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待國際關系時，許多國人經常本能地認為，這個險惡的世界不處處與中國為難和為敵就很好了。然而，這次“新冠肺炎”爆發以后，有一個國家憑著它滿滿的善意和貼心，博得了中國國民發自內心的好感，這個國家是日本——當今世界上我們似乎最不可能感謝的一個國家。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
“崎嶇路，長情在。”
“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
“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

當貼著這一句句修辭恰到好處、情感暖人心脾的詩句的一箱箱捐贈物資送達中國各地時，東鄰人民的一片片心意瞬間就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刷了屏。也許是受到了民間情緒的感染，就連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都在2月4日的網上例行記者會上用“銘記在心”四個字表達了中國政府對日本政府、日本社會各界和日本人民的“衷心感謝”。

稍后，中國駐日本大使孔鉉佑在2月13日出版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隨筆，再次表達了中國對日本的誠摯感謝。在這篇題為《鄰里之道，守望相助》的文章里，孔鉉佑大使十分動情地回顧了中日兩個東亞民族在過去1300年里的友好交往，以及2008年中國汶川大地震和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期間兩國人民間展現出來的患難與共的情誼。

讀罷令人心緒難以平靜——“前兩天，一位14歲日本女孩在初春寒風中身著紅色旗袍為中國抗擊疫情募捐，她的身影再次溫暖了我們的心。”

一

正如孔大使在文章里說的，疫情發生以來，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外相茂木敏充、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公明黨干事長齊藤鐵夫等黨政要人在許多不同場合表示過相同的意思，在中國發生的疫情如同自家親戚和鄰居生了病一樣，日方愿向中方提供全方位支持幫助。

日本政府緊急調撥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等當前中國緊缺的物資裝備，通過包機運往武漢等地。東京、大分、熊本等日本地方政府甚至不惜動用應急儲備，及時向中方捐助急需物資。日本企業、社會團體和民眾也紛紛慷慨解囊，向中國雪中送炭。

早在2月份的第一周、中國各地尚在延遲的春節假期中時，三井住友、瑞穗銀行、三菱UFJ等三家日本大型銀行就陸續在中國、特別是湖北地區推出專項貸款，向受疫情影響嚴重及從事口罩等醫療用品生產和物流業務的企業提供資金支持，而且給予降低利率、簡化辦理手續的特別優惠。

三井住友銀行在華專項貸款的第一期總額度就高達50億元人民幣，它還允許受疫情影響的中國企業延期償付到期貸款或者延長貸款期限，并向中國捐贈了20萬個口罩——這批口罩并非在中國購買，而是特地從日本運來的。

佳能、泰爾茂、住友制藥、Miraca控股等日本制藥廠商和醫療器械企業直接向武漢的同濟醫院以及當時尚在建設中的火神山、雷神山兩家醫院捐助了大量救治病患急需的醫療設備和用品，其中包括價值數百萬元的CT機、移動心肺儀（ECMO）、體溫計、血壓儀、防護服、醫用口罩、護目鏡和消毒液等。

據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官方網站上公布的信息，截止到2月7日，日本國內（不包括在華日本人和日本企業）各界累計捐贈的各類醫療防護用品就已達數百萬件，捐款金額更是超過了3000萬元人民幣。其中，僅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就向中國捐贈了超過100萬個口罩以及數萬件手套、防護服和護目鏡……

2月10日，日本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宣布，將從自民黨國會議員3月的經費中統一先行扣除5000日元（約合人民幣318元）。加上其他黨員中的捐贈，預計可募集到2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2.7萬元），作為執政的自民黨向中國提供的支援資金。錢不多，但在這樣一個殘酷的冬季里，這條新聞給無數中國人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財物有價，真誠待人的心是無價的。

從東京的商業街到大阪和京都的藥妝店，到處可以看到“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的標語在風中飄揚，東京晴空塔專門點亮了紅色和藍色，為武漢和中國抗擊疫情祈愿；日本各級政府官員多次在公開場合告誡國民，不要聽信和傳播因這次疫情引發的針對中國人的誹謗中傷；還有日本學校特地給學生家長寫信，請他們一起教育孩子們，這種時刻，尤其不要帶著惡意去談論中國和武漢。

