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隊的夏天》火了一夏天，也讓新褲子、海龜先生、痛仰、刺猬、面孔等幾十支樂隊出現在普羅大眾的視線里。

每周六晚上，他們總是會小小的刷一下屏，不少被刷屏的人嗟嘆：“看樣子真的已經到了中年了。”很多人喜歡新褲子，因為彭磊的“毒舌”以及他們對音樂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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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是 3 號屋，新褲子是 4 號，兩支樂隊的排練室門對門。坐在大廳等待時，只能聽見 3 號屋的聲音：子健唱著一首何勇的歌，聲音毛糙、高亢，偶爾傳出歡快的藍調口琴聲和石璐常被人誤解成 rap 的念白。

我扭頭對一同采訪的同事說：真好，幾首歌下來，刺猬從中年危機又唱回了少年心氣。真挺好。

這是工體附近一棟老式寫字樓的地下三層，電影《房間里的舞蹈》中，導演彭磊曾借故事主角，一個來北京打工的文藝女孩之口，說過這么一段話：“我現在住在一個便宜的地下室里，每月不到四百塊錢，但是每天感覺就像睡在一個罐頭里，又潮濕又陰冷。這里是地下的三層，到地面差不多有十五米的距離。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在這個地下室死了，估計好久都不會有人發現吧。”

可現在的彭磊沒有這種北漂傷痕文學式悲天憫人，盡管這里的確離地面差不多十五米，也的確潮濕陰冷。

由他擔任主唱的新褲子剛為下一輪《樂隊的夏天》排練完，我還未見其人，就先聞到走廊里那張著名的碎嘴開始叨逼叨：“我，我跟你說啊，雖然他是個做互聯網的，他對互聯網的了解，絕對比我差遠了。”

這話看上去挺狠，但配上彭磊有氣無力拖拖拉拉略微大舌頭的語調，只會讓在場的人覺得好笑。

對他個人和整個樂隊來說，這種絮煩的表達方式是把雙刃劍：有的觀眾會因此覺得彭磊可愛幽默，也有人會覺得他不過是個常常嘴瓢的小眼鏡；還有些言論被拿到互聯網上遭人曲解，讓他背負些子虛烏有的罵名。

而更多時候，像王小波的小說一樣，豐富深刻的內涵被本身就足夠智慧、足夠有趣的形式所遮掩，變成標簽化的智慧、標簽化的有趣、標簽化的詩性正義。

如果說李志的歌、顧城的詩像是一盤滋滋作響的牛排，你一眼就可以看出創作者的靈感來源和苦苦掙扎，王小波、新褲子更像是為你呈現一塊蛋糕，蛋糕凝聚了他們的心血，受眾吃起來也既享受又有營養，但很少有人去追究蛋糕各部分的來源是什么。

彭磊有顆像王二一樣純而不良的心，像個悶騷文藝的中學生，平時在講臺底下做著白日夢嘰嘰咕咕胡言亂語，老師一叫他起來回答問題，他就故意說些不搭調的話，以為能討大家的喜愛和女生的歡心。但他又不是那種令人討厭的家伙，反倒因為看起來弱，惹人憐愛或欺負。

另一個將彭磊與嘩眾取寵區分開的，是他節制的坦誠。下午采訪完之后，我們又隨新褲子前往 GQ Focus 的對談現場，百來號人坐在臺下，樂隊和 GQ 的何瑫坐在臺上。

兩個小時下來，何編輯問的問題和我們差不多，幾名成員的回答和幾個小時前回答的也差不多——卡在這個節點問新褲子，每家媒體能做出的提綱都大同小異：樂隊風格轉變與個人或時代情緒的關系；對中國獨立音樂的看法；與大眾綜藝、社交媒體間的沖突和磨合；諸如此類。

有趣的是彭磊幾個不一樣的表達。GQ Focus 的對談上，講到下一步的音樂計劃，彭磊說要玩 R&B 和 hardcore，引出全場歡聲笑語，彭磊也只跟著笑笑不說話。在互聯網的討論中，一名女生略帶嬌嗔地說彭磊這是“滿嘴跑火車”，就愛看他“一本正經胡說八道的樣子”。

但在更為私密的采訪里，他會詳細地說自己想做 R&B 的動機：最近在聽 Blood Orange 的歌，對西方黑人音樂家的前衛表示贊嘆，只可惜音樂審美超出了音樂能力，試圖學習但尚未成功。

