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連清川

在一次慈善晚宴中，比爾·蓋茨遇見了美國著名的流行病學者、前疾病控制中心主任威廉·福格。蓋茨主動找他搭話，問，如果我們想要解決現在非洲還非常嚴重的瘧疾問題，我們該怎么辦？

福格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曾經多次被類似蓋茨這樣的超級富豪詢問，想做慈善事業。他們的方法，最后無非是向某個慈善機構捐出錢來，甚或不了了之。這一個，大概也不會有什么例外。

所以，他很敷衍地說，想要解決瘧疾問題不容易。還是先做一些了解吧。他于是順手給蓋茨開了一個書單，其中包括瘧疾的專業醫學研究，還有一本1993年的世界銀行報告，詳細地列明了治療和預防瘧疾的費用。

然后，他就忘了這件事。

一個月以后，比爾·蓋茨打電話給福格。他說，您給我的書單我都讀完了，我是這么想的……福格很驚訝。他開始認真起來。那是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開始。

就在那一年，比爾·蓋茨基金會，投了10億美金，開始在非洲進行瘧疾的預防和治療。今天，在非洲，盡管瘧疾還沒有完全被消滅，但是瘧疾已經不再成為非洲人最恐怖的殺手之一。

蓋茨和福格的聯手，并不是只有錢和執行者的作用，而是比爾·蓋茨事必躬親的工作。

對于那些超級富豪而言，捐錢做慈善從來都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捐到慈善機構的資金，最后如果能夠有30%被實際用在解決具體事情上，都已經值得慶幸。

而比爾·蓋茨一手改變了捐獻和執行慈善的規則。

當看見黃崢和創始團隊成立的繁星基金會計劃捐獻給浙大1億美金的時候，我想起了這件舊事。這是2005年《紐約客》所刊登的一篇報道。

黃崢，會成為第二個比爾·蓋茨嗎？

1.拼多多的價值

3月17日，黃崢提前發出了致股東信，宣布辭任董事長，并且表明自己未來的工作方向，將會重回科學研究。

這個新聞讓整個市場頗有些莫名驚詫。黃崢還非常年輕，才41歲，而拼多多正在如日中天之時：2020年第四季度營收265.5億元，同比增長146%；年活躍用戶7.88億，超過阿里巴巴的7.79億，正式加冕中國電商之王。

我從來不掩飾我對拼多多的欣賞，以及對它的前景的樂觀。

整個世界的經濟形態，從2008年之后，已經在逐漸的調整之中。全球化放緩乃至暫時的停滯，已經成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從全面的外向型經濟，開始強調內循環，也已經是一個必然。

21世紀頭十年里那種以為整個世界會繼續向前狂飆突進的勢頭早已衰弱，人們重新認知到，無限增長只是黃粱一夢而已。

因而，在消費側，重新回到理性和節儉，再次成為共識。而中國50%以上的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事實，更加讓人們理解到，價廉物美，才是消費市場的真正本質。

而拼多多的崛起，恰逢其時地因應了這樣的認知。它在3年之內從零到上市，是回歸市場本質的必由之路。

然而，作為一個做新聞出身的媒體人，我從來不認為，一個商業公司最大的價值，是它的市值，也不是他的營收，甚至，并不是它的用戶規模。

我對拼多多的欣賞，一直專注在兩點：

其一，分布式網絡。互聯網的發展，從web1.0時代進展到web2.0，它的核心內涵，就是從中心式結構向分布式結構的疏散。

這種結構變化，才是互聯網所帶來的內在革命。從貴族到平民，從精英到民眾，從控制到失控。分布式使以往世界一直以來的中心控制，到每個人都擁有了一個控制甚或主宰的可能性。

人人都以為，拼多多的成功是因為它的便宜，但是我認為，是分布式網絡真正地成就了拼多多。它把一個構想，變成了商業實踐。

其二，改變了產品流通的方法。在以往的任何一種商業模式，包括電商模式中，中介依然是普遍性的存在。一個農產品的生產者，必須通過層層的商業中介，才能最后到達消費者。但是拼多多的模式，使任何一個農民，都能夠便捷地實現從田地到餐桌的流程。

這個看似不起眼的流通結構變遷，才是真正打破價格魔咒的方法。我們有時候簡直無法理解拼多多上的商品價格為何能夠如此之低，而商家依然有利潤可賺，恰恰在于去除了中介利潤，農民在成本價之上的略微浮動，便能夠獲得足夠的利潤。而拼多多上規模化的用戶，保證了他們對利潤的充足控制。

一個商業機構的真正價值，從來都不是它能夠產生多少利潤，創造多少就業，獲得多少用戶，而在于它是否能夠真正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消費方式以及最根本的，生活方式。

但是，很遺憾地。這也不是它們的終極價值。

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學者保羅·克魯格曼認為，人類的經濟史的真正轉變，是從18世紀開始的。

從那之后，有多少曾經偉大的公司？洛克菲勒、卡耐基、羅斯柴爾德……但是，江山帶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20年之后，50年之后，拼多多還會是那個時代偉大的公司嗎？恐怕未必。

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偉大的人、產品、公司。在技術變化極其劇烈的時代，沒有一個公司能夠永恒偉大。

