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任何文學獎都缺乏興趣

諾貝獎文學獎頒獎在即，近十年來一直被認為是奪獎熱門人選的村上春樹，今年又一次位列提名榜單中的第5位，次于第4位的中國作家殘雪。

有關村上春樹能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話題，一直以來都只是大眾對他的一種輿論消費。“陪跑王“的稱號早已扣在了他頭上，讓他成為這些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活招牌”，被無數文藝青年和媒體津津樂道。

但他本人從未真正關心過自己能否獲獎。

2017年，村上春樹首部自傳性作品《我的職業是小說家》在國內出版，這部歷時6年寫成的作品，主要講述了他關于寫作和生活的故事，還談到了他對“文學獎”的態度。

談到“芥川獎”時，他說“至于芥川獎是否“有魔力”，我就不太清楚了，是否“有權威”，我也一無所知。

而且從來就沒有意識到這類事情。迄今為止有誰得過這個獎，又有誰沒得到這個獎，我也毫不知情。從前就沒什么興趣，現在也差不多一樣（或者說越來越）興味索然。”

而這似乎也是他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態度“但凡名字叫獎的，從奧斯卡金像獎到諾貝爾文學獎，除了評價基準被限定為數值的特殊獎項，價值的客觀佐證根本就不存在。

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來；若想珍重對待，怎樣視若瑰寶都不為過。”

縱觀他的多數作品，他的寫作是從生活中來，又回到生活中去，與文壇無關，與任何獎項無關。無論是在成為作家前，還是在成為作家后，他都沒把自己當成文學家、知識分子，僅僅認為自己是一位小說家，遠離文化圈。

“我之所以居于距離文壇較遠之地，原因之一是一開始就沒打算“要當作家”。我作為一個普通人過著極其普通的生活，有一天陡然起意寫了部小說，而那部小說一下子就摘取了新人獎……”他在書中說。

這話雖然氣人，但也的確是實話。正是因為29歲那年，此前基本沒有寫作經驗的村上春樹，憑借《且聽風吟》這部處女作獲得了日本群像新人獎，同時也讓他獲得了成為小說家的入場券。

有讀者，才有意義

1987年，村上春樹的第五部長篇小說《挪威的森林》出版，截止2010年，這部小說在日本就已賣了上千萬本，中國大陸簡體字版也賣了逾800萬本，還被譯成33種語言在36個國家出版發行，“村上現象”風靡全球。

村上春樹被稱作第一個純正的“二戰后時期作家”，并被譽為日本80年代的文學旗手。但這依然是文學評論界強行給他貼上的標簽，對他自身而言，僅僅是抓住了一個機遇。

““我被某種特別的力量賦予了寫小說的機遇”，而我也算是抓住了這個機遇，又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于是成了小說家。說到底，就結果而言，我是被別人（不知是何許人）賦予了這樣的“資格”。”

是誰賦予了他這樣的資格？如果他不承認是自己的某種寫作天賦給他帶來了成功的結果，那么言外之意是想把原因歸結為時代本身，所謂時代，具象而言便是那個時代的讀者。

一個成功的作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個時代，也代表著那些在他文字中找到共鳴的讀者們。作家和讀者形成強關聯，并在時代洪流中掀起一股巨浪，無疑是種萬分之一的概率性事件。

即便如此，這種概率性事件也是有跡可循的。

少年時代的村上春樹，愛讀書不愛學習，常因不用功而挨老師的打，“不想學的、沒興趣的東西，再怎么樣都不學”。

高中時期的他整日和女生廝混，抽煙、逃課，偶爾在校刊上發表文章，翻譯自己喜歡的美國驚悚小說，還瘋狂地迷上了爵士樂，常常餓著肚子將午餐錢省下來買唱片。

考進早稻田大學后，恰逢日本六十年代的“校園紛爭”，大學長期被封鎖。起初是因為學生罷課，后來則是因為校方封校。那時的他幾乎不用上課，度過了一段荒誕不經的大學生涯。

這些經歷有的直接出現在他的小說中，有的則演繹成富有悲傷色調的青春故事。誰的青春都或多或少的有著以上元素，村上春樹通過剖析自我，把那些元素雜糅進一部部小說中，并持續獲得無數讀者的喜愛。