我不知道，許多年以后當我們回憶起2020年之初的這段艱難日子的時候，會不會仍然記得來自我們東鄰的這真摯的點點滴滴？如果有一天他們也遇到同樣的不幸和艱難時，我們是不是也能像他們今天對待我們這樣對待他們？

二

需要我們拿出回報的日子也許并不會太遠。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日本自身的形勢也不妙。

日本是這次“新冠肺炎”爆發以來除中國外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截至2月20日上午，已有706例確診（當然其中大多數是來自“鉆石公主號”郵輪上的乘客），是患者人數第三位的新加坡的8倍多。有些日本專家認為，從最近幾天的態勢來看，日本國內出現疫情擴散的威脅日益迫近。

2月8日，第一位日本人死于“新冠肺炎”。這是一位在武漢工作的60多歲日本男性，1月16日開始發病，在武漢當地醫院病逝。在1月底隨日本撤僑航班返回的日本人中，有12人被確診感染。到2月13日，神奈川縣一名80多歲女性患者死亡，成為日本國內首例死亡病例。她沒有到過武漢和中國，很明顯是在日本國內受到感染的。

那天之后，神奈川，東京、千葉、和歌山、北海道等地陸續出現多例暫時“無法追蹤感染途徑”的“新冠肺炎”患者，感染者分布的地區已擴大到10多個都道府縣。

包括WHO及日本傳染病學會的一些權威專家據此警告，日本目前可能正處于“疫情擴散的開始階段”。未來是否會發生大面積的疫情爆發，或許取決于2月中以后的一兩周。他們呼吁日本必須提高警戒，加強應對。2月16日，日本政府召開相關專家會議后，厚生勞動相加藤勝信對媒體說，“情況與此前不同”。日本政府現在認為，疫情未來在日本國內蔓延的概率是很大的。看來，日本自己也已經到了必須為疫情擴散做好準備的時候了。

自“新冠”疫情大規模爆發以來，2月3日停靠橫濱港、從2月5日起被孤零零地拋在港口外海上接受14天隔離的“鉆石公主號”（Diamond Princess）郵輪，就成了武漢之外全世界目光的第二個焦點。對于船上的游客來說，這次本來應該舒適愜意的“亞洲之旅”變成了一次地獄般恐怖的孤島囚禁。

這艘豪華郵輪隸屬于美國嘉年華集團（Carnival），懸掛英國國旗。自1月20日從橫濱出發之后，途徑鹿兒島、中國香港、越南、中國臺灣和沖繩，2月3日晚間返回橫濱時，船上的乘務人員和乘客總共有3711人。旅客中一半左右是日本人，其他乘客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中國兩岸三地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由于1月25日在香港下船的一位80歲男子被確診感染了“新冠”肺炎，它航行到橫濱之后就被日本政府禁止船上人員下船。

在隨后10多天里，我們每天都會從媒體上得知船上的感染者不斷增加。少的時候一天新增三四十人，多的時候一天新增六七十人。2月11日那天，甚至一名登船檢疫的日本衛生工作者也被確認感染。截止到2月19日，在日本有關方面已經完成篩查的3011名對象中，累計發現621例，陽性率超過1/5。而且，2月19日，這艘船上的感染者中還第一次出現了2例死亡病例，他們已下船，被送進醫院后不多久便不治身亡

目前這艘船上有約一半被檢測出受感染的人無癥狀，這大概是唯一值得慶幸的消息了。

雖然日本政府對“鉆石公主號”的處理方式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但卻受到了日本國內和國際輿論的猛烈批評。有人甚至夸張地說，這件事情是日本政府面對公共衛生危機時不作為的一個“教科書范例”。

首先，就連一些日本專家都質疑像這樣的隔離實際上是在擴大病毒傳播的風險。因為游輪這樣的封閉空間（絕大多數乘客住的不是單間，船艙多是4人間）大大加大了病毒感染的幾率，不如讓船上所有人第一時間迅速撤離，在其他條件更好的地方分散隔離。這凸顯了負責應對此次危機的厚生勞動省與出入境管理及法務部門之間缺乏有效配合，也反應了日本政府遲遲未能就這次的“新冠”疫情達成必要的共識和應急協調機制。

