱所在私募獲取客戶并不難。

事實上，“媒體派”不是私募基金經理中的個例，杭州某百億私募基金經理曾經就是某財經類報紙編委，副總經理則曾在多家財經媒體擔任主筆。

而除了媒體轉型基金經理以外，上至大廠高管，下到醫生、教師、文秘，不少都以加入私募機構或自己發行產品的形式，入局私募。

私募英雄不問出處的結果是，從業者有很強的路徑依賴，從各行各業轉行而來的基金經理們，相對科班出身的基金經理，投入研究用時更短，能力圈更小，存在嚴重的路徑依賴，面對市場的瞬息萬變，狹窄的能力圈和單一的投資方法，并不能適應所有周期和行業。

“我老板前幾年在中概股上賺了錢，所以一直有在配置中概股，但這種策略近期顯然是行不通了，老板也不愿意放棄”，問及公司基金產品業績時，小謝閉口不言。

暴雷機構從業者重立門戶

張旭是一小型私募的合伙人，他就職的上一家私募機構，曾風光一時，參與了多個公司的IPO后成功退出，但后續因為操作不規范、挪用資金等原因暴雷而無法兌付，在市場鬧得沸沸揚揚。

雷聲大，雨點小。監管機構僅僅對該私募及其法人代表給予了六位數的處罰。

“爆雷后的私募和高管起碼要修整5-10年，被處罰后很難再找到資金大戶“，張旭告訴《財經故事薈》。

除了罰款，高管和業務人員還會受到投資者的質疑。

對于前端的業務員，投資者損失資金后，一般會直接對接到業務員，“起訴的、辱罵的都不會少”，張旭透露。

但機構其他從業人員不少影響，在前東家，張旭屬于研究崗位，身在后臺，受到的影響最小，也并沒有退場。

休整了一段時間后，張旭和前東家同事們，成立了另一家私募，“我們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帶有之前的資源，所以就自己干了”。

張旭還表示，像這樣在暴雷機構就職過，而后自立門戶的不少，從一、二級私募到FA機構都有，但相同的是，大家都會默契地不愿提及前東家。

綜上，各行各業從業人員源源不斷轉型私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不用拿牌照，花錢掛靠或與有牌照的機構合作即可。

上述采訪者所在機構無一例外，都沒有拿到基金牌照，而是以合作的形式掛靠在某個有牌照的私募公司。

“花一些錢和進行一些操作就可以辦到了，X球就是一個平臺，基金經理先解除和自己公司的勞動關系，再‘入職’X球掛個名，以自有基金跟投200萬就行，如果看到基金以’上海斯諾波’開頭，就是掛靠在X球的“，業內資深人士梁儀三告訴《財經故事薈》。

收入冰火兩重天，挪用資產不罕見

對于客戶，公募基金只收固定比例的管理費，因此主要靠做大規模賺錢；與公募不同，私募基金通常的收入來源是三項：認購費、贖回費和浮動管理費。

其中，認購費率一般而言是2%，贖回費率3%，這些都是小頭，最重要的是浮動管理費，通常私募基金管理人按照項目的盈利，收取20%的浮動管理費作為業績報酬，因此，私募基金主要靠“收益”賺錢。

依靠收益率賺錢的模式，就注定了私募機構的逐利本性——追求絕對高收益，風控體系普遍缺位。

不過，在私募行業，也并非人人都是光鮮亮麗、年薪豐厚的“金領”。

收入二八分野，壓力如山高

“基金經理年薪百萬只是基礎”，某中型私募品牌和市場負責人風耘告訴《財經故事薈》，有時候聽到基金經理的吐槽，也會覺得“凡爾賽”，比如，有基金經理向她抱怨，“辛辛苦苦整一年，提成和傭金加起來還不到500萬”。

