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如果說小鎮的復雜空間孕育著中國文學的希望，那么“小鎮做題家”的境遇又能夠為揭示我們怎樣一幅教育與社會圖景呢？

“小鎮做題家”，語出豆瓣“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這個帶有自嘲性的稱呼指的是從小鎮或小城市依靠優秀成績考入“985大學”的一群人。他們的共性在于，高中階段因成績優秀而擁有的光環，在進入大學之后迅速瓦解——“家境”“英語口語”和“社交能力”都成為了橫亙面前的障礙。

“小鎮做題家”受到的沖擊不僅在課業方面，也在日常生活的無數細節中，在上海乘一次地鐵、在全家買杯咖啡、在薩莉亞吃頓晚飯，都可能讓他們有所觸動。大學畢業后，他們因戶籍問題可能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有人甚至萌生出了一種“我真是個five（廢物）”的感覺。

需要說明的是，“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中的不少成員沒有停留在哀嘆命運不幸的階段，他們也積極地梳理和分析自己的過往歷史并尋找出路。比如有成員看到，“小鎮做題家”不應該只是自我責備，還應該看到更大范圍的社會結構可能存在的不平等。

在另一篇文章里，作者回溯了自己從高中到工作的經歷，她從邊遠省份以小城狀元身份考入一所沿海地區的大學，曾在繁難的課業與文化沖擊中陷入自我懷疑；她勸慰有同樣情況的人在時運不濟時不要過度責備自己，更重要的是，以后也可以不去責備別人身陷窘境“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因為過往的經歷讓她認識到，個人奮斗固然重要，但還有更多原因能夠決定一個人的成敗。

事實上，早在豆瓣“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之前，百度“985貼吧”中就已經頻現類似的個人故事與落差感嘆。

“小鎮做題家”與大城市的碰撞，也令我們想起此前界面文化關注的“小鎮青年文學”話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曾寫道，中國文學還應當看到城鄉之中的空間——那些既不來自窮鄉僻壤也不來自國際化大都市的小說家，那些繼續散居在二三線和無數市鎮的小城畸人，是“中國文學唯一的希望”。如果說小鎮的復雜空間孕育著中國文學的希望，那么“小鎮做題家”的境遇又能夠為揭示我們怎樣一幅教育與社會圖景呢？

當不同變成不平等

一些“小鎮做題家”將自己失敗的現狀歸結為性格原因，例如不善言談、不會來事、社恐、敏感、社會化程度低。

有人按照MBTI人格分析認為，“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組員多屬于INTP或者INFP型。如果說“小鎮做題家”在性格方面確實存在這些特質，那么這些特質從怎樣的環境中來，又如何轉化為了阻礙其科研或就業的障礙呢？我們或許可以從幾本探討教育不平等的著作中管窺一二。

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美國賓夕法尼亞社會學系教授安妮特·拉魯提出，中產階級家庭與工人階級及貧困家庭在培養孩子方面有所不同：中產階級家庭遵循的是一種協作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方式，而工人階級家庭的培養是成就自然式的（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

前者指的是通過有組織的業余愛好活動實現協作培養，同時孩子可以學習對成年人提出質疑并以相對平等的身份與成年人對話；而后者的重點在于孩子經常和親戚的小孩一起打發時間，父母的指令通常沒有什么可協商的余地，盡管父母承受著更多的經濟壓力，孩子的生活卻更像“真正的孩子”，可以自己安排如何度過閑暇。

有意思的是，家庭內部的對話交流也是區分這兩種培養方式的重要標志：中產階級家庭會有更多的對話，這些談話讓孩子發展出更好的口頭表達能力，擁有更大的詞匯量，在有權威的人面前能夠更自如地表達抽象概念；貧困家庭的孩子通常沒有學會這些技能，甚至認為在聊天時直視對方是危險的。

兩種培育方式都同時為孩子提供了優勢及負擔。比如協作培養會讓孩子在各種夏令營、體操、足球運動中發掘自己的個性，但其日程安排是如此緊張忙碌，每個孩子都可能陷入疲憊之中；自然培養的孩子學會了自娛自樂，與兄弟姐妹發展出更緊密的關系，但他們的家庭生活空間很小，沒有什么隱私可言。

