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乃國之大計。基礎教育，則是教育之基石，因其覆蓋面廣關聯度高，一直是全民關注的焦點所在。

2019 年 10 月，南京的減負風波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在啟動雷霆減負后，由于落實層面不夠規范，諸如突襲學校翻學生書包、查看有無試卷和課外輔導資料等操作，經輿論發酵后，引發全民熱議。隨后，相關上級部門及時介入糾偏，才慢慢化解掉這一波輿情。

輿論場上的風波雖已平息，但其背后的深層治理問題依然存在。

問題的根源在于，近年來，一些專家學者缺乏基本的文化與制度自信，有意無意，對中國的基礎教育進行了系統性的批判與解構，將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凡是能用來詬病教育的詞語，諸如填鴨教育、刷題機器、高分低能、創新乏力，如是等等，幾乎都被套到了基礎教育頭上，并且，這些觀點經包裝之后，又通過各種媒介渠道，灌輸給公眾。

眾口鑠金之下，中國基礎教育儼然天生原罪，政策層面也缺乏定力，與之遙相呼應，予以各種限制約束。于此氛圍之中，基礎教育只能戴著鐐銬起舞。

當然，也有學者與意見領袖，如復旦大學陸一教授、中國教育在線陳志文主編、知名 IP 寧南山等，對這一解構風潮進行著力所能及的反駁與對沖。然則，大變革時代，面對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中國基礎教育究竟何去何從？當前遭遇的，諸如減負以及與之關聯的一些問題，又該如何破解？本文試從幾個具體問題入手，探求治理之道，一孔之見，權當拋磚引玉。

小學：是否可以統考？

2019 年，一所偏遠的山區學校，四川廣元范家小學，因其別具一格的教學實踐與探索，被北大教授何帆譽為“中國教育理念最先進的學校”（1），引發廣泛關注。

范家小學校長張平原，很有教育情懷，他的一些教育思考也頗有見地，譬如關于學生成績，他就有一個比較前衛的觀點：80 分萬歲。對錯與否，筆者在此不做價值判斷，相信在四川廣元的教育生態中，他能被認同，就證明這一理念有其現實合理性。

不過，遠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位校長，北京史家小學終身名譽校長卓立，則有著另一種看法。在《瞭望智庫》的一次訪談中，對于“分數到底重不重要”這一問題，卓立校長認為，過分追求分數會影響孩子只看到枝節，而看不到全局。但是，對于一年級的學生成績，他則提倡：要考 100 分。

關于分數，張平原與卓立兩位校長雖觀點不一，可是，在他們的話語背后，卻潛伏著一個普遍的教育現實，那就是：考試。

誠然，小學階段的考試問題，在中國當下的教育語境里，是一個敏感話題，現行政策對此有著明確且嚴格的限制性規定，基本要求大致如下：一二年級每學期考試不得超過一次，其他年級不得超過兩次，而且，嚴格限定為學校內部考試，不得進行區域性統考，不得公布排名。

客觀來看，小學階段主要是養成教育，重在培養孩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學習習慣，對考試次數進行一定限制，且不得公布成績排名，是必要且合理的，因為這能避免孩子過早進入應試賽道。

當然，限制考試，不是否定考試。因為，考試作為對學業質量進行監測的有效手段，非常必要，這已是一種共識，一如 GDP 考核體系是對地方發展狀況的有效評價。當下中國雖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但是并沒有取消 GDP 考核，因為二者之間不是矛盾對立關系。

只不過衡量綠色 GDP需要的是更科學的指標體系、更合理的分值權重而已，而不是因噎廢食。考試也是同樣道理。

就考試而言，由于禁止地方進行區域性統考，學校自行組織的考試監測，效果存疑。試想，對于全國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如果沒有國家統計局等部委的統一監測，而是任由地方政府自行評價，那么，其結果的含金量與可信度，是否會大打折扣？

或許，正是基于這一顧慮，教育部每年對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習質量，才會統一組織監測，一把尺子量到底，而不是交由各地自行組織。

不允許區域性統考，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主要是擔心引發校際之間的競爭，怕這種競爭壓力最終傳導到學生身上，進而加大學生的學業負擔。應該說，這一擔憂初衷良好，且不無道理，可是，硬幣的另一面是，由于沒有嚴格的區域性統考，在部分學校少數老師身上，出現了期末考試簡單出題、批改放水的現象，甚至有個別老師虛填分數。