上海一位私募基金總經理也向《財經故事薈》印證了這一說法，高薪在大中型私募相對常見，“到10億規模，管理費就兩千萬了，日常經營綽綽有余，給到基金經理百萬年薪也不過分，這還沒算業績提成”，但是，更準確地說，這是一個團隊的收益，“還要下分到研究員、技術人員等，再交個稅，到手也沒那么夸張”。

但是光鮮亮麗是功成名就的大中型私募基金經理的待遇，行業馬太效應明顯，私募排排網數據顯示，超九成私募管理規模在10億元以下。

于大多數中小私募的研究員和市場人員，年薪百萬只是幻想，年薪20-30萬才是正常區間。

“一萬五左右吧”，在廣州有著四年TMT研究經驗的鄧磊透露，“行情好的時候獎金多一些，但一年頂多30萬了”；從業三年，在上海一家專注成長股的私募機構工作的孫智濤則表示，其月薪為一萬八左右。

而在拉勾上搜索“行業研究員”，框選1-3年經驗，結果顯示8-15K每月是主要薪酬區間。

這個薪酬水平，相對許多傳統行業并不低，但私募基金追求絕對收益，這導致研究員的工作時長、強度、壓力高企。

調研出差、研讀報告、撰寫研報等是鄧磊的生活常態，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是家常便飯，他已經很久沒有在十二點前入睡過了。

“如果懈怠了，自己會感覺非常焦慮，因為私募追逐絕對收益，市場上需要無時無刻保持認知的更新，你放松了可能就抓不住這一次行情了”，看不見的時間之鞭在背后不斷抽打，鄧磊甚至覺得放松就是罪過。

基金經理更甚，初來乍到的劉毅整個春節假期都在工作，只在大年二十九當天陪家人放松了一天；因為熬夜，胸悶、偏頭疼現象也時常發生。

除了身體上可感知到的變化以外，劉毅心里時刻懸著利劍，“回撤在資本市場上很正常，但回撤了會質疑自己，也會受到客戶明的、暗的壓力，被客戶罵也很正常”，他聳了聳肩很無奈。

但是，當高杉去世的消息傳來后，劉毅陷入了自我懷疑，“高杉已經走到了金字塔尖。這個行業誰不想成為高杉？但高杉徹底否定了自己”。

在行業群里，不少人士都在扼腕，學歷并不突出的高杉，能做到全行業的研究覆蓋，從消費到電子到制造業，周期輪動都能說準個75%，“這得是多大的天賦、腦力和體力的結合啊！”

挪用資產不奇怪，逐利無所不用其極

除了研究員和基金經理的勤勉努力外，追逐絕對收益的私募基金，還有一個不能搬出臺面的普遍操作——挪用資金追求短期收益。

“挪用資金的違規操作或多或少是有的，而且還不是少數，比如說可能沒有比較坦誠地向投資者披露，或者沒有按照與投資者的約定，投資至相對應的資產”，私募基金合伙人張旭告訴《財經故事薈》。

而這個現象的普遍，是在機構和投資者的“相互配合”中形成的。

私募機構希望能快速周轉資金，“每個基金的周期在兩年至兩年半左右，A股會更長一些，機構可能會分散一部分資金，投向潛在收益率更高的短期項目”。

對投資者而言，他們樂意看到凈值增長，為此他們可以容忍或者忽視挪用行為。

其實，資金挪用，是不少私募暴雷的重要原因，從2018年至今，多個暴雷私募均存在資金挪用現象。“只有真的玩脫了或者風險控制不到位，投到了特別高風險的資產上，無法兌付暴雷時，才會被大眾知曉”，張旭坦承。

