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春節期間，在煙花爆竹聲中迎來新的一年，成為很多人的需求，尤其是不少地區煙花爆竹燃放政策的松動，讓過年放煙花成為可能，一股搶購煙花的熱潮也在全國襲來。

以最近火爆全網的“加特林”為例，“加特林”的日常售價在60元左右，但近期單價已經漲了整整一倍。據某煙花零售商介紹，最近的“加特林”幾乎一天一個價，進貨也得七八十，即便是這樣也不一定能買得到。除此之外，仙女棒、孔雀開屏、其他小型噴射式煙花也非常受歡迎。

受此影響，A股上市公司ST熊貓在2022 年12月份收下了9個漲停板。截至2023年1月9日，ST熊貓股價才再度回落，當日收盤價為15.01元。

煙花未完全解禁，可今年大眾對煙花的渴求空前熱烈，這能拯救每況愈下的煙火經濟嗎？

煙火經濟“失去”的八年

08、09年時，大概是我國煙花產業最璀璨的“綻放”時期，受奧運會的帶動，煙花爆竹市場迎來了數年來的銷售巔峰。2009年春節，僅北京市三大花炮批發商的備貨量就達75.5萬箱，最終賣出了60萬箱，比前一年增加了37%。

但這種繁榮是短暫的，2015年，全國各地開始出臺政策，大規模禁止煙花爆竹的燃放，違者將被罰款處罰，整個行業迎來了漫長的寒冬。

根據智研咨詢的數據顯示，從2012年到2021年，我國煙花爆竹及相關企業數量在2018年達到最高，為49311，但到了2021年，縮減到了18122，僅為原來的1/3左右；另外從企查查查詢可以看到，近幾年，新增注冊的煙花爆竹企業總體呈下降趨勢，2019~2021年分別新增5.5萬家、4.7萬家、5.0萬家，2022年僅有4.5萬家新注冊企業。

有著“花炮之鄉”稱呼的湖南瀏陽，受禁燃政策影響最大。目前該地存續、營業的煙花爆竹企業有2111家，2014年新增注冊企業140家，達到峰值，但2015年之后每年新增注冊企業呈現斷崖式下跌，新增注冊企業僅數十家。

新增企業減少，意味著行業缺乏成長的活力，而存續企業的蕭條或倒下，更讓這一傳統行業岌岌可危。

以“煙花第一股”熊貓煙花為例，自從煙花銷量急劇縮水后，企業急于尋找第二曲線，開始涉足網貸行業。此后，熊貓煙花的主營業務由煙花轉為互聯網金融，可P2P泡沫破碎，互聯網金融反而把公司拖入泥淖，甚至創始人都被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

行業老大尚且如此，分散的、規模較小的煙花企業或煙花廠只能靠當地的市場存活。

德州市，山東煙花爆竹生產企業曾經的集聚地，自2015年政策改變以來，退出市場的企業越來越多。2014年時，包括德州在內，山東共擁有煙花爆竹生產企業29家，批發經營單位240家，常年零售單位16749家。到了2016年年底，29家生產企業全部退出，其中德州占了11家。

德州城區來煙花爆竹銷售點買鞭炮的商戶、企業以及普通消費者越來越少，這些零售點往往沒有等到銷售期結束，就提前把攤位撤掉了。

也正是基于國內市場的現狀，一個尷尬的事實是，煙花這一與我國最重要節日掛鉤、蘊藏著豐富中華傳統文化的行業，要長期依賴國外市場而活。根據美國煙花協會的數據，全美大型表演中使用的煙花75%產自我國，個人燃放的煙花則98%來自我國。據悉，每逢美國獨立日以及圣誕節等重大節日，瀏陽煙花爆竹企業的國外訂單大幅度增多。

訂單流向海外，我們失去的又僅僅是訂單嗎？很顯然不是，除了經濟利益，還有寄托在煙花爆竹身上、越來越淡的年味。

小鎮青年的寄托

自各地出臺了煙花爆竹的禁令后，煙花產業就不得不往五環外下沉，因為相比北京、上海等地，低線城市、小縣城以及農村地區的燃放政策相對寬松，并沒有被完全禁止，而且越是小地方，越重視年俗和年味，過年放鞭、放炮幾乎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

我們看到今年首先出現政策松動的也正是低線城市，如大連、東營、濱州、臨沂等地，尤其是山東，自政策改變后，元旦到春節期間，煙花燃放的聲音可以說是不絕于耳。

煙花產業的下沉也和電子煙花有關。因為近幾年禁放政策趨嚴，電子煙花作為煙花的替代品，越來越常見，比如小縣城及農村地區的嫁娶，如果不讓放煙花，就不得不使用電子煙花，來增加熱鬧的氛圍。瀏陽一家轉型做電子煙花的廠家負責人表示，“農村婚慶、開業慶典、過春節、喪葬，都要用到煙花爆竹，電子煙花在三四線城市銷量尤其好”。

今年過年，下沉市場的煙花銷售很可能會到達一個新的高峰，被疫情壓抑許久的廣大民眾，亟需借助春節這一最重要的節日獲得精神安撫，并通過“辭舊迎新”告別過去、暢想未來，煙花爆竹正是這種希冀的最佳載體。

