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東北文藝復興的昨天與今天。

1.

如果一座城市可以表達自己的感情，那么1995年的沈陽一定很悲傷。

這一年的11月12日，甲A聯賽倒數第二輪，遼寧足球隊坐鎮沈陽五里河體育場，迎戰廣州太陽神。

終場前六分鐘，是遼寧足球史上的至暗時刻。太陽神連進兩球，2:1逆轉遼寧，把昔日的“十冠王”踢到了甲B。

比賽結束，太陽神的遼寧籍主教練張京天，在勝利之后卻是老淚縱橫，仰天長嘆：

“遼寧不該是這個結局的！不該啊！”

那一刻，沈陽城里覺得自己不該是這個結局的，又何止遼足。

早在這年春天，有二十七萬名工人淪為“下崗大軍”，還有數量更龐大的“富余職工”準備加入他們的隊伍。

沈陽曾是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和技術基地。它為全國提供二十萬臺機床、六十萬臺冶金設備、兩億千伏安的變壓器，還有四十萬中級和高級人才。

在長達三四十年的時間里———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還有80年代，單論一個城市對國家做出的貢獻，沒有幾個城市敢說能贏過沈陽。中央政府給它一元錢，它就還給中央政府三元錢。

可是，一個城市的過去越是輝煌，面對猛然來臨的劇變，往往就越是狼狽。

政府手里沒有留下一分錢的養老保險基金和失業保險金。當時的市長張榮茂竭盡全力，讓下崗工人每月可以領到119元失業救濟，或者85元最低生活保障金。

對張榮茂來說，這已是竭盡全力，可還是不能讓大家滿意。

他跑到沈河區那條最繁華的街道，走進勞力市場，希望在這里為他們找到出路。

結果一大群人把他團團圍住，七嘴八舌地問：“我們該怎么辦？”

工人們還不明白“下崗”意味著什么，還等著政府為他們安排工作呢。

他們還在懷念自己在車間里生龍活虎的年代，還在盯著政府頒發的金燦燦獎狀，還在反復盤算怎樣用下崗救濟金養活全家人。

時間長了，官員們喋喋不休地說的那些大道理沒有人聽了，電視里播的新聞沒有人關注了，大堆大堆的報紙看也不看就扔掉了。

過去大半輩子的輝煌，漸漸都成了一場游戲一場夢。

1995年即將過去的時候，一個名叫毛浩的記者這樣寫道：

“沈陽的痛苦在于它承載了某種中國的宿命。”

沈陽痛苦，但它并不孤獨。整個遼寧，整個東北，都陷入到相似的痛苦之中。

曾經冒著濃煙的煙筒漸漸沉寂，曾經轟鳴作響的機器慢慢生銹。許多舊式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新建筑里，有不少是卡拉OK廳、娛樂城、洗浴中心和洗頭房。

破敗的、新興的景象，就這樣混雜在整個東北大地。

2.

沈陽陷入痛苦的1995年，雙雪濤12歲，班宇9歲，鄭執8歲。三個男孩都生活在沈陽鐵西區，那里聚集著100多萬國企職工。

那時，和他們同齡的東北孩子們，能享受到的物質條件說不上有多好，但精神娛樂卻并不貧瘠。

黑吉遼的城鎮化程度在當時領先全國，加上鐵路公路網發達，改革開放帶來的新鮮文化潮流在東北平原暢通無阻，奔涌在各個大城小城。

音像店、錄像廳、游戲廳成群結隊地涌現，有線電視的鋪設速度也快過多數內陸省份。

計劃經濟時代，長春電影制片廠就有譯制國外電影的傳統。80、90年代，東三省的許多文化事業單位延續了這個喜歡睜眼看世界的習慣。

長春電影制片廠、遼寧兒童藝術劇院譯制的國外動畫片：《布雷斯塔警長》《聰明的一休》《百變雄獅》《魔神英雄傳》《大力水手》《機動戰警》《圣斗士星矢》《七龍珠》《海底小精靈》《灌籃高手》......在東北各地電視臺接連上演。

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動畫，對一代東北少年進行了最早的文藝啟蒙。他們并不富足的童年，卻擁有一個與現實并存的龐大精神世界。

他們當然也會聽到大人們對下崗的抱怨，聽到“刨錛隊”的恐慌傳說。

走在街頭，他們還能聽到街邊錄象廳響起的港片國語對白，聽到迪廳里動次打次的嘈雜伴奏。

這些紛繁雜亂的記憶，通通駐留在東北少年的腦海里。

至于這些記憶到底有什么意義，他們要等到許多年以后才看得清。

3.