因為，經過這樣一番操作，成績單拿回家后，學生不挨熊，家長很開心，老師自然也受待見，皆大歡喜。而且，小升初是直升，粉飾成績也不用擔心露出馬腳。可是，其潛在隱患，就是導致考試機制的正反饋作用，系統性失真失靈。

沒有區域性統考，一方面，如上所述，會造成地方教育部門不能準確掌握學生的真實學習質量，各個學校的短板弱項，自然也無從得知，培優補差優質均衡，又何從談起？

另一方面，由于沒有統一考評尺度，每位老師的真實教學水平、工作狀態，也就缺乏客觀公正的評價標準，獎優罰劣機制亦難以有效運行。

如是，老師干多干少一個樣，教好教壞一個樣，校際之間更是如此，長此以往，就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且助長加劇校外補課，教育風氣會受到很大影響，教育生態也將遭到結構性破壞，貽害深遠。

當然，大多數校長、老師囿于內心道德律，一般不會弄虛作假，但是，信任代替不了監督，沒有良好的機制約束，單靠自律，任何行業任何人都可能異化蛻變。

其實，作為政策制定者，不妨換個角度看問題，在小學階段，允許區域性統考，既有利于地方教育部門掌握真實情況，又有利于發現教師真實的教學能力，還能避免大鍋飯，遏制消極懈怠，激發老師的內生動力，從而促進義務教育更加優質均衡發展。

至于統考衍生的負面效應，筆者認為，完全可以通過嚴格限定成績公布范圍、嚴禁排名等技術性手段予以避免。但是，如果因為統考有些許弊端，就一票否決，則有些因小失大。

高考：不可以宣傳狀元？

2019 年 6 月，筆者隨團赴臺灣地區做教育交流，特別留意到一個現象：幾乎每所高中校門口兩側，都有大幅套紅狀元榜。據了解，這份榜單基本一貼一年，到第二年高考結束，換上新一屆名校生名單后，進入下一個宣傳周期，年復一年。

筆者之所以特別留意這一現象，是因為在大陸，這屬于嚴禁范疇。政策層面，態度明確 : 嚴禁宣傳炒作“高考狀元”“高考升學率”，一經發現將嚴肅處理。這一規定，其實和小學不能統考一樣，都是從減負這一原則性要求，引申出來的具體治理措施。

金榜題名，在中國文化語境中，自古以來就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喜事，北宋詩人汪洙在其《四喜》一詩中，更是將“金榜題名時”列為人生四喜之一，此后千年口口相傳，民間約定俗成。當下，雖然高校擴招后，高考錄取率大幅上升，考大學沒有以前稀奇金貴，但是，在很多農村，村里出個大學生，還是會敲鑼打鼓祝賀。

筆者在鄉鎮工作時，哪家孩子考上清華北大，鎮政府都會送上大紅包。這幾年卻風向陡變，似乎宣傳高考狀元、升學率，就會把家長和學生帶進溝里，真是欲加之罪。這一規定，可謂是中國教育獨有之怪現狀。

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可能認為這種管控，是弱化應試傾向、減輕學習負擔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展現了頂層綜合施策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還能引導社會正確認識高考。可是，收效甚微。

因為，在相信知識改變命運的中國，無論高考給不給宣傳，人才遴選的示范效應都擺在那里，是故，于家長而言，嚴禁高考宣傳，等同掩耳盜鈴，發揮不了任何實質性作用。學校聽話，不直接宣傳了，可是會有各種狀元名單之類信息，在家長群、朋友圈廣泛流傳，盡人皆知。

一個有趣的現象級悖論：對于高考狀元、升學率等，除了一些教育部門在極力打壓，中國社會整體上則給予了系統性肯定。

譬如，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廖俊波因公殉職后，《福建日報》長篇通訊《他把自己永遠融入這片青山綠水中》，就有這樣的描述：當他聽說政和縣已 25 年沒有出過一個清華北大生，許多有條件的家長舍近求遠將孩子送往外地就學后，夜訪政和一中，之后，每年都親自參加高三畢業班省質量檢測分析會。

