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鄉見聞”就跟春節聯歡晚會一樣，已經成為一種風俗。

2019年農歷年前我寫了一篇火遍全網的回鄉見聞《一個西北五線小城的城鄉風貌》，所以今年年前我再寫了一篇回鄉見聞。

這也讓我意識到，每年農歷年前后活躍于媒體的“回鄉見聞”就跟大年三十晚上的“春節聯歡晚會”一樣，已經成為一種風俗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參與，你都躲不開。

就在我正準備動筆的時候，今天早晨我看到了群里傳著這么一張圖片：

這是一張沒有下線的約稿邀約，邀約人邀請寫手們借著年前這股“回鄉見聞熱”的東風，毫無下限地編排農村的悲慘故事，以達到吸引眼球賺取流量謀取利益的目的。

聯想到前幾天熱傳的一篇所謂的西北鄉村教師口述的社會觀察，那里面講了陜甘寧交界處一村莊匪夷所思的一些事情，比如村里一個高高白白的漂亮女人，在家里也化著漂亮的妝，但卻公開做著皮肉生意，家里只有一間很不像樣的房子，丈夫把嫖客介紹來之后，上三年級的女兒帶著弟弟只能去院里玩，有時候這倆孩子還要和媽媽及嫖客躺在同一個炕上過夜。

比如不滿13歲的男孩無法無天，給鄰居四歲的小姑娘屁股上打了一針啤酒，小姑娘高燒不退全身抽搐，被送去西安急救，小男孩還像沒事人一樣，他媽媽還買方便面和火腿腸安慰兒子。

我起先對發生這些故事的村莊感到悲哀，隨即我開始懷疑故事的真實性，隨后我在老鄉群求證，陜甘寧交接處的三個縣分別是陜西榆林定邊縣、甘肅慶陽環縣和寧夏吳忠鹽池縣，少數幾個回應的老鄉說他們沒有聽說過，感覺他們那里的農村還好，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讓我想起2016年春節《財經》雜志微信公眾號推出的那篇回鄉見聞《春節紀事：一個病情加重的東北村莊丨返鄉日記》，這樣一個大牌正規雜志的公眾號，以記者真實署名的方式推出這么一篇回鄉見聞，為了增加可信度，還在開頭寫道：“我要寫的故鄉雜記卻顯得些許殘酷和悲戚，可惜這并非杜撰虛構，而是真實的寫照。”

此文以捏造的匪夷所思的虛假故事瞬間火便全國，這個遼寧丹東的小村莊也因莫須有的農婦組團“約炮”、父親瀕死兒子卻用低保金“行樂痛快”、 低保夫婦不顧兒子常年酣戰牌桌、媳婦罵婆婆“老不死的東西”等等刺激眼球的罪孽而名揚天下。

后來盡管有遼寧省委宣傳部和新華社等部門出面澄清，可是有幾個人會在乎真相呢？

農村已經那么難了，寫“回鄉見聞”的寫手們能不能別造謠農村，別抹黑老鄉，真心實意地關心老鄉的疾苦？

一、一年一度的“回鄉見聞”不能總是唱衰農村

人們唱衰農村，也是因為農村確實很“衰”，且越來越“衰”，回鄉過年的人們，帶著惡意抹黑故鄉的畢竟是少數，而帶著善意希望反映故鄉現實引起社會關注的肯定是多數。

但對故鄉形形色色的描述中，“唱衰”是躲不開的語境，因為大多數村莊展現在眼前的就是這個樣子，“唱衰”才是實事求是。

可是，每當回到故鄉，看到還生活在這里的老老少少，看到他們的日常、他們的笑臉、他們的平和、他們的幸福，我總覺得，不常住在這里的人，總是唱衰這里，總是用自己的解讀給這些人增加焦慮，這是不對的，也是殘忍的。

我們必須承認，人生有很多種，生活也有很多種，都沒有統一的模式，我們不能以大城市充滿物質考量的眼光審視農村，不能在這種眼光下居高臨下地說這也不對那也不對。

什么才是對的？如果我們不能以某種方式改變他們的現狀，那就不要增加他們的焦慮，不要打擾他們的平和，這恐怕才是對的。大城市的人每年回故鄉一兩次，你是匆匆的過客，而老鄉們，是必須每天要生活在那里的人，你說那種生活不對，你說愚昧，你說落后，那你能給他們你認為對的生活嗎？

