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假期終于要結束了，徹夜狂歡的我們即將重回緊張的工作狀態，許多人因此變得焦躁不安，甚至心存抵觸。

在這些“小問題”背后，其實潛藏著一個值得注意的“大隱患”。

1974年，美國臨床心理學家赫伯特·J·費登伯格根據自身工作經歷，提出了“職業倦怠癥”（Occupational Burnout）的概念。

這一現象幾經發展，終于在今年5月底被世界衛生組織正式承認為一種值得引起注意、并在職場中廣泛存在的健康問題。

上班時總也提不起精神，感覺自己情緒低落，甚至焦躁易怒，或許就是“職業倦怠癥”造成的不良影響。

I have identified six core dimensions on which there can be a significant mismatch between the person and the workplace, all of which predict higher levels of burnout.

——Christina Maslach, Professor Emerita of Psych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我已確認，職業倦怠將從六項核心衡量指標中體現，這些核心衡量指標反映了個人與所在職場的不匹配。——克里斯蒂娜·馬斯拉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心理學榮譽教授)

雖然不情愿，但我們卻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長達7天的假期馬上就要結束了。

狂歡了一周多，九宮格朋友圈攝影大賽也已接近尾聲，但想必此刻的大多數人卻還仍然無心工作，一心只想為祖國繼續慶生。

難以回避的交通堵塞、節前立下的爛尾flag都將在假期結束之后如期而至……

面對焦慮，禿頭的我們往往會對即將到來的工作心生逃避，甚至萌生起不想上班的念頭。

長假后對于工作的抵觸心態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它是身體在應對工作壓力時的一種綜合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職業倦怠癥正在一步步侵蝕著我們的身心健康。

今年5月28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職業倦怠”列入到最新發布的《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次修訂版，并認為“職業倦怠”已成為“現代社會中討論最廣泛的精神健康問題之一”。

面臨工作壓力，我們總會不由自主的消極應對，在這背后，或許都是“職業倦怠”在作祟。

節后上班的煩惱

首當其沖的，便是長假出行的返程交通問題.

由于中國普遍存在的城市規劃和道路設計缺陷，以及世界范圍內迄今仍無法有效解決的“幽靈堵車”問題，中國的休假者往往會在假期結束前再度經歷漫長的交通堵塞，這已相當令人惱火。

當從毫無節制的假期模式，驟然切換到具備高度紀律性的工作模式之時，我們脆弱的身體機制將會產生各種各樣的不協調.

接踵而來的乏力、嗜睡與胸悶，乃至心理上與之伴隨的失落、焦躁與抑郁，共同構成了赫赫有名的“節后綜合征”。

但“節后綜合征”不過只是假期與工作日之間過渡不當所導致的短暫病征，由于工作壓力所導致的“職業倦怠癥”才真正是讓我們在節后對工作產生抵觸情緒的罪魁禍首。

磨人的職業倦怠癥

1974年，美國臨床心理學家赫伯特·J·費登伯格首次在《社會問題期刊》上使用了“職工倦怠”一詞描述自己在公益戒毒診所中觀察并體會到的現象。

費登伯格發現，在自己供職的診所中，包含自己在內的志愿者們普遍表現出了極度勞累、頭痛失眠以及消極易怒等現象，他將這種如同精力燃盡的現象命名為“倦怠”。

在此之后，有關“職業倦怠”的討論逐漸在西方國家流行開來.

1981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克里斯蒂娜·馬斯拉琪首次發表了“馬氏職業倦怠量表”用以量化分析職場人士所經受的“職業倦怠”量值，進而評估勞動者的心理疲勞狀態。

在初代職業倦怠量表中，馬斯拉琪共計使用了22項衡量指標，從情緒衰竭、去個性化與個人成就感低落等三個維度對職業倦怠程度進行評估。

在馬斯拉琪看來，如果工作者在上述三個維度內表現出了相應的癥狀，那么便顯現出了某種程度的“職業倦怠”。

2019年5月底，在世界衛生組織最新更新的《國際疾病分類》中，WHO也將“職業倦怠”的特征概括為以下三種在工作中出現的癥狀：

1. 感到精力耗盡或精疲力竭；2. 與工作的心理距離增加，對工作產生消極、憤世嫉俗的情緒；3. 職業效能降低。

雖然在WHO的官方定義中，“職業倦怠癥”仍然還只是一種值得引起注意的“職業現象”，并非此前錯誤定性的“職業疾病”。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一現象已經足夠引起我們的重視。