后來，當政和終于實現了清華北大零的突破后，廖俊波對妻子林莉說：20多年來，我們政和終于有學生考上了北大。一個縣委書記，親自參加高三年級質檢分析會，并為有學生考上北大而欣喜，在主流媒體的價值判斷中，這是廖俊波關心民生的重要體現。

再譬如，前杭州學軍中學校長陳立群退休后，遠赴貴州臺江縣支教，2019 年被中宣部授予“時代楷模”稱號，在新華社《大山里奏響“放牛班的春天”》專題報道中，對于陳立群支教后臺江民族中學的變化，尤其是高考變化，不吝筆墨予以肯定：2018 年臺江縣打破高考 11 年無 600 分以上“紀錄”，8 人考過 600 分，450 人考取本科；2019 年，臺江民中 561 人考取本科，其中一本線第一次超過 100 人；三年來，臺江縣高考增量從全州末尾沖到了第一。

而據央廣網《陳立群：一個退休名校長的“扶貧戰”》一文，2019 年臺江民中高考本科上線率達到 65% 以上。有趣的是，央廣網的這篇報道，同年 9 月 10 日，教育部官網居然予以轉載了。

又譬如，《半月談》微信公眾號曾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刊發了一篇文章，標題直截了當：《這個貧困縣 5 年出了 2 萬余名大學生，98 人被北大清華錄取》，文章開門見山點出國家級貧困縣云南會澤縣近五年的高考成績，報道了教育對大山里孩子命運的改變與催化。

2019 年 9 月15 日，又刊發《貧困大縣，教育如何突圍 ?》一文，濃墨重彩記述了云南師范大學附屬鎮雄中學2019 年高考成績榜單：本科上線率 100%，600 分以上人數占全校參考人數的 40%，100 名學生被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名校錄取。

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在官方主流話語中，于廖俊波，他對政和教育的重視支持，最終轉化為高考成績，體現了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本色；于陳立群，他對臺江民族中學的付出與努力，扭轉了一所學校的高考頹勢，進而影響改善了當地教育生態，堪稱用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扶貧典型；于云南會澤、鎮雄這類貧困縣而言，高考之重要意義，怎么強調都不為過。

一邊是教育主管部門嚴禁宣傳高考狀元、升學率，一邊是全社會對高考效應的系統性認可，管教育的視之為洪水猛獸，人民群眾則視之為普世信仰。這種認知錯位，讓人有一種莫名的魔幻感。

其實，教育主管部門不妨降維看待這個問題，在現行高考制度沒有顛覆性改變之前，不論是否宣傳，高考永遠是億萬家長最關注的焦點所在。而且，高考狀元，本身就代表了勤奮刻苦、奮發有為，是新時代奮斗精神的具體體現，能夠影響并帶動更多學生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適當予以宣傳，有何不妥呢？

高考是高考，減負是減負。結果可喜可賀，過程需要管控，這是兩個維度的事情，不可混為一談。道理其實簡單，如同建設摩天大樓，過程中會有概率性安全風險，那么，需要做的是加強過程中的安全管理，而不是因為過程中有安全隱患，大樓封頂后，連竣工典禮都不給搞了。

作為教育主管部門，把教育治理的精力、資源，耗費在這類細枝末節之中，并希望以此來轉移公眾視線，扭轉應試傾向，引導社會共識，最后，基本是徒勞無功。

減負：劇場效應是個偽命題

和減負話題密切關聯的一個概念，是“劇場效應”。所謂劇場效應，是指在劇場中，前排的人為了看得更清楚，自己站起來看，后面的人被遮擋后，也不得不站起來，于是導致連鎖反應。

在一些關于減負的文章中，常以此類比家長在子女教育競賽中的爭先恐后心態，因此，學業負擔也多被歸因于劇場效應。

基于這一邏輯原點，有教育官員認為，只要消除劇場效應，就能極大緩解負擔問題，于是，一輪輪減負整治，不斷向縱深推進。尤其 2019 年，更是掀起史上最強減負風暴，自上而下，態度決絕，校內校外，多管齊下，可是，結果呢？南京減負風波，就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

官方從統計學角度，宣布此輪整治成效明顯，的確，這一結論有數據支撐，主要是關停取締的培訓機構數量較多。可是，如果拋開數字看“療效”，筆者認為效果一般般。因為，關了再多培訓機構，參與校外補課的學生并沒有減少，相反，因為供給減少，培訓價格反倒有所上漲。