多年前，新褲子從朋克轉向新浪潮，或者從新浪潮轉向“土搖”時，遭遇的回應大抵相同。

世紀之交他們受英國 synth-pop 浪潮感召，想做合成器音樂，但當時市場狀況是金屬風格的打口碟賣到五六十一張，而 New Order 只能賣到五塊，Pet Shop Boys、Depeche Mode 更是成箱出售都沒人要。可想而知，2006 年的《龍虎人丹》是多么石破天驚。

但這種音樂與理念上的銳意進取被新褲子無害、時尚的行為方式掩藏，最后就像彭磊說自己要做 R&B 一樣，實話被當作笑話看，等到作品真正面世的那一天，受眾又只顧著追隨不去回想過程。

這也很像王小波作品的遭遇：在輿論場上，它們迎合的不是作者理念和實踐上的同行者，而是精英中產階級俏皮、機智、獨立的自我想象。正如人大文學院教授、《中國在梁莊》作者梁鴻在《王小波之死》中所說：

“王小波熱與世紀末的陳寅恪熱，顧準熱一樣，所遭遇的不是政治強有力的否定或禁忌，而是市場話語的強大銷蝕力。最后，雖然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了精神傳播之形態，但只是一個殼，真正的精神變為了時尚元素，成為青年消費文化與標榜自我的一個象征符號……

“王小波的自由生存方式，雜文的犀利與常識主義及對權力體制的反諷都使得他獲得超越于一般意義知識分子的資本與自由度。媒體精英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但是，其內核的驅動力卻是不相同的，他們是為了尋找作為一個階層的身份認同與精神認同，與整個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變遷是共生的，是工業社會中新興階層對自我認知的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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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時的一段時間，我也曾瘋狂迷戀王小波，閱讀他的小說、雜文、書信，試圖在“王二”身上找到自己的人格投射。

但看到《白銀時代》最后幾頁時，我對這位懷有強烈人文關懷的作家到底是不是與自己完全契合產生了懷疑：

“在花店里，有個穿黑皮短裙的女孩子對我擠眉弄眼，我沒理她。后來她又跟我走了一路，一直追到停車場，在我身后說些帶挑逗意味的瘋話……最后，她終于攔住我的車門，說道：大叔，別假正經了——你到底是不是只鴨？我悶聲喝道：滾蛋！把她攆走了。這種女孩子從小就不學好，功課都是零分，中學畢業就開始工作，和我們不是一路人。”

最初我還安慰自己，說這不過是小說片段，并不能代表作者觀點，而他所謂“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也只是一種對智慧的強調。但讀到《文化之爭》時，我不得不承認，王小波這面自由主義的旗幟背后確實存在對智力與知識的等級化價值判斷，追隨羅素那種英式經驗理性，而非反主體主義的福柯。這并不錯誤，亦非狹隘，只不過折射出我們不同的精神涵養。

對于那時的我來說，更吸引人的是萬能青年旅店“魚王還想繼續做魚王／可海港已經不知去向／此刻他醉倒在洗浴中心”“傍晚六點下班／換掉藥廠的衣裳……用一把假鈔／買一把假槍”，或者《冀西南林路行》中以太行山采石業為背景的“前進的泡影”。

單位、體制從內部看是如此穩定，讓我和父輩賴以生存其中；從外部看又是如此不堪一擊，經受不住思想觀念或世事變遷的沖撞。石家莊的搖滾之聲，憑借相似生活經驗，激起了一個中部省會城市少年的共情。

而新褲子核心成員彭磊、龐寬的成長背景則與王小波相似，作為北京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他們在童年見證了父輩面對一個新時代的欣喜與不適。

對于王小波的父親王方名來說，欣喜的是知識分子終于與中央權力產生了連接，他 1911 年出生在四川一個大煙商之家，接受了正規教育也受到了革命熱情感召，奔赴延安卻只能在抗大當個教書匠，直到 1949 年后，才得以調入高教部，還被主席接見。

不適的是，1952 年他憑借一腔熱血寫信給中央批評組織問題，給全家帶來了“晴天霹靂”；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園》里還寫過，自己十三歲的時候氣氛緊張，父親把所有不宜擺放在外面的書都鎖在一個大書柜里，包括奧維德的《變形記》、朱生豪譯的莎翁戲劇，甚至還有《十日談》。