如果不能，那么在描述他們生活現狀時，還是要給他們希望。有一些人，注定一生都不會進入城市，不僅是年老的農民，還有很多年輕農民，因為一些原因，注定一輩子都會生活在鄉村。在未來的幾十年中，怎么讓這些人在農村生活得更好，才是我們要考慮的。

談論農村，離鄉進城不應該是唯一正確的語境，我們也應該多考慮，還有什么好辦法能讓留下的人過上好日子？畢竟，讓一部分人留下來，既是這部分人的能力所限，也是我們國家的現實需求，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的。何況，留在農村的人還有很多很多。

二、農民的養老問題其實也沒有那么慘

今年春節我沒有回家，而是年前一個多月時把父母接到了長沙我的家里。

在這段日子里，我有了機會和父母聊很多故鄉的事情，這是過去25年里我和父母在一起待得最久的一段時間，非常溫馨，也讓我感到安慰。而76歲的父母卻把這次當做最后一次，身體不佳的母親絮絮叨叨地向我和妻子交代著后事，這讓我的內心不時飄過絲絲傷感。

回家的機票早就訂好了，正月初五，日子越來越近，分別即在眼前，特別不舍。

或許是人到中年，惶恐增多了的緣故，我早已不再悲憫父母的人生，反而對他們的生活充滿羨慕，兩位76歲的同齡老人，到目前還能行動自如，還能勞動，一生都沒進過醫院，雖然父親像我這個年紀的時候得過幾年頭暈的病，臥床不起，但最終也渡過劫難，到今天身體比母親還好。惶恐如我，擔心活不到父母這個年齡，擔心到了他們這個年齡沒有他們健康，漸漸對“身體好才是真的好”這句話有了深刻的理解。

父母來我這里剛十來天時就想回家，城市生活他們不太習慣，不能勞動，沒有泥土為伴，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就無所事事的日子他們不適應，母親先是牙疼，后是半邊臉半邊腦袋疼，頭暈，便秘，各種問題都來了，在老家時都還好。

這讓我想到了養老的問題。

中國農村為國家贍養著大量的老人，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老齡健康司通報的數據，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中國６０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約２.４９億，占總人口的１７.９％。這些老人中有近六成分布在農村，粗略估計，人數在1.5億左右。

我父親說，現在每個月國家給他發的養老金是80多元，具體多少他也搞不清，因為數字經常有微小出入，但大致上這幾年都是這么多，一年也就是一千元左右。但因為他生活在農村，也沒得過什么大病，依托土地，過正常的生活沒有問題。而我呢，其實也沒給父母多少錢，反倒是我父母，通過農業生產還能有些結余，年年還能有新存款。

以前我覺得如我父母一樣的這群農村老人生活很悲慘，但現在我不這么看，我父母現在待在我家樓上的種種不自在并不比他們在農村幸福多少，他們回到農村，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干點農活才更有活力。生活的質量不只有“錢”這一個衡量維度。

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現狀如此，如果1.5億農村老人都像現在的城市老人一樣，就算每人月均領養老金2000元，國家恐怕就得破產。所以，國家現在這種量力而行的農村養老支持，也可以理解。只要健全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讓生病了的老人能得到及時醫治，大部分老人的境況也不會太差。

大城市的人都是工業化時代社會養老的意識，國家發放充足的養老金，老人自己生活，有病了去大醫院醫治，病危時在ICU躺一段時間，到實在回天無力的時候再放棄。

因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能這樣活著的老人只是一部分，而農村老人給我們展現著另外一種生老病死的方式，即傳統的方式。隨著發達國家社會化養老問題的集體凸顯，養老金不夠用，國家負擔不起，已經成為現實的問題。寫本文前我看了央視中文國際頻道播出的日本紀錄片《孤獨死》，這部描述日本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短片讓人內心很凄涼，那么多貧窮的老人孤零零地等待死亡，那么多老人死了十天半月的沒有人知道。看來，誰老了都難，哪個國家的老人都難。