其次，許多人追問：日本為什么不快速對船上的所有人進行病毒檢測？日本方面就此發出的信息是含混不清的，包括官房長官菅義偉等多名高官曾表示，沒有能力對船上的每個人進行檢測。但有人反駁說，如果是像中國武漢那樣的醫療資源不足問題，日本為什么不立即尋求國際援助呢？這本來就是一艘乘客來自五大洲幾十個國家的國際郵輪。再說，如果是這樣，就更不應該將幾千人隔離在船上了。

此外，日本負責處理“鉆石公主號”事務的相關部門也沒有舉行定期的對外新聞發布會。船上又是有WIFI的，被隔離在船艙內的乘客在焦慮無聊中一刻不停刷著媒體上的相關新聞和社交網絡上的帖子，而他們遠在萬里之外的家人則每天都急切地與他們聯系……這種信息狀況致使各種揣測和謠言滿天飛，讓人們更加心神不寧。

但是日本方面似乎也有許多苦衷和委屈。這艘郵輪的“船籍”屬于英國，根據國際法，能夠對它行事主權的是英國政府，日本政府對它既沒有管轄權，相應地也沒有保障義務。如果嚴格照搬國際法，日本原本甚至是可以拒絕它在日本靠岸的。事實上，大多數亞洲國家和地區正是這么做的。另一家美國公司——荷美郵輪公司（Holland America Line）——運營的懸掛荷蘭國旗的“威士特丹號” （Westerdam）就遭遇了這樣的待遇。該船自2月5日駛離中國臺灣之后，找不到能靠岸的港口，在海上漂流了一周多時間，直到最后被柬埔寨接納。

不過，這種說辭也有難以啟口的短處。畢竟“鉆石公主號”上約一半的乘客是日本公民，而且它從日本啟程，返航日本，要求遠在萬里之遙的英國來照顧它，好像沒有什么道理。只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確解釋了為什么日本政府在處理這次危機時顯得軟弱無力。

2月17日一早，美國政府已派出兩架包機，將船上約330名尚未發現癥狀的美籍公民接回美國。據報道，乘坐該游輪的近400名美國人中，有44人被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他們將留在日本治療。

由于隔離時間已滿，2月19日，第一批500名乘客已登陸。預計21日，船上所有人都將登陸，船員將在最后撤離。

但另一方面，已經有人開始擔心，當這3000多名乘客各自踏上歸途，散布到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以后，他們會不會就像“定時炸彈”一樣，將“新冠病毒”蔓延開來？有一些專家甚至預言，“鉆石公主號”就像一個富有象征意味的序幕，是日本可能無力地應對“新冠”病毒大爆發的開端。

雖然日本向中國提供了慷慨的援助，但它自己的醫療資源儲備其實并不比湖北好太多。目前日本全國只有大約1800張傳染病床位，已經有數百張被占用。如果接下來疫情在日本爆發，就將立刻捉襟見肘。為此，日本厚生勞動省日前已發出通知，除了具備專用設備的“感染癥病床”外，也同意用普通病床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此外，一些醫療專家還擔心，日本國內的檢測體制將無法應付可能出現的大量疑似病例的篩查任務。

總體上看，到當下這個階段，日本原來將防疫重點放在攔截和圍堵上的策略基本已經失敗。既然第一道防線已經失守，下一步必須認真汲取中國武漢的教訓了，將重心轉向爭取早發現和早治療。

國際上對日本疫情擴大的警惕感也在持續提升，一些國際機構已經取消原定近期在日本舉辦的各類活動。

三

2月17日，日本內閣府發布2019年第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快報值，剔除物價影響后實際比上季度下降1.6%，如果換算為年率則下降6.3%。

這是日本時隔一年多后GDP再度轉為負增長，也是5年多來的最大萎縮。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0月起消費稅上調到10%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而9、10月間的超級臺風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也不小。

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日本也像中國一樣，正承受著“新冠”疫情的雙重、甚至多重打擊。疫情一方面嚴重威脅著人們的健康和生命，另一方面也重創了經濟。這對本來就舉步維艱的日本經濟來說可謂雪上加霜，一些經濟學家和分析師認為，由于中日經濟的依存度極高，疫情將會使日本經濟陷入衰退，而且衰退可能將持續兩個季度。

