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萬天南

遍地都是“小陽人”。

近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馮子健預估，“最終可能80%-90%的中國人，都會經歷感染。”

12月29日晚，知名流行病專家曾光教授感嘆，沒料到國內第一波疫情如此來勢洶洶，北京的感染率可能超過80%以上，甚至更高。

新冠疫情，既是世人的罹難，也是造富的風口。

高居印鈔機天花板的王者，在美國是輝瑞集團，在中國是科興生物。

2021年，輝瑞旗下的新冠疫苗Comirnaty和口服新冠藥物Paxlovid，為其累計貢獻了444億美元的營收。

尤其是Comirnaty，上市首年，銷售額高達367.8億美元，成就有史以來最為賺錢的“新藥王”。

在中國，造富天花板則是科興生物。

2021年，科興銷售額折合1280.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691.6%。

凈利潤更是逼近千億，高達956億元人民幣，達到此前5年凈利潤總和的百倍以上。

科興“氪金”能力有多強？不妨橫向類比一下，逼近華為，超過了頭部央企兩桶油，相當于9個百度，12個拼多多。

而在《財富》中國500強榜單上，科興生物更是以接近92%的成績單，拿下凈資產收益率（ROE）的冠軍。

可是，三年來，即便有超過5億人接種了科興疫苗，但現階段國內疫情仍如秋風掃落葉一般，引發了對疫苗接種有效性的質疑。

其實，專家的意見相當一致，面對變異毒株，普及疫苗加強針，才是科學共識。

而在未來新一波的疫苗接種潮中，科興生物還能繼續得到大眾信任，續寫一年賺千億的神話嗎？

異源接種，疫苗變軌

三年來，科興成為最大贏家，憑什么？

跑得快——科興的疫苗路線，選擇了技術門檻較低的“Easy”模式。

為了提高成功率，在新冠疫苗研發上，中國的策略是多路并進，同時布局了5條技術路線，包括滅活疫苗、腺病毒載體疫苗、重組蛋白疫苗、減毒流感病毒載體疫苗和核酸疫苗（DNA/mRNA）。

科興之所以All in 滅活疫苗路線，原因有二。

其一，研發難度小，滅活疫苗作為最傳統、最常用的疫苗制備技術之一，技術門檻較低。

其二，這是科興的“老本行”。

科興多年專注“滅活”，曾先后研制出全球第一支SARS冠狀病毒滅活疫苗（完成I期臨床研究）、中國第一支大流行流感（H5N1）疫苗，以及全球第一支甲型H1N1流感疫苗。

門檻較低，技術成熟，又是“老本行”，科興得以捷足先登。到了2021年2月5月，其新冠疫苗就獲批上市，成為最早獲批的先行者。

不過，滅活疫苗雖然門檻低，其短板也如影隨形。

中泰證券曾在一份研報中，詳細比較了幾條技術路線的優勢劣勢，得出的結論如下，滅活疫苗的優勢在于成本低，制備工藝簡單，缺點在于安全成分性低，成分不明確，僅有預防性，沒有治療性。

靠著“Easy”模式，搶得先機的科興，其疫苗產品的短板，逐漸顯山露水。

由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主任梁玉心教授牽頭的一項研究顯示，科興疫苗接種者感染新冠的概率，是輝瑞疫苗的2.37倍，且感染患者轉重癥的概率是輝瑞疫苗接種者的五倍多。

這一研究樣本量極大，覆蓋了300萬已注射完兩針疫苗的20歲以上人群，因此極具價值。

不止新加坡，2022年10月，香港大學醫學院在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正式刊發了一篇mRNA疫苗與科興滅活疫苗的對比研究。

這項研究，納入了第五輪疫情的約100萬名新冠患者。結果顯示，打完三針科興在60歲以下人群預防有效率為51%，而mRNA疫苗在所有年齡段都有效率達到70%以上。

此外，兩針mRNA疫苗與三劑科興滅活疫苗效果接近，而打完三針疫苗起碼要耗時半年，在起效時間上大打折扣。

另據智利相關機構的初步數據，接種過兩針科興疫苗后又接種了第三針輝瑞mRNA疫苗的人的感染風險，降低幅度為95%。相比之下，接受科興疫苗作為第三針的人的感染風險，降低幅度為71%。