1995年不過是下崗大潮的序幕，自1998年到2001年，東三省每年都有數以百萬計的工人下崗。

其中1999年是最為慘烈的一年，有將近180萬工人失去了飯碗。

為了讓下崗工人振作起來，劉歡唱了一首《從頭再來》。那些年，這首歌在電視臺里，在街頭巷尾任何有喇叭的地方回響。
幾年后，趙本山導演的《馬大帥》在央視開播，范偉飾演的范德彪失業后帶著幾個老鄉一起創業，給自己打氣時引用了這首歌的歌詞：

論成敗，人生豪邁，大不了從頭再來唄。

沒了經濟來源的工人們，當然需要鼓勵，但從頭再來的出路卻不是打打雞血就能找到的。

當年吳曉波去東北調研時，就聽到了這樣一件事：

“一戶家庭夫妻下崗，生活艱辛，一日，讀中學的兒子回家，說學校要開運動會，老師要求穿運動鞋。家里實在拿不出買鞋的錢，吃飯期間，妻子開始抱怨丈夫沒有本事，丈夫埋頭吃飯，一語不發，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

那年春晚，黃宏說了一句特別扎心的臺詞：

工人要為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

然而不論工人怎么想，黃宏這個解放軍總政歌舞團的領導，是不太可能下崗的。

從此，東北人民心里的小品王只可能是趙本山，再無半點可能是黃宏。

而在此三十多年前，有句口號響徹全國：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誰又能想到，光榮地成了工人以后，不僅沒有領導了誰，反而成了國家的累贅？

沒錯，誰都知道時代要前進，總是免不了新陳代謝，總有人要承受斷臂之痛。

總結原因時，有個無比正確的答案：

誰都沒錯，都是時代的需求。

但能把控時代的究竟是誰，更有能力承擔痛苦的是誰，誰又能說清楚？誰又敢說清楚？

4.

1999年，有人站在最高舞臺上，未經選舉就主動為下崗工人們代言。有人引吭高歌，想為他們的苦澀日子灌點雞湯。

只是少有人直接將鏡頭對準這些被逼近時代角落的工人，記錄他們是怎么活著的，聽聽他們到底想說什么。

不過少不等于沒有，32歲的導演王兵就這么干了。

1999年年底，他單槍匹馬來到鐵西區，將自己的DV鏡頭對準了工人們，每天早上8點和他們一起上班，晚上12點甚至凌晨2點多和他們一起回家，完全融入了他們。

這一拍，就是18個月，積攢的素材足足有300小時，連工人們爆粗罵領導不管廠子死活、洗完澡一絲不掛在辦公室聊天、賭錢看毛片的鏡頭都有，可見拍攝進行得非常自由、順暢。

后來，他將這些素材剪輯成紀錄片《鐵西區》。

許多年以后，當人們七嘴八舌地議論當時的工人時，有說他們混吃等死的，有說他們只會吃大鍋飯的，甚至還有說就是他們把國企搞垮的。

昔日的先鋒隊淪為弱勢群體，不僅在經濟上弱勢，在道德上也要被踩進洼地。

但是在《鐵西區》的鏡頭里，人們看到的卻不是這樣。

在下崗之前，他們依然在破敗的廠房里煉著礦，冒著生命危險維修漏著高溫鋼水的管道，哪怕上面沒人當回事。

盡管廠子就要黃了，有位工人依然在操心，對著鏡頭仔細算著賬：

一噸原料煉成銅的純利潤是3000元，一天能產300噸，一年就算只開工十個月，凈利潤也能有2個億。但是廠子進的全是假料，煉出來的東西根本就賣不出去，能不虧嗎？

可這事上面根本沒人管，他更管不著。

有個工人在反思自己的前半生。他上小學時就學造反派，沒好好念書。這樣一個時刻緊跟時代潮流的人，最終落了個被潮流反噬的結局。

有位工人的媳婦已經下崗。兩口子買了一輛倒騎驢，在菜市場賣菜為生。他和媳婦凌晨三四點就得起床到菜站買菜，然后推著一百多斤的菜，花七八十分鐘才能走到市場，然后他再來上班，一天下來能睡4個小時就不錯了。

