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考慮收入和面子，你最想從事什么工作？”

這個話題下的豆瓣網友，很多選擇了“自由職業”。然而在他們置身的現實中國里，自由職業依然被視為“穩定”的對立面，是“有錢任性”的選擇，是中年危機下不得已的嘗試。

北京、上海、深圳率先嘗試自由職業的年輕人，常被問的是：更自由了嗎？怎么養活自己？未來怎么辦？

而他們都問過自己的問題是：工作，到底是為了什么？

1. “那地方只有一個假德克士，我圖什么呢？”

阿鯨現在每個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P工資條。“給我媽，她不知道我早就不上班了。” 在咖啡館一坐下，她就開始講自己自由職業的經歷。

她短發，寬松白T，戴著一副大鏡片的圓框眼鏡，滿面笑容，有旺盛的傾訴欲。

2018年底，阿鯨就不上班了。辭職的理由很“任性”，部門要被派遣到大廠鎮去，她在地圖上一搜：那地兒只有一個假的德克士，我圖什么呢，算了吧。

阿鯨的工作其實算得上輕松。2017年11月起，她開始在一家互聯網公司的動畫部門做實習編劇，畢業后轉正。彈性上下班，同事單純友愛，公司“二次元濃度”高，戴假發、穿洛麗塔服裝、趿拖鞋都沒問題。

但阿鯨常在上班時突然精神崩潰。

精力常常被過多無用的事情消耗了。阿鯨現在說起來都帶著怒氣：“擬一份合同，要先拿給法務審，法務審完了主管審，主管審完了總監審，總監審完了總經理審。”

她給自己的定位是創作者，工作卻被一板一眼地量化，每天寫多少個字，都要在周報上體現出來。她受不了這些“表面功夫”，但在公司這樣的龐大系統里，必須做這樣的事來體現工作量。有同事就堂而皇之地寫上“讀者群維護”。可維護什么呢，“那個讀者群里根本沒有多少人講話”，根本沒有維護的必要。

去年三月，男朋友洗完澡從浴室出來，看到阿鯨正捂臉痛哭，問她怎么了。她哭著說：“我論文格式不對。” ——很小的事情都會壓垮她。

三月了，畢業論文還沒寫完，又要上班，又要交稿（那時她手上還欠著外面接的編劇活兒），她開始失眠。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著，她就起來干坐著，或者去陽臺上抽煙。邊抽煙邊嘆氣。

這個一臉陽光、單腳踩著滑板車出現在我面前的女孩，打開微信，在搜索欄輸入“不快樂”，跳出來的都是她上班時發給朋友的吐槽。“新的一天，新的不快樂”。

有一次她連續兩天沒睡著。學心理學的朋友擔心她，你這種程度，就算不是焦慮癥狀，也至少有焦慮情緒，應該去找個心理醫生疏導一下。

心理醫生建議：你一定要把時間分解，強迫自己每天至少找十分鐘的時間，做一些沒有意義的，輕松的事情。

連續一個月，每晚睡前，阿鯨會走到男朋友面前唱一首兒歌。她感覺好點了。

但心理調適只能幫助她緩解情緒，改變不了根本。下雨天，堵車兩個小時打不到車，眼看就要遲到的時候，阿鯨又在崩潰邊緣。

她變成了那種戾氣很重的人——頻頻向打車平臺投訴，氣勢非凡：電話打過去，不給對方寒暄的機會，上來就表明立場，“好，我們就不要那么多廢話了，我們來解決問題”，一股腦把問題說了，再立刻給對方定下期限，“你一定要在中午12點前答復我”。

2018年7月，阿鯨畢業，才當了一個月正式員工，部門就因結構調整，打算把員工派遣去大廠鎮的影視基地。

她辭職了，“不想吃假的德克士”。

整整兩周，她什么事情都沒有做，才感覺活了過來。

在電影學院念書時，阿鯨就在培訓機構兼職做考生培訓。上一小時課收入500元，她一天能上9小時，一天4500元接近她上班一個月的工資。

“我想著我努力一天就能掙夠在公司一個月的工資，也就沒那么慌了。”

不上班后，阿鯨感覺整個人松弛了下來。她已經很久沒有打電話投訴叫車平臺，還開始留意身邊有趣的事。

整個人的五感仿佛蘇醒了。

有段時間，她寫靈異類漫畫，半夜寫著寫著，背后突然傳來說話聲——那是她男朋友，“睡得死豬一樣”，“說夢話就算了，還呵呵笑”，她津津有味地想，“很奇妙”。

她甚至有閑心坐地鐵，觀察形形色色的人。一次，阿鯨看見一對老夫妻，爺爺用輪椅推著奶奶，在換乘車道里飛快奔跑。跑了一段，倆人突然停下來，換了個個兒，奶奶推著爺爺跑，竟然也跑得很快！阿鯨哈哈大笑：等我老了，有人這么跟我玩兒也挺好。

