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在中國，這是一句連三歲小兒都會誦背的詩，然而“珍惜食物、拒絕浪費”的樸素理念在當下商業社會正在遭遇質疑。

日前，微博網友@小椅子Zoe發文講述了她和母親在盒馬鮮生的經歷。

晚上9點30分，她們親眼目睹了店員大規模丟棄食物的場面——“餐盒精美的新鮮飯菜、海鮮、甜品、飲料、點心，一批批從貨架上撤下，丟到小推車里拉走扔掉。我們一邊買，她們一邊扔剩余的。”

店員告訴她們，超時的食物必須丟棄，既不能賣給顧客，也不能由店員自己帶走，這是公司規定不能違反。

“我這些年在紐約經常看到面包房在關門前一排排貨架地扔掉新鮮面包，已經體會過這樣的心碎了。我媽是第一次遇到，感覺世界觀都被顛覆了。”她在微博中寫道。

這篇帖子在社交網絡上引起了廣泛討論。

在許多人批評浪費、呼吁更妥善地處理臨期食物的同時，也出現了另一種頗為響亮的聲音，即這種浪費是合理的，批評者是不懂經濟學的“圣母”，“確實以一般人的邏輯無法理解，有的牛奶必須倒進河里的理由”。

在上一代中國人仍然保有糧食短缺的身體記憶和心理創傷的同時，物質豐沛時代造就了新一代的“經濟理性人”高呼浪費合理，這種反差著實令人震驚。

城市中產可以悠哉地在超市里自由選購食物、為超市丟棄臨期食物造成的成本輕松買單，可我們不應忽視的是，許多人仍在忍饑挨餓。

阿根廷作家兼記者馬丁·卡帕羅斯（Martín Caparrós）在紀實作品《饑餓》一書中指出，此時此刻，全球有9億人正因缺乏工作機會、沒有薪水而忍饑挨餓；平均每5秒鐘，就有一人因為饑餓和營養不良引起的疾病死亡。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饑餓的威脅始終在暗中窺伺：2008年美國有2800萬人領取救濟糧，這一數字到了2012年上升至4600萬。

卡帕羅斯表示，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綠色革命”和其他技術進步以來，人類第一次有能力讓地球上的每一個人吃上飯，因此饑餓不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

可惜的是，在很多時候我們“假裝這個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減少食物浪費除了能夠幫助解決分配不均的社會問題以外，也有助于解決資源浪費造成的環境問題。

超市倒掉臨期食物真的是現行制度之下的無解難題嗎？

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事實并非如此。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私營部門、個人等利益相關方是否有變革的決心和措施，一些改變正在發生。

01. 垃圾還是剩余：我們為什么會浪費食物？

世界上生產食物總量的一半都沒有人吃——這是英國機械工程師學院（IMechE）在2013年1月發布的一篇報告中得出的結論。

卡帕羅斯援引了這篇報告指出：“我們每年生產大約40億噸糧食，然而因為收割、儲存和運輸中的一些弊端，以及銷售與消費中的浪費，估計約30%～50%的食物，大約12億～20億噸，沒能到達人類的胃里。這個數字甚至沒有反映出生產這些最終成為垃圾的糧食，其過程中浪費的土地、能源、化肥和水。”

食物浪費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報告指出中國每年的大米損失比例高達45%，在發達國家情況則更為嚴重。

上述報告發現，發達國家消費者大約會扔掉所購得食物的30%-50%。世界糧農組織的數據顯示，全球最富裕的20個國家的居民每年浪費的食物總量約為2.2億噸，相當于整個黑非洲（指撒哈拉以南地區）的糧食總產量。

英國作家、社會活動家Tristram Stewart在2012年的一場TED演講中使用餅干做比喻，解釋了食品浪費的發生原理：

“我們最初有9塊（餅干），這是全球每年的食物產量。

第1塊餅干在我們離開農場之前就會失去。這個問題主要與農業工作發展有關，不管它是缺乏基礎設施、制冷設備、殺菌技術、糧油店甚至基本的水果箱，這意味著食物在離開產地之前就會被浪費掉。

下面3塊餅干是在我們決定用來飼養牲畜用的食物：玉米，小麥和大豆。不幸的是，我們的家禽家畜是低效動物，它們把2/3都轉換成糞便和熱量。因此我們丟失了2塊餅干，我們只保留下這1塊代表肉類和奶制品。

還有2塊會直接丟進垃圾桶里——我們的垃圾桶、超市的垃圾桶和餐廳的垃圾桶——這就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食物浪費”。于是我們又失去了2塊，只為自己留下4塊能食用的餅干。

這種利用全球資源的方式并不高效，特別是當你想起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億的人們正在挨餓。

食物浪費發生在食物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其中一些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是出于意外，另一些是出于食品安全的考量。這些都非常容易理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食物浪費是有意為之。