這很正常，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一如 2019 年的豬肉市場，環保風暴關掉一批豬欄，非洲豬瘟滅掉一批“二師兄”，豬少了，吃豬肉的人沒少，于是，肉價翻番。

此輪整治可謂不遺余力，一面規范校內辦學，一面整治校外培訓，火力全開，聲勢浩大，為何結果卻不盡如人意？原因不復雜，負擔過重雖是癥狀，劇場效應卻非病因，脈沒號準，藥方自然不靈。

筆者認為，所謂教育領域的劇場效應，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把學習和看劇相提并論，本身就是一種機械類比，劇場看劇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內獨立進行，你站在劇場門外，就看不到。可是學習不是，學校、家庭、圖書館、校外培訓機構，甚至咖啡店地鐵站，對于想學習的孩子來說，時時處處都可以。

教育部門管得住在校學習時長，管得住校外超前超綱培訓，可是，管不住學生在家點燈熬夜，管不住化整為零私下補課，管不住高知父母家庭輔導。試圖把學生的學習行為，和劇場看劇一樣管理，全部摁住不給站起來，有些想當然，所以，按下葫蘆浮起瓢，事倍功半，甚至無功而返。

追根溯源，學習負擔重，和中國社會整體價值觀有直接關系，一方面，中國人受儒家文化熏陶，以及科舉取仕制度影響，崇信讀書改變命運，尚學之風，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中國人信奉愛拼才會贏，為了美好未來，可以犧牲當下，吃盡千般苦。

新媒體人士羅振宇在今年的跨年演講中，列舉過一組故事，七個成語：盤古開天，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羅振宇從這組故事中，讀到的是中國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筆者認為，這七個成語里，還蘊含著中國人為了追逐夢想，堅韌不拔的意志和吃苦耐勞的品質。

放眼全球，有幾個民族能如中國人這般勤勞勤奮？那些在世界各地討生活的中國人，當外國人在夏季海灘度假時，他們在工作，當外國人周末啤酒燒烤時，他們還在工作，一年 365 天，不知疲倦，只為明天能更加美好。

微博大 V 申典啟近期用微博記錄了他的拉美之旅，巴拿馬、墨西哥、洪都拉斯，所到之處，都有華人創業打拼的身影，在這些陌生國度，甚至黑幫肆虐民不聊生之地，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慢慢也能站穩腳跟，白手起家。

他在智利圣地亞哥的一個游歷情節耐人尋味：他主動和一位正在吸食大麻的委內瑞拉難民交談，難民問他中國人一周工作多少小時 ? 申說這取決于工作崗位，有些工作可能每天要 11 小時，一個月休息 2 天。那位難民聽后，說：中國人好可憐。

一個因祖國瀕臨崩潰而背井離鄉的難民，居然覺得為美好生活奮斗不止的中國人可憐，的確有些不可思議。不過，委內瑞拉難民的這句話背后，實際上是兩個民族價值觀上的巨大差異。

也正因如此，中國才會有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奇跡，中國人才能在世界各地闖出一片天地。而他，卻只能以難民身份避走異國他鄉，吸食大麻聊以度日，當然，于他，這可能也是一種快樂人生，聽天由命，安于現狀。

天道酬勤，是中華民族的內在信仰，外化到教育領域，就是相信讀書改變命運。焚膏繼晷，頭懸梁錐刺股，學海無涯苦作舟，都是這一信仰的具象化投射。民族秉性如此，所以，以劇場效應為靶心的減負舉措，自然難以奏效。

客觀說，減負是必要的，但是，減什么，如何減，卻是一道難題。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大都有一個共識，即，要想有效減負，必須疏堵結合，增減掛鉤。

所謂疏，就是向內挖潛，各中小學必須全力抓好教育教學質量，讓每個孩子在自己的學力層次，都能應會盡會，給家長吃下定心丸，從而緩解校內減負、校外增負問題。

所謂堵，就是結構優化，淘汰水課，盡量杜絕機械刷題之類低效學習，推行高效課堂，減去冗余負擔，既要避免學生吃不飽，又要避免消化不了。同時，學校要嚴格落實國家課程計劃，開齊開足體衛藝課程，讓學生有張有弛，勞逸結合，也是減負應有之義。