還有一次，出門趕上早高峰。地鐵擁擠，人跟人靠得近。旁邊那男孩“一看就是程序員”，禿頭、背著瑞士軍刀牌雙肩包，一身皺巴巴的格子衫，滿臉青春痘，那只舉著錘子手機的手艱難地從肩膀一側伸出來。她看到他在便簽上寫：“大城市的地鐵，讓忙碌的人們變得寬容”。

她感覺這些無用之事滋養著她的創作。

一天的創作通常從深夜開始。寫劇本前，一定要先“摸魚”。刷刷微博、跟朋友們聊天找找手感。過了12點，眾人陸續睡去，四周安靜下來，她像預備冬眠的熊，找一處舒服的地方——有時是貓窩，有時是書桌，坐下來，打開一包奧利奧，用死甜死甜的餅干提神醒腦，埋頭寫至次日上午6點。

卡住的時候，阿鯨就去切土豆，切完一顆土豆，劇本情節也就出來了。

本來想先休息一陣再找工作，可過了一段時間，她發現，“休息蠻開心”，那就不上班了，正式地成了自由職業者。每個月她也有量化的事情需要做，那就是用Photoshop給媽媽P工資條。

2. 賺到人生第一個200萬，“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屠艷對職場的懷疑，也源于很小的瞬間。

2013年，她在上海的日企上班，22歲的她被招進去，頂替懷孕的女前輩崗位。休產假前，30多歲的女前輩每天都很忙，但她休假后，領導們立刻開始討論她未來的職位問題。屠艷想，等自己30多了，可不想繼續擠地鐵，繼續被品頭論足。

很快，屠艷就成為干將，沒人再想起那位前輩。

2015年，屠艷進入另一家主要負責組織策劃企業文化活動的日企。她依然熱血，公司9點開工，屠艷堅持7點多到崗，一直到晚上8點多。有時活動臨近，夜里開會，她就要工作到凌晨一兩點。

2016年，公司接下一家大公司一場5000人的大型活動——這是屠艷經手的規模最大的活動。她成了主要負責人，帶領3個日本員工，一個月加了200小時班。在家的時間除了睡覺，就是洗澡，然后繼續回公司工作。

活動當天，幾十家公司被聚集在體育中心。中途突發意外，“啪”一聲，全場展位斷電，屠艷很崩潰，不得不讓主持人當場宣告：“由于會場的原因，這里不能用電了。”

精心籌備數月的活動意外終結。活動結束，眾人去慶功，屠艷沒去，回家蒙頭睡了一覺。隔天醒來，她腦海里冒出的字是“都沒有意義”。

她徹底提不起勁兒，走在路上，神情渙散地想“工作到底是為什么”。她的老板，那位彬彬有禮的日本人，對她說，屠桑，你回去休息吧。

兩周后，她辭職了。定了一張飛往云南的機票。

在沙溪古鎮的小河邊，屠艷站在橋上，看著流水從腳下汨汨地流過、遠處房屋燈光閃爍，感動得淚流滿面。“我這個哭是收獲了正能量的哭，生活可以是這樣的，并不是像我之前那樣的”。之前，她是一根過于緊繃的弦。

決定成為自由職業者，很多人第一反應是羨慕“自由”，接下來最關注的就是實際問題，不上班了，怎么活下去呢?

這也是屠艷一開始最不確定的。

她先是充滿熱血和浪漫，在五原路開了一家美甲店，每個月都在店里舉辦主題活動，象征性地收19塊錢，但店每個月都在虧本。

2018年，屠艷走進公園，陽光猛烈，她攤開自己，暴曬20分鐘。

她下定決心把經營不善的美甲店轉讓出去，做回能養活自己的老本行——為日企舉辦活動。她定了KPI，2018年收入起碼能與上一份工作持平——月薪1萬7。

她將手頭的資源羅列出來，每天打10通電話：自己離職了，現在單干，假如方便，想當面拜訪。意料之中，多數人拒絕了她。但只要有一個人同意見面，就可能是大單，夠她干的。

每一封發出去的郵件，屠艷都帶著日企員工的細膩，真誠講述自己的創業初心，與對方回憶共同經歷的過往，寫下一些溫暖的小事。

2018年6月，屠艷就接到了第一場活動——一個政府機構三四百人的大活動。意外的是，第一個找她做活動的客戶，是她過去美甲時認識的。

第一次見面，雙方聊了一個半小時。會談結束，屠艷已經把活動框架確定了下來。對方很驚訝，這個年輕女孩竟然如此高效。此后，這家機構將相關活動都交給了屠艷。日企的訂單也實現零的突破。