裸泳的玩家：夫妻檔一言堂，追漲殺跌少風控

為了追求絕對高收益，不少私募機構的風控形同虛設，中小機構尤甚。

夫妻檔、作坊式的合作模式，投資決策往往依賴于一倆人，沒有團隊的制約，“賭”性被完全激發，孤注一擲押注一兩只股票，漲則盆滿缽滿，跌則輕易爆倉。

同時，追漲殺跌不是散戶的專屬，私募機構亦不鮮見。當市場周期紅利退潮，裸泳者成群。

作坊式私募：一言堂和夫妻檔

2020年初，疫情的陰霾籠罩在股市，曾經風光無限“沖擊赴美上市第一股”的某私募機構，承受不住致命打擊——投資B站理財產品爆雷，凈值暴跌75%。

最后的調查結果是，該機構存在虛增凈值、挪用基金財產和向投資者承諾最低收益三大“罪名”。

除去疫情影響、選股錯誤等眾多私募無法躲避的原因外，一資深私募人士李平還向《財經故事薈》指出，“上述機構內部或多或少存在管理者一言堂問題”，原本需要多方決策的投資，被總經理等人一手把控了。

高層決策的一言堂模式，本身無對錯，企業總要有主心骨。

但押錯了則是滿盤皆輸，“押錯了往往無法跟投資者披露，因為不合規，只能用一些話術忽悠安撫投資者，開了一個壞頭后，決策者往往會有很強的賭性，想著下一把要贏回來，沒有制約是很危險的”，李平也曾在職業生涯中目睹過類似事件。

行業資深人士陳達曾在雪球發帖分析，稱前述暴雷資本投資過B站，但很快就退出，隨后買入了一堆垃圾中概股，就此推測里面可能存在利益輸送。

接近百億的私募機構，尚且存在“一言堂”，中小型私募更不罕見：夫妻或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創辦的私募公司，有些甚至沒有研究員，風控完全缺位。

金融專業畢業生林俊興曾在某家“夫妻檔”私募機構實習——公司架構非常簡單，整個機構加上他就三個人，老板是基金經理，老板娘負責打理日常事務，而他則負責搜集財經新聞，編輯后推送公眾號。

“鐵打的老板，流水的實習生”，林俊興調侃道，“我幾乎什么正經事都沒干，老板夫妻倆人可以把所有正事干完了”。

“這樣的機構，我是不放心把錢交給他們的，即使有披露，但只有他倆知道錢去哪了，隨意性大，而且弄虛作假我也不知道”，打雜倆月后，林俊興就辭職了。

裸泳的玩家，追漲殺跌是常態

潮來潮去的私募行業，最為缺乏的是長期主義者和價值投資者。

作為某中小型私募機構合伙人，張婷清晰地記得，2014年，當她還在廣州某機構擔任研究員時，由于市場行情非常好，廣深兩地突然涌現了不少私募機構。

數據也可以佐證，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數據顯示，2014年分類型私募基金管理人通過數量僅為5064家，到了2015年這個數據就達到了頂峰的20115家；當時，在杠桿的加持下牛市如火如荼，大量私募機構沒有意識到風險，賭性十足在牛市頂部建了倉。

塌方來得猝不及防。2015年6月，股市開始風雨飄搖，連續大跌的血腥18天后，牛市不復存在，私募行業開始批量爆倉和清盤，親歷這一慘狀的張婷婷還記得，此前，她所在的辦公樓里每層樓至少都能看到一個私募辦公，到了2015年下半年，這些辦公室空空無人。

今年也不例外，去年年末以來的醫藥、價值股的回撤，讓有著“中國巴菲特”之稱的私募大佬但斌也未能幸免，其掌舵的東方港灣旗下超50只產品跌破預警線，6只產品面臨“清盤”。

截止至2021年末，市場上滿1年的私募證券基金產品中，有363個產品凈值跌破0.7元的清盤線，其中有16只為規模超過100億元的大型私募基金產品。

周期在重復，悲劇也在重演，光怪陸離的私募行業，不乏精英，更不缺騙子，高額收益的誘惑，鋌而走險的沖動，大起大落的周期，草莽氣與精英范的割裂和對立，奪金之旅的每一步，都行走在刀鋒之上。

（文中受訪對象劉毅、小謝、張旭、梁儀三、風耘、鄧磊、李平、林俊興、張婷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