這就是歷史。

2.慈善與隱士

中國文化中，有一個特別的面向：非常崇尚隱逸文化。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

在金庸的小說了，十有八九都在討論退隱江湖。令狐沖與任盈盈，張無忌與趙敏。中國的文人也是，范仲淹總在說，處江湖之遠。

如果一個人總在風口浪尖上，人們就說他戀棧。

到了現在也一樣。人們熱衷于討論那些全身而退的首富：陳天橋、史玉柱……

我經常會主動去看比爾·蓋茨的新聞，看看他到底又做了什么，又有什么改變世界的故事。比爾·蓋茨從微軟的前線退出之后，比他在任上更加精彩。

類似的人還有谷歌的創始人謝爾蓋·布林，已故的英特爾創始人安迪·格魯夫。

他們都是急流勇退，在公司如日中天的時候退出了經營的前線。但他們并不是退隱江湖。我猜想他們歸隱之后的生活，大約并不會比在任上更加悠閑。

比爾·蓋茨成年累月流竄在包括非洲、東南亞美洲的各個地方，研究各種改變世界的藥方，一會兒是疾病，一會兒是凈水，一會兒是廁所。

這是隱逸文化的更高層次。創造財富與偉大的公司，都不足以讓一個人真正偉大，而只有改變世界的理想，才能真正讓一個人、讓一個公司偉大。

我們不必虛偽地認為，財富不重要。財富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如果不是微軟成為一個巨富的公司，比爾·蓋茨如何可能耗費巨億，去研究如何消滅瘧疾？

但是比爾·蓋茨如果沒有把從微軟獲得來的財富，變成了改變世界的藥方，那么微軟所帶來的財富，如何可能成為偉大？它不過是千百年來歷史中的一段風塵云煙罷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認認真真去看過黃崢的股東信。

他離任的第一個理由是：“行業競爭的日益激烈甚至異化讓我意識到這種傳統的以規模和效率為主要導向的競爭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問題的。要改變就必須在更底層、根本的問題上采取行動，要在核心科技和其基礎理論上尋找答案。”

所以，我以為，他的理解是：拼多多是一家成功的公司，但還不是一家偉大的公司。

所有的公司都受制于當下的環境與態勢。拼多多自然也不例外。在一個高速成長、一切惟發展論的基礎之上，拼多多不面對競爭對手與市場是不可能的。這個市場上所有的缺陷，都會鏡像反應在拼多多之上：效率與規模的渴望與沖動。

在這樣的市場沖動和制約之中，拼多多并不能逃脫詬病：一直困擾中國電商平臺的假貨問題在它身上同樣體現，超高速發展所帶來的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工作“996、007”文化，拼多多也概莫能外，甚至現在中國市場所普遍被忽略的商業倫理，也都能同樣在拼多多身上找到影子。

而一個偉大的公司，應當是從容的、人性的、溫和的。它更加專注的應當在于對世界和生活方式的改變，而不是規模的擴張與市值的增長。比如谷歌。

從這個角度上說，我以為黃崢并不是退隱，而只是換了個工作崗位。就好像謝爾蓋·布林，從董事長變成了研發部門的領航員。

或者說，這才應當是這個時代隱逸文化的發展：從一個競爭性狀態中，進入到一個更加關注人類自身的狀態中。

3.一個科學家

但黃崢最有力的話，也許是他離任信的最后一段：“小時候，老師問我們長大了想做什么，我和很多人一樣說想成為科學家。而今一晃已過不惑之年了，想成為真正的科學家也許已經不太可能了，但如果我努力，把中學里最喜歡的化學、大學里學的計算機、工作中學習的經營管理結合起來，我天真的想，說不定也能再做出點有意思的事兒。成不了科學家，但也許有機會成為未來（偉大）的科學家的助理，那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兒。”

我們這個時代里，對于財富的夢想，已經逐漸成長為最龐大、吞噬一切的夢想了。許多曾經風靡一時的兒時夢想，例如文學家、科學家、藝術家的夢想，已經逐漸都湮滅在成為億萬富翁的夢想之中。

這是時代的庸俗化。

但這可能也是一件無奈的事情。全球化的全稱叫做“全球經濟一體化”，它已經定義了這個時代的關鍵詞：經濟。

但是如果人類被困頓在經濟和增長這樣的魔咒中，這個世界不會變得更加美好。過去這些年的人類財富增長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足夠抵消掉它的增長：環境惡化、公正的衰弱與倫理的墮落。

但是如果說我們仍然心懷希望的話，那么就是因為比爾·蓋茨的慈善是改變世界的疾病地圖，謝爾蓋·布林在改變世界的技術圖景，和伊隆·馬斯克在向火星發射火箭：畢竟，還有人覺得，世界和人類的幸福更加重要。

黃崢和繁星基金會在它的新聞稿中說，1億美元將用于“計算+生物醫學”、“計算+農業食品”和“先進計算”幾個領域之中。

而這些，才是對于這個國家、這個世界而言，真正具有永恒價值的東西。它所能提供的不是贏利、股東價值、市值、用戶等等這些注定將成為云煙的東西，而是改變：改變我們的餐桌、生命質量和我們的生活方式。

而這個中國最有錢的人，也能夠給那些夢想擁有財富的人一個提醒：首富的名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創造了什么。

因而，作為一個平常和普通的人類，我僭越地對黃崢產生出一種期望，期望他真能夠如同自己所言，去追求一種更加卓越的生活，去成為一個更加優秀的人。

我想，這樣，拼多多才會是一個真正有價值的公司，而黃崢，會是這個時代中，我們最值得尊敬的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