懷有如此想法的不在少數，返鄉的小鎮青年是主流，而今年小鎮青年格外多。

在北京工作了三年的葛木，老家是山東，從畢業之后他就獨自一人去了北京，成為北漂一族的一員。作為一名房產銷售，他沒有經歷樓市瘋狂的黃金時期，卻在今年感受到了房地產的徹骨寒意，最慘的是，疫情封控時，房子更賣不出去，靠提成生活的他連還老家房子的房貸都很吃力。今年回家過年，葛木已經打算離職，考慮是否留在家鄉。

相比離職，過去一年裁員的恐怕比離職的要多。

回顧過去三年，受疫情影響，2020年第一季度我國有46萬家公司倒閉，其中大部分是中小企業。到2021年，775家創業公司倒閉，其中北京最多達到190家，上海110家，而2022年，輪到了一些大企業和行業巨頭，為了度過眼前的難關，他們也選擇了降薪裁員。

被裁、收入下降、頻繁封控、物價上漲…種種壓力，擠壓著小鎮青年的生存空間，迫使他們不得不逃離北上廣，回到五環外。

作為一名打工人，曉楓年底在廣州被公司裁員后，徹底放棄了在一線城市安身立命的準備。過年前她回到了老家，父母的理解和過年的氛圍沖淡了她不少生活的焦慮。看到今年縣城重新允許燃放煙花，她立即購買了不少煙花，還有兒時玩的鞭炮，“跟家人一起放煙花，好像回到了小時候，這個年過得比去年有年味，去年整個小區都靜悄悄地，不像過年”。

回春，或是曇花一現？

今年煙花爆竹搶購的熱潮，讓處在寒冬中許久的煙花企業迎來了一絲希望。據報道，今年市場需求量從2022年12月底開始激增，很多工廠放假時間都在農歷正月二十六日左右，比往年延后一個星期。在瀏陽“煙花小鎮”大瑤，多數煙花企業產銷兩旺，有的較去年同期增長30%以上。

而且價格的上漲，自然也讓利潤有了上升的空間。杭州一位消費者稱，自己和朋友在杭州郊區購置的小型煙花價格在50元上下，大型煙花則幾乎均百元以上，“隨便買買就得小一千”。

但是，今年需求的爆發能解救長期低迷的煙花市場嗎？恐怕只能解一時之困。除了隨時變化的政策，煙花產業囿于技術、品牌、成本等因素一直止步不前，這不是短暫的消費熱潮就能改變的。

以品牌為例，盡管我國擁有世上規模最大、歷史最為悠久的煙花產業，也早已形成了產業集群，可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具有較高知名度的、家喻戶曉的煙花品牌幾乎可以說是沒有。比如卡塔爾世界杯開幕式上，絢麗的煙花秀吸引了各國觀眾的注意，他們或許知道煙花來自中國，但哪家企業生產的恐怕沒人知道。

也因為缺乏品牌，技術水平又相差不大，產品高度同質化，這使得政策收緊后煙花制造企業反而掀起了價格戰。“某幾個大廠，把成本壓縮到最低，打價格戰，年底工人薪水本來就高，中小生產商的利潤一降，甚至得倒貼開廠”，一位工廠老板表示。

這個春節，煙花爆竹的價格水漲船高，利潤大增，可煙花市場還是走的薄利多銷的路子。據瀏陽市煙花爆竹總會會長鐘自敏透露，煙花爆竹生產企業的利潤率并不高，一般是6%-8%，多數利潤其實在批發經銷環節，“出廠價20幾元的加特林，到消費者手里能翻一倍不止”，年前運費的成本更是大幅提升。

而且最近幾年，政策更加嚴格，煙花市場變成了“薄利不多銷”，更擠壓著企業的生存空間。

以北京為例，根據熊貓煙花提供的數據，2019年春節期間，北京全市總銷量是2.3萬箱左右，而在2009年，這一數字還是60萬箱。10年間，北京市春節檔煙花爆竹的銷量減少了96.16%。

煙花行業整體下滑的趨勢，大概率難以被改變，除非全國各地的燃放禁令都解除了，一個更悲觀的消息是，以前三四線城市和不少農村的婚喪嫁娶、開業過節，支撐起了當地煙花廠的生意，如今我國結婚率持續下降，平均初婚年齡向后推遲，所對應的消費需求也在降低。

“（我們）終究還是要向品牌化方向發展”，一位從事煙花制造十多年的商家感慨。

1400多年前，唐朝“花炮祖師”李畋為了驅逐瘴癘發明了煙花爆竹，燃放煙花爆竹的習俗流傳至今。然而，環保還是文化？這種權衡注定要持續許久，這可能也是煙花企業不敢創新的緣由，畢竟投入了成本，年末突然賣不出去，誰也不想背負這種風險。

道總有理，曾用名歪道道，互聯網與科技圈新媒體。同名微信公眾號：道總有理（daotmt）。本文為原創文章，謝絕未保留作者相關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