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0的《歌手》，不需要歌王。

“我來《歌手》之前，沒想過大家會這么不喜歡（我），想讓我走。”

在播出的《歌手·當打之年》中，歌手黃霄云說道。從選擇奇襲毛不易、并最終取代毛不易進入歌手陣容后，她便飽受爭議。黃霄云對此也非常清楚：“我有看到網上大家說我的功利心太強、技巧太多了、只會炫技、人品太差、不尊重前輩、太想贏。”

“奇襲”是本屆《歌手》的創新賽制，比之前空降歌手的“補位”和一輪僅一次的“踢館”更為刺激。賽制規定一輪有三位奇襲歌手，可在任意一位歌手表演時選擇奇襲并進入1V1比拼，比拼票數高，則一輪綜合第七的歌手淘汰。

“奇襲”是本屆《歌手》在賽制上的創新

奇襲很“新”，但黃霄云與另一位奇襲歌手劉柏辛所收獲的評價差異更“新”。

前者作為《歌手》過往常見的“強vocal”，卻罕見地收獲了大量負面評價；而劉柏辛的“新都市音樂”淡化vocal，主要表達音樂的氛圍，被歌手吉杰認為是《歌手》從未出現的類型，卻好評不斷——雖然劉柏辛奇襲失敗，但網友的評價卻多為“新潮”、“驚艷”、“驚喜”，也從而引發了鋪天蓋地的對于節目組的批評。

還有一些新的變化在發生著：這是《歌手》首次為處于“當打之年”的80后、90后年輕歌手建立舞臺，其中有不少還是唱作人；評審團也開始“年輕化”，節目組首次沒有招募“50歲以上”的評審。

“新”或許是一次痛定思痛：去年收視率創歷史新低，每期都不足1%，亟需創新；也或許是在音樂受眾圈層化的當下，為了走近年輕觀眾的口味而不得不做出的改變。

近年來，民謠、嘻哈、搖滾等音樂風格紛紛撕掉“小眾”標簽，崛起為不可忽略的、割裂的圈層，而偶像養成、流媒體平臺的“造星運動”，也誕生了一批粉絲眾多的圈層偶像，使得如今的觀眾愈發“眾口難調”。

但“精準化”的改變和創新，是需要“代價”的。

本屆《歌手》缺少一個能輻射廣泛用戶圈層的歌手，同時《歌手》在網上的討論還被飯圈式的爭論淹沒，黃霄云、劉柏辛式的爭議更是屢見不鮮，6.0分的豆瓣評分也是史上最低。

《歌手》的創新，錯了嗎？答案并不在節目本身的成績上。事實上，《歌手》多年來的變化和起伏，也是時代和產業變遷的映射。當觀眾不再需要“統一的標準”和“全民的偶像”，這檔靠選出“一錘定音”的“歌王”而走紅的節目，注定要陷入因觀眾變化所引發的各種爭議與割裂之中。

不是《歌手》的歌手們“不夠好”，只是當下“好”的標準不再單一了。

華語歌壇的回血丸

“上《我是歌手》，準備期兩個半月，一月就播。”

2012年10月，集均收視率超4%的現象級音樂節目《中國好聲音》收官后，湖南衛視高層下達了指示，要做一檔能與之對打的節目。

接到命令后，湖南衛視的導演洪濤和負責藝人統籌的卓麓山，“用盡20年積攢的人脈”在極短的時間里碼出了首發陣容。“難！太難了！入行近二十年的最大挑戰，無所不用其極！這與你平時邀請他來演出不同，你出得起價，檔期合適，人家就來了。這個還牽扯到面子問題。”卓麓山曾對媒體說。

歌手們的顧慮并不難理解：從來都是素人在選秀場競技，哪有節目敢下手“虐”成名歌手？但實際上，彼時的素人選秀已經到了一個瓶頸期，2011年的《快樂女聲》更是成為何炅口中“貼錢賺吆喝”的節目。當選秀偶像接近“開發殆盡”，想要出新并不容易。

選秀節目在沒落，傳統音樂行業也在經歷坎坷。2011年，唱片銷量的逐年遞減讓中國唱片業風云人物宋柯喊出“唱片已死”，并于2012年辭去太合麥田CEO的職位，賣起了烤鴨。許多唱片公司的推新也都在這個時期陷入困境。

“那時的音樂環境，又來到了一個階段性的‘沉悶無聊’期，整個行業青黃不接。常青樹們開始步入中年，但新生代還沒完全兌換影響力。” 90后原創音樂團隊“RAiNBOW計劃”創始人林展秋表示。

