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當前中國至少有3000萬左右適婚年齡后的男性娶不上老婆，而成為單身漢，這部分人中的大部分將可能一生無婚、終老孤寂。這部分人群主要集中在貧困農村，或者是偏遠農村戶籍的單身群體。

一方面，他們逐漸淪為底層的邊緣人，生活窘迫、老年無著；另一方面，他們無家、無產、無后，因此也較易成為滋擾社會、孤注犯罪的高危群體。

“單身漢”問題亟需社會的關注，本文作者立足于一手的調查資料，為我們展現了農村單身漢在結婚無望之時，為延續子嗣，會做出何種抉擇。

本文摘編自《村落里的單身漢》，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買婚

所謂的購買婚姻是指婚姻的締結是以金錢交換的方式完成的。購買婚姻有兩種：一種是男性以金錢、財物交換女性為妻，另一種是女性以金錢財富購買男性為丈夫，這兩類都屬于購買婚姻。在這里，我們主要關注前一類婚姻形態。

對于購買婚姻，一般認為存在兩種形式，一種是公開的，即第三方（父母或媒人）同男方講定姑娘的身價，由男方通過金錢支付的方式，購買女方為妻。另一種是隱含的，女方父母（或其他第三方）并不標明女方身價，而是通過索要一定數額的彩禮（一般大大高于正常的婚姻彩禮數額），男方才能最終交換到女性為妻。

江邊村一戶人家，嫁女兒的時候就提出了一系列條件。其中一項彩禮費用就高達10萬。這兩種婚姻形態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公開要價，后者變相要價，很多學者將二者一并稱為購買婚姻。

但從法律的角度來考慮，后者還不能稱為嚴格意義上的購買婚姻。法律上界定的購買婚姻是指第三方以違背婚姻自主的原則，以索要錢財為目的而造成的婚姻。而索要彩禮與第三方定價是有區別的。在法律上，前者不受婚姻法保護，是無效婚姻，后者則被視為合法婚姻的范疇，受婚姻法的保護。

在一些女性資源稀缺的農村地區，購買婚姻正在成為大齡男青年實現婚姻的重要手段，成為單身漢們擺脫單身的一種策略行為。在男多女少的江邊村，有許多家庭都是通過購買的方式，實現了結婚的愿望。在我們隨機訪談的村民中，就不乏是從貴州、湖北、云南等地購買媳婦并結婚生子的。許多單身漢，甚至將賺到足夠的錢去買媳婦兒，當成生活的新動力。

購買婚姻存在被騙的風險，但為了實現婚姻，許多單身漢家庭還是愿意冒險一試。前文所述及的老張一家被騙婚的遭遇，幾乎每隔幾年就會在江邊村上演。實際上，老張在決定為兒子購買媳婦之時，已經做足了“功課”，并有意識地去防范各種風險，但最終還是難逃被騙的下場。

當然，在江邊村也有一些人通過購買婚姻的方式成功實現了婚姻。這些婚姻成功，讓單身漢充滿了希望與期待。甚至有些單身漢以此作為生活的新動力，努力賺錢，為的是有一天攢了足夠的錢，便能結婚成家。

小花是早年從云南一個山村“嫁”到江邊村的媳婦，也是唯一愿意接受我訪談的外地媳婦。小花的婚姻，與其說是“嫁”倒不如說是被“賣”到江邊村。

那一年，我父親得了重病，需要錢做手術。前一年哥哥結婚，花了家里所有的積蓄，還欠了一屁股債。為了籌錢給父親治病，我只得同意了母親的建議，早點出嫁。只有出嫁了，才能交換到彩禮，父親才能有錢治病。

在我們那里，找個條件好的婆家不容易，先后看過幾家，也拿不出多少彩禮錢。后來，一個收山貨的外地生意人（后來知道是江邊村人），在我家借宿。他告訴我母親可以幫我找個條件好的人家嫁了，就是地兒遠，彩禮比這里多。那人問我愿不愿意嫁到外地，我很猶豫，想想躺在床上等錢治病的父親，我同意了。

出嫁那天，沒有按照我家鄉的習俗搞個出嫁儀式。母親和幾個隨行的親戚，將我送到車站，算是出嫁了。我就這樣到了江邊村。到了之后才知道，婆家也一貧如洗，給我家的彩禮錢也是東挪西借的，欠下一屁股債，后悔已經晚了。

路途遙遠不說，就是退了錢還給人家，父親的病怎么辦啊。我只有努力去適應新的生活，安心地待在這個新地方。好在公公婆婆待我都很好，老公雖然話不多，但對我也很體貼，很快也就適應了這里的生活。（個案編號：035）