在卡帕羅斯看來，丟棄食物是產量過剩的清晰信號，這一點在經濟發展水平發生變化的時候更容易顯現出來：2007年，英國人扔掉了830萬噸食物；2010年，由于經濟危機，他們只扔掉了720萬噸。

產量過剩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

“資本主義的原則鼓勵食品浪費。”美國華盛頓州金縣“饑餓干預項目”主任Srijan Chakraborty寫道，“對于食品供應鏈中的生產者、銷售者和其他所有人來說，浪費完好的食物而不是將它們送到需要的人手里是完全‘經濟合理’的。”

在生產環節，農民會任由一部分蔬果爛在田地里，因為經銷商和零售商會出于它們長得不好看、個頭不夠大等理由而拒絕收購這部分蔬果，采摘它們因此是毫無意義的。

零售商之所以不想要這些不完美的農作物，是因為無法從中獲得更多的收益——消費者們已經習慣了購買形狀完美、毫無瑕疵的商品。

在零售環節，食物浪費以庫存積壓的形式發生。你在逛超市時可能會注意到那些總是滿滿當當的貨架，這是因為有消費者行為研究發現，當消費者看到貨架上的貨品不夠滿時，其消費欲望就不會那么強烈。

因此零售商總是會采取供大于求的策略，即使他們清楚地知道總有一部分商品最終會被浪費掉。

“當食物是一種獲利的商品，生產更多、存貨更多因此銷售更多成為一條鐵律，商人們寧愿浪費一部分食物也會這么做，盡管這樣做會產生有害于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的結果。”Chakraborty表示。

處于食物供應鏈終端的消費者，在浪費問題上也難辭其咎。相關研究發現，發達國家將近一半的食物浪費都有發生在消費者的層面。

我們幾乎所有人都浪費了比自認為更多的食物，《國家地理》雜志一篇文章認為，這種情況是非理性和盲點導致的。

有研究發現，和肉眼可見的食物本身狀態相比，人們更相信食物包裝上的保質期標簽，每一年美國人會因搞不清“最佳食用期限”“銷售期限”和“食用期限”的區別而丟棄價值290億美元的可食用食物。

還有研究指出，在美國部分城市里，蔬果浪費最為嚴重，其次就是剩飯剩菜造成的浪費。

人們往往會出于內疚而選擇將吃剩的食物打包放進冰箱，但其中很多隔夜菜被拋之腦后，最終成為“延緩丟棄物”。

解決食物浪費問題刻不容緩。國際組織和相關倡議者指出，生產最終不會被人類吃掉的“剩余食物”是對土地、水和其他資源的不必要浪費，將加劇環境的破壞。

美國農業部2016年的數據顯示，美國50%的土地、30%的能源和80%的水被用于食物生產。

與此同時，美國環境保護局的數據告訴我們，集結了如此多的資源生產出來的食物并沒有得到合理的利用——被浪費掉的食物是城市垃圾填埋場中規模最大的垃圾門類，它們會釋放大量沼氣，垃圾填埋場由此成為了美國第三大沼氣來源。

聯合國糧農組織一份2013年的報告指出，每一年食物浪費造成的全球碳排放量相當于一個中型國家的碳排放量。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過量生產、過量銷售和過量浪費的食物供應鏈是不可持續的。

卡帕羅斯在調研后得出結論，發達國家種植業的收益增長速度在持續下降，甚至有所停滯。提高作物產量的技術手段正在失效，種子改良已經做到了極致，而高強度的肥料、殺蟲劑、除草劑也不再有顯著效果。

更糟糕的是，過度耕種正導致土地失去肥力和水資源枯竭。

同樣重要的是，在大量貧困人口依然吃不上飯的時候，食物浪費也是一種嚴重的社會不公，盡管它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制度運轉的“合理代價”。

《福布斯》2017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能將食物浪費減少15%，就能在每年為超過2500萬美國人提供食物——如今每6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缺乏安全穩定的食物供應。

正如Chakraborty所說：

“只要食物被視作獲取利潤的商品，而不是一種生物需求和人權，我們就永遠無法解決饑餓的根源性問題。”

02. 緩和現狀還是重建制度：食物浪費的出路在何方？

在一些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推動下，食品浪費問題越來越暴露在聚光燈下。

2009年，Tristram Steward出版的《浪費：揭秘全球食品丑聞》（Waste: Uncovering the Global Food Scandal）一書引起強烈反響，全球各地的團體開始組織免費分發“搶救下來的食物”的活動，以喚起公眾的意識。

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的政府與私營部門也加快了行動。

巴黎政治學院學者Marie Mourad調研了法國和美國的剩余食物管理措施，指出兩國皆存在一個“食品回收等級制度”（food recovery hierarchy）——預防（prevention）、再利用（recovery）和回收（recycling），旨在優化食物供應鏈流程，按需生產，從源頭上減少食物浪費；將剩余食物重新分配給需要或想要的群體；或將剩余食物作為動物飼料、工業原料或堆肥。

