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互聯網模糊了物理上的國界，到底該開放和封閉的問題就一直難有定論。

最近幾個月，印度政府的眾多監管機構和部門宣布，打算對科技行業實施嚴厲的新規，尤其是主導印度互聯網經濟的美企，而這制定限制新規的靈感正是來自中國。印度眾多官員欣賞中國對公民數據的管理，以及其通過限制外國競爭來培育本土互聯網巨頭的方式，而且在印度很多人強烈認為“印度未能出現BAT,就是因為我們的政策不夠差異化”。

“雖不想建造封鎖墻，但數據是一項戰略資產”，這是印度國家電信部長的正面意思。而數據保護的“戰役”一旦打響，是細化規則還是一刀切地封鎖，或許印度的抉擇將影響到全球互聯網局勢，一如當年的中國。

印度封鎖互聯網或將成為極端情況下的選擇？

當印度逐漸成為各大互聯網企業出海掘金的首選地，孰不知當地政府和美企的力量博弈，正在掀起另一場硝煙。

今年7月份，印度當地發生了一件兩千人圍毆致死的案件，死者是一名谷歌工程師，他因分給當地兒童巧克力而被附近居民誤解為人販子，拖出車外實施暴行一個多小時后不治身亡，而這起慘案背后的根源是WhatsApp上傳播綁架小孩的虛假消息。據當地報道統計，近幾個月來印度至少有25人因為這種假新聞慘遭當地居民動私刑致死。

為此，印度電子和信息技術部要求WhatsApp開發一種跟蹤和阻止消息病毒式擴散的方法，而WhatsApp則以技術手段違反對私人信息的加密設置為理由表示拒絕，隨后印度阻延了WhatsApp準備推出的一項新支付服務。

在印度，Facebook的WhatsApp是最受歡迎的手機應用，同時YouTube是用戶最多的視頻網站，而亞馬遜為印度第二大在線零售商。直觀來看，美國科技巨頭主宰印度市場，而印度政府已經越發難以容忍，雙方不容妥協的態度，或將使得海外互聯網企業在印度市場上的處境越來越敏感。

一方面，印度積極模仿中國和歐洲，為公民建立強有力的數據保護，同時賦權政府獲取其認為合適的私人信息。而另一方面，國外游說團體已請律師事務所就印度數據保護法起草了意見書，將取消數據本地化要求列為當務之急，并稱印度政府此舉是“保護主義”。

但值得注意的是，9月初美印首輪外交和防務的“2+2會談”上，印方突然宣稱可以為美國企業設立特別經濟區，一改國內原本堅決不重蹈西方“殖民”覆轍的態度。

由此可見，相比印企“聲淚俱下”的控訴，美企在美國的支撐下看似依然強勢，這導致印度無論從立法執法還是新規制定上，都難以找尋突破口偏向本土企業。而這一矛盾一旦長久壓制，物極必反，一刀切的封鎖未必不會成為印度新的考慮，這也是為什么印度想從中國獲得靈感的原因。

不過對于“2+2會談”，《紐約時報》文章表示，如今美國國務院處理印度事務的關鍵職位仍然空缺，本次會談已被擱置了兩次，現在印度人有一個普遍認識—“莫迪不確定是否還能與特朗普達成共識”。

也就是說，印美關系的變局依然是影響這場壓制與反壓制的斗爭的主要因素，而對于印度來講，在培養本土企業的長期利益和顧及當前的政治較量之間，遲早要做一個選擇，至于封鎖墻可能會成為一個制衡的籌碼。

復制中國奇跡基本無望，封鎖將是雙重倒退

海外互聯網企業侵蝕印度本土新生勢力不假，但不可否認也正是這些外資外企的進入，激活了印度的互聯網經濟。數據統計，2017年印度的創業生態系統的總融資額為137億美元，涉及820筆交易，而在2016年和2015年這一數字分別只為40.6億美元和84億美元。由此可見，經過2016年腰斬式的資金枯竭和焦慮，印度已經重新恢復為全球最大的投資市場。

但這場哀鴻遍野的災難也直接暴露了印度經濟的最大缺陷，就是嚴重依賴外資外企。

因為國內發展動力不足、經濟水平落后，對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開放一直都是吸引互聯網巨頭的最大優勢，正如本土企業家的自嘲：“中國企業無法打進美國，而有些美國企業又在中國被種種法律法規所禁。結果最后，他們就都來印度了。”

