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垃圾去哪兒了”的疑問，一直都存在。尤其是對于垃圾分類后是否真正發揮了作用、有沒有產生環境效益，公眾存有質疑。

垃圾桶開始限購了。

在上海市即將落地垃圾強制分類政策的前一周，即6月27日，記者發現一家出售干濕分類專用垃圾桶的淘寶店鋪發布了一則發貨通知：同地址、同ID限購一個垃圾桶。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簡稱“條例”）正式開始實施，這意味著上海市在進行了20多年垃圾分類倡導和探索后，進入強制時代。該條例規定，對未將生活垃圾分類投放的個人可處以50元~200元罰款；單位混裝混運，最高可罰5萬元。

猝然到來的法規，在這座擁有2400萬常住人口的城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圍繞“垃圾分類”的相關熱搜詞多次出現在社交媒體。在6月28日截稿時，最新的一次熱搜詞條為“游客在上海扔錯垃圾也要被罰”。

如果從1995年算起——這一年上海出現了垃圾分類的居住區試點，這座城市已經在“垃圾分類”之路上摸索了超過20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看來，上海市垃圾分類的水平相對比較高，準備很充分，各環節都有一定基礎。

上海只是垃圾強制分類的第一站。根據記者的梳理，深圳、北京等城市相關的法規也均已行至半途。

按照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要求，從2019年起，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啟動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到2020年底，46個重點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2025年底前，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中國“垃圾強制分類時代”已經臨近。

但“垃圾強制分類”意味著一條產業鏈支撐：不僅僅需要前端（居民端）的分類，更重要的是在居民分類投放后，回收者（中端）和垃圾處理廠（后端）是否能夠做到分類回收？

對于“垃圾去哪兒了”的疑問，一直都存在。尤其是對于垃圾分類后是否真正發揮了作用、有沒有產生環境效益，公眾存有質疑。記者走訪北京、上海多個居民小區了解到，其實居民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疑問，不太了解垃圾的去向。

“相關政策條例出臺的很快，我們還沒有完全準備好，比如設備調試，技術和工藝的升級，以及全產業鏈各端服務都要有所調整，以更好把握商機，適應政策新要求，所以目前稍微有點猝不及防的感覺。”一位環保上市公司負責人表示。

“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任何一個環節不通，都會直接影響分類的最終效果。如果后端仍是‘一鍋燉’，前端分類就毫無意義。”宋國君表示。

15天的垃圾能堆一棟金茂大廈

1.2公斤，這是上海市每人每天產生的垃圾量。按這一數量計算，上海市日均產生生活垃圾總量超過2萬噸，如果不對垃圾進行壓縮粉碎處理，每15天上海產生的生活垃圾就能堆出一棟421米高的金茂大廈。

在籌備了超過20年后，上海市政府終于決心以強制分類的方式對這幢大廈發起“沖擊”。

整個上海市都在為這一戰役做準備：全市中小學生將垃圾分類作為“開學第一課”，垃圾分類知識也已經納入了上海市初中學業水平考試。“上海出臺的條例是我看到的最認真、最先進的條例，規定的很完善、很全面。我更傾向于認為，上海是要做好這件事情的。但能否持續做下去和決心是兩碼事。”宋國君表示。

盡管如此，指望強制分類能夠起到一蹴而就的效果也并不現實。宋國君對經濟觀察報表示：“源頭分類習慣沒那么容易養成，應該在兩年內基本形成習慣，這是很艱巨的工作。垃圾畢竟沒有多么珍貴的價值，并不要求百分之百分類投放正確，60%以上正確就已經很有效了”。

上海的“熱情”也即將在其他城市蔓延。今年5月底，北京市人大城建環保委員會建議，盡快修改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依法推行垃圾強制分類，對違反垃圾分類規定行為設定相應罰則；杜絕混裝混運現象，明確“不分類、不收運”的倒逼機制。

在深圳，生活垃圾分類投放規定的草案已完成向社會征求意見，目前正緊鑼密鼓地推進相關立法，規定個人未分類投放生活垃圾，拒不改正者可處罰款500元~1000元，與此前相比，提高了10倍。

“全國各大城市紛紛出臺相關條例，為垃圾分類工作在全國展開提供了示范。目前無論是理論上、實踐模式上，還是從立法及國家戰略上，垃圾分類的條件都具備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員程會強表示。程會強長期從事固廢、生活垃圾等相關問題研究。

在政策的背后，一個現實的問題也已經顯現：快速的城鎮化，已然讓生活垃圾的處理成為了城市管理者的“心病”。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城市生活垃圾每年超過1.5億噸，并以每年8%~10%的速度遞增。全國688座城市，除縣城外，已有2/3的大中城市遭遇垃圾問題，城市每年因垃圾造成的資源損失價值在250億~300億元。

公眾的疑問

愛芬環保聯合創始人、社區“垃圾分類”專業顧問郝利瓊對經濟觀察報表示，當前“垃圾分類”最大難點是強制力量的缺失，沒有真正有效可執行的法律來規范和約束公民行為。

一方面，“垃圾分類”需要長期對公民進行教育和動員，政府部門做好整個垃圾收運和處置系統；另一方面就是增強法律約束，建立嚴格的監管機制，嚴懲違規行為。

郝利瓊認為，目前最緊要的是讓居民切實具體地學會如何進行垃圾分類，了解垃圾的去向，包括收集、轉運、處置各環節，以及產生了怎樣的環境效益，清晰認識到垃圾分類的巨大益處以及他們為環境改善所做出的貢獻，這就不至于剛一進入強制時代，就感到困惑甚至恐慌。

公眾的困惑并不僅僅局限于“垃圾應該怎么分類”，他們更想知道的是，“分類后的垃圾到底去哪了？”