多個獨立數據交叉驗證，滅活疫苗的綜合表現欠佳。

先Easy，再Hard，成為了科興滅活疫苗難以逃脫的宿命——早期，疫苗嚴重短缺時，搶得先機的科興疫苗，滿足了救急之用。

但后期隨著玩家增多，產能大漲，在有效性、安全性上不占優勢的科興滅活疫苗，未必再是最優項。

科興疫苗遭遇的更大挑戰，則是“異源接種”。

今年12月，鐘南山教授和張文宏教授等多位知名專家均建議，為了提高疫苗效力，接種第三針加強針時，大眾最好選擇異源接種。

所謂“異源接種”，簡單來說，就是接種的多針疫苗，不是同一種技術路線。

比如，如果一個人此前接種的三針新冠疫苗都是滅活疫苗，無論是否來自同廠家，都是同源接種。如果前兩針接種的是滅活疫苗，第三針加強針接種的是腺病毒載體疫苗、重組亞單位疫苗、mRNA疫苗，就屬于異源接種。

而據統計顯示，在中國，滅活疫苗接種率最高。有數據顯示，接種三針科興疫苗的人數5.56億人，占比約78%。

基于“異源接種”的理念，接下來的第四針，大部分接種者，必然要避開滅活疫苗，避開科興，其存量優勢反而成了包袱。

比如，據鐘南山院士透露，接種兩針滅活疫苗3—6個月后，接種腺病毒載體疫苗加強，抗體會升高約200倍。

綜上，于科興而言，無論是綜合效果，還是基于異源接種的思路，接下來，科興神話，都難再續。

競爭加劇，主場變客場

疫苗上半場拼速度，下半場拼效果——而科興的滅活疫苗，勝在速度，卻未必能贏在效果。

當下，對于新冠疫苗的海量需求，依然存在。

無論是張文宏，還是鐘南山，相繼呼吁大眾未來開展第四針疫苗接種。

根據張文宏的解釋，目前國內人群接種的第一批次疫苗來自于原始病毒株，如今，病毒經過多次變異，疫苗的保護效果越來越弱，很難阻止新冠病毒的再次感染，因此，未來還要普及加強針。

需求仍在，但新冠疫苗的供需結構，卻發生了根本性變革。

疫苗爆發之初，新冠疫苗短缺，主要拼“速度”，科興先發占位。

如今，賽道擁擠，玩家眾多，產能過剩，從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

制藥巨頭強生公司，就因為判斷新冠疫苗產能過剩，暫停了對疫苗全年銷售額的預期。

到了10月，因為美國新冠疫苗過剩，一家疫苗企業取消訂單，而損失了1.85億美元

疫苗企業，要開始拼“效果”了。

目前，國內有近20家企業涉足新冠疫苗。

其中，與輝瑞Comirnaty路線一致，綜合效果更優的mRNA賽道，也分外擁擠。

根據《財經故事薈》統計，入局者包括沃森生物、艾博生物、艾美生物、斯微生物、康希諾生物、石藥集團、嘉晨西海、歐林生物、復星醫藥、天境、康泰等等。

一旦上述企業的產品如期上市，接下來的加強針接種中，mRNA疫苗等很可能會接棒滅活等傳統疫苗，擔當主力。

mRNA疫苗作為最前沿的第三代疫苗，盡管在中國基礎研究不算成熟，但業界公認，其醫學價值更高，是對滅活等傳統疫苗的降維打擊。

其一，不帶有病毒成分，沒有感染風險。

滅活疫苗是通過注射完整的被殺死的病毒副本，使其無法復制而不引發疾病。

相比傳統的滅活疫苗、減毒活疫苗，mRNA新冠疫苗中不含有完整的病毒，故不存在感染風險。

其二，mRNA疫苗具有雙重免疫機制，免疫原性強，不需要佐劑。

傳統疫苗研發過程中，常常需要添加佐劑來增加疫苗的免疫原性。

然而，佐劑利弊兼有，增加疫苗療效作用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安全性問題，增加了潛在的毒副作用。

而mRNA新冠疫苗的作用機制，則完全不同，既可誘導人體產生體液免疫，又可引發人體產生細胞免疫，具有雙重免疫作用，如此一來，可以提高效免疫原性，同時具有長效持續性。

其三，在捕獵變異毒株上，mRNA疫苗優勢明顯。

mRNA疫苗能將精確修飾的mRNA分子，送入人體細胞質，指揮細胞質內的核苷酸，生成所需蛋白質。因此，理論上，技術可以對抗所有基于蛋白質的疾病——包括新冠病毒與其各個變異毒株。

