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五蓮縣二中楊守梅老師對不服管教的兩個學生，用課本抽打、腳踢的方式進行懲罰，遭到學生家長投訴。當地教育部門依照《未成年人保護法》，宣布對涉事老師不再續聘，列入社會信用信息評價系統“黑名單”。媒體在挖掘事情的經過以后，這位老師在網絡上得到了廣泛的同情。

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我剛剛帶領北京外國語大學“歆語工程”大學生暑期實踐團，完成對云南省鶴慶縣為期10天的調研支教工作。鶴慶縣是去年剛剛脫貧摘帽的國家級貧困縣。我們在調研中有機會接觸到基層教育深刻復雜的矛盾。

在時代發展的洪流中，五蓮縣和鶴慶縣的初中相差不遠，楊老師的境遇和我們接觸到的縣域初中教師的境遇理應大體相同。我們調研的題目想為理解基層師生關系提供立體分析的視角。調研報告還沒有完成。但這則新聞讓我把不禁想把此行的思考先寫出來。

1. 差生的世界

在中國的多數地方，人們談到教育，最愛談論的都是光耀門楣的高考狀元，比較的都是高中的一本上線率。

可是，在一個典型的中國縣域里，高中已經是縣城教育的“塔尖”。在鶴慶，部分艱苦鄉鎮初中的畢業生，能夠考入普通高中的不到一半，最后能夠考上一本大學的學生更是鳳毛麟角。

所以，如果按照高考結果來劃分“好生”和“差生”的話，鄉鎮乃至偏遠地區縣城的初中是一個“差生”占絕大多數的世界。像楊老師這樣的縣域初中教師，正是在這樣的世界中工作。

“差生”

然而，這些考不上大學的“差生”遠比我們注意到的更重要。縣域的“差生”們初中畢業以后，如果不進入職高、技校，就只有兩條路：外出打工、回家務農。留鄉務農又苦又窮，屬于最老實巴交的“差生”。真正的“熊孩子”往往去尋找“來錢快”的行當。這些行當在鄉村屬于稀缺資源，常常掌握在上一代“熊孩子”手中。這構成了鄉村黑惡勢力的基礎。這是不好的一面。

好的一面是，正是這些“差生”們給鄉村做出了偉大的貢獻。由于多數考上大學的學生都不會再回到鄉鎮。因此中國縣域的年輕人正是由這些畢業留鄉和打工后回流的初中生、職高生組成。

這些人多數是普通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戶。他們在高考的指揮棒中被算作“差生”，但從中國數千年的鄉村歷史來看，已經是能書會寫的“知識分子”。他們構成了過去幾十年中國鄉村快速脫貧和發展的人力基礎。

脫貧之后，鄉村的進一步振興更要以人為基。在只有三萬人口的鶴慶縣城周邊，云南鋁業所牽頭投資的工業產業園已經初步投產。完整產業鏈建成以后將產生2萬個就業崗位。在鶴慶縣以制作銀器聞名的新華村，新興的交通和物流網絡讓“小錘敲過一千年“的工匠們近年來快速致富。

但這些初中畢業就學徒做工的銀匠，既缺乏設計能力，也無法控制銷售網絡。他們一邊過上小康生活，一邊又“小富即安”。在更廣闊的農村，山區農民種出的品質卓越的水果、藥材等經濟作物更便利地走入廣闊的市場，他們不再只是種糧賣糧，而是賺錢買糧。很多農民初步脫貧，賭博、吸毒和離婚的現象卻在增加。

在“一個都不能少”的九年義務教育之下，鄉村社會的大變遷都微縮縣域學校的小舞臺上。而在過去和可以預見的將來，鄉村初中的多數學生還會是考不上大學的“差生”。矛盾和希望都壓在縣域基層教育中。可以說，“差生”好，則鄉村興。

2. 褪色的光環

“差生”為主的縣域學校是什么樣的？在過去的10天里，我和16名研究生、本科生組成團隊調研了鶴慶四所鄉鎮初中，發出了452份問卷，訪談了179學生和34位教師，發現了一個讓我們糾結的事實：鄉村的脫貧和初步致富讓鄉鎮學校的教育陷入更復雜的矛盾中。