回想起當初剛剛嫁到江邊村的時候，小花說“我都想逃掉，但還是說服自己留了下來。有了孩子以后，就再也沒有動過這樣的念頭”。直到后來，她才知道當初介紹她來的那個生意人，是老公的一個遠房表哥。為了答謝他，家里也給了不少“好處”。再后來，這個生意人就干脆干起了“婚姻中介”，專門將外地的，更為貧窮村落的姑娘“介紹”到江邊村。

這個人很精明，他清楚地知道江邊村有許多單身漢等著結婚。只要能結婚，許多家庭愿意賭上全部的家當，為單身漢兒子買個老婆。正是單身漢及其家人急切結婚的心理，讓這個生意人覺得其間有利可圖。

如果“介紹”成功還能名利雙收，兩相比較下，這種婚姻介紹所獲得的好處，更具誘惑力。

據老蘇講，經這個人成功“介紹”的外地女孩，少說也有7～8戶。介紹的手段是連哄帶騙，有的甚至受到了脅迫。只要將這些姑娘帶到了當地單身漢家，收了錢之后，就不再與他相關了。一些外地女孩適應不了，試圖在婚后逃走，但在被抓回來之后，通常都會受到家庭和其他熟悉村民的嚴密監控，難以逃離。

盡管我國法律早就明文規定，在違背婦女意愿的情況下，通過金錢交換、欺騙等行為達成的婚姻屬于違法行為，但對于江邊村的單身漢而言，這卻是最重要、最有效達成自己婚姻愿望的辦法了。

因此，購買婚姻仍然是當前中國農村單身漢擺脫單身的重要途徑。許多單身漢家庭以及單身漢本人都寄希望于用金錢購買一個老婆。

換親

無疑，以金錢為交換媒介的購買婚姻為單身漢擺脫單身、實現結婚的愿望提供了一條可行路徑。然而，這種交換中，需要男方家庭籌集一大筆錢。對于貧困家庭而言，往往難以籌集到這樣一筆“巨款”。如果家里不能籌集足夠的錢，還有一種辦法，也同樣能達成這一愿望。這種辦法就是用另一樁婚姻作為交換的籌碼換取婚姻。當然，這種交換發生的條件是雙方家庭都有這種需求。

以另一樁婚姻為媒介的交換婚姻，在有些文獻中稱之為換親。人類學者認為，換親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形式交換，另一種是對稱交換。前者又包括了對等交換婚姻、三角交換婚姻和多邊交換婚姻。后者包括了同期交換婚姻和信用交換婚姻。

對等交換指男方為了能夠順利結婚，用自己的姊妹交換新娘，自己姊妹同新娘的兄弟結婚，由此而形成對等交換婚姻。對等交換婚姻又被通俗地稱為來回親。例如，張家把女兒許配給李家兒子時，就商定李家應把女兒嫁給張家的兒子。一般而言，這種婚姻要求兩個家庭都有兒有女，才能構成對等交換的條件。這種交換，有的是同時發生，馬上兌現（稱為同期交換）；有的是先成人者先行一步，舉辦儀式的同時，需要為未成年的人訂立婚約，待成年以后，再行兌現（信用交換）。

三角交換婚姻是指A家庭里兒子娶了B家庭的女兒為妻，作為交換，A家把女兒嫁到C家，C家將自己的女兒家給B家做兒媳，形成一種三角交換關系。這種交換屬于間接交換、單向的，是非對稱交換。以此類推，如果多于三家以上的交換婚姻，則成為多邊交換婚姻。由于婚姻中的三角交換關系、多邊交換關系比較少，這里主要聚焦于對稱交換婚姻的情況。

對稱交換婚姻是交換婚姻中的常見模式，換親的條件是兩個家庭都有兒有女，將自己家里的女兒嫁給對方家庭做兒媳婦，換來對方的女兒做自己的兒媳婦。這是典型的一對一交換婚姻。在婚姻史中的早期出現的族外群婚，典型特征是男子相互交換姊妹或其他親族子女為妻。

中國古代有“西周之初，迄于春秋，姬姜兩姓世為婚姻”的記載，這表明自那時起中國有過交換婚姻的蹤跡。現代社會，交換婚姻已經很少出現。但在那些偏遠、貧窮的農村地區，交換親作為一種單身漢擺脫單身的策略，有時還會在這些地方上演。

對于那些家里貧窮，卻又沒有姊妹進行交換的單身漢而言，只有被迫淪為光棍。正如孫淑敏在西北趙村研究中所指出來的，這些家庭換親的動因并不僅僅是因為沒錢，更多的還是基于女性資源的稀缺。