在這樣的沉悶下，2012年《中國好聲音》的賽制讓人眼前一亮：它的海選是只能聽到歌聲的“盲選”，弱化了選手的外在條件，重點放在唱功和音色上；而當有兩位及以上的導師為選手轉身后，選擇的權力將反轉，四位頗具地位的歌壇老將還得被素人挑選，這在內地選秀史上也極為罕見。

2013年首播的《我是歌手》強化了這兩點變革——成名藝人以“歌手”的身份，用音樂進行PK，并由現場500位素人評審團決定歌手們的去留。歌手們為了留在舞臺上需要展現唱功、編曲等多種能力，比《中國好聲音》的導師們更“飽受折磨”。

既然聚焦唱功和作品，節目幕后制作能力就必須跟得上。《中國好聲音》請來了北京奧運會的音響總監金少剛，讓張靚穎感嘆“終于有可以讓選手放心表現的比賽音響了”；而《我是歌手》則請來了同王菲、陳奕迅等人都有長期合作的音樂人梁翹柏參與編曲，調音工作則是由國內頂級調音師何彪負責。

對決一觸即發。

2013年1月正式播出后，《我是歌手》迅速走紅。在國內主流視頻網站上，《我是歌手》的點播率甩開了曾經的榜首《快樂大本營》《非誠勿擾》，湖南衛視也破天荒地將第一期重播了6次，創下了湖南衛視非戲劇類節目重播次數之最。

節目熱度的另一體現，是對參賽歌手本身的加成：出道21年的林志炫在2013年一季度結束后，百度搜索指數上漲了92倍；原本無太多大眾知名度的黃綺珊，此后一段時間商演價格從幾萬元上漲至50萬元，10年前發行的專輯在網上被炒到3000元。

第一季的成功，也讓隨后兩季的邀約不再困難，歌壇的前輩們紛紛出場：第二季有韓磊、韋唯，第三季有韓紅、孫楠，其中韓磊和韓紅拿下歌王，證明了自己“歌壇大佬”的實力。《我是歌手》的定位也變得更加清晰：對歌壇“扛鼎之位”的爭奪。

而即使在爭奪中落敗，對很多歌手來說，《我是歌手》仍是個建立形象的好渠道：樂評人耳帝曾這樣評價譚維維：“此前在公眾眼里是一個嗓門比張靚穎大的超女，但在《我是歌手》上，她通過一系列將民族元素與搖滾、民謠的融合，讓觀眾看到了她的追求和蛻變”。

行業也從在這場成名歌手的對決里，看到了新機會。

過去需要唱片公司持續運作才能完成的歌手形象建立，在那幾年，通過一檔熱門綜藝節目就能超額完成。如果說草根選秀時代，是市場將新人推向唱片公司，那么當傳統唱片公司開始沒落，綜藝節目就是把唱片公司的能人再推向市場。

李榮浩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2014 年，華納唱片以“最高簽約金”簽下金曲獎最佳新人李榮浩，并于當年11月發行個人同名音樂專輯《李榮浩》。雖然李榮浩一直因其才氣而受到熱捧，成功出圈卻還是靠《我是歌手》——百度搜索指數顯示，李榮浩的個人熱度峰值是在參加《我是歌手》第三季期間，且至今未被超越。

《我是歌手》就這樣成了華語歌壇的“回血丸”。

除此之外，《我是歌手》和《中國好聲音》對唱功、編曲等的空前重視，也極大地推動了音樂節目的制作水準。知名樂評人鄧柯就在2014年感嘆道：“編樂隊、弦樂組、為每次演唱重新編曲、環繞聲錄制、立體聲播出……這些僅僅在四五年前堪稱奢侈的制作標準，現在已經成為節目制作的默認配置了。”

如今已是KOL的鄧柯、耳帝，也正是在這兩檔節目首播當年，憑借對唱功技巧的專業點評聲名鵲起。“兩檔節目對唱功、編曲、幕后這三個方面做了普及，給很多觀眾的音樂鑒賞力、對音樂行業的認知和了解都做了很大提升，很了不起。”談及兩檔節目對音樂行業的正面影響，林展秋概括道。

沒有小眾，只有圈層

分水嶺出現在2015年。

《我是歌手》和《中國好聲音》都在2015年，迎來了收視巔峰：《我是歌手》平均收視率達2.725%，《中國好聲音》平均收視率在4.8%左右——都是此后再未被自身超越的成績。

而音樂行業也在這一年發生巨變：國家版權局下發“最嚴版權令”，終結了音樂市場的盜版亂象，版權與流媒體開始走向正軌，數字音樂平臺也在這一年啟動了付費，音樂行業有了回暖的動力。

