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利用“絕命毒師”叛逃扳倒俄羅斯，“打臉”國際泳聯扳倒孫楊，雙標突進，權力熏天。

2月28日下午，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通過新聞稿形式發布孫楊案裁決結果，裁定孫楊禁賽八年。至此，已經紛紛揚揚長達兩年半的孫楊“暴力抗檢”案畫上了第二個逗號。上一個逗號，是在2019年1月，國際泳聯就已經就孫楊一事進行過裁決，當時國際泳聯認為孫楊不存在違反《世界反興奮劑條例》的行為。

史無前例的是，國際泳聯因為這一裁決，使得自己和孫楊一起被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告上法庭。估計很多人都會被搞的暈頭轉向：作為國際奧委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分管奧運會金牌第二大項的國際泳聯，竟然淪落到了被告席而且輸了官司？

其實，比國際泳聯更慘的是金牌第一大戶國際田聯。

2020年1月15日，調查審理前國際田聯主席拉明·迪亞克腐敗案的檢方宣布，對這一案件的審判因故推遲到今年6月進行。86歲的拉明·迪亞克是前國際田聯主席，國際奧委會榮譽委員。

2015年11月10日，WADA在日內瓦發布的報告，讓田徑運動發生一次大地震。這份報告除了建議國際田聯對5名俄羅斯運動員進行終身禁賽外，對前國際田聯主席迪亞克正式提出指控，這是擔任田聯主席長達15年的拉明-迪亞克命運轉折點。隨后，檢方指控其在1999到2015年擔任國際田聯主席期間，有“行賄受賄”、“欺詐”和“有組織洗錢”行為，并將在法國出庭受審。

實際上，世界體壇從2015年開始，就被WADA攪動的天翻地覆，孫楊案不過是這一系列體育界動蕩局面的一個新熱點。人們不禁要問：

并無嗑藥證據的孫楊團隊，為何會輸掉官司？

2014年后咄咄逼人、四處“搞事情”制造國際新聞的WADA，究竟是何方神圣？

01 孫楊團隊敗在哪

經過信息披露，孫楊案的基本事實已經很清楚：孫楊受到WADA懲罰的原因，并不是因為使用或嘗試使用違禁藥物，而是因為他以檢測人員出示的授權證明不合規為由，終止了已經進行到一半并完成抽血的檢測程序。

2月28日，孫楊聘用的國內律師事務所發出了一封措辭激烈的聲明，直指事件主角之一—國際興奮劑檢查公司（IDTM）聘用的興奮劑檢查官（楊冰柔），并指出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的判決不公正。

但這一切為時已晚。

由于庭審是公開進行并且有媒體直播，所以孫楊團隊敗訴的過程也全部被記錄了下來。

縱觀整個雙方控辯過程，我們可以把孫楊團隊最后敗訴的原因歸結為：嚴重輕“敵”，具體表現又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1.一年前判孫楊勝訴的國際泳聯反興奮劑仲裁法庭（FINA Doping Panel），與此次WADA作為原告，而自己和國際泳聯一起成為被告的國際仲裁法庭有著本質區別。而孫楊團隊申辯策略并未作出針對性調整，也沒有認真研究之前勝訴過程中的漏洞，仍然把申辯重點放置在了《ISTI血樣采集指南》要求人人持證以及并未“暴力抗檢”上面；

2.對于此場訴訟有很高幾率發生，且WADA勢必會集中火力攻擊四個要點皆準備不足、申辯無力——

（1）主檢官等三人作為一個整體并不違反《WADA檢測和調查國際標準》（ISTI），而雖然違反《ISTI血樣采集指南》但后者不具備強制力；

（2）為何在之前的多次檢查中未對檢察官證件提出過異議；

（3）主檢官是否已明確告知孫楊中斷藥檢的嚴重后果；

（4）WADA律師拋出的“此例一開，其他運動員如何如何”老生常談假設；

3.沒有制定出萬一庭審進展對自己不利而拋出的B計劃（比如在文字陳述中可以實事求是，把打電話征求意見的自己，與下決定的教練、領導分置，但實際上孫楊把火力都引向了自己）。恰相反，中國游泳隊領隊程浩的回答是：

“是運動員填寫的記錄單，我并不清楚。”