另外，對現行的評價體系予以改進，尤為關鍵。譬如，云南省新出臺的中考改革方案中，將體育分數從過去的 50 分提高到 100 分，與語數外三大主課同等重要。這種導向之下，學校自然會重視學生的體育鍛煉和室外運動，這就有效對沖了學習負擔。

當然，減負任重道遠，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更何況，不同群體追求不同，學業負擔也不能一概而論，需辯證對待。汝之蜜糖，彼之砒霜，一個發展中大國，一個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充滿向往的國度，追求低壓力低競爭的快樂學習，目前，不太現實。

取經：分層教學，試試又何妨？

如果說，減負是從量的維度，對學生學習進程的一種干預，那么，分層教學則是從質的維度，對學習進程的一種調節。毫無疑問，分層教學正是因材施教的路由之一，而在這個方面，新加坡則是一個標桿式存在，值得關注。

眾所周知，新加坡的基礎教育，以因材施教為指引，以培養精英為目標，嚴格實施分層教育模式，一度三年級就開始考試分班，現如今小升初時，仍然根據分數進行分流，不同成績學生進入不同的“快慢班”。

大致情況是，成績最好的學生，升入六年制直通車課程項目，將來可以直接考取最好大學；次之，進入快捷流學校，四年學完中學科目；中等偏下的學生，進入普通學術學校，五年讀完初中；成績墊底的那部分，則進入普通技術學校，成為技工后備軍。

可以說，新加坡教育的制度性優勢，通過其在國際 PISA 測試中的優勝成績，已經足以證明。當然，學界對于這一教育模式，也有很多質疑的聲音。對此，有新加坡學者認為，分流機制其實與整體國情有關聯，由于新加坡天然資源匱乏，因此，唯有將最優質的資源傾斜到最優秀的人身上，才能保證效益的最大化。

這一觀點背后，是小國寡民的新加坡的強烈憂患意識，以及生存焦慮。

同為亞洲國家，中國和新加坡，在文化淵源、社情民意等方面，有著一些相通之處，在教育理念及實踐層面，也有很多共同點，如崇文尚學的社會氛圍，分數至上的教育傾向，等等。可是，具體到因材施教，中國則缺乏新加坡分層教學這樣的務實踐行，更多是陷于所謂素質教育、快樂教育的概念性泥潭，不能自拔。

譬如分班問題，《中小學生減負措施》明確要求在義務教育階段，嚴禁各學校以任何名義設立重點班、快慢班、實驗班，規范實施學生隨機均衡編班。這一政策的初衷，筆者揣測，可能是基于教育公平的考量。這沒有錯，因為，最近幾年，新加坡的分層分流制度，也遇到了一些問題和挑戰，并且，開始了一些系統性調整。

問題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分層分流過早，小學畢業才十二三歲的孩子，因為一次小升初考試，就要面臨人生的岔路口，而且，由于分流主要依據分數，這對于很多潛力尚待開發的學生，顯失公平；二是大規模分班分流，人為造成教育隔離，不同學力的孩子，打小就被區隔在不同學校，客觀上形成歧視鏈，成績差的孩子精神壓力較大，身心健康會受到影響。

對于現行教育制度的這些缺陷，新加坡早已有所覺察，并著手調整優化。譬如，原本小學三年級的考試分班，2006 年已經改革。根據新加坡教育部最新規劃，2021 年年底前，還將逐步廢除小三、小五和中三的年中考試；至于小升初分流制，也將于 2024 年被類似選課走班的科目編班所替代，中學全面實施學科分級計劃，2020 年將有 25 所中學先行先試。

新加坡的上述改革舉措，似乎是對其長期堅持的分層教學模式的放棄，是對因材施教理念的挑戰。然而事實并非如此。譬如，小學三年級考試分班雖然取消了，但是，新加坡還有一個“高才教育計劃”，主要是為天資優異學生而設置，在學生進入小三后，學校會讓他們參與篩選考試 ,最后篩選出約 1% 的優秀學生，參與高才教育計劃。

高才教育課程，建立在正規學科教學的基礎上，由新加坡教育部高才教育處經過精心挑選和培訓的教師負責教導。

無獨有偶。新加坡的高才教育計劃，和我國臺灣地區的資優教育，理念一致。臺灣地區對于天資優異的學生，有一個資優班模式，學校根據自身教育特色、師資情況，以及學生特長，可向當地教育主管部門申請設立資優班，可在起始年級申請設立，也可在非起始年級設立，待審核通過，學校即可進行招生。