去日本旅游的中國人常常感慨，到處都能碰到忙碌工作著的銀發老人，有些老人已經很老了，可是為了養活自己，還得到處打工。無論美國還是歐洲，養老金不足的問題都深深困擾著政府。從法國爆發，波及歐洲很多國家的“黃馬甲運動”，其起因是法國政府上調燃油稅導致油價上漲而引起民眾不滿，可是馬克龍政府宣布取消燃油稅上漲后，黃馬甲運動非但沒有停止，而且規模不斷擴大，迄今已持續一年多，并在2019年12月初爆發了25年來最大規模的全國大罷工，罷工的訴求直指馬克龍政府推動的退休制度和養老金制度改革。

而中國，正在迅速墜入老齡化社會，很多省份的養老金早已入不敷出，隨著老年人壽命延長和年輕人生育率下降，我們國家的社會化養老屆時恐怕要比日本還艱難。對于這個全世界都沒有解決好的社會化養老難題，中國恐怕也不會在西方的模式上解決的更好。

在這樣的前景下，我們再回頭審視農村老人的養老，或許這是我們中國未來養老的出路。農村老人低成本低消耗的養老方式是最具有韌性的，是最可持續的，他們目前的養老狀態或許對日益工業化的中國未來的養老提供了一種解決方式。

把農村建設好，讓更多的老人去農村養老，依托土地，種菜種花，以適量的勞動舒活筋骨，在大自然中愉悅身心，在低消耗中安度晚年，或許是未來解決社會養老這個世界難題的中國出路。我們40年短暫的工業化留給大部分人農村的根，或許與那些發達國家二三百年工業化帶來的城鄉完全決裂相比，是個很大的優勢。

80后，90后老了會是什么樣子，誰知道呢？誰是該被嘲笑的，誰又是該被同情的，只有活得足夠久、足夠老，才能有最終的答案。

村委會干部給我帶口信，要我提供一下身份證號碼，說是要確定一下我名下的那幾畝土地。我很欣慰在老家還有三畝地，聽說又是一個30年不變，如果真這樣，老了說不定我還可以回家養老去。

今年夏天回村，發現很多長期在外的成功人士都回村里修宅子，已知的是三四個包工頭家已經蓋好了闊氣的二層樓，有一家的小樓距離我家不足百米，我三哥還在那里打了近一年的工。還有幾個在外地幾十年，混的很不錯的鄰居，據說都在張羅著落葉歸根。

而我岳父這邊的湖南農村，這兩年好幾家親戚都砌了闊氣的鄉間別墅，左鄰右舍的鄰居砌新樓的更多。他們砌房子動輒花費都在五六十萬元以上，他們對農村的未來充滿了信心。

這也是我反對一味“唱衰”農村的原因，自媒體寫手們不要居高臨下自作聰明地給農民制造焦慮，讓他們在自己新蓋的房子里快樂地生活吧。誰都不是神，沒有人可以預見未來。

三、建設農村縮小貧富差距的是與非

既然有這么多的老人生活在農村，還有那么多留守兒童，還有那么多年輕人，那么農村就應該協同發展，而不能在那些“唱衰”的論調下任其荒廢。從現實來考慮，我們要讓這么大數量還在農村生活的人也享受到現代化的電力、通信、交通、自來水等基礎設施，也要給他們提供便利的教育和醫療，畢竟，他們也需要正常的生活；從未來考慮，讓偌大的農村充滿活力，一定比任其荒廢對國家更好。

這幾年國家加大了對農村的投入，在通電、通水、通網、通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投了大量的資金。回到村里，看到偏遠的圪嶗里只有幾戶人家，但水、電、路都通到了這些人家里，單純從經濟投入的角度考慮，這肯定是不劃算的。

但是，如果是夏天回到老家，就會看到，有人的地方就有整齊的梯田，就有綠油油的莊稼。而沒人的地方，都是荒草叢生。人就是活力，人就是希望，而人也必須要有生活的希望和尊嚴，這些事不能僅僅從錢的角度來考慮。

從這個角度講，中央近幾年大力推動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系列政策是很有必要的，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全面脫貧這一奮斗目標，也是很讓人尊重的。