我們在江邊村發現兩例換親情況，這兩例換親行為無一例外地都說明了，一些家庭在女性資源稀缺和男性擇偶困境雙重壓力下，不得已才做出換親行為。在江邊村我們發現了兩例大齡青年，通過換親，達成了婚姻的愿望，擺脫單身。無一例外，這兩種換親都屬于對等交換類型。

小楊和小香是換親結成夫妻的。小楊是江邊村村民，小香是石頭村的，兩個村莊并不毗鄰，小香能嫁給小楊，全依賴小楊大姨，是她做媒撮合了兩個家庭的兩樁婚姻。

小楊的妹妹嫁給了小香的哥哥，小香家才同意將她嫁給小楊。小香哥哥手有殘疾，只有一只手臂，據說是小時候村里修水庫的時候被雷管炸掉的。小香說哥哥能撿回一條命算是幸運的了。落下的殘疾給日后的結婚成家造成了巨大的麻煩。在農村一個男人沒了手臂，就等于喪失了勞動力。托媒人找對象多次，都沒有結果，年齡也越來越大，找對象越來越難。

小楊這邊的情況也大體相同，小楊沒有殘疾，但長相不好，又黑又瘦。在江邊村“男多女少”的環境里，想要找個對象也很難。小楊沒有找到對象，家里也不敢將妹妹嫁出去，眼看著兩個孩子的年齡越來越大，小楊的父母越來越著急。

小楊的大姨在石頭村，對兩家的情況都很熟悉，為了撮合外甥的婚事，遂將有意促成兩家換親的想法告訴小楊的母親。起初，楊母不同意。考慮到家里就小楊這根獨苗，如果結不了婚，楊家這一“脈”就斷了。

家里商討再三，才決定換的親。出嫁那天，楊母和小楊的妹妹哭得天昏地暗的。在場的人都看得出來，母親是舍不得女兒嫁給一個殘疾人受苦，女兒心里也不情愿嫁給一個殘疾人，卻又無可奈何。小楊心里清楚自己欠了妹妹的情，此后的日子里凡是妹妹家需要幫助，就算放下家里的莊稼不種，也要先幫妹妹。（個案編號：035、018）

在訪談中，我從小楊父親那里得知兩個家庭都生活得很幸福，小楊的妹夫雖然手腳有殘疾，但憑著父親是石頭村大隊書記，在當地開了第一家百貨店，賺的錢不比那些外出務工的人少，一家人過得很幸福。小楊是瓦工，進了一家建筑公司，這幾年村里正搞新農村建設，建房修路不斷，活兒不斷，也干得不錯。另外，媳婦小香也給楊家添了孫子，這是讓老楊夫婦最稱意的一件事。

李二和蘭花是兄妹倆，李二比蘭花大8歲。自小父母雙亡，讓這個苦難的家庭更加艱難。在親友的幫助下，總算度過了最初的艱難。俗話說“長兄如父”，作為哥哥，李二承擔起了家庭的重任，還讓妹妹讀了小學。這在江邊村這個小村莊里，曾傳為佳話。

等到蘭花輟學那一年李二正好20歲，在農村，這是談婚論嫁的最佳年齡。別人家都有父母做主，早早地定了親，可是李二卻不能。一來家里一貧如洗，除了兩間破瓦房，什么也沒有；二來李二憨厚老實，見了姑娘也不敢開口說話。家里的長輩也托媒人為他說媒多次，卻無一成功。

妹妹蘭花已然長成了一位美麗的大姑娘，上門說親的人絡繹不絕。但蘭花說，要等哥哥結了婚，才能放心出嫁。哥哥29歲那年，蘭花21歲，一戶人家同意將女兒嫁給李二，但條件是他兒子必須娶蘭花。說白了就是換親，李二的大伯作為家長出來主事。李二一開始便反對用妹妹的幸福換自己的婚姻，但這一想法遭到了長輩們的一致反對。他們說換親是祖先留下來的規矩，不丟人，如果打一輩子光棍才丟祖先的臉。就這樣，這樁換親就此發生。（個案編號：036）

從這兩例換親的個案中，我們似乎都能看到，換親行為是單身漢家庭和個體為了達成婚姻，而不得已采取的策略行為。涉入其中的家庭或個人，存在著多方博弈關系。一些個體成為受益者，一些個體則成了利益受損者。從雙方家庭而言，則是一種共贏。

在這里我們也注意到了這樣的現象，換親中受益者多是男性，而受損者多數為女性。在個案1中，小楊的妹妹嫁給一個殘疾人，雖然內心不愿意，但面對家庭壓力不得不服從。個案2中蘭花雖然表示愿意嫁給游手好閑的劉家人，但在心里是為了報答哥哥的養育之恩。