下了崗的工人們被召集到療養院療養。由于常年在嚴重污染的環境下作業，很多工人的血液鉛含量超標，必須接受注射治療，代價是血液里的有益細胞也一并被殺死了。

更多時間里，他們或嚴肅或調侃地聊著沒有著落的未來，滿面愁容，眼神黯淡，無力地等待著洪水的沖擊。

年底工人們聚會，他們知道下一年的日子更不好過，但依然享受著短暫的歡樂，輪番提酒，唱著《走進新時代》。

輪到一位領導提酒時，他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

今日有酒今日醉。

《鐵西區》分為三部，全長9個小時，王兵沒有對工人們做任何擺拍，也沒有給片子做任何配樂。

但哪怕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十年，工人們的迷茫、掙扎和無助，依然被這些沒有任何加工的畫面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是一代人的痛苦歷史，也是共和國長子的痛苦歷史。王兵評論自己的作品時，說到：

曾經有一群人，為了創造一個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他們最終失敗了。

《鐵西區》在墨西哥、法國、日本都拿了獎，可惜的是不能在國內上映，也不能發行。

每一個人都說要銘記歷史，但真銘記起來，卻往往有選擇性。

我們記住了東北在九·一八事變中淪陷。每年紀念日，很多人都會在社交媒體上說一句勿忘歷史。

但對于自己親身經歷過的苦難史，被新的宏大事業拋棄、碾壓的痛苦，很多人卻不愿銘記甚至回避，習慣性地說一句：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但如果連親歷者都忘記了，還能指望后來人從這些歷史中找到什么經驗和教訓嗎？

在宏大事業依然高于一切的輿論氛圍里，個體被輕易拋棄的歷史，真的不會循環上演嗎？

5.

就在王兵拍著即將退出歷史舞臺的工人時，有個22歲的搖滾青年，在夜幕下的哈爾濱唱著不掙錢的搖滾樂。

這個青年名叫梁龍，他給樂隊起名叫二手玫瑰。搞搖滾之前，他在賓館里干過保安。

大半個世紀前，東北作家蕭紅也曾在哈爾濱生活了8年，在這里深受現代文明沖擊，走上文學之路。

那時的哈爾濱，一眼望去都是俄式與歐式建筑，西餐館林立，外資企業有上千家，是遠東首屈一指的國際化都市，人稱“東方小巴黎”。

但不論哪個時代，哈爾濱似乎只能完成對青年們的文藝啟蒙，卻無法成為他們的歸宿。

一年以后，梁龍第二次南下走入山海關，到北京去唱那些還無人問津的歌謠。

他在舞臺上穿著大紅大綠的棉襖褲衩，他的歌詞總是充斥土了吧唧的俗語，所以有人說他的搖滾不過是二人轉加了一把貝斯，還有人說他是嘩眾取寵。

還有很多人，在他的歌里聽出了時代變幻與命運無常。

2005年，管虎導演的《生存之民工》在很多東北的電視臺開播。

這片在吉林松原拍攝，講的是農民工討錢的殘酷經歷，畫面質感與紀錄片很接近。

電視劇的最后一幕，梁龍帶著二手玫瑰樂隊登場，在大草原唱起新歌《生存》，后來也叫《命運》。

在這首歌里，梁龍反復吟唱，生存啊，命運啊。兩句歌詞之后，人們能清楚聽到他的哀嘆。

那是隱藏在戲謔外表下，保持克制的憂傷。每一個在生活中真正掙扎過的人，都能聽出許多滋味來：

為何人讓人去受罪，為何人為人去流淚。

就算心里滋味再苦，東北的文藝工作者們也不愿意用傷春悲秋的調調唱出來。

這種即便悲傷也正經不起來的美學傾向，對他們來說似乎已是根深蒂固。

那些不識真正愁滋味的小布爾喬亞們，又怎會聽得明白。

6.