鄉鎮的老師們仍然像過去一樣，希望給村莊培養更多的大學生。老師們自己的子女多數也都考進了大學。在班級里排名靠前的學生被老師們當作自家孩子般暗自比較較勁。

一般來說，這些有考學希望的學生在一個典型的班級里只有區區幾個。有一些來自像老師們這樣注重教育的家庭，一些來自最貧困的山村。對于后者來說，讀書仍然是唯一改變命運的希望。

對于多數沒有考學希望的學生，老師們的感情很復雜，他們甚至受到了尊嚴的沖擊。在訪談中，不只一位校長和老師告訴我們，學生初中畢業打工，比大學生工資高。在新華村，一個小銀匠出師以后就能拿每月七八千元的收入，熟練以后月收入就能上萬，自己開店更不必說。村里家家的房屋半廠半宅，富貴大氣，讓人羨慕。

在鶴慶縣，新華村是鄉村經濟的樣板。有個女生初中沒畢業，就嫁到了新華村。不完成義務教育是非法的，早婚也是非法的。班主任老師只能不斷去家訪要求女生回校。可學生的回答是：老師，我不想讀書了。我在家里做工比你工資高。

出路

最近，華為的創始人任正非先生接受采訪，呼吁增加鄉村教師的工資，讓最優秀的人教出最優秀的人。

根據我們的調研，鄉村教師仍然是當地最優秀的人群之一。他們的收入在國家的扶持下在當地也不算低。

但問題是，鄉村的發展，讓農民也可以過上像教師同等、甚至更好的物質生活。教師、公務員（一般在縣域里代表著高學歷的職業）不再是農村孩子唯一想要成為的人。教師的權威事實上在下降。

教師權威的下降不能簡單的概括為“讀書無用論”。因為收入問題鄙視教師、輕視教育的人，在鄉村可能是少數。

我們調查和訪談的大多數“差生”，都表示如果能考上大學，家里還是希望考大學。可是在縣域基層，總有大多數人“讀不得書”，考不上大學。過去，這是羞恥和無奈的事。今天，讀不好書也沒有那么壞。學歷低一點也可以過上小康的生活。

多元化的、富裕的鄉村，正是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想要的鄉村；重視教育、為好學生而自豪的老師，還是我們記憶中育我們成才的老師。兩者出現的矛盾是鄉村社會利益格局變化引發的結果。

在這個問題上，一線大城市、中小城市和縣域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

這些地區對于學校教育的思想觀念也不盡相同。

但當老師和學生發生沖突的時候，我們卻看到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是學生家庭相比老師更強勢。在家長眼里，老師也是一種平等的社會職業。師生關系在矛盾爆發時褪色，被普遍以平等社會的關系法則來看待。在縣域中，這種現代化的社會平等關系還常常與小地方傳統的人際關系交纏在一起。

這就是楊守梅這樣的縣域教師所面臨的現狀。

3. 鄉村教師的努力

我們調研的重點，還不是在師生出現矛盾的極端情況，而是鄉村變革大潮中日常的師生關系。面對絕大多數有“退路”、有“自信”的差生，堅守傳統教育思維的基層教師們，在做什么樣的努力？

我們在鶴慶縣條件最艱苦的朵美中學，看望了去那里參加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教書已經一年的本校學生。朵美中學正在進行期末考試。紫軒和另一名支教同學還有10天就要離開這個金沙江畔的偏遠鄉鎮，回到學校讀研。我們的調研團隊里有幾位都是她們本科在校時的同學。同學們坐在樹下，進行了一場超過一般田野調查的傾心之談。

紫軒一來就認識到了鄉村學生學習動力不足的問題。她列出了自己班上最學不進去的19個學生，嘗試用“愛的教育”，跟每個學生談人生、談理想。送他們小獎品。改變教學的形式，自己精心準備生動的教輔資料。