據2015年騰訊娛樂白皮書顯示，2013-2015年國內唱片總收入持續增長，其中數字音樂收入占比逐步上升。而賣烤鴨的宋柯，也在這一年重操“CEO”舊業——出任阿里音樂CEO，從內容方轉為平臺方，離互聯網更近了一步。

表面上看，節目熱度和唱片業的發展并無直接關聯，但是載體、媒介環境等的變化，正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音樂受眾，加速著音樂市場的分眾化。這也直接體現在《我是歌手》的口碑及關注點的變化上。

此前節目播出時，當更多的觀眾參與到“唱功”的討論中時，有不少人把“唱功好”等同于“音飚得高”，所以一些不擅長飆高音的歌手，常在競演中吃虧。但從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開始，這種局面第一次有了扭轉。

這一季的《我是歌手》，不怎么飆高音的李健成了新晉“男神”。他在節目中推薦的《哈扎爾辭典》在書店脫銷，無論在歌手訪問室還是演播廳都受到了最多的歡呼和驚嘆，同節目的鄭淳元直言：“李健如此受到記者和觀眾歡迎，我也很想學習。”

林展秋認為李健出現的時間點非常剛好：“如果早出現一季，可能還會被觀眾誤認為唱得不夠有張力、不夠有爆發力。但在第三季之前，觀眾通過好聲音和歌手，已經接受了三年的高音教育，這個時候不需要再高音了，而且李健他的內功修煉得就是很迷人。”

已經開始對高音免疫甚至反感的觀眾，想要從歌手身上獲得關于音樂更多樣的一面。

2015年黃霄云（當時名為黃霄雲）在《中國好聲音》上的經歷，也證明了這種觀點。在小組PK環節，黃霄云《All By Myself》 PK 趙大格《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最終以23:28落敗。現場的媒體評審里，有人認為黃霄云是“常見的大嗓門”，有人認為其選曲沒有特點。

面對這樣的評價，耳帝感到十分不解，并發文稱：“黃霄雲以16歲的年紀原調拿下《All By Myself》是相當驚人的，要知道Celine Dion從未在現場唱過原調……黃霄雲唱這種世界Diva頂級難度之一的歌不僅沒讓這位媒體評審感到吃驚，反而是一句‘黃霄雲就是那種黃綺珊、譚維維式的大嗓門，太多了’就給打發了。”

可專業人士的觀點，改變不了大眾和市場的審美分化。這一年《中國好聲音》的冠軍被唱民謠的張磊拿下，是“小眾音樂”民謠成為大眾文化的一個象征事件。同年，知名的民謠歌手身價都翻了2-3倍，4位民謠歌手唱進了萬人場館。

“小眾”能形成強有力的“圈層”，得益于流媒體時代的塑造。而當“圈層”發展到一定階段，也反過來作用了“大眾”。李健的走紅、黃霄云的落敗、張磊的奪冠背后，正是市場和產業對觀眾更抽象“音樂性”教育的成果。

觀眾的變化也給音樂節目帶來了挑戰。當《我是歌手》邁入到2017年并改名《歌手》時，加上《全能星戰》《蒙面歌王》《中國音超》《天籟之戰》等同類節目的泛濫，有一定地位和知名度的歌手，很多都上過至少一檔競演類綜藝了。

在這些節目的作用下，觀眾的期待已經被頂到上限，歌手咖位的刺激效果減弱，對這種競技的模式與形態也已審美疲勞。從CSM52城市網收視率數據來看，《歌手2017》每期還能保持1%以上，到《歌手2018》已經有多期在2018年之下。《歌手2018》也被耳帝認為是《歌手》“唯一推新失敗”的一季。

耳帝還從自己微博的關注與轉發評論數據當中，感受到了變化：《我是歌手》二、三季播出時，是全民討論的話題，尤其是總決賽直播，微博上會出現“小春晚”式的盛況；而到了2017年的總決賽直播時，他的微博首頁上除了樂迷，已少有其他領域與群體的人在討論了。

觀眾都去哪了呢？

2017年6月播出的兩檔網綜《中國有嘻哈》《明日之子》的火爆似乎給出了答案。《中國有嘻哈》以一己之力帶火了嘻哈這一“小眾”音樂，一些高人氣rapper的商演價格漲了近20倍，嘻哈音樂演出數量翻了3倍——一如當年的民謠一樣。