這就把責任全推給孫楊了，這也屬于沒有做好內部協調，嚴重輕“敵”的一個表現。

WADA的四個火力點若能捉住一個有效申辯（孫楊也的確具備有力申辯條件），即使不能完全以辯論取勝，亦即即使不能證明有權以IDTM人員出示證件不足的理由而拒絕接受其檢查，但也能很大程度上降低懲罰標準，并且與道德指摘之間建立防火墻。

遺憾的是，正如北京市中倫（上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奧地利國際反腐敗學院反腐敗學碩士吳明，在觀看現場直播后撰文所說：

“在二審直播庭審過程中，我們看不到孫楊一方對ISTI第5.3.3條（即闡述藥檢人員應有資質證明的條款——編者注）展開闡述，哪怕是重復之前國際泳聯仲裁庭的13頁論證？……而是搬出來WADA官網上的另一份規則《ISTI血樣采集指南》進行抗辯……”

無獨有偶，懶熊體育的法律專欄作者、親赴此次法庭現場旁聽的蔡果律師也提出了相似觀點：

“孫楊方任命的仲裁官Philippe Sands教授問出了許多直擊本案要害的關鍵問題，其中一些問題，若展開辯論，或許對孫楊是有利的（比如，Sands教授指出本案中存在運動員對其醫生、團隊有“高度依賴”——編者注）。”

總結一下：在這次庭審中，WADA方面雖然咄咄逼人，但并不具備法理上的絕對優勢。其對孫楊和國際泳聯的指控認為，授權證明即使有缺陷（例如抽血官和抽尿官沒有合格資質，主檢官出示的授權文件沒有孫楊名字），也是輕微的，檢查人員偏離指南的行為（在檢查過程中拍照引起孫楊警覺）在性質上都是微不足道的，不會影響收集的血樣的完整性，也不應該使整個檢查任務失效，也并不能證明孫楊的行為是正確的。

而孫楊方面卻沒有抓住申辯重點，沒有著重強調這種程序缺陷并不“輕微”，而是嚴重影響了己方對于檢察官員的信任，并且對方沒有準確告知己方終止藥檢程序的嚴重后果，并未未曾拿出《拒檢表格》讓運動員簽署（《拒檢表格》上寫有運動員的行為已構成違規及所要面臨的處罰等內容）。

相反，正如上文所述，WADA方面卻大肆渲染了“此例一開，其他運動員如何如何”的論調，聲稱將形成“孫揚效應”（“Sunyang Playbook”），反興奮劑檢測制度將無法執行。

在藥檢官確有程序缺陷，并且孫楊已經取得過國際泳聯庭審勝訴的情況下，該次庭審的裁判本質恰如首都體育學院體育法與體育規則研究所所長韓勇所說：

“本案的CAS仲裁員，將在兩種沖突利益間尋找平衡，如果堅持程序正義、存疑有利于被告人、保護運動員權利原則，則裁決將有利于運動員；如果堅持反興奮劑的嚴格責任、維護反興奮劑工作的權威性，則裁決將有利于WADA。”

我們知道，在美國的律政題材影視作品中，美國的律師最善于夸大一個瑕疵的危害，最善于用無罪推定原則讓陪審團認定個人利益應該被至于組織尊嚴之上。

其實，在庭審現場，連孫楊方選定的仲裁官Sands教授也看不下去了，他使用了“Did you pause to think” （你們有沒有停下來想一想）以及“Did you turn your minds”（你們有沒有轉變想法）等強烈的語氣——在筆者看來更像是提示孫楊方面——圍觀者都看出來了，在此次申辯中，孫楊團隊將寶都押在了己方對規則的主觀理解。

很遺憾，由于對此次生死攸關庭審的重視程度不夠，在一審中已經獲勝的孫楊，手里握有國際泳聯給予的好牌的孫楊，卻在直播庭審里敗得很難看。而這種輕視，在孫楊母親后來的聲明與孫楊聘用的中國律師公司措辭強烈聲明中也可以明顯感知到。

孫楊母親說：

“中心某領導給孫楊指派的律師能力不強”，“就連聽證會翻譯的重要任務，都是臨時從翻譯公司找來的翻譯”。

而律師事務所指責楊冰柔說：

“始終在歪曲事實、自相矛盾、謊話連篇，甚至在國際體育仲裁院出庭出庭作證時連其在國際泳聯聽證時所作部分符合客觀事實的陳述也再次以謊言徹底否定。”——顯然，孫楊方面把希望寄托于對方的證人楊冰柔的再次陳述與國際泳聯庭審時一致。