但至少在表面上，一年的時間里，這樣的努力收效甚微。用紫軒的原話說，不少學生就像“沒有縫隙”的人。他們不愿意說話，也不聽不進去老師說的話。

有學生屢次打架斗毆，學校叫家長來，母親是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直說自己管不了孩子。孩子的父親從打工地趕回來，見了孩子就說，掃黑除惡怎么沒有把你抓進去。

愛的教育

一線城市家庭的教育投入過剩，甚至要壓過和取代學校。鄉村家庭的教育能力卻幾乎為零。所有的責任都壓在了學校。

紫軒說，她后來也開始嚴厲地管教學生。會拿學生最在乎的事情在言語上刺激他。有時會拿教鞭輕輕打學生的手心。

這樣的情景發生在學生遲到、曠課、打架的日常生活中。紫軒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最優秀的大學生，她知道言語刺激、輕打手心，都是體罰的一種。她說她在工作中，經常和另一名老師相擁而泣。她覺得自己正在變成自己不喜歡的樣子。

我能夠拿紫軒舉例子，是因為她即將回到北京，繼續創造前程似錦的人生。

紫軒的經歷卻反映了鄉鎮教師普遍的心路歷程。

在我們訪問的學校中，都存在各種大城市人眼中難以接受的各種嚴苛“土規”：周末結束返校進校門時要打開書包“安檢”，重點是檢查香煙和斗毆工具；白天學生宿舍嚴格鎖閉，學生只能在教師、操場等公共區域午休，防止打牌、斗毆；學生吃飯時，老師端著飯碗邊吃邊在食堂游走巡視。在調研中，一位跟我關系相熟教導主任曾經指著一位在學生中間巡走的女老師對我說：那是我們最好的老師，學生都怕他。

我看向那位老師，跟紫軒一樣是一個白凈溫柔的人，正挺著一個大肚子，端著碗邊吃邊左右看著學生，很難想象出她對學生“兇”的樣子。

在鄉鎮學校，讓學生服管的老師就是好老師。鎮得住學生，才有更高的升學率，讓好學生不要被帶“壞”，考出更多的高中生和大學生。可是對于廣大“差生”來說，“兇”能夠提升學習動力嗎？

紫軒說，以她經驗來看，同樣也沒有什么效果。學生怕老師，就會躲老師遠遠的。“差生”和好生一樣，都喜歡鼓勵。

可是在以考試和排名為核心的課堂教育中，差生得不到鼓勵，卻常常得到挫折和懲罰。過分的辱罵和體罰會對任何一個年輕心靈造成沖擊。有些學生多年以后可能會感謝“嚴師”，可即便是這些學生，暴力和強制也許也在他們心中埋下了不為所知的陰影。更多的學生可能會怪罪“嚴酷”的學校，泯滅了他們學習的興趣。

嚴師

我們對學生的調研可以印證這些判斷。多數學生說自己最不喜歡的上的課，恰恰是最嚴格的老師的課。只有少數的優生表示喜歡這樣的課。因為在老師的嚴厲教育中，他們能感受到成長，在與同學的對比中得到了鼓勵。

我們調研接觸的老師都是好老師，他們都在努力培養學生提升成績、規范行為。但在他們無論采取“愛的教育”還是“兇”的教育，“差生”都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很多老師從跟紫軒一樣和氣溫柔的年輕老師，變成了兇巴巴地中年老師，也還沒有放棄對“差生”問題的追索。

我們的調研團隊中有兩位外國留學生。一位本地英語老師專門在課間跑來，要對她們進行反訪談，知道發達國家的老師是怎么教的。當得知澳大利亞如果學生在基礎教育中輟學，學校會直接報警，讓警察去抓家長時，這位老師眼中發出了光芒。她淳樸地張了幾次嘴不知道說什么。最后她說，是呀，警察，就該警察抓。