世紀初，梁龍的歌無人問津。但從東北走出的歌手里，卻不乏火遍大江南北的大腕。

90年代闖出名堂的，有毛寧，那英，李春波，胡海泉，火風，孫楠，孫悅，付笛聲，馮曉泉，水木年華，艾敬等等。

到了新世紀，雪村這個出生于哈爾濱，在北大德語系肄業的怪才，又打響了網絡歌曲第一槍。

英達導演的《東北一家人》在世紀初熱播。片頭曲用了雪村的《東北人都是活雷鋒》，片尾曲則唱到：

黑吉遼現在好極了，你來不來？

來還是走，對于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沒有統一意見。

但無數個答案匯總成的大數據是明明白白的——黑吉遼都成了人口凈流出大省。

然而東北的尷尬，在昂揚的時代主旋律面前，顯得微不足道。

新千年以后，舉國歡慶的喜訊連連。光是2001年，就有北京申奧成功，國足晉級世界杯，成功入世三件大喜事，中國與世界融合的腳步越來越快。

大家憶苦思甜時，回想起共和國長子的昔日榮光。

于是在2003年，“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口號響徹全國。“復興”二字，自此開始與東北掛鉤。

不過在那幾年，很多人聊起東北，會說起一個更火熱的口號：

出了山海關，有事找本山。

這一年4月，趙本山在構建喜劇帝國的長征路上，邁出關鍵一步。

他帶著一批二人轉演員在沈陽大舞臺劇場進行專場演出，并將劇場改名為“劉老根大舞臺”。

小品之王通過電視積攢的影響力，迅速滲透到現實。趙本山成了東北文化的名片，甚至是東北的名片。

戲外的他，經濟地位早已和普通老百姓不在一個階層。他買過私人飛機，給蟻力神拍過廣告，為此沒少被人罵。

但是這個幼年成了孤兒，跟著叔叔在街頭賣過藝，吃著百家飯長大的人，始終擁有和普通老百姓共情的能力。

觀眾們很難知道他的所思所想，但他留下的一些作品，證明他確實有過成為人民藝術家的追求。

在他導演的《馬大帥》里，他把進城農民嘗過的苦，幾乎都演了一遍：

被小偷摸了錢包，裝瞎子拉二胡討錢為生，遭遇城管驅逐，被警察當成造假鈔的拘留，在飯店里洗盤子，在澡堂里搓澡，去工地里搬磚，住不起旅館只能在火車站里過夜。

為了給媳婦看病，他替有錢人哭喪，充當富二代拳擊手的人肉沙包，幫老板們討債。為了生存，他拼盡全力。

但不論遭受怎樣的挫折，他始終沒有被打趴下，還能開導落魄的有錢人，對他說你得支棱起來。

在《落葉歸根》里，他演的農民工背著工友尸體，奔走了一千多里地把他送到老家安葬，一路嘗盡酸甜苦辣。

最為動人的一段戲，是他坐在運水泥的工程車上，看著公路兩旁的遼闊風景，高興得張開雙臂，放聲朗誦從小學生那里學來的課文：

如果我的祖國是一條大路，我就是一輛汽車，我跑啊跑，我多快樂。

如果我的祖國是一棵大樹，我就是一片樹葉，我搖啊搖，我多快樂。

趙本山演的這兩個窮人有小心機有小缺點，但總會在某個時刻，讓人覺得他們活得特有尊嚴，特別浪漫。

2011年以后，趙本山再也沒有上過春晚。那些輝煌、那些爭議都已是昨天的故事，漸漸煙消云散，但東北人民沒有忘記他，年輕人甚至繼續對他的作品進行著二次開發。

在聚集著大量90后甚至00后的B站，他是讓改革春風春吹翻全網的念詩之王，他是能夠成功話療小丑的心理醫師，他拍的電視劇與港片碰撞成了東北蒸汽波。

他的作品依然生機勃勃，上不了春晚又如何呢？

水是有源的，樹是有根的。你大爺永遠是你大爺，不是沒有原因的。

7.