由于孫楊要求CAS開庭公開審理此案，欲證自身清白，所以此案也成為了CAS歷史上第二個公開審理的體育仲裁案（第一個是1999年愛爾蘭游泳運動員德布魯因興奮劑案，但那時WADA還沒有誕生）

然而，孫楊團隊在公開審理中敗得很難看。

中國人的大多數自然不會認為孫楊嗑藥，頂多說一句他是“媽寶”，“巨嬰”。但霍頓之流和西方媒體會一擁而上攻擊孫楊，則也是隨后可以預見到的事情。遺憾的是，由于這次敗訴，孫楊會急劇掉粉，有耐心聽他解釋的人并不會很多。

事后回看，無論如何，孫楊本都不應該對此次庭審如此大意，這是因為，有能力把國際泳聯和孫楊送上被告席，卻仍被孫楊輕視的WADA，自2015年以來已經在全球攪動了好幾次“腥風血雨”。

02 體育“冷戰”與WADA

在WADA掀翻俄羅斯和國際田聯之后，就曾有媒體指出：體育“冷戰”已經開始。

相信，50歲以上的人對體育冷戰并不陌生。1980年，莫斯科舉辦夏季奧運會。美國等國以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為由，拒絕參加這場第一次在社會主義國家舉辦的奧運會，而中國也沒有派出代表團參加這次奧運會。

四年之后的洛杉磯奧運會，蘇聯等國家采取了針對性抵制行為，中國由許海峰奪得奧運首金。

1998年，由于動作失誤而造成終身殘疾的體操運動員桑蘭，所參加的友好運動會，正是蘇美之間“同而不和”的冷戰產物。誕生于1986年的友好運動會，自2001年起退出歷史舞臺。

2020年的春天已經到來，但新冠疫情正在日本爆發，東京奧運會能否順利舉辦，至今懸而未決。

但不管是照常還是延時，俄羅斯都將缺席這屆奧運會。這與1984年的局面類似。

實際上，“讓體育遠離政治”是以顧拜旦為代表的人們的一種美好期待。遺憾的是，作為最有影響力的全球性賽事，奧運會一直都與政治有著深度關聯。

被稱為體育“冷戰”的這一波，源自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同樣是以政治話題閃耀史冊。

實際上，在2014年舉辦索契冬奧會，從頭到尾，都被“冷戰“氣息所圍繞。

北京時間2014年2月8日凌晨，第22屆冬季奧運會開幕式在俄羅斯索契的菲施特奧林匹克體育場舉行。在開幕式上呈現奧運五環的方式非常獨特，五環由雪花慢慢轉化而來，從空中飄落。不過這一關鍵環節卻出現了重大“失誤”，在現場有一片雪花未能轉變，于是便出現了奧運五環變成“四環”的一幕。而沒有綻放的那一環，恰恰是代表美洲的右上角的紅色環。

當時，這成為了各大媒體和商業機構炒作的話題。

而就在索契冬奧會的殘奧會閉幕當天，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亞“脫烏入俄”公投以超過96%的贊成率通過，俄羅斯軍隊陳兵烏克蘭邊境。

第二天，克里米亞宣布從烏克蘭“獨立”。第三天，俄羅斯總統普京便與克里米亞領導人簽署了加入俄羅斯的條約。克里米亞閃電入俄令西方一片愕然，很多西方媒體都將索契冬奧會視為普京的障眼法。而普京當時串聯起俄羅斯數百年歷史的“血性”演講，更令西方陣營震怒。

不久之后，WADA就開啟了其延續至今的狂飆模式——指責俄羅斯反興奮劑中心舞弊進而逼反羅琴克夫，控告剛卸任的國際田聯主席拉明·迪亞克，時隔八年后沒收中國運動員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的三塊金牌，發表欲將俄羅斯體育全部掀翻（的確達到了目的）的《麥克拉倫報告》……最近的一個大動作，就是把國際泳聯和孫楊告上法庭并取得了最高限判罰。