今年5月31日，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一份《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調查報告（2019）》顯示，超九成（92.2%）認為“垃圾分類”對于保護我國生態環境是重要的，但僅三成（30.1%）認為自身做得“非常好”或“比較好”，70%受訪者做得較差。主要原因有二：超六成受訪者以“小區沒有分類垃圾桶”為由；近六成受訪者認為“垃圾集中轉運不分類，所以沒必要分類投放”。此外，“不知道怎么分類”、“不了解分類后垃圾處理進度和結果，沒有成就感”，人數分別占比36.5%和34.5%。

“公眾肯定要問后端是怎么處理的，會打一個問號。”宋國君說。

“廚余濕垃圾要變成肥料，產業鏈完善嗎？都準備好了嗎？不只是建幾個濕垃圾處置廠就行，更重要的是對肥料本身質量進行控制，確保重返土壤。

可回收行業需要大量企業來吸納和消化前端所分出來的垃圾，不可能只是幾家大型國企就能干成。而且也需要政府進行合理的補貼。”宋國君說，垃圾分類后，填埋和焚燒的量少了，也面臨一些問題，比如爐容量很大，現在只燒一半，工藝不適應，無法正常生產，成本太高等。

即使對于已經在分類垃圾回收上布局已久的上海市，回收能力要完全匹配依然有一定的壓力。截至2018年底，上海市日均生活垃圾清運量中約4000多噸為濕垃圾。

上海市綠化市容部門預計，今年上海日均分離出濕垃圾量將達5000多噸，比去年多出上千噸；2020年的濕垃圾量可能會在2019年基礎上繼續增多。根據上海市相關規劃，到2020年底，上海濕垃圾資源化處理能力要提高至7000噸/日的水平。

新時代證券環保行業分析師邱懿峰在接受采訪時表示，7000噸/日左右的目標，相當于在兩年內，上海市濕垃圾處理能力要翻倍。

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楊殿海表示，上海在垃圾分類的中端、末端產業鏈，也不是很成熟，但也一直努力在做。現在運輸環節和末端處置基本已經分開了，能做到不同垃圾運到不同的處置工廠，就是在源頭上還需要進一步把控。

6月28日，一位環保上市公司負責人在成都“2019中國環境產業高峰論壇”上對記者坦言，相關政策條例出臺的很快，還沒有完全準備好，比如設備調試，技術和工藝升級，以及產業鏈各環節服務的調整等，所以目前稍微“有點猝不及防的感覺”。

兩毛錢的差價

在垃圾強制分類回收尚未完全鋪開之時，已經有一些企業開始在其中尋找商機。記者從支付寶客戶端發現，在其中已設有“回收分類”服務，包括生活垃圾、大件回收、廢舊家電等服務選項，居民在網上下單后，會有專人上門回收，規定在5千克以下暫不回收。

垃圾分類并不僅僅是居民需要準備的事情，從政府政策、中端的回收轉運到后端的垃圾處理，整個鏈條都需要做出調整以容納這個龐大的計劃。

王建明是華新綠源環保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做垃圾分類已有很多年。其所在的華新環保主要是在北京亦莊、天通苑等一些小區免費給每戶送垃圾袋（籃），居民分出可回收垃圾后，按市價給居民一定費用、物品或返還積分。

王建明從中所能獲得的僅是兩毛錢差價。他說，每天能回收20噸左右紙板，從個體小商販那里買廢舊紙板是0.8元/斤，從居民手里買0.6元/斤，但小區一天也收不了很多。況且投入成本較高，如要提供大量回收箱、編織袋，每個小區設有宣傳引導員，并且配有車輛、稱重系統及分揀打包場所或倉庫。

“這些都是成本，而且沒有政府補貼。”他告訴記者，“我們一直不斷在做這些事，整個是一個系統，投入人力、工資、設備、網絡平臺等，成本壓力很大。”

一位長期研究生活垃圾處置問題的專家解釋說，廢品回收不同于其他上門服務業，單價低且人工成本高，即便“燒錢”也難以為繼。

王建明認為，正規企業要做垃圾分類回收，最好能夠免稅，減輕企業成本壓力。對于小區內宣傳督導，政府也應給予一定資金支持。同時必須有很好的組織形式和法律約束，明確物業、街道辦、城管委等部門各自職責，接受相關監督和考核。

邱懿峰表示：“其實現在生活垃圾分類回收市場還不太成熟，做得仍比較淺，今年以來隨著政策的持續發力，垃圾分類進入強制時代，才開始真正進入快速發展通道。”

在邱懿峰看來，整個市場空間是非常大，整個固廢產業鏈發展都很可觀，包括從前端環衛運營到中后端垃圾處理，都是有比較好的投資機會的。

而作為垃圾分類最終的節點，在成為“好的投資機會”之前，垃圾處理廠本身尚需要經歷一些調整。

“后端的政策和前端分類恰好出現了一個誤差，現在后端是從量補貼，而非從質補貼，即處理垃圾越多，獲得國家補貼就越多，從企業利益考慮，后端不希望前端分類。甚至有些垃圾處理廠出現往紙質垃圾里澆水稱重的現象。”程會強表示。

在程會強看來，后端分類處置環節要改變現行政策，變為分類考核，比如適合填埋的垃圾，以總量減少為評判標準。原則上分類就是一種減量化處置，這將減輕后端處置能力不足的問題。

“以后也可成立垃圾分類專項基金，把前端、中端罰款集中起來，再以補貼或獎勵形式返還。對后端處置企業，要按分類質量和資源化產生程度進行補貼。從源頭上加強監管后，會形成良性機制，更多激發市場活力，通過經濟手段、公眾監督，實現全方位、全鏈條、全體系的垃圾分類處理。”程會強告訴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