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的倫敦，英法阿根廷等九國官員舉行聽證會，長達三個多小時的嚴厲問詢都對準了理查德·艾倫，而議員們毫不間斷的質疑和指責，看似是要把扎克伯格繼續缺席的憤怒轉移到這位代言人身上。

扎克伯格雖未現身，但少不了焦頭爛額，前幾日舊金山綜合醫院掀起“除名行動”，這段小插曲似乎暗示其形象崩塌避無可避。而兩個月前，同樣處在風口浪尖的馬斯克，最終以董事長職位為代價草草結束了私有化的玩笑和失誤。

大洋彼岸，劉強東和劉立榮這個冬天恐怕也好過，前者牽扯的性侵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后者則因為一次賭局徹底喪失未來。這些曾經因商業傳奇和個人魅力而備受追捧的創始人，在2018年卻一個接一個地跌落神壇。

與之打破的，或許還有創業神話所滋生、長期存留于公司內外的創始人崇拜。

神壇上的“獨裁者”

2014年底，美國最大互聯網學生教育服務平臺Chegg集團旗下的海外院校信息平臺，曾發起一項評選90后留學生心目中“最崇拜的科技偶像”的投票，扎克伯格、李彥宏、比爾·蓋茨位列前三。

榜上有名的創始人們憑借商業財富、思維理念、性格魅力等因素，在大眾心中自然而然地沉淀出向往和崇拜之情，而這種無意形成又或刻意塑造的人設，其實所創造的商業利益遠比名人效應還要龐大。

這點恐怕阿里深有體會，熱愛演講的精神教父到底給阿里輸送了多少人才，他們內部或許都不知道，但是這群人卻可能有著比旁觀者更深的創始人崇拜“情結”。就像縱然扎克伯格現在罵名纏身，員工也愿意為他遭受公眾誤解而打抱不平。不過這不全然是個人魅力，創始人崇拜更穩固的根基在于控制，在這方面，精明的創始人可謂各有心機。

2004年谷歌上市，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雙層股權結構的智慧，幾乎延續到以后IPO的大部分互聯網公司，而扎克伯格則繼續將其“發揚光大”。2017年初扎克伯格遭遇一次小范圍的“逼宮”，小股東們希望將其踢出董事會，然而這份33.3萬簽署的請愿書，卻依舊沒有阻擋扎克伯格別出心裁的C類股票發行。

2015年扎克伯格夫婦承諾捐出他們持有的Facebook 99%的股份，這被捐贈的股份正是C類股份，扎克伯格的控制權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加集中。尤其是在肖恩·帕克被逮捕、決定離開Facebook時，這位倒霉的董事會成員走之前的條件竟是讓扎克伯格繼承其席位。

隱私丑聞后，扎克伯格堅持不會卸任董事長之職，確實，公司內部沒有任何機制能逼迫扎克伯格辭職。不過馬斯克就沒有這么幸運了，他在Twitter上的“瘋言瘋語”引起了眾多投資人的擔憂，更令業內開始反思硅谷創始人崇拜的“惡果”。

其實很早之前，馬斯克的問題可能已經初露端倪，2015年《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曾撰文揭示這位“當下最偉大創新者”的另一面。文中提到，凡是能留在馬斯克身邊的員工多是兢兢業業、不問名利的那些：Space X總裁Gwynne Shotwell 、Tesla首席技術官的JB Strauble，這兩員大將都屬于忠誠可靠又永遠不會搶風頭的實干家。

同時，馬斯克堅持他個人的成功故事，而否認公共部門對其支持的重要性。在這位作者眼中，馬斯克通過夸大自我功勞而將自己捧上神壇。

馬斯克之于特斯拉，就像劉強東之于京東，在劉強東消失的80天中，外界猛然發現京東竟沒一個能在輿論扭轉上夠分量的人，偌大的京東沒有二號人物。劉強東無法放權，或許來自其事無巨細、凡事愛插手的性格，2011年左右，劉強東曾對外表示，“如果管理了十年，還不能放手，這是我的嚴重失敗”。

但是即使后來幾度放權主動離開公司，他也沒有走得太遠，連早會都照例參加。

絕對控制加上個人神話，如果說扎克伯格、馬斯克、劉強東對內形成的創始人崇拜，開始顯露出神壇上獨裁者的負面，那么劉立榮可以算是個人和公司不分的最極端案例。在承認賭博事實后，他坦言，“我創辦金立16年，在公司一直是絕對的權威，我個人沒有其他收入，難免在生活上有些公私不分、借用公司資金的行為”。

創始人在自己的國度稱王，卻未必能永遠正確，而失誤卻要更多人承擔。

人無完人，創始人的盲區和欲望

2007年利文斯頓將采訪內容匯編成出版的《創業者》，該書籍一度成為創業運動的“圣經”，在他總結的創業公司理念中，“不要為了拿到巨額融資而交出公司的控制權”，是最基本的一條。此后很長一段時間，整個硅谷進入了創始人友好型風險投資的時代。

然而，去年Uber卡蘭尼克一事打破了這種狀態，投資人和大股東開始反思，以前“只要創始人能夠給公司帶來增長，他們即便有很多的過失也都是可以被寬恕”，這種理念并沒有在卡蘭尼克身上驗證。而相比卡蘭尼克，馬斯克、扎克伯格以及劉強東、劉立榮等人的個人問題，給公司帶來的影響則更為嚴重。