對于彭磊、龐寬的父輩來說，欣喜的是知識分子終于能掙到錢，70 后的彭磊說小時候自己家和周圍人一樣貧窮，直到八十年代漫畫家父親彭國良在《幼兒畫報》上連載《小狗乖乖》，屋子里才搬進了彩電和冰箱。

不適的是，他們習慣的話語體系也隨著商業力量發展漸漸遠去，十五年前紀錄片《北京浪花》中對兒子樂隊不屑的龐寬父親，到現在也沒搞懂兒子做的是什么音樂，他還是更習慣聽蘇聯老歌；彭磊母親聽說兒子要上電視了，讓兒子找給她看，但彭磊很清楚母親思維中的音樂節目是春節聯歡晚會式的一首接一首而不是大眾綜藝式的唱三五分鐘歌嘮半個小時嗑。

這種自尊與自卑并存的心態給了王小波和新褲子相同的精神底色：在精英主義與平民主義之間，他們對政治權威或商業精英不屑一顧——當我拿龐寬多年前對媒體承認的“新褲子擁有精英意識”去問樂隊時，彭磊笑得合不攏嘴，說“我們要真有精英主義色彩，當初咱倆就不搞樂隊，去中關村租個房做新浪該多好”——但卻崇尚智識，追尋前衛，先把知識分子的姿態放低，再把知識分子的內涵拔高。

那首大獲成功的《花火》改編，彭磊并不認為新褲子改得有多好，只不過抓住了“主歌低八度，副歌吉他失真高八度”的“中國選秀審美”，并對原曲結構進行優化制造了四個情緒爆發點。

究其原因，還是他們“讀的東西多，頭腦和邏輯清楚”。能做到這樣的樂隊在中國并不多，龐寬覺得重塑算一個，而他們那輪的對手反光鏡，在彭磊看來“就不是這么來優化歌曲結構，所以一個炸的點都沒有。”

對了，在 GQ Focus 的對談上，彭磊又說了相似的話，只不過把“反光鏡”換成了“痛仰”。

這樣的態度也體現在《彈著吉他的少年》上。寫這首歌的時候《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剛大獲成功，樂隊固然是為了市場反響才從新浪潮轉向這種“土搖”風格，但也沒想到效果這么好。

彭磊說，欸，這個好，咱們再寫一首差不多的吧。他覺得《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中知識分子的東西還是多了一點，就想把自己放得更低，以身邊朋友丁太升為原型寫了《彈著吉他的少年》。

至于丁太升本人，彭磊現在將這個“來自農村的少年”歸到“頭腦和邏輯不清楚”的那一類，半嘲弄半開玩笑地評論道：“話都說不清楚，還要當作家。”

到了副歌“叫喚”的部分，彭磊試了試之前那種，又嫌太正了，便以左小祖咒和謝天笑為參考對象用了一種更土的咆哮法。

最后出了成品，彭磊很不滿意：“《彈著吉他的少年》是垃圾，是口是心非的作品，是失敗。”他可以在音樂形式上放低姿態，采用嘶吼、吉他失真、“結構優化”等合適卻不高明的手段激發聽眾熱情；但真到了內容上，依然無法把握和接受“生活狀態”之外的情緒。

那“徘徊在 7-11 門口，互相擁抱著顫抖”也不是你們的生活狀態啊？我追問。

“對，但是你是能看到的，是周圍人身上發生的一些事，你能從他們那兒得到這么一種體會。但是沒有人是真的像丁太升那樣，背著吉他和被子來北京的吧？”越說到后面彭磊語速越慢，磕巴也更加嚴重，似乎對自己的話有點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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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著吉他和被子來北京的應該大有人在，只是彭磊很難真正共情。

這種知識分子的半精英立場和上層市民階層敘事也體現在彭磊的電影作品里——《野人也有愛》是對城鄉結合部的文藝化描摹與想象；《房間里的舞蹈》中，住在地下室的北漂女孩也會看藝術電影。

他所描述的這些在經濟上、地域上被擠壓的對象，實質是對自己在一個更小的圈子里（北京；泛市民階層；泛中產階層）文化上和思想上被擠壓的投射。

至于觀眾，他們會為《樂隊的夏天》里新褲子給 Cindy 寫的幾句歌詞感慨樂隊“真是大膽又包容”，卻不曾想到這與彭磊憎惡的“一個來自農村的少年，他帶著被子和吉他，他希望住在城市里，他唱出憂傷的旋律”有何不同；他們會為彭磊勸 Cindy“一定要上學，要不然唱著唱著就沒意思了”的場景而動情，卻不曾想到要是把 Cindy 換成同樣出身底層的楊超越，這對話是多么好笑又不合時宜。