在《中國有嘻哈》制片人陳偉看來，這是一次“小眾文化的大眾傳播創新”：“移動互聯網時代催生了圈層文化，通過網絡連接，會形成因為興趣而聚集在一起的亞文化圈層，這些圈層并不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會向外擴展，而這種拓展，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主流文化，嘻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明日之子》則以42億的播放量，成為了2017年網綜播放量冠軍。自2013年以后，電視臺的音樂綜藝大多將競技重心放在成名藝人身上，但《明日之子》則以選拔90后、00后的青年偶像為準則，重新讓一批90后的素人來到了舞臺中央。

在騰訊白皮書“2017年華語新人歌手熱度排行TOP10”中，有9位都出自這兩檔網綜。這兩檔網綜的造星能力也在宣告，在唱片公司、臺綜后，網綜成為新的推新渠道。電視臺從輸出方變成了被動接受方，當年多個衛視跨年晚會都請來了嘻哈歌手便是證明。

此時，作為曾經的現象級綜藝，《歌手》不得不面對觀眾變化帶來的沖擊：流媒體時代的分眾化，培育了一批在圈層小有名氣的獨立音樂人；臺綜失去了造星能力，更多在為網綜造出的圈層偶像的展示方；觀眾是一群細分、個性鮮明、還帶點割裂的，身處不同圈層的人。

它的“當打之年“，來得猝不及防。

當打之年，怎么打？

面對行業和觀眾的變化，《歌手》承擔的壓力也是巨大的。

《歌手2018》正式錄制前，針對網上鋪天蓋地的批評，洪濤哭著對觀眾說：“我只能說我盡力了。有很多網傳的大家期待的歌手，我們真的在盡力（邀請歌手參加），我只能這樣說。”

其實有Jessie J這樣的海外知名歌手和汪峰、張韶涵這樣成名已久的天王天后鎮場，還有華晨宇、霍尊等新勢力歌手，《歌手2018》的陣容并說不上差。只不過，此時觀眾們期待的改變，已經不僅僅是歌手陣容了。

這不單單關乎到口味的多樣化，同時更是審美標準的分化。

因為就在網絡綜藝、垂類內容興起的同時，另一種圈層文化也在蓬勃發展。從2015年底開始，《星動亞洲》《燃燒吧少年》《蜜蜂少女隊》等偶像養成節目席卷電視熒屏，原本流行于日韓的偶像工業在內地開始萌芽。

2018年，兩檔依賴粉絲的節目，將投票的人命名為“全民制作人”，投票選擇的偶像節目《偶像練習生》和《創造101》誕生，成為當年的年度現象級節目。《偶像練習生》第一名的蔡徐坤得到了4764萬票，是中國選秀史一個創紀錄的數字；不追《創造101》的人，也一定知道楊超越、王菊。

蔡徐坤、楊超越的出現是中國娛樂史上鮮明的一筆，比《超級女聲》時代更加強化了偶像與歌手這兩種身份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在2019年年蔡徐坤和周杰倫的粉絲超話大戰中徹底爆發。

國際化制作、與歐美一流音樂人的合作、歐美前沿的潮流曲風……這是這幾年偶像們作為“歌手”的努力，但無論粉絲們如何用itunes成績、billboard排行、專輯銷售額來證明其影響力，偶像們所做的音樂與大眾還是有“壁”的。

在龐大的粉絲基數下，我們已經無法再用“粉絲都不懂音樂”“這些偶像根本不是歌手”“粉絲對唱功沒概念”來解釋蔡徐坤們的走紅。更準確的說法也許是：更年輕的95后、00后對于“好歌手”的審美標準，已經有了自己的理解——盡管很多聽周杰倫、五月天長大的80后和90后們并不一定能認同這種新標準。

打個比方，過去甜品是主流認定的“美味”，從通俗歌曲到民謠、嘻哈，對受眾來說只是喜歡了不同的甜品。隨著新偶像的崛起，音樂圈層的進一步擴張，對于許多受眾來說，酸咸苦辣都已經被納入了美味的范疇。

《2018年QQ音樂巔峰年終榜》便是一份包含了“酸咸苦辣”的榜單。有周杰倫、陳奕迅這樣的國民級歌手，也有火箭少女、蔡徐坤這樣的偶像。

當觀眾的喜好和審美標準在變化，豐富節目的“音樂性”就成了重中之重。《歌手2019》在更換了導演團隊后，也做出了較大幅度的改革：《歌手2019》主打“原創季”的概念，從規則上允許歌手演唱本人自作曲，吳青峰、劉歡、逃跑計劃等唱作歌手都因此被吸引來。