他們站在獨裁者的位置上，欲望和盲區逐漸被放大，一系列丑聞正在摧毀曾經千辛萬苦經營的創始人崇拜。

或許這正是人無完人。劉立榮的一把賭癮輸掉了自己和整個金立人的全部心血，劉強東酒勁上頭進了女大學生的公寓，性侵風波導致京東20天蒸發了70億美元。賭癮和色欲，這兩種可能讓普通人泥足深陷的基礎欲望，看來坐擁財富和名聲的創始人也不能免俗。

最開始，整個硅谷的投資人都在擔心年紀輕輕創辦公司的經歷，是否會讓創始人有足夠的能力去謹慎而妥當地改變世界，但現在他們或許也要多監督一下創始人品行失格的“內在”問題。在這點上，扎克伯格和馬斯克雖不是因一時沖動的欲望做下“悔恨終身”的事，但他們對權和名的追求卻容易進入創始人盲區，變得“不喜歡聽到批評的聲音”。

2013年扎克伯格立下新年決議，他要每天認識一個并不是Facebook員工的新人，2017年他在一次“傾聽之旅”中前往美國三十多個州，希望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這些跳出盲區的嘗試，并沒有讓他的強權之風有所改變，他一面牢牢握緊手中的絕對控制權，一面又在虛假新聞、濫用數據的丑聞中表現得不容妥協。

從年初到現在，投資者要求扎克伯格辭職的呼聲日漸強勁，而據一位熟悉其想法的人士透露，他現在依然認為，更加嚴格的管理風格對于應對內部和外部所提出的挑戰是必要的。

辭了職的馬斯克也沒有因此次受挫變得“老實”，前段時間特斯拉因其為員工提供福利的方式而備受關注，馬斯克借一份報告在Twitter上再次“自吹自擂”，他說:“從來沒有人能一周只工作40小時就改變世界”，倒是依舊符合理想主義的工作狂人形象。

2018年連續不斷的創始人崇拜在危機中“塌陷”，而這多由創始人內因所致，或許這種情結終于走到了盡頭。

取代創始人？

創始人崇拜的破除，不單單是在公司危機中發生，正常情況下也有必要減弱過重的個人色彩或標簽，一種是創始人的功成身退，而另一種是對創始人的期待不被滿足。前者最典型的莫過于今年宣布辭任的馬云，以繼任者來破舊立新，或許正是應對創始人崇拜的最佳方式。

不過這個繼任者不太好當，很長時間內，在外界看來，阿里和馬云互為化身，阿里的任何舉動，都可以簡單概括為馬云的戰略、馬云的眼光、馬云的布局。故而很大程度上，這位唯一的精神領袖的過早退出，不可避免地會對阿里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對張勇來說，如何在馬云一手打造的“夢想”國度中，確立自我的權威和風格至關重要。

這點微軟兩位繼任者的成敗或許有一些啟示。2000年鮑爾默接替蓋茨，擔任微軟首席執行官，但蓋茨依舊是外界認可的微軟代言人，盡管在鮑爾默的領導下，微軟的年利潤增長了幾乎兩倍，可據一位微軟前高管坦言：“他從來都得不到應得的認可”。甚至隨著微軟在全球的影響力步步減弱，很對人將此歸咎于鮑爾默。

《名利場》在題為“帝國重啟”的長篇文章中這樣寫道：人們對于微軟的創始人總是有一種特殊的敬畏，這可是他的繼任者從未得到過的。在他們看來，即便蓋茨不能帶來解決方案，他也不會像鮑爾默那樣帶來麻煩。

當然，鮑爾默也不是全然“無辜”，他在任時，眼光更多停留在“從Windows和Office賺更多的錢”，而納德拉上任后制定了“效率和平臺、移動優先云優先”的戰略，這在今日已被證明相當成功。

繼任者要在創始人的光環下突破，卻又不會得到同等的寬容，所以他們甚至要比創始人更具能力和眼光。

而另一種情況，對創始人的期待不被滿足導致創始人崇拜“失靈”，魅族和黃章可以算是一個代表。2017年2月11日黃章現身魅族論壇寫下“我將重新出山打造我的夢想機，去迎接魅族15周年”，所有魅族粉絲們歡呼雀躍，而又一次的復出始于魅族危機叢生。

但是2018已至年底，魅族顯然沒有恢復氣力，魅族15的小試牛刀、魅族16的高開低走，都預示著黃章力挽狂瀾的努力沒有達到粉絲和外界的期待。而再看魅族內部，白永祥從淡出到離職，楊拓從重用到尷尬，李楠半年之內大起大落，黃章到最后會不會無人可用，成了魅族的一個懸念。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而一旦能力受質疑，創始人的落幕是內部精神和信仰的整體垮臺，那些從輝煌到沒落的公司，莫不是如此。

創始人初始，都天真而熱烈地認為自己在造富世界，而現在自己卻成了侵犯隱私或圖一時之快的“惡龍”，這雖不全是創始人崇拜的結果，但創始人崇拜漸趨消失，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歪道道，獨立撰稿人，互聯網與科技圈深度觀察者。同名微信公眾號：歪道道（wddtalk）。謝絕未保留作者相關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