兩國政府都在政策方面提出了明確的食物浪費減少目標：2012年，法國農業部推出“食物浪費國家公約”計劃，聚集起不同的利益相關方，加強合作，增強監管和公眾意識，提出在2025年前減少50%食物浪費的目標；2015年9月，美國農業部和環境保護局宣布在2030年前將食物浪費減半的國家目標。

“食物回收等級制度”中的策略一覽

回收策略針對的是無法被人類消費的食物垃圾。

鑒于法國和美國（特別是加州）的垃圾填埋成本偏高，提高食物垃圾回收率有更高的“機會利益”。也正因為如此，回收雖然處于“食品回收等級制度”的最底端，卻是許多企業和市政府提出的首要策略。

和防止食物浪費相比，食物回收的好處是它的效果立竿見影——運往垃圾填埋場的食物垃圾顯著變少，不僅能帶來環境效益，也能帶來經濟效益。

然而，過度強調回收策略也有負面效應，人們可能會因此忽略“食品回收等級制度”中的其他策略。

再利用策略針對食物供應鏈中剩余的健康食物，將之重新分配給需要的人，其中涉及的方式包括收集田地里未收獲的農產品、重新加工食物（比如使用有瑕疵的果實制作果醬）或將銷售環節中多余的食物捐贈給食物銀行等慈善機構。

在法國和美國，“再利用”都是最常見的減少食物浪費的策略，被認為能夠在社會、經濟和環境這三個方面實現共贏。兩國政府也為此推出了相關扶持政策。

美國在1996年通過了《比爾·艾默生好撒瑪利亞人食物捐贈法案》，免除捐贈者及接受健康食物的非盈利組織因食物性質、出產時間、包裝及狀態而引起的民事和刑事責任；2014年通過了《美國贈予更多法案》，根據捐贈食物的生產成本和市場價值給予符合條件的企業納稅者不超過其年度凈收入15%的減稅額度。

法國企業則享有歐洲最優厚的食物捐贈政策——捐贈實物60%的市面價值能享受稅費減免。

但再利用策略也有其局限，企業的捐贈物有可能并不符合饑餓救急機構的需求。Mourad在采訪中發現，許多食物銀行已經有了太多的面包和點心，但食物多樣性欠缺。

預防策略處于“食品回收等級制度”的頂端，旨在從源頭減少剩余食物及其帶來的種種風險。

Mourad指出，預防策略分為“弱預防”和“強預防”。

“弱預防”的擁躉相信我們無需從根本上改變現有的商業模式，只需提升技術手段、優化生產流程就能顯著減少乃至根絕食物浪費問題。然而在Mourad看來，這種理念相當于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以經濟回報為首要目的的盈利機構，這是非常不可靠的。

因此，“強干預”——直接限制不必要的食品生產和消費，挑戰現行經濟體制中的“生產至上主義”（productivism）、“過度工業化”和“同質化”——才是最切實有效的策略。

強干預策略不僅要求改變企業的行為，也要求改變消費者的行為，包括接受更少的購物選擇、花更多時間親近食物、接受更高的潛在風險、減少肉制品或不必要的食品消費等等。

Mourad指出，近年來強干預策略中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就是“丑陋蔬果”的推廣運動。

這一風潮在2015年由法國第三大連鎖超市Intermarché極其成功的營銷案例引起，隨后在歐洲其他國家和美國都出現了類似的倡議行動。

在美國，一些初創企業推出了“丑陋食物”配送服務，以優惠的價格為消費者提供從種植者和批發商處收購的剩余食物或丑陋的農產品。

但不得不承認，由于要求激進地改變現狀，強干預策略在法美兩國都還未得到社會主流的認可，在解決食物浪費的問題上，人們依舊將重點放在如何處理已經出現的剩余食物上。

“強干預仍然被認為與現行經濟范式不相容，因為它的社會和環境價值不能輕松地轉化為經濟價值，不像其他的解決方案那樣能夠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

盡管如此，在Mourad看來，人們觀念和行為上更激進的轉變有希望在更遠的未來發生——當下局部有限的個人行為有望轉變為集體性的政治行為，部分企業的倡議有望帶來更廣泛的結構性改變。

以法國為例。當下法國政府正在考慮立法強制要求超市捐贈剩余食物，在政府層面推出相關政策規定，對于解決食物浪費這樣的公共利益困局能夠起到很重要的制衡作用。

“一旦個人和商業行為進化，政府規定就能設定更高的標準，推動市場向可持續性的方向發展。”

Mourad寫道，“公共政策也許能夠將財務目標和生產邏輯與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目標匹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