這幾年國家通過轉移支付向農村投了一些錢，這也引起了很多雜音，有說這種投資是浪費的，有覺得不該把富裕地區財政盈余的錢拿去投給貧窮地區的。

我覺得，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未必會是浪費，說浪費，是覺得農村遲早要荒廢。投了有可能荒廢，也有可能生機勃勃，但什么都不投，一定會荒廢，為了一個平衡發展的未來，我們還是積極建設得好。

至于轉移支付，改革開放40年，最高峰時每年有近2.9億農民工去全國各城市打工搞建設，他們按勞動日的具體勞動拿日結工資，不享受任何福利。這些城市享受了農民工的勞動紅利，卻沒有負擔農民工的醫療和養老，這在全世界的工業發展史上恐怕都是沒有過的。這些農民工把青春留在了城市，老了，回到了鄉下，沒有拿奉獻過的城市一分錢的養老金。如今這些發達起來的城市向農民工的家鄉支援一點財政轉移支付，恐怕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

其實，對于扶貧脫貧政策目標，最初我的態度也跟網上很多批評的聲音一樣，不看好，而且覺得激進。可是后來我想，不管最終結果如何，也不管這項政策在各地的落實情況如何，黨中央能提出這樣政策，說明共產黨和中央政府沒有忘記窮人，這一點難能可貴。

放眼全球，古今中外，讓一部分窮著，始終是一種政治正確，無論古老的倫敦、優雅的巴黎，還是繁華的紐約，窮到無家可歸的人到處都是，沒有誰覺得這有什么不妥。在反映美國著名黑人投資專家克里斯·加德納（Chris Gardner）真實人生經歷的著名勵志電影《當幸福來敲門》中，年輕的加德納帶著5歲的兒子奔波在各個無家可歸者收容站的情景真實反映了美國舊金山窮人的狀況，每到傍晚，每個收容站門口烏央烏央排著的，都是無家可歸者。

既然貧富差距和讓一部分人窮著是普世價值，我們為什么還要動用那么多的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幫扶窮人，力圖用“精準扶貧”的政策讓窮人脫貧呢？這恐怕既是共產黨人的政治信仰和革命情懷，也是領導人的高瞻遠矚。

我們都知道拉丁美洲的很多國家曾經非常富裕，有些已經進入了發達國家行列，比如阿根廷。可是現如今的拉丁美洲，危機四伏，甚至滿目瘡痍。智利因為要給地鐵漲相當于人民幣3毛錢的價，從而引起了低收入者的不滿，進而發展成全國騷亂，到處打砸搶燒，昂貴的地鐵也被燒了不少，甚至連預定好在2019年11月和12月召開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氣候大會都被逼取消。

拉丁美洲何以從幸福的最高點接連幾個“失落的十年”墮落到今天的境況？原因有很多，但貧富差距太大是很重要的原因。巴西經濟學家帕夏（EdmarBacha）就把巴西稱之為Belinda（Belguim+India），即一小部分繁榮如比利時，但是其他大部分像印度一樣落后。

而帕夏的這個比喻其實可以延伸到整個拉美：國家發展不均衡，貧富不均，富人與其他社會階層脫節，公共設施不足，中產階級所享受的很多服務都是私營的，是富人專享的，不再與政府產生交集，這些公共服務包括了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道路、醫院、養老等等。

而出自富人階層的領導集團看不到低收入者面臨的困難，很多的政策本身就有盲點，不能兼顧富人和窮人的利益，比如地鐵票價漲了幾美分，在政策制定者看來無足輕重，可是對窮人來說這就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就引起了窮人的騷亂，這是政策制定者沒有預料到的。

所以，縮小貧富差距是國家健康發展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無論是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迭，還是當今世界那么多國家的社會騷亂，無不在提醒我們，我們這個國家要想一如既往地平穩發展下去，對窮人絕對不能漠視。這就是“精準扶貧”的意義，國家下這么大氣力來做這項工作，這其實是雪中送炭，很多時候也是出力難討好。縱觀各國政治家，錦上添花的比比皆是，雪中送炭的又有幾人？