這聽起來當然是有一些“陰謀論”的味道。但一系列的不正常現象，使得WADA被質疑聲越來越多。

WADA扳倒俄羅斯的關鍵，是在索契冬奧會之后指控莫斯科反興奮劑實驗室的主任羅琴科夫，指控其摧毀了1400多份血液和尿液樣本。當俄羅斯當局決定審查羅琴科夫的時候，羅突然叛逃到了美國并立刻成為污點證人開始大爆“猛料”，指責發生在俄羅斯的興奮劑事件是長期的國家行為。

生于1958年的羅琴科夫，曾經是一名田徑運動員，后來考入莫斯科大學化學系，就讀于化學動力與催化專業，并拿到分析化學的博士學位。早在80年代，羅琴科夫就開始主持莫斯科反興奮劑中心工作。在叛逃之前，其職務是俄羅斯反興奮劑中心的主任。

無論是外表還是事業，羅琴科夫扮演的角色都像極了美國名劇《絕命毒師》里的男主角海森伯格。

索契冬奧會結束后，羅琴科夫被普京總統授予了象征著榮譽的友誼勛章。此外，還得到了國際奧委會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表彰。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甚至在一份報告中將索契稱作“奧運會反興奮劑項目演變中的里程碑”。

一夜之間，從“反興奮劑英雄”變成了“投敵者”，亡命天涯，諜影重重。羅琴科夫也被媒體成為“俄羅斯的斯諾登”。而這一切，都是標準的冷戰劇本。

然而，與斯諾登不同的是，羅琴科夫在美國可謂是“全方位展現價值”，做采訪，寫報告，甚至還拍了一部紀錄片《伊卡洛斯》，全方位揭發俄羅斯。

基于羅琴科夫提供的材料，WADA于2016年先后發布了兩份《麥克拉倫報告》，期間，巴西舉辦里約奧運會舉辦，俄羅斯的田徑、舉重以及殘奧會代表團被禁賽。但是，俄羅斯卻在極困難的局面中卻扳回一局，讓WADA和美國很難堪。

就在里約奧運會結束后不久，一個名為“奇幻熊”的黑客組織，侵入了WADA的數據庫，并在20天時間里公布了6批共127人的從WADA那里獲得“健康治療”豁免權以合法服用興奮劑的名單。

在這127名“持證吃藥”的運動員之中，美國在這份禁藥榜單中以28人高居榜首，英國則以24人緊隨其后。其中，包括美國體操名將拜爾斯、網壇雙姝威廉姆斯姐妹、英國長跑名將莫·法拉、環法冠軍弗魯姆和維金斯、英國女子拳擊奧運冠軍亞當斯等體壇巨星。在歐美之外的國家中，8人上榜的澳大利亞成為被曝光人數最多的國家。

頓時，歐美媒體之外的國際輿論嘩然。《人民日報》在2016年10月9日的第8版中評論道：

“歐美媒體在此次事件中也表現得‘勠力同心’，紛紛表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些運動員犯了任何錯誤’。

而讓這些運動員‘持證吃藥’的靠山，便是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的違禁藥物治療性使用豁免權（TUE）……當前的反興奮劑系統，或許已經到了應該徹底變革的時刻。”

面對“奇幻熊”的披露，WADA不停的譴責與抗議，但并沒有否認名單真實性。其實，對于WADA在眼里貫徹反興奮劑條例的過程中采用雙重重標準的指責，一直都存在。

拿孫楊案為例。就在孫楊案在瑞士仲裁之前，2019年10月，美國反興奮劑機構宣布，美國游泳運動員、兩屆奧運會金牌得主康納·德懷爾因服用興奮劑被停賽20個月。有人指出，服了違禁藥物的才被禁賽不到兩年，而只是不配合檢測就要判孫楊運動生涯“死刑”，WADA顯然是搞在雙重標準。

權力明顯凌駕于各大單項運動聯合會（國際足聯、國際田聯、國際泳聯等），可以雙重標準在體壇掀起“腥風血雨”的WADA，其實誕生的時間并不長，并且長期沒有存在感。

百度百科上，對WADA的歷史沿革列出的條目很少，其成立20年來的歷程自然還有很多足印，感興趣的可以去WADA官網去查詢。但百度百科所列條目，反映出了一個基本事實：本來不甚引人注目的WADA，正是借著索契冬奧會并扳到俄羅斯開始迅速崛起。

WADA成立于1999年，其誕生的使命是在奧委會管轄授權下成立一支相對獨立的興奮劑檢查機構，規避奧委會下轄的各單向委員會與國家（地區）奧委會既要辦活動、出成績，又要監管藥物使用之間的矛盾。