我們也注意到這兩例換親均發生在20年前，那時的農村，父母是兒女婚姻的主要決策者，特別是女兒出嫁上，父母的決策更是舉足輕重的，女兒基本上沒有“發言權”，只能服從父母的安排。當然，父母親的安排也是出于家庭整體利益的考慮，比如為單身漢兒子“討媳婦”，不得已才犧牲了女兒的婚姻自主性。

然而，時過境遷，當下的農村的婚姻締結中，男女兩性主體地位的崛起，特別是女性對于婚姻決策權的掌握，使得換親的發生率極低。

中國農村在經歷了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之后，即便那些邊遠地的村落，父權制也已經開始衰微。不排除一些家庭，在單身漢兒子無法結婚成家之時，仍然會考慮用女兒來交換兒子的“婚姻”，但女性在婚姻決策中主體地位的崛起，強烈地拮抗著家庭權威對于個體婚姻做出的安排，讓這種婚姻策略越來越難以實施。

典妻

如果我們認同婚姻是一種契約關系，那么以金錢為媒介的交換以及用一樁婚姻為媒介的交換婚姻，旨在建立一種長期的契約關系。在人類婚姻發展過程中還存在過一種短期的契約婚姻關系。這種短期的契約婚姻關系稱為典妻/租妻。

所謂的典妻/租妻在不同的地區，典妻/租妻的稱謂有所不同。例如在東北稱為搭伙或拉幫套，甘肅稱為僦妻、陜西稱為串門子等等不一而足。稱謂不同，但婚姻形態基本類似，動因也大體相同。

典妻，就是將妻子當成商品典當給別人，雙方簽訂契約，約定期限、租價以及具體要求。一旦契約簽訂完畢，出典的妻子就和承典人形成一種臨時的夫妻關系。在中國歷史上，典妻和商品交易中的物權轉移相同，男子典妻之后，失去了對妻子的占有權，而承典人則相應地獲得了這種權利。

盡管典妻婚姻是建立一種臨時的夫妻關系，卻也講究儀式，一般要經過媒證、訂約、下聘、迎娶等環節。從某種意義上講，典妻也是一種婚姻制度，至少是正式婚姻的一種補充。

建立典租婚姻需要雙方（出典人和承典人：出典人一般是妻子的丈夫，承典人是出錢典租婦女建立臨時夫妻關系的人。被出典的女性一般不在契約上簽字，由此可見古代社會里婦女的社會地位極其低下。）簽訂契約。契約中對典租價格、典租年限以及雙方的義務責任都做了明確的規定。

一般而言，出典年限通常為3～5年小于3年的稱為租妻，3年以上才稱典妻。典租價格則根據女性的年齡、典租年限來確定。此外，契約上還對被出典的女性做出規定：如出典的妻子在出典期間不得同原來的丈夫同居，不得探望子女。有的契約甚至要求出典的妻子有生育能力。

從這些規定中可以看出，典妻契約對于出典的婦女而言無異于簽訂了賣身契。一旦簽訂這樣的契約，被出典的女性就要供人玩樂，為其生育后代，甚至要忍受與自己子女骨肉分離之痛。一份現存于遼寧省檔案館中清朝時期的典妻契約，內容如下：

趙喜堂因手中空乏，難以度日，進退兩難，出其無奈，實事無法，情愿出于本身于結發妻送與張慕氏家中營業為主，同更言明使國票六百元整，當面交足，并不短少，定期八年為滿。如要到期，將自己妻領回倘有八年以里，有天災病孽，各憑天命，于有逃走，兩家同找，如找不著，一家失人一家失錢。期滿趙喜堂領人，不如張慕氏相干，恐后無憑，立租字人為證。

在這份契約上，有出典女子的丈夫趙喜堂和張慕氏的簽字畫押，唯獨沒有出典婦女的簽字。由此可見，古代社會中女子的社會地位之低下。因為這種婚姻關系是一種違背人性的婚姻形態，被視為中國婚姻制度的一個“毒瘤”。因此，新中國建立以后，這種婚姻形態從人們的視線中淡出直至消失。

典妻婚姻何以形成？根據相關資料，典妻婚姻的形成大體有以下原因：

（1）貧窮。在一些地方有“富人典業，貧子典妻”之說。《漢書·主父偃傳》中記載：“男子疾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生活貧困使得典妻現象大量出現。

