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種族歧視的抗議愈演愈烈，硅谷的科技公司們也開始紛紛發聲。

6月18日周三，Alphabet旗下谷歌表示，公司將努力增加擔任高級職位的黑人員工數量，還宣布了一項總額約1.75億美元的“經濟機會計劃”，用于投資黑人主導的風險投資公司和初創公司。

6月19日周四，Facebook也宣布，他們將為黑人所擁有的企業和組織提供2億美元的資金，并承諾增加公司領導層中有色人種的比例。緊接著，孫正義的愿景基金也跳了出來，說要對14家由非白人創始人所成立的初創企業進行投資。

但悲哀的是，一向以多樣性為榮的硅谷，也只不過是被當前美國的“政治正確”所綁架。曾幾何時，對多樣性的追求，為這些自詡開放與包容的互聯網科技公司們披上了一層“圣潔”的外衣，可終究只是聊勝于無罷了。

多樣性是硅谷的一句空話？

2014年，整個硅谷刮起了一陣追求多樣性的潮流，這始于谷歌。

這一年，谷歌破天荒地公布了公司員工的人種和性別比例，當時時任谷歌公共政策負責人的大衛?多姆德說道，很多硅谷公司一直不愿公布這類數據，谷歌也是其中之一，坦白地說，我們錯了。

自此后，硅谷的科技公司對員工男女、國別、種族的數據不再遮遮掩掩，反而熱衷于通過向外界透露這些數據，以此來證明公司對多樣性文化的追求。

只是，這些數據很值得玩味。2015年，谷歌美國區的白人和亞裔員工共占91%，非裔僅為2%，另外女性員工比例為31%，較2014年僅上升了一個百分點。再看2018年的報告，在美國工作的谷歌員工中，黑人占比2.5%，拉丁裔占比3.6%，印第安裔占比0.3%。

所以，三年時間里，谷歌的黑人員工占比只提升了0.5%。

硅谷其它互聯網科技公司也大多如此。在過去五年中，Facebook的黑人員工比例從3%上升到了3.8%，Twitter從2014年的2%上升到2019年初的6%。亞馬遜的報告則稱，截至2019年初，黑人員工比例為26.5%，但這些員工大多都在亞馬遜的配送中心工作，并不深入高管和技術職位。

不管從男女均衡、技術崗或非技術崗、高層或普通員工哪個層面來看，硅谷所鼓吹的多樣性文化，起碼對黑人來講其實更像是一句空話。

不止是員工結構，近些年來，關于黑人員工在公司內外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新聞也是層出不窮。

2018年，Facebook前非裔雇員馬克·勒提交辭呈，并為全體同事發送了一封備忘錄，詳細述說了自己因膚色在公司內受到的不公待遇。緊隨其后，《紐約時報》刊文稱，在特斯拉位于加州弗雷蒙的工廠里，非洲裔美國員工也報告了許多種族歧視問題，包括來自同事的威脅、羞辱和晉升障礙。

最嚴重的一次是美國勞工部指控科技公司甲骨文對女性和有色人種存在普遍的歧視。起訴書中提到，甲骨文公司中不到30名的黑人員工的薪酬低于白人員工，薪酬差距高達7.5%。

公司呆不下去，創業也“求路無門”。一位硅谷的風險投資家表示，當資助企業的時候，他們一直都是“色盲”。有數據顯示，黑人女性只占據了不到0.2%的早期階段風險融資，而這一群體卻占據了美國人口的8%。

從這些過往歷史來看，此次硅谷科技公司的表態似乎和之前沒什么兩樣。

根源在于硅谷的精英文化

在特斯拉位于加州弗雷蒙的工廠里，《紐約時報》曾對20多名特斯拉在職員工或前員工進行采訪，一位名為瓊斯的黑人親述了自己的經歷。

有一次，生產負責人對他說，“你這樣的人”不可能晉升到領導職位。他還曾聽到一位主管在談到黑人員工時說，“這樣的人太多了，根本不是在特斯拉工作的料”，在他參加的一場會議上，一位主管曾指著非裔美國員工說，“猴子們在外面工作”。

歧視來源于職位高低，但根本上是對能力的質疑。在很多硅谷白人的眼中，黑人根本沒有從事更復雜工作的能力，即使與其它種族相比也是如此。如另一位接受采訪的人表示，她經常被分配從事諸如擦洗地板的雜活，而其他族裔的工人則可以從事分揀零部件這樣的工作。