物質層面的獲得感與精神層面的失落感并存——獲得感是因為知識和地域資本在這個時代大概率可以轉化成金錢資本，彭磊、龐寬都說過他們家有幾套房子，在北京吃喝不愁；失落感是因為原先隱蔽的大眾審美在現代傳媒的幫助下，沖擊了精英文化的自我想象——新褲子如是，王小波亦如是。

作為大學老師、中國最早一代程序員，王小波在九十年代應該已經搭上時代的快車，正如梁鴻《王小波之死》中所說：“中國經濟改革與全球化正在展示出蓬勃的發展趨勢，‘發展’理論與市場經濟運動的自足性使得一般意義的知識分子被邊緣化，但同時，自由主義立場卻找到了實踐上的支撐。在此意義上，自由主義立場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有著微妙的共謀關系。”

但王小波的家庭出身、少年經歷及教育背景都使他在這種自由主義的浪潮中，思考一些更為深層次的東西，立場也顯得更加特殊。他的作品中有對歷史的反思，卻不像許多同時代的作家直接去書寫苦難。

在他的筆下，歷史本身就是荒誕的、經不起推敲的，不是一味哀悼知識分子受到打壓，而是探討體制如何無差別地異化每一個人，成為他在《2010》中所言的“數盲癥”。

他批判儒家傳統，文學涵養也多來自翻譯小說——這在同時代的知識階層中不足為奇——但卻常常譏諷美國人沒文化，留學一圈后又返回中國，與妻子合作眾多立足本土的社會學研究。

接受旅居中國的意大利導演老安（安德烈·卡瓦祖蒂）采訪時，王小波用一種迂回的方式，表明立場的同時為東方辯護：“我覺得區分東方與西方思維方式的說法相當無聊，這個說法本身就是在掩飾著什么，掩飾一些自己也覺得不體面的事。”

若干年后，王小波已不在人世，留在北京的老安為彭磊的電影《樂隊》擔任攝影。這部電影為彭磊贏下上海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最佳導演，在我看來原因之一是其題材最貼近彭磊生活——一個沉迷西方搖滾樂的年輕人終日迷茫，她在組建樂隊的過程中發現了自己的音樂理想，也最終發現西方搖滾樂是一種和中國人毫無關系的文化形態。

這個故事太新褲子了。2002 年，新褲子朋克時期的最后一張專輯《我們是自動的》封面還是星球大戰主題，樂隊在《Fashion1983》中唱著“Western style minds feels so great／Everybody living in a fashion magazine”，仿佛那個美好的彼岸即將成為此岸。

但他們終究成為不了西方樂隊，不管他們怎么唱《你是我的雷蒙斯》，或是《艾瑞巴迪》中間那段吉他如何致敬《She's Lost Control》。龐寬剛寫出《龍虎人丹》時，取名《法國夜生活》，中間取樣阿蘭·德龍；后來彭磊一聽，覺得調子那么老和巴黎一點關系也沒有，給安個中國名兒，把阿蘭·德龍的采樣換成了李小龍。

唱片整體設計也因此走向復古，沒想到大獲成功。

到了 2009 年的《Go East》，彭磊和龐寬已經穿上了中山裝：“I saw tears on your face／Western life is the dead／When we stand in Tian An Men Square／We can feel the happiness”。

無論這是真心話還是政治波普，新褲子創作場域顯然已經聚焦于中國。《我不想模仿你》中，他們又表現了一種自省而無奈的態度：“我們不是雷蒙斯，我們不是 Joy Division。”

再往后，樂隊進入“土搖”時期，甚至連掙扎的跡象都不再表露于音樂中。直截了當的本土青年關懷替代了國際化前衛樂隊之夢，而這些追隨新褲子的本土青年又何嘗不是世紀之交最先追隨王小波的媒體精英的投射，只是這世界比二十年前又下沉了一點而已。

