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自己認為過得好，沒有傷害其他人，就可以。 ——楊麗萍

“一個女人最大的失敗是沒一個兒女，所謂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的。”著名舞蹈家楊麗萍在社交軟件上發布了一則日常小視頻，鮮花配火鍋，看起來十分愜意，她絕對想不到自己會因為底下一句網友的評論而上了三天熱搜。

楊麗萍有很多個含金量超高的title，比如：中國舞蹈藝術家、中國舞蹈家協會副主席、國家一級演員、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等級考試專家委員會委員……

但此時此刻，62歲、離婚未育，成為了她被攻擊的全部理由。不僅開頭那個評論被頂到了最高贊，不少網友直接在底下開啟了嘲諷模式：

◎ 生不出孩子就是失敗。

◎ 還真把自己當孔雀公主了，忘記自己也是個平凡的人了。

◎ 在做藝術家的領域她是成功的，但是在做女人方面她是不完整的。

面對這樣啼笑皆非的質疑，楊麗萍老師的回應倒是像本人一樣恬淡超脫。但網友們已經為此吵翻了天：

有女星聲援，女性不是生育工具，什么年代了還把結婚生娃當成定義一個女人成功與否的標志。

也有網友吐槽，生不生孩子是個人的選擇自由，用不著外人指指點點。

當然也有網友表示擔憂，這樣的鬧劇會不會進一步激化矛盾，讓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不婚不育？

也不能怪網友想太多，翻翻上半年的新聞，關于生不生育的討論已經屢見不鮮。例如兩會期間的熱門提案：要不要給未婚單身女性開放輔助生育手段，讓凍卵合法化？

為了鼓勵生育，地方政府和經濟學家們也絞盡了腦汁，比如河南為此修改了計劃生育條例，提倡一對夫妻生兩個兒女，甚至還有經濟學家提出一妻多夫制……而楊麗萍老師底下的這些評論，也是無數女性如今正在面對的輿論壓力，催婚、催生……

顯然，這場關于生育自由的大討論背后，或許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人口焦慮。

畢竟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是逐年下降的生育率，這是否會導致人口紅利的消失？如果說經濟發展與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呈負相關，我們會像日本那樣進入低生育率社會嗎？生育率的低迷，會不會落到經濟發展上，最終影響到我們未來的生活品質？

2020年的今天，我們還要反復討論生育自主權的問題，并不只是想下一個非黑即白的定論，相反，我們想從人口焦慮的角度，在法律、人口學、社會學層面做一些討論。

一切脫離社會和時代背景關于對錯的討論，都無異于耍流氓

關于生育權的討論從來都是一個爭議性極強的話題，尤其當生育權和公眾人物聯系在一起的時候。關于這個話題，因為涉及到道德倫理、人權法律等不同層面的內涵，就注定了從不同的視角分析總能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是從法律層面看，生育權是一項先于國家和法律發生的基本人權，是與生俱來的權利，這是通識，無分性別，無分國界。

要知道，早在1968年聯合國國際人權會議通過的《德黑蘭宣言》就提出生育權是基本人權了。早在197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就將生育權明確寫入國際公約了，而我國，是該公約最早的締約國之一。

因此，從法律的視角分析，“一個女人最大的失敗是沒一個兒女”的說法本身就有悖法律，且帶有對未生育女性的明顯歧視。

一定會有人說生育自主權是關乎夫妻雙方的權利，應由夫妻雙方共同行使。如果配偶中女方單方行使生育權決定生或者不生，就是對男方生育自主權的侵犯。

對此，我只是覺得沒有爭辯的價值。套用時下流行的一句話：一切脫離社會和時代背景的關于對錯的討論，都無異于耍流氓。

以我國為例，女性地位提升也才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在封建時期，哪怕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三十年，女性生育自主權有被真正地普遍性地尊重過嗎？并沒有！哪怕社會發展到今天，女性的生育自主權也沒有被普遍性地尊重過。

于是，就有了當一小部分女性能夠自主決定生育與否時，會遭受群體性的“一個女人最大的失敗是沒一個兒女”的嘲諷，會引起極大的爭議。

事實上，當配偶雙方都要行使生育自主權的時候，總是一個相互妥協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必然有一方要做出更大讓步和犧牲，這一方，在以往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女方。所以，在女性的生育權沒有得到充分保護之前，更有價值的討論是怎樣更充分地保護女性的生育自主權，而不是去擔憂男性被侵犯的生育自主權。至少，目前的社會發展，還沒有到需要擔憂男性生育自主權的時候。

對于不婚不育的觀念，社會輿論不應提倡

一個女人有權選擇是否結婚，以及是否生孩子，這是無可非議的。但對于不婚不育這種觀念，社會輿論不宜提倡。

從2017年至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連續三年下降。由于育齡婦女人數持續減少、二孩生育堆積效應減弱以及人們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等原因，預計未來十年中國出生人口將會持續減少。

要扭轉出生人口不斷下降的趨勢，首先需要全面放開生育（因為現在還有少數夫婦愿意生三孩、四孩），其次需要在托幼、教育、稅收、社保等方面出臺對多孩家庭優惠的政策，切實減輕育齡家庭養育孩子的負擔。