相對于對這些政策的冷嘲熱諷，我們更應該批評那些為富不仁的人。

2020年剛開年，就接連曝出三個學術領域的奇葩事件，幾個大“學者”，有通過用論文吹捧“導師崇高感”和“師娘優美感”而發表核心期刊，以此來作為獲得200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成果的；有把國家核心期刊當成自家兒子畫板，發表幾十篇兒子的散文和自己所謂的書法作品的；有指導自己的博士生研究自個兒，并親自坐鎮博士論文答辯，且被深挖有多篇自己指導的博士論文和碩士論文都是研究自個兒的。

當占據資源身居高位的人杰們缺乏基本的敬畏，失去了心懷天下的情懷，眼里只有權和錢的時候，他們就什么都能干得出。

而當人杰們為了私利放棄下線什么都敢干的時候，資源就會加速集中到他們手上。如果人杰們都這樣，普羅大眾還怎么活？

中華民族能夠生生不息到今天，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二千多年來人們對孔孟之道的尊崇，讀書人把氣節和榮譽看得比生命都貴重，心懷天下蒼生，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先天下之憂而憂，達則兼濟天下，可以說讀書人的情懷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靈魂。

小人無恥，貽害一方；君子無恥，貽害四方；讀書人無恥，貽害天下。

占據高位卻不干人事，那活著的價值是什么呢？我并不是要用這樣的話語說上面這三位，據說這三位當中有一位有點冤枉，但是學術領域的歪風邪氣是普遍存在的，眼里只有錢和名而毫無學術信仰的混子比比皆是。

在老家種地的二哥告訴我，他這些年因為孩子小沒出去打工，如果出去打工，再怎么著一年總能存二萬元吧。哥哥的話讓我的內心滾過濃濃的酸楚，有些人寫幾篇狗屁文章就能花國家幾百萬，有些人辛苦勞作一年也賺不到二萬，這樣的貧富差距，我們不能無視。

三哥前年在當地工地上搬磚頭扛水泥忙活了大半年，掙了一萬出頭，到現在兩年了，錢還沒拿到。農民掙錢，就是這么難，糟糕的是，這樣出苦力賺錢的機會還越來越少了。

四、鄉村教育衰敗是農村年輕父母最焦慮的事

既然要建設好農村，那就必須要創造條件讓愿意回村的年輕人能安居樂業。目前來看，農村教育的衰落是還堅守在農村的年輕人最焦慮的事。

撤點并校，“村小”變成“鎮小”，使上學距離變遠。這有當年政策的激進，也有現實的無奈，畢竟，孩子是真的變少了，很多村小的規模已經無法構成完整的學校，把孩子集中一點兒，也是勢在必行，但希望政府能配置校車。

各級政府不能讓鎮小學鎮中學再衰落，如果堅守農村的年輕人不能在離家幾十里的范圍內解決孩子的上學問題，那就只能被逼進城了，而大量沒有生計的農民被逼進城，撂荒了家里的土地，在城里又找不著營生，問題會很嚴重。按政府的財力，辦好幾所鄉村學校，應該還是有辦法的。

比鄉村學校教育質量低下更嚴重的，是農村家庭教育的荒蕪。我母親看著我六歲的兒子說，你們把孩子管得好，不玩手機，咱們村的大小孩子，一見家長拿手機就搶過去，在那上面撥來撥去就是大半天，如果有什么連續播放的電視，一看就是一整天，就沒見幾個學習的。

我家孩子在城市算放養，根本沒有從嚴管理，從嚴管理的城市孩子是什么樣？去年大年初一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農村孩子啊，你知道現在城市孩子讀書有多用功嗎？》，鄉村的家長可以看看城市家長現在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因為城鄉家庭對孩子教育的態度差別太大，這直接導致農村孩子學習的主動性太差，他們兩眼一抹黑，看不見前程，不知道學習能干什么，而農村的家長這方面的意識也很淡薄。

“精準扶貧”最該扶的是農村的教育，給下一代希望比給這一代實惠更重要，給農村的孩子插上理想的翅膀比硬件建設更重要。

國家應該給各大學下達任務，并充分調動在校大學生的積極性，讓大學與鄉村中小學建立起一對一的幫扶，通過一些活動，比如利用寒暑假，通過企業贊助，把鄉村中學的學生組織到大學開展一些開拓眼界激發興趣的活動，或組織大學生去鄉村中學開展相關活動，幫助農村家長教育和啟發鄉村孩子，讓他們放下手機拿起課本，充滿信心地為美好生活而努力學習。相信這樣的活動對城市出生和成長的大學生們了解中國現實也很有幫助。