但彭磊也說不清自己對東方西方、前衛復古之間的看法。一方面，他很早就開始做復古的東西，樂隊也帶動過國潮復興；另一方面，從小沉迷西方科幻電影的他曾以為“中國人拍不出科幻片，就喜歡些家庭倫理的”，今年春節去看《流浪地球》，結果開場沒多久就在電影院睡著了，只感覺中間一直聽見有人叫“這個怎么辦”“那個怎么辦”，再睜眼電影已經放完。

他和龐寬小時候看的電影，給人帶來的是冷酷之感，似乎人性會被機器吞噬，讓他們著迷其中；現在，那個智能手機把每個人都吸進去的時代已經到來，世界卻沒有呈現出想象中冷冰冰的場景，反倒是人性的喜怒哀樂、極端情緒爆發得更加洶涌。

《樂隊的夏天》里，新褲子因為彭磊的嘴不慫，呈現出一副活潑模樣，“被彭磊拉黑”成了個網絡段子。但其實，彭磊說自己那些“發竇唯的全拉黑”“發搓板龍一的全拉黑”的表達，正是源于對社交網絡上信息高度同質化的厭惡。

他那些流傳甚廣的朋友圈截圖中，有一條是關于他的貓：“時間長了覺得動物更有意思。貓和狗陪你的時間更長，人可能陪你呆一會就煩了，動物就不會。之前養了五只貓，現在只剩下兩只了，可能以后這兩只沒了也就不養了。”

今年三月，彭磊的又一只貓死了，為了悼念它彭磊開始半戒網，微博看得很少，空留一堆嚷著讓彭磊拉黑自己的人在評論區狂歡。

錄制節目時他們也從不參加其他樂隊合辦的 after party，只有龐寬去了一次。看著一幫樂手稱兄道弟，龐寬覺得好玩但沒想著融入進去，他甚至疑惑，李鵬到了這歲數還能天天開心，是不是演出來的？

彭磊則覺得和他們沒話說，“我和李鵬聊什么呢，聊吉他嗎？可是他的那把聲太高了、音太尖了，我不喜歡，還是肖容那把好聽一點。”

肖容是腦濁的前主唱，他寫的歌里會有“電影頑主看多了／開個三替公司給你幫忙……給我來個電話／我叫馬青于觀楊重幫你忙”這樣的表達。這是以王朔為代表的一套話語體系，曾經俏皮而前衛，但已經當了爸爸的彭磊和龐寬意識到它“現在也過時了。”

“王朔那種正話反說，你跟現在的小孩這么講，她／他根本不知道你想說什么。”

彭磊補充龐寬道：“甚至郭德綱相聲也是，他不斷說給人當爸爸，占人便宜。你給人當爸爸這怎么就占便宜了呢？現在小孩肯定理解不了，這哪里好玩，哪里逗啊？”

前段時間我們團隊的老月亮去了《樂隊的夏天》決賽錄制現場，大張偉上臺演了首朋克。二十年前，他所在的花兒還是支朋克樂隊，與新褲子一樣參與了“北京新聲”運動。二十年后，世事又幾度變遷。

彭磊在現場看完大張偉的表演，點評說大張偉已經瘋了，這個說“我因家境與國情自廢搖滾”的家伙對搖滾樂的理解還停留在開心樂園酒吧，這么多年沒有進步。大張偉說不，我進步好多年了，你沒趕上，剛剛那首只不過是回來了。彭磊一臉嫌棄。

但其實他并不像在節目里表現的那樣，對這事兒那么篤定。彭磊的另一重身份是漫畫家，他在 Vice 連載的漫畫里，有一則叫《東單公園》，靈感來自王小波的《似水柔情》（曾被張元導演拍成電影《東宮西宮》）。

這部小說尺度大、題材敏感，彭磊在繪制漫畫時做了一些處理。這倒不是什么自我閹割，只是他習慣用戲謔、自己覺得好玩的方式承載一些沉重和矯情的東西。雖然 Vice 在連載之初就告訴他好多東西不能畫，但彭磊并不擔心：“我從來都沒有那些特別要命的東西，我的東西都是正常的。”

最后漫畫順利發表，結果卻不遂人意。“我以為大家都看過王小波的那個書呢，但是當時沒有一個人提到這事兒，然后他們也沒看過那個電影。

我里邊寫個蔡國慶，有人就不高興了，我說這個有什么關系嗎？后來他們把名兒給改了，然后就完全接不上了，所有反饋都說沒看懂，不知道這個漫畫在說什么。”

我是不是太陳舊了？彭磊有時懷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