對于社會來說，雖然孩子掌握的技能都是重要的，但兩種培育方式的價值卻截然不同，不同的兒童教養邏輯被賦予了不平等的價值：與成就自然成長的邏輯相比，中產階級的協作培養更有資本變成社會利潤。

作者給出了兩則教養的例子，中產階級家庭的亞歷山大·威廉斯在晚上一邊與父母斗嘴一邊談論剽竊和版權，如此這般增長著詞匯量，而工人家庭的孩子此時學會的是如何在沒有成年人指導的時候做游戲，如何不無聊地度過漫長的閑暇時光。

其結果便是，沒有在成長時得到充分訓練的孩子，長大之后會體現出一種局促感（sense of constraint），他們很少通過與他人交流協商以達成自己的目的，相反地，他們與父輩一樣，更可能被動接受權威人士的舉措，雖然他們并不認同或者背后會有反抗——有些父母也會在家長會上顯得困惑而順從，他們表面上鼓勵孩子遵從學校的官方規定，私下卻慫恿孩子打破權威。

長遠看來，中產階級的孩子認為自己有權利參與意見、提出要求、對他人進行評判，他們為自己獲得了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這幫助他們在重視說理和協商技巧的各種社會公共機構里順利實現自己的需求。

相比之下，工人階級及貧困家庭的孩子通常無法讓規則為自己所用，獲得的只有失望與無能為力，而他們從小通過自然養育獲得的優勢，比如在同伴面前表現得輕松自如、對成年人抱有尊敬態度以及和家人之間有著深深的親情，在現實世界里幾乎都被視為“毫無價值”的，這也是自然養育方式會讓孩子產生局促感的原因。

這種局促感，也正與一些“小鎮做題家”自我反思中的不會來事、社恐、敏感相通。

育兒陷阱與家庭背景

《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作者指出，在不同之處漸漸被定義為不足之處的時候，機構制度上的偏好也就演化成了制度化的不平等，這也回應了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講述日常生活中社會地位可以傳送優勢的機理。

人們傾向于把自己周圍的社會組織視作合理的，身份和特權都是通過個人智力與天賦贏得的，而布迪厄揭示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獲得和適用文化資本，解釋了個體的社會地位并不是由個人特質——諸如聰明、勤奮——決定的。因社會地位獲得特權的人在很多方面獲得優勢，并非因為他們的文化本身有什么內在價值，而是因為有特權的家庭用來教養孩子的標準與占統治地位的公共機構推舉標準之間有著密切的兼容性。

也有學者將不同家庭教育拉大差距的現象總結為“育兒陷阱”，在《愛、金錢與孩子》一書中，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指出，育兒差距正在演化成為“育兒陷阱”。

密集的、成就導向的教養方式在比較富裕的群體中已經形成共識，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共同撫育孩子，并采用有利于孩子在社會上立足或提升階層的方式；而弱勢家庭的父母在育兒方面面臨著種種局限與阻力，藍領家庭的父母可能不會有動力去強調推理或討論的方法，因此不同家庭的育兒差距可能會增加來自弱勢背景孩子的困難，也會成為不同階層社會流動的障礙。

不平等將加大全社會范圍內的育兒差距，而育兒差距又將孕育更多的不平等，這就是所謂“育兒陷阱”，也正與經濟學中所說的“貧困陷阱”——貧困同時是一個人無法擺脫糟糕生活的原因與結果——十分類似。

與“育兒陷阱”的觀點相似，美國西北大學管理學教授勞倫·A·里韋拉在去年引入中文版的《出身》一書中也指出，經濟精英的社會封閉仍然存在，只有少數的寒門貴子能打破慣例。

而在全球化的贏家通吃的體系之下，更多的父母會更早為孩子在幼兒園謀得位置，“選拔學生進入特定道路的標準表面看來不帶階層偏見、人人都可獲得，但實際真的走上這些道路，需要父母富裕、負責、消息靈通、支持有力。”

“富裕、負責、消息靈通、支持有力”便是對符合這一體系的成功父母提出的具體要求。

在“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中，我們可以從“小鎮做題家”們的自白與回溯里看到對父母能力有限的認識。有的組員認為家長“支持”不夠、全依靠自己選擇，以及小地方環境帶來的“眼界”不夠開闊。這種“支持”與“眼界”的差距，對高中時期的“小鎮做題家”們或許并不重要，但在抵達城市、進入大學之后，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學IT改命運？