資優班有藝才資優班、智能資優班等，藝才資優班，側重音樂美術之類藝術特長的挖掘培養；智能資優班，側重于數理學科類學習深造。不論是藝才資優班，還是智能資優班，所招收的學生，都要經過專業機構審查鑒定，智能資優班的學生，則要經過智力測試。同時，資優班任教老師，除了普通教師資格證之外，還要具備與其從事的資優教育匹配的特殊教育資格證書。

不論是新加坡的高才教育計劃，還是中國臺灣地區的資優班模式，客觀上，都是分層教學，是對少數稟賦優異學生的一種因材施教。而且，這種分層教學，在小學階段就開始實施。顯然，這和中國內地義務教育階段嚴禁設立重點班、快慢班、實驗班，差異巨大。

因材施教，這一教育理念具有普適性，不分國別，不分種族，不分膚色。只不過，因為國情社情不同，不同國家、地區會選擇適合自己的實現方式。譬如，中國內地在高中階段，創新班、奧賽班等重點班模式，實質上就是因材施教的具體實踐，而高考也證明了這一模式契合實際，行之有效。

可以說，分層教學作為因材施教的一種實現形式，主要目的是為不同稟賦、學力的學生，量體裁衣，提供合適的教育，這能夠有效避免吃不飽或消化不了的問題，體現了增負和減負的辯證統一。

那么，在義務教育階段，是否可以借鑒新加坡的高才教育計劃，或臺灣地區的資優班模式，推行分層教學呢？筆者認為，可以進行一些探索和實踐。當然，基于現實復雜性，以及操作環節可能存在的問題，在義務教育階段實施分層教學，應分步實施，穩中求進。

當下，可以先在初中階段實施，每縣區選擇一兩所學校試點，然后，逐步擴展。以五年或十年為一個周期，進行規劃，一個周期過后，綜合評估利弊得失，然后再考慮是否延伸到小學階段。

就在本文行將完稿之際，筆者看到北京市兩會上，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王潤澤在提案中建議：有條件的學校在初高中基礎教育階段可實行分層教育，根據學生的具體學習情況因材施教。學校分先進和普通班，更有利于學生個體的成長。

這個提案不僅印證了筆者的觀點，也說明越來越多務實的建議出現在了教育資政層面。

藥方：學習芬蘭？稍安勿躁

學習芬蘭好榜樣。

這是一些專家學者，針對當前中國基礎教育存在的問題，諸如填鴨式教學、負擔重學習苦等，開出的一劑藥方。而且，這藥方，頗為拉風，很有市場。譬如，本文前面提及的范家小學，其生活化的教學實踐，就有著芬蘭教育的影子。

可是，學習芬蘭，真的管用嗎？未必。因為，在這之前，幾乎是同一批專家，還開過另外一劑藥方：學習美國教育模式。可是，N 年下來，隨著中國人對美國教育了解的深入，美國中小學公立負責兜底、私立培養精英的老底，慢慢被戳穿了。學習美國那一套把戲失靈后，于是，他們又把芬蘭教育神化一番，引進國內。

展開探討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一個事實，即：芬蘭教育的真實模樣。通過掃描各路專家的敘述文本，關于芬蘭教育，大致可聚焦以下幾個關鍵詞，即：低競爭，低壓力，現象式教學，均衡，平等，去精英化。

僅是這幾個關鍵詞，已能夠佐證芬蘭教育具有前瞻性。不可否認，其生活化、現象式教學方式，生動鮮活，尤其對低年級的孩子，具有感染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種教育未來。

可是，即便如此，筆者仍然認為，芬蘭教育縱有千般好，但在當下和未來一段時間，除了個別區域的探索性實踐之外，整體而言，中國不宜照抄照搬，全盤“芬化”。

因為，芬蘭中國，大不相同。

其一，發展階段。作為北歐五國之一，芬蘭是發達經濟體，根據 IMF 發布的數據，2018 年人均 GDP 約 50000 美元，位居世界第 15 位；中國 9600 美元，芬蘭是中國的 5.2 倍。5.2 倍的人均GDP 背后，意味著芬蘭國民更高的薪資收入，更好的福利保障，更完備的社會資源供給。