早在2015年，在美國德勤出具的《職場倦怠調查》中，就已有高達77%的受訪者表示在當前的工作中經歷過不同程度“職業倦怠”。

2018年，美國蓋洛普咨詢的一項研究也已指出，有23%的受訪者在工作當中時常遭受“職業倦怠”的困擾，該研究還指出，“職業倦怠”在不同程度上誘發了多種疾病，由此已在美國造成了近2千億美元的醫療成本。

由此可見，被工作掏空身體，可能并非只是一句無足輕重的玩笑。

職業倦怠的神秘誘因

作為僅限于職場的一種現象，“職業倦怠癥”與工作壓力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1997年，馬斯拉琪與加拿大組織心理學家米歇爾·P·萊特共同提出了“職業倦怠的工作匹配理論”，認為“職業倦怠”感的產生，與六個方面的“不匹配”有著密切關聯。

當工作量超負荷，對工作任務的進展失去控制，沒有得到理想的報酬，沒能與同事建立積極聯系，工作績效沒有得到公正評價以及與公司價值觀產生沖突時，職員便會表現出明顯的“職業倦怠”感。

每當我們感到“倦怠”的時候，不妨多多嘗試與人溝通，在上述六個領域調整自己的認知與期待，這或許是減緩并避免“職業倦怠”的一個好方法。

徹底不上班？對身心危害更大

“職業倦怠癥”有著相當多的害處，許多人也已在不知不覺之間飽受困擾，這都不禁讓一些人在撓頭之余，發散出一個奇思妙想：我們能否干脆不去上班，從而在根本上擺脫“職業倦怠癥”呢？

坦白講，徹底不上班，其實對身心的危害更大。

工作使人實現自我

工業革命之后，為了適應迥異于自然經濟的大規模工業化生產，以“守時”與“勤奮”為美德的現代工作準則確立，人類社會第一次出現了“上班”的概念。

不同于農業時代的“看天吃飯”，工業時代的現代工業制度提供了另外一種通過勞動獲得生產生活資料的可能。

新興的“工廠”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社交場所，使得人們的社交不再僅僅依靠血緣與地緣，“大規模量化生產”也使得工作的成績得以量化呈現，這使得“成就感”成為了一件可以直觀體現的東西。

也許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在工作場景中，我們幾乎可以逐次滿足每一層的馬斯洛需求層級，甚至包括wifi需求。

家里蹲的隱秘宇宙

但這個世界總是不乏挑戰者，已有不少人選擇徹底跳出現代商業社會的窠臼.

徹底告別“工作”與“職業倦怠癥”，并身體力行地給出了自己的對策——成為啃老族，選擇家里蹲。

這批遠離“職業倦怠癥”，蹲在家里啃老的奇異人士，被網友貼切地稱為“蹲子”.

而在我們的近鄰日本，則被稱為“引き籠もり”（hikikomori），亦即“蟄居族”。

據今年3月底日經新聞援引日本內閣府的統計數字，日本40至46歲的“蟄居族”預計已超過61萬人，這些大齡啃老族幾乎半年不出家門，過著與世隔絕的扭曲人生，并由此衍生出巨大的社會問題。

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裂之后，這批無法穩定就業的年輕人選擇了蟄居家中，徹底不“上班”.

但告別“職業倦怠癥”的他們，卻因長期不與社會溝通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患有自閉癥、驚恐障礙癥等多種心理疾病。

2019年，51歲的蟄居族巖崎隆一因長期心靈扭曲選擇揮刀砍向小學生，造成了2人死亡18人受傷的慘劇.

數日之后，又發生了76歲日本前農林水產省高官砍死啃老的44歲兒子熊澤英一郎的事件。蹲在家里啃老的蟄居族就此再次走入了公共視野，引起了輿論的注意。

在中國，平日里看不見的啃老“蹲子”也大多選擇足不出戶，只有在神秘的網絡空間中，才能偶爾看到他們“驚鴻”的一瞥。

當然，這些蟄伏在家的“蹲子”也大多有著自己的哲學，遠離商業社會的物欲陷阱，過獨善其身的隱居生活也正是其中的一個。

在當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為職場受挫而飽受“職業倦怠癥”的困擾，他們中的有一些已開始考慮遠離物欲橫流的商業社會，蟄居在家中暫時放空自己。

但耐人尋味的是，放空自己之后，很多人卻就此迷失，難以再次融入社會。

看來比起職業上的倦怠，心靈上的徹底倦怠才真正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畢竟“職業倦怠癥”對健康造成的負面影響，只要休整得當，還能夠穩定在可控的范圍.

然而抱著徹底不上班的想法，選擇自我的放逐，才是對自我身心的莫大傷害。

盡管“上班”有著意想不到的小困境，但工作帶來的成就與滿足，也是所有其他活動所不可比擬的。

畢竟痛并快樂著，才是“上班”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