當然，mRNA疫苗雖然優勢明顯，但研發難度大，技術門檻高。

復盤1986年至2020年核酸疫苗專利申請數據，不難發現，全球mRNA疫苗的專利數量寥寥可數，年專利數量，一直徘徊在100個之下。

不過，一旦掌握了其基礎技術，包括mRNA、DNA在內的核酸疫苗，其研發進度更快，且生產周期短至40天。

生產周期短的好處在于，可以快速響應病毒變異，滿足大眾海量需求。

成于滅活，困于滅活。在疫苗接種的上半場，科興憑借先發速度優勢，可以輕松取勝，也為中國抗疫立下汗馬功勞，但在下半場的供給側改革中，主場切換，成了科興的客場。

20年歷劫，一年升天

在這波新冠疫情中，“賺麻了”的科興，其實命運多舛，并沒有一直贏。

專注滅活的科興，過去曾多次與疫情“擦身而過”。

2003年非典時期，科興曾是疫苗研發的主導者之一，結果疫苗產品剛研發成功，非典疫情卻在中國宣告結束。

到了2009年H1N1流感，以及2013年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出現之后，類似一幕再次上演，兩次疫情匆匆結束，科興疫苗同樣沒來得及上場效力。

因此，直到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科興的業績，相對乏善可陳，拿的出手的常規疫苗產品，也只有甲肝疫苗等，屈指可數。

不過，業績雖然不好，但科興的“故事”卻相當精彩。

成為新冠疫苗氪金王之前，科興最大的“名聲”，來自實控權大戰。

曾經的科興投資人、大股東潘愛華，與當下科興生物的實控人尹衛東之間，已經酣戰多年。

為此，在美國上市的科興生物（SVA），被迫于2019年停盤，直到今日，科興依然沒有復牌。

為了與反目成仇的潘愛華方前行切割，在布局新冠疫苗時，科興特意成立了獨立的公司。

雙方激戰的最新劇情，發生在今年12月8日。

潘愛華一方的未名醫藥發布公告稱，已向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解散北京科興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且案件已被受理。

激戰還牽出了科興的行賄丑聞。

2018年，潘愛華聯手北京科興原監事長羅德順，舉報北京科興總經理尹衛東涉嫌行賄、職務侵占以及涉嫌身份造假等。

雖然上述舉報，至今未在法律層面，對科興造成任何顯性困擾，但尹衛東本人卻被打得措手不及。

此前，尹本人曾擔任北京市海淀區人大常委委員、北京市工商聯副主席和北京市政協委員，舉報信之后，尹衛東低調行事，辭去了后兩項職務。

上述舉報，雖有泄憤之嫌，但并非完全空穴來風。

中國裁判文書網對其有所披露，比如通過行賄，加快取得疫苗產品審批等等，賄賂醫護人員，提高渠道銷量等等。

對于科興而言，當時“做低伏小”，其實和其實力也息息相關——科興的產品只是同質化的可選項，而非必選項，并無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因此只能鋌而走險。

這與其在新冠疫苗短缺之下，一時手握主動權完全不同。

如今，在新冠疫情風口過去之后，科興再次失去了絕對話語權。

其實，科興對此應該也有所預料。

今年5月，去年凈利潤900多億的科興，卻身陷裁員、扣押年終獎、減少辭退賠償金等傳聞。

裁員的主體北京科興中維，作為科興生物控股的公司，正是科興新冠滅活疫苗克爾來福的研發和生產主體。有員工透露，裁員涉及七成員工。

或許，彼時，科興就已經意識到，屬于它的900億傳奇，注定不可持續了。

相比國內布局第三代核酸疫苗的玩家，多年專注滅活的科興，本質上是一家追求“穩妥”、活在當下的保守公司。

專注傳統的滅活，還是All in 新興的mRNA，戰略分野，是選擇當下，還是押注未來。

當科興賺得近千億利潤時，直到如今，mRNA國產疫苗還沒有一家拿到上市批文。

它們對于當下的失守，某種程度上可能因為押注了未來。

而在短暫的“升仙成王”之后，面對滅活疫苗有效性爭議和需求縮量，以及糾纏不休的控制權權大戰等，科興可能又一次踏入了“歷劫”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