這些訂單，屠艷全找自由職業者合作，盡可能降低成本。做自由職業之后，屠艷才發現這個群體已經很大。社交網站是很多人展示自己文章或設計的主要平臺，認識一個，就會認識一群。

屠艷一眼就能看出誰更靠譜。一是是否有條理，二是約定的事情是否會在約定的時間內給答復。此外還有對細節的處理。比如，兩個同樣做設計的人，一個交了作品，還有一個，在作品之外附上自己的想法詮釋，那她會更傾向與后者合作。

她給我看了她的日程表，密密麻麻，各種顏色的筆標注著不同活動的節點，幾乎沒有空缺。最夸張的2018年10月，她一天要趕三座城市。到了年底，屠艷一算，她完成了200萬業績，扣除成本，利潤遠遠超出她為自己定的KPI，“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3. “給我1000萬或者讓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個外星人，我會選擇后者”

在2018年2月發起“100個不上班的人”獨立采訪計劃后，林安發現，選擇不上班的人，氣質相近——都不安于現狀，喜歡做有挑戰的事。“他們自由地選擇喜歡的事，并且能夠養活自己，我很向往。”

不論是被動還是主動，大部分自由職業者是從厭倦過去的工作狀態，再也不能安心地“裝模作樣”開始的。

成為獨立游戲開發者之前，太昊已經在游戲行業創業十多年。公司規模最大時有五六十名員工，但太昊不想再堅持下去了。

“大部分游戲表面上免費，卻在過程中設置了很多收費點，建個建筑，要么花20小時，要么花鉆石，花錢無上限。商業游戲的結構變成99%的玩家耗費時間，1%玩家投入巨額金錢。為了牟利，公司就要向這1%傾斜，游戲已經不再是我所理解的狹義的‘游戲’了”。”

他變得分裂。和一幫獨立游戲圈的朋友在QQ上破口大罵無良商家欺騙消費者，賺取黑心錢。罵完，QQ一關，繼續為“無良商家”寫代碼。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兩三年，他決定退出，成為獨立游戲開發者。

在周圍人看來，太昊大概是個失敗的創業者，創業多年竹籃打水。但他做起一直想做的事，自由地構建自己的世界——一個美麗的桃花源。這里有土地、流水和房屋，隨節氣變化而變化。桃花源過一天，外面的世界過一年，因此，每隔一段時間，外面的消息就會傳來。朝代更迭，技術演變，桃花源的村民也不斷提高生產技術。

獨立游戲需要很長時間的無收入狀態，十之八九的人因各種各樣的現實因素放棄了這條路。

太昊很感謝媽媽又一次支持了他，每個月在經濟上給他補助。多年以前，媽媽曾支持他干了另一件事——“出柜”。“你媽媽出國留過學，還看過同性戀游行，這都不是事兒。”

和太昊在同一座城市的小春則是“不適合上班的人”。

自從第一次辭職后，她辭職的速度越來越快，上班的時間是以“周”計算的。朋友們總是打趣：又辭職啦？這回干了幾周?

辭職背后是深刻的迷惘。

她在北京做撰稿人，從一家新媒體換到另一家。她發現，她并不相信自己筆下的東西，不喜歡追逐熱點，不認同新媒體的寫作方式。

上班最難受的時候，她學會了喝酒。下班后喝到舌頭微微打結，精神介于醉與清醒的臨界點。第二天早上喝一杯咖啡醒神，反正工作就是“在電腦前裝模作樣”——“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啥。”直到她給HR發微信說：告訴你一個噩耗，明天我不去上班了，以后也不去了。HR很冷靜，用見慣不怪的語氣回復：好吧，那來辦一下手續。

每次辭職，小春會去公園無所事事地坐上半天。錢花光后，她會繼續投簡歷，面試，找一份新工作。

“我也知道自己的行為里含有逃避的成分，不上班的時候，一邊百無聊賴地躺在床上，一邊勸說自己要走出去，去做28歲的人該做的事，去工作、談戀愛、結婚、買車、買房，去做一個積極的人，每天做有意義的事。可是到底什么是意義啊?”