首先受到沖擊的當然是赴日中國游客的消費。這段時間，從聞名遐邇的大阪心齋橋到東京新宿，從伊勢丹、大丸百貨到高島屋，從東京迪士尼到九州溫泉勝地……過去春節期間的人頭攢動現在都不見了。據《日本經濟新聞》等日本媒體報道，這些旅游、娛樂、購物的消費場所在今年春節假期里的人流量和銷售額普遍下滑了2成以上。中國顧客特別愛去的一些地方，如關西地區的免稅店，營業額甚至萎縮近一半，唯一熱賣的是口罩和消毒液等病毒防護用品。

在一般正常年份，日本都是中國游客春節期間赴海外旅行的首選目的地。據日本方面的數據，2019年春節期間當月，共有65萬人次的中國游客訪日。通常，中國人占到訪日游客人數的3成，旅行消費額占到近4成；而在2019全年，中國訪日游客在日期間的消費額達到1.7718萬億日元（約合160億美元）。

疫情發生后，根據日本旅行業協會的調查，3月份之前取消原本赴日旅游行程的中國團體游客可能會超過40萬人。僅在今年2月上旬，日本各航空公司往返中日之間的航班就減少了3成。這其中的損失一目了然。而且，不僅是中國訪日游客，由于疫情的關系，這段時間日本本國的外出旅游者也明顯減少了，這讓一些日本景區的日子更難過。

還有供應鏈斷裂的威脅。在武漢有巨大投資的日本日產汽車公司，由于無法及時從中國獲得零部件，其位于九州的整車工廠已經停工……關于這方面的問題，我已經在上一篇《一次“去全球化”壓力測試——“新冠”疫情下的世界經濟》有過詳細分析。這里需要著重指出的是，由于距離近、產業互補性高的緣故，日本是世界上所有發達經濟體中在供應鏈方面對中國依賴最深的國家，自然也是這次疫情中受到經濟沖擊最大的一個國家（另一個受到很大影響的發達經濟體是德國）。

當然，還有因為中國經濟放緩而導致的日本對中國出口減少的問題。

一些國際投行的分析報告認為，如果疫情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得到控制，那么日本2020年的GDP增長將被拖累0.2個百分點。但日本國內一些比較悲觀的聲音認為，由于日本與中國在經濟上的聯系日益緊密，在最嚴重的情況下，疫情會對日本經濟造成0.45個百分點的影響。

如果是這樣，加上提高消費稅等其他原因，那么日本經濟在2020年陷入全年衰退就將是大概率事件。

不過，日本政府日前已經出臺應對“新冠”疫情造成經濟沖擊的緊急對策方案：將在日本政策金融公庫等設置5000億日元的緊急貸款與擔保額度，支援旅游業等的中小企業。還將利用提高生產效率的補貼，支持企業應對供應鏈受損，推進設備投資。

2月13日，日本中央政府還決定，啟用2019年度最初預算中的約100億日元預備費（國家經費總額約為150億日元），作為緊急對策的第一輪投入，并將觀察經濟狀況討論決定以后的追加。

但這些舉措顯然并未能緩解政府面臨的壓力。據共同社在2月15日和16日所做的日本全國電話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安倍內閣支持率為41.0%，較2020年1月的上次調查驟跌了8.3個百分點。這是自2018年3月以來安倍內閣支持率再度大幅下跌，而不支持率較上次調查上升了9.4個百分點，至46.1%。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在共同社的調查中，對于疫情擴大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回答“擔憂”和“某種程度上擔憂”的合計高達82.5%。這說明，相當一部分日本民眾對政府應對這次疫情所做的努力是不認可的。

眼下日本上下還十分牽掛和操心的另一件大事是2020年7月底將要舉行的東京奧運會，這本是日本舉國上下期盼多年的一場“盛會”。

按照先前的預估，東京奧運會將迎來國內外觀眾總計1000萬人。如果疫情在短期內無法得到遏制，那么奧運賽事就有可能被迫調整。4年前巴西里約熱內盧奧運會時，當時流行的“寨卡熱”就曾給運動員和觀眾留下了很多痛苦記憶。在賽場內可能有很多蚊子的一些賽事中，例如高爾夫比賽，不少世界頂級選手甚至取消了參賽。