也是在2003年，長春有個名叫董寶石的高中生，在網吧里聽到了剛剛興起的中國嘻哈。隱藏、竹游人、功夫、黑棒這些組合的作品，他翻來覆去聽了許多遍。

董寶石喜歡音樂，有同學想拉他一起搞搖滾樂隊。他雖然會寫歌，但什么樂器都不會，索性搞了一個嘻哈組合，起名叫右翼黨。每天寫歌、玩滑板、涂鴉。

在崇拜體制的東北，董寶石干的這些事有一個統稱：扯犢子。

振興東北的口號喊了十幾年后，老工業基地到底能不能復興，很多人已經沒有興趣再扯了。

社交媒體里但凡與東北有關的話題，總有人像個復讀機一樣，一遍又一遍地說：

東北重工業燒烤，輕工業喊麥。

關注東北的人，當然知道他們創造的流行文化遠遠不止有喊麥。

這幾年原創音樂很頹，但東北卻有李健、梁博、毛不易這些還在認真寫歌，能拿得出像樣作品的人。

但真正讓全國人民注意到這一點的，卻是當年在長春網吧里聽嘻哈的那個高中生。

2019年，董寶石推出單曲《野狼Disco》，每句歌詞幾乎都能讓人想起90年代的流行文化。此歌一出，迅速成為年度最火神曲。

與《野狼Disco》一起躥紅的，還有“東北文藝復興”這個概念。

身為“東北文藝復興”兩個重要人物，梁龍和董寶石在2019年一起參加了《吐槽大會》。

董寶石說梁龍是自己音樂道路上的引路人：

"龍哥是我音樂道路上的燈塔，指引我前行，你看我龍哥平時演唱會上穿的花花綠綠的，那絕對不是一般的燈塔，那是紅綠燈。 我們這些后輩就在后邊看，路上遠遠望去，唉呀媽呀，搖滾的盡頭就是這玩意啊，拉倒，趕緊變道吧老鐵，當時我就決定我搞說唱了。"

下場之前，他說從紅的那一天起，就知道自己一定會過氣的：

"估計差不多了，也就剩兩個月吧。這兩個月我盡情蹦跶，多露露臉，該吃吃該喝喝，同時多看看直播，跟我們佳琪哥學學銷售，沒準哪一天我又回去賣水龍頭......

希望在將來，大家還會偶爾在想起《野狼Disco》的時候，可以說一句，這是我老舅的作品。"

也許是身邊樓起樓塌的事情太多了吧，董寶石這些話，一夜成名的小少年很難說得出來。

輪到梁龍登場時，他先自嘲自己穿搭是“紅棉襖、綠棉褲、東北大花布，二手時尚三要素”，然后回擊董寶石：

"寶石說他要振興東北文化，什么文藝復興——就一首歌振興啊？東北就差這一首歌被振興啊？

然后他說我是他的引路人。我哐哐哐哐在前邊跑，我走著，你跟著，我一回頭，你把東北文化振興了，咋的，我踩踏的？"

話音一落，董寶石笑得不能自已。

8.

東北文藝復興能成為一個話題，當然不只是因為一首《野狼Disco》。

2019年2月，易烊千璽在自己的Instagram上曬了班宇的《冬泳》。此后，這部短篇小說集一再加印，到9月時已經印了6版。

《冬泳》浮出水面后，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在嚴肅文學凋敝的當下，東北卻在這幾年涌現了一批青年作家，再一次形成了“東北作家群”。

早在2016年，雙雪濤的小說集《平原上的摩西》就入圍臺北文學獎，并斬獲多個重要獎項；成名更早的鄭執，在2018年寫了短篇小說《仙癥》，被人稱為“東北魔幻現實”。

當年的三個鐵西區80后男孩，如今都成了青年作家。

鐵西區的很多記憶，在他們腦海里歷經二十多年依然揮之不去。

年過三十的他們，活到了父輩當年的歲數后，能把那些人那些事看得更清楚，最終成了他們作品的一部分。

在2019年走紅的東北“文化人”，還有主播老四。

在他自導自演的視頻里，老四一個人“扮演全世界”，演繹東北的酒桌文化、家庭日常、親戚鄰里，把人看得前仰后合，數以百萬計的粉絲每天都在視頻下面留言催更。

老四加上班宇、董寶石，被人半認真半調侃地評選為“東北文藝復興三杰”。

一場無組織無口號的“文藝復興”，就這樣誕生了旗幟型的人物。 然而很多人聽完《野狼 Disco》之后，說它不過是又一首速生速朽的洗腦神曲。所謂的“東北文藝復興”，更是一個偽命題。

復興必然要有一個過去的參照，比如意大利文藝復興指向的是古希臘古羅馬，而近三十年東北輸出的文化，多是供人一笑，帶著苞米碴子味的小品喜劇和土味喊麥，與文藝毫不搭嘎，有什么可值得復興的？

這些人犯了兩個膚淺文青難以避免的錯誤。

一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本就不是什么陽春白雪。

如果把那些代表作品放到當時的時代去看，十有八九都會被高高在上的教會打成“三俗作品”。

大膽展示全裸人體的油畫、壁畫、雕像有多不像話就不說了，薄伽丘的《十日談》更是個黃色笑話集，高高在上的院長需要偷情，圣潔的修女也得做愛，這成何體統？

但這些作品正是因為肯定了人的欲望，才能讓當時的人掙脫神性的束縛，擁抱人文主義，結束了漫長的黑暗中世紀。

而東北文藝，也沒有他們想的那么下里巴人。

9.