2019年人口出生率創新中國成立以來新低，一是因為近幾年育齡婦女人數平均每年減少約500萬人，二是因為年輕一代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

根據國家統計局給出的數據，2019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二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達到了59.5%，其中二孩占出生人口比例達57%，那么三孩及以上孩次的比例只有2.5%。如果統計局給出的上述孩次比例是準確的，那么可以計算出：一孩次比例40.5%，出生人數593萬；二孩次比例57%，出生人數835萬；三孩及以上孩次比例2.5%，出生人數37萬。

由于每個家庭都是生了一孩之后才能生二孩，而且根據目前的生育意愿趨勢，生育了一孩的家庭最終可能只有一半會生育二孩，所以在生育狀況穩定時，二孩數量大概只有一孩的一半左右。

二孩生育堆積結束后，假設一孩和三孩及以上出生人數與2019年相同，二孩出生人數為一孩的一半，那么各孩次出生人數共有：593+（593/2）+37=927萬，而中國近年來每年死亡人數約有一千萬，所以，二孩生育堆積結束后，中國人口就會進入負增長。

近日網易發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的文章《面對男多女少，應該考慮允許一妻多夫》，文章指出：

根據對他人的作用而言，在男女比例失調的中國情形，應該是有鼓勵一妻多夫的理由，沒有禁止的理由。

我認為，即使不談法律和道德問題，允許一妻多夫，也不能有效地解決男多女少的問題。這是因為，如果允許一妻多夫，那么按照男女平等的原則，也應該允許一夫多妻。這樣，有錢的男人可以娶多個妻子，從而加劇“剩男”問題。

男多女少的根源，是出生性別比偏高。要使出生性別比恢復正常，可以采取以下兩種措施：

第一，取消生育限制，因為出生性別比例失衡是重男輕女觀念、生育數量限制和胎兒性別鑒定這三個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這三個因素缺一不可。

第二，立法禁止對三個月或四個月以上胎兒的墮胎，既能保護胎兒的生命權，也有利于緩解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因為胎兒一般要到四至五個月才能用B超鑒定出性別。

改善生育環境和教育環境比放開計劃生育更迫切

當我們強調低生育率時，并不是強調要一股腦放開計劃生育。政策是有彈性的，放開生，誰來生？誰會生？這將帶來新的不平衡。

所以，改善生育環境和教育環境遠比放開計劃生育要迫切得多。

為了提高生育率，世界各國有哪些高招？

① 給予產假、育兒假、男方陪產假等假期保障。

英國產婦享有39周的產假（不分設育兒假）；意大利產婦享有22周的產假和26周的育兒假；德國和日本產婦享有14周的產假和44周的育兒假。愛沙尼亞婦女享有20周產假和146周育兒假，時間最長。法國男性享有11天的男性陪產假，如果是雙胎及以上者還會進一步增加至18天陪產假。

② 給予現金補助、稅收返還等經濟補貼。

法國為一孩生育提供一次性補助941歐元和3歲前每月補助85歐元，此后隨著孩子增加而增多。日本為一孩生育提供一次性補助42萬日元和12歲前每月補助約1萬日元。

③ 完善托幼服務體系。

法國設置了集體托兒所、家庭托幼機構、日托中心、幼兒園等多種托幼服務機構。日本前后三次實行“天使計劃”，擴大托幼服務，力爭為所有兒童提供全面服務。德國推行“多代屋”計劃，鼓勵不同家庭、不同年齡的人住在一起，既可以讓年輕人幫助老年人做事，還可以讓老年人幫助年輕人看孩子。

④ 為女性提供更多就業支持。

各國普遍為女性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為產后女性提供再就業培訓，要求企業不得歧視女性等。

⑤ 推動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法國企業為員工提供靈活的工作時間和最低工作時間，推廣在家工作。日本立法規定，員工孩子3歲以下，可以向公司申請將每天工作時間縮短至6小時；員工有學前兒童，每月加班不得超過24小時，全年加班不得超過150個小時。

⑥ 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權利。

法國自2007年非婚生子女數量超過婚生子女，2017年非婚生子女占所有新生兒數量的60%，這與法國在法律和社會層面多方給予非婚生子女平等權利有很大的關系。德國通過立法改革，消除對非婚生子女的法律歧視，為非婚生子女提供從稱謂到各種利益的平等權利。

⑦ 加大移民力度。

2000—2015年，移民對北美地區人口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2%，對大洋洲國家的貢獻度為31%。如果沒有移民的人口貢獻，歐洲2000—2015年間的人口總數就已下降。

至于人口焦慮，或者說勞動力焦慮，這并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

中國目前的勞動年齡人口接近9億，而失業率在5%左右，還有很大的就業缺口，所以我們當下面臨的并不是勞動力不足，而是結構性失業問題，想招的人招不到。

這個社會問題恰恰就是教育的不公平和生育環境的不友好所帶來的結果。上面兩個問題解決了，相信我們可以創造新的人口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