可是中國的鄉村不是澳大利亞的鄉村。澳大利亞警察抓走的常常是個別酗酒、賭博、不負責任的家長。

可是中國的警察卻面對的是無數自己小學畢業、已經養了一個初中生、把所有的勤勞成果都寄托在兒女身上的廣大鄉親。對這些鄉親和他們的孩子來說，如果孩子能都書，則萬事皆好。讀不了書，就要面對現實。多數農村家庭的在教育中做出的選擇，都是面對現實、迫不得已的選擇。

4. “差生”的快樂

在我們對學生的調研中，還得到另一種復雜的感觸。李瑩是我們團里的“小甜甜”，臉上總是帶著禮貌的微笑。可是在第一天對學生的訪談結束后，她卻悶悶不樂，心里受到了強烈的沖擊。

李瑩遇到的訪談對象是一個初一的小男生。從觀感上講，她喜歡這個小男生，帥氣、禮貌、單純，有超出同齡人的成熟氣質。多數學生都羞澀不愿意開口，可是這個男生卻跟她侃侃而談。

但這個學生講出的故事卻讓李瑩震驚。這個學生是學校里面的孩子王。在鄉村學校里，也就等同于是“差生王”。他帶著學生打架鬧事，惹出很多禍端。李瑩問他：你惹了事不害怕嗎？這孩子說，不怕，我家里人厲害。據他說，他的爺爺和父親就是鄉里“厲害“的人，有很多普通農民無法染指的“產業”。

現在正是敏感時期，一個孩子的話不足為憑。請本文的讀者也不要多做聯想。我想說的是，在我們調研中，“差生”們給我們的感覺非常復雜。訪談都是學生在做，我直接接觸的孩子不多。但在臨走告別的時候，我也見識了一個。

經過幾天的熟悉，當地的孩子們已經把前來支教的大學生當作朋友。他們私下給我們的學生寫了一百多封信。在臨別的當晚，上百個孩子涌到我們的備課室門口向我們告別。他們還是淳樸而羞澀，很多人只是撲到大學生老師們的耳邊說悄悄話，靜靜地抹著眼淚。

這時候我看到了一個女孩子，她也留了淚，卻挺著胸脯大聲地跟我們對話。她跟我說：你以后還要帶他們來。

我跟她開玩笑：一定。只要有錢就來。這次他們來，除去路費，每個人只有100塊錢“零花錢”。

這個孩子毫不思索、艷驚四座地說：那你們怎么不找我？

我們全都大笑起來。學生告訴我，這孩子就是某村“一姐”。這樣的孩子，成績不好，行為也需要規范。但他們大氣、自信、仗義，讓我禁不住地喜歡。

我在調研中，看到鄉村企業家、富裕的作坊主、精明的村干部，就會想起這些“差生”。看到樸實熱情的農民，也會想起這些“差生”。我一直在用“差生”這個帶有歧視語氣的詞，但是從調研一開始，我就反感這樣的劃分。

中國鄉村的脫貧，是城市里制定政策的“大學生”和鄉村勤奮致富的“初中生”共同努力的結果。問題是，我們的縣域教育，除了要產出更多的“大學生”，如何能夠培養更好的“初中生”？

5. 更好的“差生”

我們的調研是一個很小的樣本，卻也許反映的是脫貧振興的歷史階段中，中國縣域教育的一個縮影。我們看到的問題也不只在學校和老師在教學中就可以解決的范圍內。

由于調研數據還沒有整理，研究報告也還沒有完成，我這里提出的，也算不上研究的結論，而是一些假設。

首先我們需要在基層教育中進一步調整高考這根指揮棒。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大學生不是唯一的人才，這個方針近年來已經在推進普及。在鶴慶縣所在的大理州的一份文件中，我們看到了“不唯高中論”的明文要求。其中的重點，是鼓勵職業教育的發展。

但是，在傳統的軌道上，職業教育也有“普高化”的特點。在鶴慶縣職業高中，有超過一半的學生上的是“高考班”。初中畢業沒有考上普高的學生，到職高去準備高考。就像高考只考了二本大學的學生，在考研時再沖擊一本大學一樣。讀書就是讀大學，這種觀念根深蒂固，超過我們之前的想象。