現實情況就是，一個普通芬蘭公民，一出生就基本衣食無憂，即使失業，高福利體系也足以保其現世安穩。這種整體低壓力的社會環境，使得芬蘭國民有條件以興趣驅動，自由自在地學習生活工作，一如銜著金湯匙出生的豪門貴族子女。

而中國，迄今為止，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生存發展壓力巨大。這種壓力是系統性的、全方位的，教育作為社會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可能阻斷這種輸入型壓力傳導，自我隔絕于社會之外，獨善其身。

其二，外部環境。芬蘭作為歐盟成員國，在意識形態方面，與西方大國同氣相應，沒有大的矛盾分歧。再者，由于芬蘭國土面積 33.8 萬平方公里，是中國的 1/28，人口 550 萬，是中國的1/252，國家體量小，產業規模有限，缺乏戰略縱深，不會對歐美大國構成威脅，不存在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之博弈。

這種外部環境，決定了芬蘭可以偏安一隅，自得其樂。而中國不同，一方面，意識形態和西方存在較大差異；另一方面，不論物理規模還是經濟體量，都大到讓西方國家無法忽略，特別是近年來，在產業、科技等領域的全面發力，更是讓西方難以接受乃至寢食難安。

于是，美國發動史詩級貿易戰，歐美諸國在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問題上上下其手，目的只有一個：遏制中國發展。。這樣的外部環境，注定當下中國社會必須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具體到教育領域，也決不可能輕松隨意。

其三，國家追求。作為一個小國，芬蘭自有其局限性，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它更多是一個追隨者，很難成為引領者，所以，安于現狀，是最大本分。可是中國不同，作為聯合國五常之一，必然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

而且，隨著綜合國力上升，也必將成為維護全球格局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更多方面體現大國擔當。“一帶一路”倡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些宏圖大志，都是小國芬蘭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國崛起，滾石上山，在這一偉大征程中，全社會都要迎難而上，中國教育，也注定要咬緊牙關。

眾所周知，苗木嫁接，需要考慮植物間的親緣關系、形態結構、遺傳特性等親和力因素，人體器官移植同樣如此。不考慮客觀因素的嫁接或遷移，大都會發生變異現象，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

社會法則一如自然規律，有些是普適的，但教育不完全是，不可能隨意嫁接遷移，就能耦合或融入。在某些具體方面，如小班化教學、高水準的師資力量等，芬蘭確有值得學習之處，可是，基于以上三點，筆者認為，當下中國，基礎教育全面學習芬蘭不具可行性。試想，同為發達經濟體的新加坡，都沒有采取芬蘭的教育模式，中國有何資本全面“芬化”？

一些學者推崇芬蘭教育，除了興趣驅動、自由開放的理念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創新。他們認為，芬蘭的教育模式，更能激發人的潛能和創造力，有利于創新型人才培養。可是，事實果真如此嗎？實踐和時間，才是真理的試金石。

芬蘭教育模式不是一天形成的，和芬蘭教育聞名于世幾乎同步的，是諾基亞的漸行漸遠。而且，與其享譽全球的教育模式不相匹配的是，今時今日，在 5G、量子計算、AI、生命科學等前沿科技賽道，已很少看到芬蘭的身影。

更何況，隨著諾基亞潰敗，造紙業遭遇瓶頸，芬蘭經濟增速連年下滑，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也是逐步下移，這樣一種態勢之下，未來的芬蘭，二三十年之后，會因低競爭低壓力的教育受益，還是雪上加霜？未來的芬蘭教育，又會否轉向？一切都是未知數。

不過，能夠預見的是，未來 30 年將是關系中國國運的關鍵 30 年。扛過去，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稍有懈怠，就可能錯失歷史機遇，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二等生的格次，徘徊不前。

圍繞中國基礎教育產生的種種社會焦慮，實質反映了教育治理牽扯的層面之廣，涉及的難度之大。

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與教育治理，不能脫離其歷史背景和國情社情，自行其是。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這個注定負重前行的大時代，教育必須保持定力，在堅守文化與制度自信的基礎之上，順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順應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重塑進程，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吐故納新，與時俱進。

罔顧發展階段、歷史縱深和地緣政治格局，不考慮國家的實力財力，孤立地渲染教育理念理想，不切實際生搬硬套，人為拔高國民對于現階段教育模式的期許，都屬自欺欺人，結果可能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