接受采訪時，被問及與獲獎相關的話題，他總是回答說“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讀者。不管是什么樣的文學獎、勛章或者善意的書評，都比不上自掏腰包買我的書的讀者更有實質意義。”

他的大多數作品都是30歲以后寫的，因為年齡原因，他幾乎不用傷春悲秋的華麗詞藻，但依然能使得小說充滿感傷的氣質，這種感傷也正來源于作者本人的青春基調。

不得不承認的一點是，村上春樹的小說模式化嚴重，四十年來基本保持一個風格，同一水準。

寫作手法幾乎完全西化，青春是永遠的主題，性愛描寫必不可少，孤獨感夾雜在字里行間，主人翁“我”始終與世界格格不入，俗氣點說——生而為人，卻又只能做個局外人。

有什么能比這些更受年輕讀者的喜愛呢！也因此，讓他注定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

只不過，近兩年他的風格開始有所轉變。

正視歷史，比獲獎更重要

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定雖然沒有絕對的標準，但最起碼的文學性還是要具備的，此前村上春樹的絕大多數小說都很難與“文學”掛鉤，更多的是對生活瑣事的描寫，以及夾雜著的淺顯的人生感悟。

但若因此說 “村上春樹就是個寫言情小說的，毫無才華可言”，這種外行話只能是讀書不多的偽文藝青年所言，且不談銷量，光憑他幾十年如一日勤奮寫作的精神，就足矣贏得所有人的尊重。

不往深刻了寫，不代表不深刻，不寫時代篇章，不代表心中沒有時代。

2009年，村上春樹前往耶路撒冷領取“耶路撒冷文學獎”，并發表了一篇標題叫《永遠在蛋這一邊》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說到了那句著名言論“在一堵堅硬的高墻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蛋這一邊。”

他解釋說“這個隱喻的涵義是什么？有些情況下，它實在太簡單明白了。轟炸機、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彈是那堅硬的高墻。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燒焦、被射殺的手無寸鐵的平民。 ”

接著他又解釋了另一層涵義“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蛋。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無法取代的靈魂，被包裹在一個脆弱的殼里。我是如此，你們每一個人也是。而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面對著一堵堅硬的高墻。”

憑借這一番言論，瑞典方面開始正式關注這位日本暢銷書作家，也正是從這年之后，村上春樹正式成為博彩公司諾獎賠率榜上的常客，并一直持續至今。

如果說此前村上春樹的小說更多的是自我剖析，那么近兩年他已將筆觸轉向剖析父輩。

去年初，村上春樹的新作《刺殺騎士團長》在國內發售，小說中出現了明顯的隱喻，反思了日本侵華歷史，并承認南京大屠殺事件。

今年，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棄貓，提起父親時我要講述的往事》的新作，在這篇隨筆文章里，他第一次對外公布了其父親曾是“侵華日軍”，殺害中國俘虜的殘忍往事。文章一經發表，便震驚整個日本社會。

實際上，早在耶路撒冷發表演講時，他就提到了父親到中國的打仗的事。

“他是位退休教師，兼佛教僧人。讀研究院時，他應征入伍，被派去中國打仗。我是戰后出生的孩子，經常看見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壇前長時間虔誠地祈禱。有一次，我問他為什么這樣做，他告訴我他是在為那些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們祈禱，為所有死去的人祈禱，無論敵友。”

直到十年之后的今天，他才敢于面對公眾，真正擔當起作家的責任，以作品的形式道出父親的侵華的不堪罪行。從他這兩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無論是不是故意為之，客觀上都為他走向瑞典領獎臺贏得了更大的幾率。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使個人靈魂的尊嚴顯現，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響警鐘，使一道光線對準體制，以防止它使我們的靈魂陷于它的網絡而貶低靈魂。”他在耶路撒冷時說。

而正視歷史，正是為人類文明的進程敲響警鐘，是一個作家的良心體現。無論他能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都已贏得了中國人尊重，贏得了全人類的尊重。

有什么文學獎比這更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