就像拉美文學繞不開革命一樣，東北文藝也難以回避下崗大潮帶來的創傷與衰退，許多作品都帶著濃重的傷痕色彩。

早在雙雪濤與班宇的小說出版之前，就有一批電影在訴說著東北小人物的困頓人生：張猛導演的《鋼的琴》《耳朵大有福》，韓杰導演、賈樟柯監制的《樹先生》，耿軍導演的《錘子鐮刀都休息》。

有這些“傷痕文藝”擺著，“東北文藝復興”就不會是一個偽命題。

東北文藝復興的意義，不是火幾首歌，幾部電影，幾本小說。

在這些“東北傷痕文藝”的作品里，我們可以看到時代落水者的故事，看到這些小人物在一無所有之后的尊嚴時刻。

東北老工業區在半個多世紀里的歷史沉浮，成為這些作品共同的背景布。

我們可以看到工人曾有過陽光燦爛的日子，身為實現祖國四化的主力軍，他們的雙手能創造一個世界：

《平原上的摩西》里的老李，一個人用三把扳子，裝一整個發動機，時間是兩分四十五秒；《盤錦豹子》（收錄于《冬泳》）里的孫旭庭，能在沒有任何圖紙的情況下，成功完成前蘇聯大型印刷機的組裝。

時代洪水來臨后，工廠與工人的落魄，也在他們的作品里展現。

雙雪濤在《平原上的摩西》里提到一位下崗女工，到廣場擺攤賣雞蛋。結果城管一來，攤直接被端了。

這些東北文藝工作者著墨最多的，不是控訴、發泄，而是記錄這些時代落水者的尊嚴。

哪怕那尊嚴的時刻只有一瞬間，哪怕對改變自己的生活毫無用處，哪怕曾經相信的一切早已不合時宜，他們依然選擇堅守內心不容侵犯的東西。

《耳朵大有福》中的模范職工王抗美，退休之后走向社會，面對新的潮流完全跟不上節奏。即便如此，他依然細心照顧在醫院臥床多年的老伴。

《盤錦豹子》的孫旭庭，被印刷機卷掉了一條胳膊，下崗后媳婦跟著更有錢的跑了，但面對上門找前妻討債的地痞，他沖進廚房拿起菜刀，像個豹子一樣把他們嚇得屁滾尿流。

最有儀式感的瞬間，出自電影《鋼的琴》。

主角陳桂林下崗后，媳婦找了一個賣假藥的跟他離了婚，要爭女兒的撫養權。女兒喜歡鋼琴，陳桂林買不起，于是就帶著一幫游走在社會邊緣的工人兄弟，回到一起奮戰過的車間，打造了一臺鋼的琴。

當他們從時代舞臺謝幕之后，主流世界在唱完一首《從頭再來》后就幾乎把他們給忘了。

但東北文藝工作者不接受他們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消失，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為這一代人獻上一場體面盛大的、充滿尊嚴的告別儀式。

哪怕什么也改變不了，但這是工人階級最后的浪漫。

10.

“東北傷痕文藝”不是在2019年才開始的，但卻是在2019年被更多人關注、談論的。

為什么？也許是在2019年里，被凍著的人越來越多了吧。

一代人創造了一個時代，但是又屈服于時代，這樣的黑色幽默總是輪番不停地上演著。

昨天還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一員，面帶笑容相信未來。但時代瞬息萬變，轉型總在發生，沒有誰能保證那個要被優化掉的人不是自己，現實中從來沒有“一個都不能少”。

賈樟柯說，不能因為整個國家都在跑步前進，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倒的人。

為了集體的宏大夢想，一代又一代人燃燒著自己。等到必須謝幕的時候，他們不應淪為毫無保障、毫無尊嚴的落水者。

當個體要保障、要尊嚴時，得到的答案往往是“還不到時候”。

然而宏大夢想是永遠追不完的。總是讓個體提高覺悟，為集體無條件換位思考的狀態，究竟什么時候是個盡頭？

而東北文藝復興說到底，終究還是人的復興。

關注那些被時代痛擊的人，記錄他們的尊嚴，是這場東北文藝復興的最大意義。

這些意義能照進現實嗎？終究還是看有多少人看到了它，并愿意捍衛它。

如果沒有，那所謂的復興，終究跟那些來了又去的熱點一樣，散去之后皆是一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