“寨卡”病毒從2015年開始在中南美洲蔓延，是一種由蚊子傳播的病毒，通過感染孕婦而對胎兒造成嚴重健康損害。WHO于2016年2月宣布它構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呼吁孕婦避免前往流行地區等。現任奧運相橋本圣子正是2016年日本奧運代表團團長，她對當時的混亂狀況可謂印象深刻。

日本方面至今堅持不會取消或推遲2020年奧運會的態度，并且在2月17日發布了本屆奧運會暨殘奧會的主題口號：“United by Emotion”，日語為“感動で、私たちは一つになる”。對此，WHO對此也沒有給出什么異議。然而這場四年一度的全球嘉年華究竟能不能如期舉辦，或許并不取決于任何人的決心和信心，關鍵還要看“新冠”疫情的發展態勢。

原定于3月1日舉行的東京馬拉松也是一項擁有廣泛影響力和關注度的傳統賽事、今年本來預計將有3.8萬人參加。但經過一波三折的多次討論后，組委會最終還是在2月17日宣布，將取消大眾選手組比賽，將賽事規模縮小到只有200名專業選手參加。

四

《詩經》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那么，萬一接下來日本不幸也發生“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和蔓延，以及由此遭受經濟和其他方面的多重打擊，我們又能夠為這個“鄰居”和“親戚”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們有不可推卸的義務來回報日本人民對我們付出的真情和善意。盡管日本官員曾多次說過“壞的是病毒，不是人”，希望以此勸誡國民勿要將此次疫情歸咎于中國和中國人，但不管怎么說，病毒的肆虐畢竟肇始自中國。我們對他們的責任自然比他們對我們的責任要更大。

其次，客觀上，我們可以為他們做的事情有很多，比他們可以為我們做的更多。因為中國雖不如日本富，但比日本體量更大，在應對這類危機方面能力也理應更強。

以當今中國舉世無雙的生產能力，一旦大多數地方和行業基本實現復工復產，救援和醫護物資的充分產出將不是問題，足以對日本施以援手。

中國的疫情爆發、患者染病、投入防疫和治療的時間上都比日本早一拍，中國感染者和參與救治的醫護工作者人數也遠多于日本。

這意味著，在日本疫情有可能大面積蔓延之時，中國在針對這個病毒的防疫和醫療方面已經積累了很多有益經驗和科學方法。我們可以將這些寶貴信息充分及時地與日本有關方面分享，如果他們需要，還可以派專家前往日本提供指導意見，甚至直接參與第一線的治療工作。

此外，正如《日本經濟新聞》不久前所稱的，中國是“新冠”病毒的疫情發源地，也擁有眾多優秀的科研機構和研究人員，中國可能比日本更早開發出針對這個病毒的的疫苗。如果真是那樣，疫情爆發比中國晚一拍的日本倒是很可能比中國自己更有機會享受到疫苗帶來的福祉。但這涉及知識產權保護等諸多法律問題，取決于中國方面的慷慨分享。

在經濟方面，中國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國和進口國，但日本并不是中國的最大進出口國，因為中國經濟的總量將近3倍于日本。這意味著中國從日本的進口可以提升的空間很大，等到疫情平復，中國經濟必有一次報復性的強勁反彈，那時中國完全有機會降低對日本商品的門檻，在符合市場原則的前提下擴大對日本的進口，助困難中的日本一臂之力。

因為近現代歷史原因，中日關系長期處于微妙復雜之中，近年來也是起起伏伏。如果一次共同遭遇的病毒疫情能夠在相當程度上讓我們化解過去糾結纏繞的恩怨，攜手面對今天，共同迎接明天，那么至少在兩國關系上未嘗不是一次化危為機的幸事。既然日本已經先一步伸出了橄欖枝，我們又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接過來，并且在下一步做得更好呢？

更進一步說，災難總是令人產生同情心，這是普遍人性中天然的善的一面。放眼世界，當今中國的外部環境、特別是外部輿論環境并不十分友好。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疫情對于中國來說未嘗不是一個契機。如果我們在面對疫情時充分展現出負責任的姿態，在疫情過后還能夠真誠地回報世界，那么經過了這次險惡的疫情，我們也許能夠為自己贏得一個更加友善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