此外，偶像養成節目給觀眾極大的參與感，因此《歌手》也選擇讓渡出一部分歌手的選擇權，首次引入了“全民舉薦歌手”的臺網聯動環節，共計119位明星及素人歌手在網上報名踢館。最終，直播成名的劉宇寧、《偶像練習生》出身的錢正昊、《創造101》出身的許靖韻都站上了《歌手》的舞臺。

音樂的多樣性，和對多渠道出身的歌手的包容性，讓《歌手2019》有了些許回暖。從豆瓣評分來看，有了接近第二季、第三季的7.3分，但其收視率卻成歷史新低——CSM55城市網收視率從沒高于0.9%。口碑和熱度間的對比也再度將一個現實擺在了創作團隊面前：想要取悅所有人已經不那么容易了。

音樂的分眾化，讓曾經的“小眾”有了更好的生存土壤，同時也帶來了“圈層固化”。“華語原創音樂產業目前最大的問題在于，精準化傳播渠道越來越多，大眾傳播渠道越來越少，在算法驅動下，原創音樂陷入圈層固化的困境，聽眾難以獲得豐富多元的原創音樂。”《我是唱作人》總監制陳偉曾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

這也許是2019年“原創音樂綜藝”的初心：3月，優酷推出《這！就是原創》，從百余位唱作人中挑選出40名創作人；4月，愛奇藝推出《我是唱作人》，每位參賽的唱作人必須準備7首以上未發表的原創作品來比拼。

音樂平臺和短視頻平臺也加入了造星的陣營。2018年，隔壁老樊憑借原創曲目《再見，你好》在抖音等短視頻平臺走紅，并成為2019年網易云成長最快的音樂人，常居“網易云音樂華語歌手榜”第一名”——但在粉絲圈之外，隔壁老樊的名氣卻并沒那么大。

偶像經濟、網絡音樂綜藝、平臺造星……團團包圍下，《歌手·當打之年》誕生了。

百度百科中寫道，本季《歌手》不再為“樂壇的扛鼎之位”搭舞臺，而是要為年輕歌手的“當打之年”站個臺。因此，本季多數歌手都曾參與過《歌手》，節目還鼓勵歌手們演唱原創曲目，蕭敬騰也在節目中笑稱：“對啊，這就是我們的打歌節目。”

從收視數據來看，前所未有的年輕歌手之間的對決，頗具吸引力。據CSM59城市收視率顯示，《歌手·當打之年》連續三期收視率都在1.7%以上，而據燈塔專業版顯示，節目的熱度也一直排在同期綜藝熱度TOP5中——但與之相對的，節目開播至今豆瓣評分已經降到了歷史新低的6分，整體境況和上一季截然相反。

在毒眸看來，這種情況與其說是節目組做了個錯誤的創新，倒不如說是《歌手》在到底要取悅誰、怎么取悅的問題上，做了取舍。從早年靠羽·泉、韓磊即可取悅所有人，到后來一步步調整，再到如今放大每個不同圈層的喜好、給其心頭好以展示的舞臺，“誰是歌王”反而不重要了。

然而當一檔以選“歌王”為基調的節目，遇到一個已經不需要“歌王”的時代，矛盾和摩擦就產生了。

年輕歌手們匯聚，讓本屆《歌手》充滿了諸多飯圈思維的爭議：在豆瓣同名小組，不少帖子都在議論“周深的營銷買太多了吧”“黃霄云是今年的強捧嗎”，而“毛不易被淘汰”“毛不易被黃霄云奇襲”“華晨宇的斗牛到底好不好聽”等爭議話題，大家的喜好差異所帶來的摩擦顯得空前激烈。

而點開豆瓣的“差評”，打低分的觀眾或吐槽本季歌手咖位的不足，或將矛頭指向唱高音的高手，或惋惜于毛不易這種“清流”的存在，或批評粉絲群體對節目的影響。將風格和受眾都差異巨大的歌手放在一起比賽，連標準本身都已受到了質疑。

節目組沒法再去塑造一個全民歌王，可是多年下來所塑造出來的品牌，又讓粉絲們難以輕易轉換思維，大家都相信自己的偶像可有實力成為更好的那一個，殊不知在音樂產業、綜藝產業發展到今天的背景下，很多領域里早就沒有了所謂”更好的“那一個。而想要觀眾改變這樣的思維，或許還需要依靠下一輪的市場培育。

但好在很多歌手、從業者也最先明白了這一點，與其去成為所有人最愛的那個，不如成為自己擅長領域里最出彩的那一批。正如李健在2015年說的：“就算你拿了歌王，你也不是，音樂沒有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