沒有比希望更能激發人斗志的了，給鄉村希望，給農民希望，給鄉村孩子希望，鄉村自然就會好一些，至少衰落得慢一些。

五、改革中的鄉村醫療讓農民看病越來越難

我父母到我這里的前兩天，我們村唯一的村醫，也是附近很多個村唯一的村醫來長沙參加會議，他早早聯系我，而且時間也碰巧，我們約好來我家和我父母一起坐坐的，結果他的日程安排太緊湊，最終我們沒能見上面。

這個村醫算我們家的遠房親戚，家在很遠的地方，前些年來我們村行醫，后來新農合政策確定每個村的定點醫療衛生所，他就被定在了我們村，到現在已經很多年了。父母說他這兩年鬧著要走，因為村里人越來越少，現有的常住人口不能提供給他期望的收入，可是因為各種原因又走不成。

或許是因為相似的原因吧，附近很多個村子都已經沒有村醫了，就連趕集的街道上，父親說也只剩下一個診所和一個藥房了，前幾年，這個街道上至少有十家診所。這一方面是因為老中醫漸漸凋零，后繼無人，另一方面是因為新農合確定了定點醫療，不在指定藥房買藥就沒有報銷，于是沒有被定點的診所就只能關門大吉。這造成了農村醫療資源的緊張，也造成了農村傳統中醫文化的消亡。

我信中醫，但我更信西醫，對于大城市的人來說，中醫沒了，好像也沒什么要緊。但對于農民來說，中醫是一種信仰。

醫界人士非常信奉特魯多留下的名言“有時治愈，常常幫助，總是安慰”，可見醫生最重要的作用是安慰和幫助，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的土郎中能讓農民那么信任，也在情理之中。意識到對中醫的信仰和對醫生的信任也是療效的一部分，所以我前兩天還帶我母親去看了中醫，雖然湘雅的中醫開了20盒共400多元西藥益生菌，但這也不能讓母親放棄對中醫的信仰。

現在十里八村沒了中醫，農民沒了幫助和安慰，生病了就只能要么去市里醫院，要么托親拜友去有村醫的地方。去市里醫院比較麻煩，農村的留守老人，一些不識字，很多不會坐車，絕大部分在城里醫院辨不來東南西北，讓他們單獨上城看病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兒女們往往在外打工，沒人帶他們去。

再說了，小病跑到城里這么一折騰，說是有新農合報銷，可是車費、掛號費、各種檢查費、醫生開的過量的藥費，這七七八八加起來比自己找附近的藥房自費看病還花的多，經濟不獨立的農村老人哪里舍得花這個錢？

相比而言，我們村的鄉親們就幸福很多，因為我們村有村醫，而且這個村醫還是遠近聞名的名醫。他的診所里不但有我們塬上上下幾十公里范圍內的病人，還有隔壁慶陽市鎮原縣的患者，遠方的患者往往很多人一起坐著農用三輪車趕來看病，有時候當天還回不去，還得在村里找地兒住店。這種情況以前是沒有的，可見新農合消滅了醫療多樣化之后，農民看病更難了。

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鄉村醫療，在改革中離救死扶傷越來越遠》，現在看來，這個情況還在繼續，甚至在加重。

建設好農村，辦好鄉村教育，維護好鄉村醫療，讓農村老人安心地養老，讓愿意待在農村的年輕人待在農村，保持這個世界的多樣性，不以財富為唯一尺度衡量他人的生活和人生，不制造焦慮，不污名抹黑，讓每個人以適合自己的方式安心地活下去，應該成為我們撰寫《回鄉見聞》的初心。

希望所有的撰寫者，把農民的疾苦放到聚光燈下，不是為了獵奇，也不是為了嘲笑，而是為了給予他們幫助而呼吁關注，這樣的底線必須要有。

文：在作文里成長，作者：楊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