自由插畫師青松則是那種討厭“規劃”的人。

他會因為“合作吹了”而歡欣雀躍。“如果真的跟他合作，那我這一個月都要畫畫，而且時間很趕啊，沒合作我很開心啊。我這一個月又可以睡覺、天天玩了”。

過去，在設計公司上班，他每天口袋里揣著本子，隨時隨地畫，在路邊畫，在飯桌上畫，在旋轉木馬上畫……

辭職那一天起，他就進入想干嘛就干嘛的狀態。曾有一位名企的策劃總監幫青松做過職業規劃，大方地將生意場上的秘訣傳授給他，向他保證，照他的方法，青松每年能輕松賺取幾十萬。“但是我不聽啊，因為我覺得有目標很麻煩，我喜歡每天無憂無慮地生活。

4. “現在，哪個企業敢說我管你一輩子，它敢說，你敢信嗎？”

因為脫離了主流人群，“自由”有時候會帶來更大的焦慮。因為你一個人就是一支隊伍，決定方向，也為結果負責。未來會怎么樣？會不會徹底失去職場競爭力？和身邊人的比較帶來的內心波動……每個自由職業者都要面對各種不安。

阿鯨為自己設定的目標是，寫出自己想寫的劇本，她一直想寫一部細膩的家庭故事。為此，她得先干很多不“自由”的事兒，比方給一家公司寫小說改編影視評估，被迫在網文網站上看了很多男性向的YY小說，一邊看，一邊翻白眼：“憑啥這東西也配改編成影視作品？”

她還要學會獨立面對很多創作之外的事情，比方作為一個小乙方，如何捍衛自己的權益。

這兩年，影視行業突然進入“寒冬”，項目做著做著就黃了。她曾幫朋友討薪，去勞務市場請了一位東北大媽。大媽告訴她，他們村有個習慣，用菜刀剁案板罵人，一邊剁一邊罵。

他們把甲方公司老板的名字告訴了大媽。于是，每天上午，人公司一開張，大媽準時帶著菜刀和案板報到，在門口一邊剁一邊連名帶姓地罵，罵了三天，討回那筆錢。

她更深刻的焦慮是：自己到底適不適合寫作。這個問題反復折磨她。她常常自問，30歲之后我還能接著寫嗎？我究竟有天賦嗎？她積極參加各類編劇比賽，想以此證明自己，緩解焦慮，“但其實蠻飲鴆止渴的”。

屠艷的問題則在于，不上班后，反而比過去更累了。

實際上，“過勞”是很多自由職業者會面臨的問題，因為害怕失掉一個客戶就會失掉未來合作的可能，自由職業者一般盡量不拒絕甲方。這會導致有時候活兒全堆到一起，只能硬著頭皮上。

2018年11月，屠艷在地鐵車廂內暈倒了。當她從地上被人扶起時，她感到耳邊生疼——在她倒下的一瞬，尖利的耳環刺進了完好的肉里。此前她已經開始大量脫發，成天戴著帽子。

有人卻閑得害怕。當獨立攝影師邢鐵軍意識到，自己可以連續三四天不出門時，他感到非常恐怖。“待得住”意味著沒活干，今天沒活干，明天沒活干，雪球越滾越大。

2019年最夸張，4月初到5月底，整整兩個月，他一共只接到四個拍攝，每個月工作10天就到頭了。當一個人有大量的時間可以揮霍時，未必是好事。“我就是太缺累了，我這閑的，那個價值感簡直就……”長期不與人交流，邢鐵軍有些語無倫次。

自由撰稿人小春則有時候感覺房間像墳墓一樣把她困住了。每當到了某種極限，她又瘋狂地想回去上班，憧憬擠進光鮮亮麗的寫字樓、996但高薪的大廠——在自由和上班之間反復徘徊，是很多自由職業者的狀態。

盡管自由職業有很多不安，但“不上班”的吸引力依然很大。

2018年2月，林安在豆瓣上寫下“100個不上班的人”第一個故事，這篇文章就被推上首頁，很快，有一些出版社找到林安，希望幫她出書。“我才知道，原來有很多人和我一樣，暗暗憧憬著另一種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她也發現，更多的自由職業者正在試圖尋找同伴，尋找組織，尋找歸屬感。

“僅一代人之前，大部分人還都希望成為全職員工，做穩定的全職工作，整個職業生涯不跳槽或僅跳一次槽。而今天的人們很少可以沿著這種預先確定的職業階梯慢慢向上爬。”《零工時代》作者戴安娜·馬爾卡希在書中寫道。

阿鯨的媽媽是那種最傳統的中國媽媽——在安徽蕪湖的電廠工作了一輩子。她入廠時在廠里種下的那棵樹，現在比阿鯨年齡還大。

她對女兒的期望始終是穩定：學個財會專業，進入電廠，找個電廠的男人結婚，過一輩子。

阿鯨說: “時代不一樣了，過去國企可以管你一輩子啊，現在，哪個企業敢說我管你一輩子，它敢說，你敢信嗎？”

對她來說，只要把錢揣口袋里、能把控未來3年的生活就不錯了，未來太遠了，想太多沒有意義。但她知道，不能一下子強求媽媽理解自己的選擇。她還是每個月老老實實P工資條給媽媽看，告訴她：“我在北京上著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