在“育兒陷阱”與教育不平等的大背景之下，我們是否還有機會通過教育改變命運呢？在“985廢物小組”以及百度“985貼吧”里我們可以看到，計算機專業被認為是改變命運的最佳推薦選項。

“985貼吧”將計算機專業稱為“宇宙機”，與之對應的還有推薦考公務員的“宇宙公”、鼓勵學師范的“宇宙師”和推薦學醫的“宇宙醫”，而其他一些專業諸如化學、生物、地質則被劃歸為“天坑”專業，不如“宇宙機”可以更好地幫助畢業生在城市立足。

在“985廢物小組”一篇名為《小鎮做題家的最好出路》的帖子中，樓主分析認為，程序員的工作要勝過金融（需要人脈）、教師（升遷難）、公務員（需要社交能力）和創業（有血本無歸的風險），因為“只有程序員需要靠譜的學習能力，是不需要拼人脈和資源的”，又可以獲得相對豐厚的報酬，因此恰恰符合了組員的特征與需求。

最適合“小鎮做題家”的工作是程序員，不是所有人都會贊同這樣的結論，但巧合的是，在印度孟買，也有貧困家庭的孩子以IT改變命運的故事。

日前出版的《孟買：欲望叢林》一書描繪了作為奇特風景線的孟買貧民窟的計算機培訓機構。作者跟隨向導尋訪孟買的貧民窟，看到了掛著“光明計算機課程”的陋居，向導告訴他，孟買貧民窟里有許多自學IT的年輕人，“如今阿貓阿狗都開起了計算機課。”對于這些出身貧寒卻天資聰穎的年輕人來說，學習計算機是改變命運的機遇。

這些來自貧民窟的孩子沒有正規教育的途徑，卻看到了報紙登載的招聘啟事，IT可以幫助他們找到正當且高薪的職位，為他們贏得走出貧民窟的機會，IT對孟買貧民窟的年輕人來說就像拳擊或籃球對黑人少年一樣。

與IT改變命運形成對比的是，作者也寫到了一位希望以詩歌和文學改變命運的十七歲少年的故事。這位從家里跑出來的少年來到孟買，有空的時候就在孟買周游，在癮君子被警察折斷拐杖且遭到毒打時，他以殘疾的癮君子的視角寫詩。他陷入窮困潦倒之中，無處可去，只能睡在大街上，他的父親尋遍多個地方終于找到他，依然不贊成兒子的文學之路。

他希望兒子將來還是做個教授或醫生，因為這世上的詩人和作家何其多，可能很少人會欣賞他的作品。

少年回應道，“我不怕。我是睡在大街上，但我也走在人生的大路上不是嗎？”“我不想住公寓樓，它把人囚禁著了。露宿街頭反而給了我結交朋友的機會。……街頭是流浪漢和窮人的寶地，睡大街的人數不勝數啊。”少年向作者表示可以書寫他的故事，甚至可以取名為《不為人知的生活》，因為“人們對討論有錢人的生活樂此不疲，但窮人的生活無人問津”，最終少年還是同父親一起回鄉了。

IT還是文學，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折射出到大城市孟買尋求機會的年輕人的希望，一個可能是通往體面工作的快捷通道，另一個則如同與命運赤裸相搏，最終仍是返鄉。

當然，比起孟買貧民窟的IT少年或是來到城市寫詩的流浪少年，985畢業的“小鎮做題家”們無疑有著更扎實的學習能力與更被主流認可的教育背景，然而，是留下還是離開，同樣是一個久久徘徊在“985廢物小組”里的問題。

如果按照《愛、金錢和孩子》的說法“育兒如同投資”——父母教養方式的選擇取決于孩子的經濟前景，父母干預的強度會隨著教育的經濟利益增大而增加——那么在進入大學之時，選擇IT或文學也是一種投資，選擇應當依據專業的經濟前景做出。而這也的確成為了“985貼吧”或“985廢物小組”區分“宇宙機”與“天坑專業”的依據。但專業選擇真的可以如同投資嗎？個人的天賦、秉性、志趣要如何納入考量？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作者：董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