這和硅谷一直崇尚和自豪的精英文化脫不開關系。

每年，硅谷都從全球各地的高校畢業生中“攫取”大量的人才，這些精英們也以進入硅谷科技公司為榮。然而，硅谷科技公司與高校人才的相互輸送、培養并不對黑人開放。

成立于1867年的霍華德大學一直以來都是美國最優秀的黑人大學之一，據聯邦調查局統計，2001到2009年，超過20%的黑人計算機系學生畢業于傳統的黑人大學，而科技企業們以前從不在這些學校里招人。

直到2015年，科技公司紛紛宣揚追逐多樣性，才開始接觸該學校。

一位在霍華德大學執教的教師表示，硅谷里充滿著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優秀畢業生，他們從童年就開始拍代碼，業余時間中參與編程競賽，暑假也在計算機公司中實習。但在霍華德，他的學生中幾乎沒有人是那樣的。

硅谷的很多歧視，從源頭看都與教育有關，對黑人的歧視尤其是。來自綜合高等教育數據系統（IPEDS）數據顯示，常春藤盟校2018年入學的本科生中，非裔學生比例從6%到8%不等。布朗大學和達特茅斯大學只錄取了6%的非裔學生，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錄取率為 8%，其他學校錄取率為7%。

我們可以看到，幾乎沒有一所學校錄取的非裔學生達到10%。

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硅谷科技公司里的黑人員工占比遲遲得不到增長，為什么黑人職工的晉升空間會被大大限制。

如今，硅谷各大公司都在承諾大幅增加黑人員工的占比，可是沒有改變教育環境的前提下，一味地追求數字的增長，其實終歸改變不了黑人的工作現狀，而且這樣對于公司本身或許也將是一種傷害。

硅谷真的需要黑人嗎？

自上次大選后，政治正確一直在“綁架”著硅谷的科技公司及科技行業。

當時，唐納德·特朗普崛起，科技領域中只有少數人公開支持過這位總統候選人，但他們卻由于自己的政治選擇而受到影響。比如帕爾默·勒基，這位Oculus VR的創始人在被爆出秘密資助一個支持特朗普的組織后，被迫離開了公司。

僅僅因為反對特朗普是“政治正確”，就去懲罰那些表達不同意見的人，硅谷開放、自由的輿論氛圍已經受到沖擊。

如今科技公司們紛紛示好黑人，盡管這是朝著更加理想化的方向發展，可本質上卻不是由思想進步驅動的，而是在政治正確的壓力下，遵循全國大多數人的意愿，忽視硅谷持反對聲音的少數人，所作出的被迫選擇。其實，仔細想想，排除政治因素，精英們真的認為硅谷的未來需要黑人嗎？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2017年，在回應一起涉嫌歧視黑人的訴訟時，馬斯克表示，“如果有人表現得像個混蛋，但后來做出了真誠的道歉，那么你可以理直氣壯地接受道歉”。在他看來，道歉或和解已經是解決這類問題的最好態度。

甲骨文則更為過分，在被美國勞工部官員指控時，其中有一條就是該公司在案件進行期間銷毀與招聘程序有關的記錄。

思想容易根深蒂固，不過從商業角度來講，硅谷向黑人示好的好處顯而易見。

一是，人口紅利；非洲勞動力將在2020年激增到1.63億，到2035年，非洲勞動力人數將超過中國，到2050年非洲將占據世界勞動人口的25%。在高出生率的影響下，非洲的人口結構越來越年輕。

二是，龐大的市場潛力；54個國家、10億多人口、52個百萬級人口城市，2030年城市人口達到50%。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非洲各國將是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

美國科技巨頭集體慘敗、退出中國的教訓，已經讓硅谷心有余悸，面對非洲這座“金礦”，他們也無法用之前被證明為成功的商業智慧來簡單復制。而如果黑人不能進入硅谷科技公司，增加創造力的來源，也很難創造出迎合非洲用戶的產品。

更何況，種族歧視猶如一條鴻溝橫亙在美國和非洲之間，黑人在美國的遭遇必然會在非洲市場引起強烈的反彈，這大概是硅谷科技公司們最疲于應對的。

種族歧視的形成源自歷史，這本就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的。然而讓外界覺得諷刺的是，一向自詡自由、平等和包容的硅谷文化，卻也是歧視產生的一個核心區域。硅谷拒絕為黑人提供上升渠道，終究是在加劇美國的階層固化。

或許此次暴動，將成為一個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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