不難想象，只負責“搞事情”的WADA剛一誕生，就迎來了包括國際足聯在內的各實力派單向委員會的“冷暴力”。

在這種局面下，國際奧委會前主席雅克·羅格為WADA的生命延續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比如，羅格勸說不久前還是自己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職位競爭對手的龐德出任WADA主席一職。

更重要的是，由于羅格賦予了WADA相對獨立的角色。那運營費用從哪里來？實際上，沒有國家愿意為WADA掏錢，在成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其所需費用都是國際奧委會支付的。

2003年7月2日，羅格在布拉格舉行的國際奧委會第115次全會開幕式上，羅格開始化緣：呼吁各國政府盡快履行交納國際反興奮劑機構（WADA）會費的義務。羅格說，由于各國政府所應交納的會費沒有到位，WADA的工作無法進行，甚至面臨著生存困難，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有意思的是，來自于當時《中國體育報》的報道，俄羅斯帶頭，成為了資助WADA最慷慨的國家，而美國、加拿大、亞洲的很多國家則遲遲不愿意交錢。

錢解決了，還要搞定反對派。當年，國際足聯（FIFA）主席布拉特和WADA主席龐德互不相讓。在羅格的調停下，雙方的矛盾在有利于FIFA的前提下得到了解決。

顯然，現在回頭來看，羅格從一開始就想把WADA打造成為權力凌駕于單項聯合會（比如國際足聯、田聯、泳聯）的組織。

羅格曾多次重申，某些單項體育組織如果拒絕接受和執行世界反違禁藥條例，這些項目將被禁止進入奧運會。

2012年11月，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日前表示，他支持WADA對使用違禁藥物運動員的處罰期限從兩年增加到四年。

在WADA快速崛起的這6年里擔任主席的克雷格·里迪，之前是英國奧委會主席。在卸任之前，他毫不掩飾對目前WADA手握巨大權力的欣喜，并且仍覺得還有進步空間。他表示，WADA從以往的過于偏重檢查，而今后將變為更加重視情報與調查，成立專門的情報與調查部，領頭人是原德國警方負責網絡犯罪的資深人員甘特·揚格。

值得注意的是，克雷格·里迪在接受采訪時說道：“一個體育大國出現興奮劑違規，我們必須有所行動”，不過他希望今后不要再有類似事件發生，而且值得高興的是WADA的工作越來越得到各個政府支持，所以未來兩年內預算有望提高到4500萬美元。財源廣進。

03 結語

之前不把WADA放在眼里的各大單項運動聯合會，現在要么被WADA搞得灰頭土臉（比如田徑和游泳這兩個奧運會最大的金牌大戶），要么噤若寒蟬。

孫楊竟然還沒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藥檢進行到一半的時候終止程序。并且對CAS法庭申辯準備的如此不充分。從這個角度看，說孫楊是“巨嬰”是正確的。

目前，中國是WADA最大的贊助方（最大分攤費用方是美國）。然而，這種贊助并未給中國的體壇巨星帶來任何好運。

俄羅斯著名體育評論員、籃球教練戈梅利斯基對媒體說：

"我認為，前任國際奧委會主席雅克·羅格犯了一個災難性的錯誤，讓WADA獨立尋找贊助方。WADA找到了贊助方，而現在，請姑娘吃飯的人要求她跳舞，WADA是找到了贊助方，但贊助方有自己的政治目的。"

戈梅利斯基對羅格的指責，顯然包含了自己的國家立場。但一個很明顯的趨勢是，6年間在世界體壇掀起“腥風血雨”的WADA，繼有了獨立的運營資金渠道，獨立的上訴權、司法豁免權之后，現在則要建設自己的情報機構。

這必將大大超過體育的范疇。

不過也有一種聲音認為，隨著WADA改組，自2020年開始由波蘭人和中國人擔任主席和副主席等要職，這很可能預示著WADA踩了一腳剎車，咄咄逼人的態勢和雙標會減緩。

然而，即便如此，俄羅斯和中國這兩個體育大國，在體育形象上已經遭到重創。特別是作為中國一號體育明星的孫楊，其體育生命不但宣告終結，并且將身負道德譴責直至終生。

文 | 摩羯商業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