職業教育

要發展職業教育，既要讓職業教育成為普惠制的教育，讓縣域的初中生只要有需求，就能夠上得了、上得起，從而讓更多的學生在九年義務教育結束后，根據家庭和個人的需求靈活自由地選擇職業教育深造。

此外，要讓職業教育的教學貼近當地的產業需求，讓就業率超過“升學率”成為職業教育最高的評價標準。

按照同樣的邏輯，部分相對落后縣域的初中教育，也應該面對一半學生畢業即工作的現實，考慮引入“就業率”作為“升學率”的補充。初中畢業生的就業標準應當參考脫貧攻堅的標準要求，以學生有持續穩定的收入為綱。

“指揮棒”變了以后，縣域初中的教學也有了更多調整的空間。義務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的屬性不會改變，也不能像職高那樣專業化。但既然要考慮到就業和職業教育深造，初中的教學就需要擺脫高考的唯一指揮棒，為未來學生的分流做出準備。

比如，學校的“主課”不應該完全參照高考科目的標準。

除了語文、數學、政治等核心主課外，對于選擇就業和職業教育的學生來說，英語、化學、物理等主課，可以根據本地特點調整重點、難度和需求。讓化學課貼近農業，物理課貼近手工業，讓英語課貼近服務業。這種分流在大學的通識教育中已有經驗，可考慮根據初中的情況變通嘗試。

高考不考的“副課”，如音樂、美術、體育、地理等，對于就業和職業教育卻有特殊的地位。

鶴慶縣新華村的小銀匠，如果在初中受到更多美術教育的熏陶，就更有可能從工匠成為“大師”。這需要賦予不同的縣域和學校一定自主權，引導不參加高考的學生自己選擇“主課”。同時還要國家和省一級提供多樣化的、指導性的教材。

對于走向就業的初中生來說，養成教育十分重要。在高考的指揮棒下，努力學習文化課就是德育的最高成果。差異化、多樣化的培養目標也為學校對“差生”的德育多樣化提供了空間。歷史、勞動、思想品德等課應該賦予不同學生不同的重點和形式。比如，讓不能在文化課中獲得成就感的“差生”，在素質養成教育和勞動實踐中獲得成就感。

養成教育

鄉村教師們已經在實驗這樣的形式。在我們調研的四所初中，至少三所進行過勞動教育的嘗試。一所中學在學校內專門開辟了菜地，讓學生自己學習種菜。可是老師們在高考指揮棒之下，并不能把精力放在勞動課上，學生在短暫新鮮感之后，菜園子也就半途而費。

這需要從體制層面針對部分學生打破“主課”和“副課”的區別。讓現在的“副課”成為部分學生的“主課”，提升副課老師的話語權，用對“主課”的要求來要求“副課”，多元的選擇才不會成為學生懶散和逃避的理由。所有課程的教育，都應該成為自主選擇和嚴格要求的結合體。

這是帶有理想主義的教育改革，不是一篇研究報告乃至政策文件就能夠一蹴而就的。基層學校教師面臨課程資源匱乏的窘境，學校和家庭的教育觀念都有一個緩慢轉變的過程。

但是，這樣的改革會讓我們對鄉村學校的師生關系產生更好的期待。我們在對職高的調研中發現，“專業班”比“高考班”的學生更快樂、更自信，更知道學習對自己意味著什么。

紫軒也告訴我們，她發現差生也可以在學校中得到成長。有一次她“懲罰”上課不聽講的差生去為全班倒掉垃圾，并為此表揚了他。這個學生非常開心。他的成績并沒有因此好起來。但他在學校的感受卻在這一刻好了起來。也許是因為他不用再上課了，也許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做對了一件事。

當讓學生倒垃圾不再被視作是一種“體罰”，當那些在小紙條上寫下他們想打工、做廚師、當籃球明星的孩子不再被視作不愛學習的“熊孩子”，“嚴師”也會讓學生感受到更多教育之愛，更重要的是，我們才可以為鄉村振興留下更多的人口、培養更好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