（2）戰亂。由于戰爭頻繁，許多人生活難以為繼，導致買賣妻子現象頻發。

（3）地方風俗。《涿縣志》記載典妻行為在當地發生頻繁，并逐漸成為一種風俗。根據該縣志記載，“男子因家庭貧困，將妻子嫁賣出去以求自活，女方家庭概不干涉，不僅如此，女方還與承典人以親戚關系交往”。

（4）婦女地位低下，對男性形成人身依附。當男方家庭陷入生活困境的時候，典妻也成為順理成章之舉。

（5）作為處罰不貞婦女的一種手段。據《清史》記載：“孫富有與大功弟妻通奸，后其夫將奸婦賣于他人為妻。”

（6）社會保障體系缺失。在封建社會，很多農村地區的宗族在建立族規的時候，都有要求族人相互幫助的條文。如有些家譜中就規定，“夫亡獨可哀而節義至重，如有寡婦孤兒最宜存恤使幼有所依而節得以全”。

盡管典妻婚姻形式在民國之后已經衰減，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基本消失，但由此衍生出一些新的變體仍然在某些地方存在。例如，坐堂招夫、租妻生子等典妻新變體在一些貧窮落后的農村時有發生。

河南孫店婦女常某和張某婚后育有一兒一女。1999年張某在工地作業時發生意外身亡。張某家境貧窮，常某在丈夫死后無力撫養子女。在征得家人同意的情況下，將同村單身漢閆某招入家中，閆某提供子女撫養費（算作典資），常某則與閆某組建成臨時夫妻。

這是一則典型的“坐堂招夫”形式的婚姻。它與招婿上門不同，招婿上門是法律允許的婚姻形態，而坐堂招夫則是通過私下簽訂協議組建臨時夫妻，是一種非法的婚姻形態，不受法律保護。因此，這類婚姻的發生，只有在雙方各有需求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

至少應該具備兩個條件：其一丈夫及其家庭有實際困難，有招夫需求。本例中，丈夫死亡，無力撫養子女。其二承典人需是單身漢，并愿意上門充當典夫，承擔養家之義務。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變體的典妻婚姻形態在貧窮落后、單身漢較多的農村地區發生率較高。

在我所訪談的江邊村，同樣也發現了類似的案例。

老高是一個年近50的單身漢，雖然是光棍，卻也勤勞節儉，沒有抽煙酗酒的不良嗜好。考慮到自己無子無女，老高就每年攢些錢存上，以備不時之需。吳遠是老高的鄰居，兩家相處雖談不上融洽，也沒有什么沖突。

吳遠40多歲，好賭博，總是輸多贏少，外欠了不少債務。每年打工的錢也只夠還賭博欠下的債務，家里的日常開銷實際上靠妻子打臨工來維持。妻子對此多有抱怨，也曾以離婚相威脅，但最終因為舍不得孩子而繼續在一起生活。

在一次賭博中，吳遠又輸得精光，為了把本錢扳回來，他不得不四處借錢。和他相熟的人都知道他借錢賭博，沒有人愿意借給他錢。于是，他打起了單身漢鄰居老高的主意。他提出將妻子以每天50元的價格“租”給老高，為期10天。在付過錢之后，老高就將吳遠的妻子領回家。

這則個案中，吳遠將妻子租給單身漢老高，獲取500元租金。雖然雙方僅限于口頭約定，卻仍然符合典妻的特征。單身漢性缺乏，有夫妻生活的需要，而典妻家庭急需用錢。兩種需求，促成了這樁荒唐的交易。

知情人透露，要不是這樁交易最后變卦引發糾紛，恐怕外人并不知曉。原來吳遠不到3天就偷偷地把妻子接回了家，老高上門討要租金未果，并遭到對方毆打。事發后，村委會出面調解此事，才讓事態得以平息。

盡管，當下中國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與過去社會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然而，隨之而來的貧富差異問題卻日益突出。偏遠貧困地區的農民終日圍繞生存而苦苦掙扎，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大有人在；而一些東部的農村地區，村民們卻過上了與城市人無差異的現代化生活。

貧困偏遠地區的未婚女性在比較優勢的驅使下，嫁到條件更好的地區，女性資源外流加劇了本已失衡的性別比，從而導致許多單身男性無法建立家庭。

性匱乏與貧困兩種因素的疊加，使得像典妻/租妻這樣的荒唐行為在貧困落后農村的發生在所難免。在江邊村調查過程中，我們還了解到10年前的一樁租妻生子的個案。

簡言之，類似典妻這類有違人性婚姻形態的發生，是農村經濟貧困、社會保障缺失以及性別比失衡等因素疊加作用的結果。現在也成為某些單身漢獲取短暫婚姻生活和性滿足的一種策略。

來源：文化縱橫（ID：whzh_21bcr），作者： 彭大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