所以一旦引入監管壁壘和政策增加不確定性，那么印度作為一個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就會開始明顯減弱，眾多像Flipkart、Ola接受騰訊、軟銀等外資投入的企業，或許沒因美國互聯網巨頭的壓制而衰竭，也會虧損而亡。換句話說，在印度本土互聯網經濟尚未成熟之前，保護主義政策對創新和增長的中長期影響可能遠遠超過任何短期利益。

其實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印度都不是十年前的中國，若印度以數據保護為名建起“封鎖墻”，不只是阻隔了全球互聯網經濟的往來和交易，也有可能將其多黨政治推向畸形和混亂的狀態，于本國民眾生活也是一種長久利益的損傷。

從印度高發的社會暴動和惡性事件可以明顯看出，印度是少數幾個民眾非常容易受到煽動的人口大國，這也是印度各大政黨相互斗爭的一個基礎。所以，如果互聯網巨頭所把持用戶數據的局面被打破，那以政府為主導建立新的數據保護則成了必然，但這并非是一件好事，所謂的數據保護難免會成為輿論控制的利器。

而一旦輿論為政黨所控，本來就容易受到煽動的民眾，在互聯網這個影響力更大的媒介上，無異于更擺脫不了被操控的命運。

舉個例子來講，印度的腐敗問題早已自上而下滲透到各個方面，2014年印度議會選舉更是成了腐敗丑聞的標簽。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委員會曾在2015年出過一份調查報告，結果顯示：腐敗已經成了印度人的一種生活方式。所以，互聯網作為監督媒體的作用彌足輕重，可一旦互聯網傳播的信息能夠被操控，那這種作用無異于大打折扣。

所以，封鎖所導致的雙重倒退，印度或許承擔不起。

印度BAT注定無法在封鎖墻內誕生

“印度未能出現BAT,是因為政策不夠差異化”，這一說法本身就是不了解我國互聯網的一層體現，其中的必然或偶然也遠非一紙政令所能解釋。歸根結底，印度互聯網巨頭的缺失，與其落后于全球互聯網經濟的腳步有很大關系，尤其是對比我國來講。

90年代我國互聯網創業興盛之初，其實距美國科技巨頭萌芽相隔不遠，隨后更是因為移動互聯網浪潮來襲，幾乎和美國同一時間踏入了移動端轉型的賽道，甚至在個別領域的模式創新已經走出借鑒路線。不得不說，這種時間上的機遇給了國內互聯網創業環境和基礎的構建，而印度錯失了起碼有十年時間。

尤其是越過PC端進入移動互聯網的時代斷裂，使得很多本土互聯網企業缺少穩固的“地基”，比如電商行業中的物流、支付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仍沒有到位。

不過最關鍵的問題是，這種時間上的差距使得同樣走得借鑒路線，但是印度本土互聯網創業還未形成本土特色的精神內核之前，就被拖入了與發展已經相當成熟的國際型互聯網巨頭的競爭中，而曾經與我國BAT競爭的亞馬遜、谷歌等企業還未曾像現在這樣強勢。

這種情況導致兩個顯而易見的后果。其一，在與美國互聯網巨頭的競爭中，印度初創公司不得不將主要精力放在尋求海外融資進行燒錢大戰上，以此擴大市場份額。這和我國互聯網各大風口之上的競爭模式相似，但是難以忽視的是，國內也在承受著規模戰所帶來的“后遺癥”，尤其是互聯網巨頭也開始反思這種發展路線的利弊。

其二，當印度本土互聯網企業被拖入燒錢游戲，必然會壓制他們對本土化創新的探索。而相反當初BAT的借鑒路線之所以能走通，主要是因為其產品創新更符合國內用戶的使用習慣和文化特點。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置于如今印度的互聯網創業形勢下，估計騰訊這種早期空有用戶、而不知如何掙錢的企業，一開始可能就死在了燒錢的起跑線上，也就不會有社交巨頭的誕生了。

由此，更嚴重來講，印度移動互聯網用戶的偏好、習慣或者消費理念，一旦都是在國外科技巨頭的影響下形成，那么淪陷的其實是印度整個互聯網文化。這種情況下，如何能誕生本土的BAT？而封鎖又能改變印度本土互聯網企業這種內在的缺失嗎？只能說，如果兵行險招，那印度整個互聯網經濟可能要面臨著全線崩塌的風險。

印度市場如今牽一發而動全身，面對互聯網巨頭的“科技殖民”，短期來看也只能忍著，不過未來環境成熟也未必沒有反撲的可能，屆時也許又是另一番局面。

歪道道，獨立撰稿人，互聯網與科技圈深度觀察者。同名微信公眾號：歪道道（wddtalk）。謝絕未保留作者相關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