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特朗普的日子里，一些人期許世界變得安靜一些。但是，拜登執掌白宮不到三個月，一系列事件令很多人感到震驚與不解。他是一個更狠的角色嗎？大國博弈會朝什么方向演進？

拜登的兩難

在美國大選時，我曾在多篇文章（《美國的真相》）中指出，拜登如果獲勝，世界會重新回歸熟悉的軌道。為什么這么說？

美國的政治博弈目前不再是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斗爭，而是建制派與非建制派之間的斗爭。特朗普“意外”入主白宮，猶如一頭公牛闖進了一家豪華瓷器店。一頓猛如虎的操作后，瓷裂玉碎，驚動四鄰。支持者將特朗普視為顛覆秩序的變革者，反對者認為特朗普意在“碰瓷”，敲詐建制派。拜登想方設法將特朗普趕出了瓷器店。

拜登上臺的主要任務是，拿起金剛鉆修復瓷器店，捍衛建制派建立的舊秩序以及既得利益格局。從目前來看，內政和外交都在朝這個方向前進。拜登政府推出萬億財政計劃，其中很大部分是用于安撫黑人、少數裔、環保主義者、福利主義者及底層民眾。這些人是拜登及建制派的鐵桿票倉，簡稱第一票倉。

對外上，拜登努力修復建制派建立的國際秩序。維護舊秩序主要是維護華爾街金融、科技巨頭、跨國公司的利益。他們也是拜登及建制派的鐵桿票倉，簡稱第二票倉。

第一票倉和第二票倉在內政外交上存在很多共同利益。比如，拜登政府推出萬億財政計劃，一大部分給第一票倉發放福利，另一大部分給第二票倉發放美元紅利。

拜登政府不是主張給富人征稅嗎？

給窮人發放福利，最終不是由第二票倉買單嗎？這是一種誤區。拜登及建制派主張對富人征稅來補貼窮人，但是他們針對的富人是“美國”的富人，主要是美國本土的中小企業主。真正打擊最大的是中產階級，他們背負著沉重的工薪稅。拜登政府對富人征稅不會沖擊到第二票倉。因為華爾街金融、科技巨頭、跨國公司在全球投資、全球避稅。跨國公司在新興國家滯留大量利潤與現金，反復投資新興市場。

不僅如此，美國政府及世界主要國家紛紛降低跨國公司及國際資本的資本利得稅。所以，拜登政府擴張財政，美聯儲擴張貨幣，華爾街金融、科技巨頭、跨國公司能夠手握更多廉價美元在全球攻城略地。

對外上，第一票倉與第二票倉也有諸多共同的利益，比如歐美日政治同盟。拜登幫助美國恢復國際群聊，恢復與歐洲、日本的盟友關系。為什么這方面的推進比較順利？

第一票倉在歐洲與日本幾乎沒有多少經濟利益，但是他們的意識形態與歐洲、日本是一致的。黑人、少數裔、環保主義者、福利主義者及底層民眾，再加上高校、媒體知識分子，他們多數都擁護左翼意識形態，主張絕對自由、平等與人權。他們的政治訴求是世界性的，超越國家與民族概念。

第二票倉在歐洲、日本有著重大的經濟利益，華爾街金融、科技巨頭與跨國公司渴望與歐洲、日本維持穩定關系。第一票倉的意識形態和第二票倉的經濟利益，在歐洲和日本上是一致的。比如，拜登第一時間讓美國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議。這符合第一票倉的意識形態，他們追求絕對環保主義。他們的低碳訴求不僅在美國國內，而且覆蓋整個地球，包括北極冰川、亞洲重金屬和非洲生活垃圾。巴黎氣候協議也符合第二票倉的經濟利益，拜登政府推出了萬億綠色新政計劃支持科技企業，比如特斯拉可以獲得綠色補貼。這筆錢遠遠超過了振興本土制造業的資金。

拜登上臺后，美國與俄羅斯的關系迅速惡化。拜登政府將俄羅斯視為“最大威脅”。烏克蘭和土耳其立即開展軍事行動，俄羅斯的軍事壓力快速上升。為什么？

在俄羅斯問題上，第一票倉和第二票倉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俄羅斯不符合第一票倉的意識形態訴求。他們認為普京治理下的俄羅斯政治有悖于民主與自由。拜登在談“民主與專制”時，稱俄羅斯“講獨裁”。另一方面，俄羅斯過去30年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很低，華爾街資本、科技巨頭及跨國公司在俄羅斯的經濟利益很少。換言之，俄羅斯不是全球建制派既得利益格局的一份子，第二票倉不在乎美國與俄羅斯關系惡化。他們反而擔心俄羅斯政治可能威脅到他們在歐洲及西亞的經濟利益。

再看其它新興國家。第一票倉和第二票倉在印度上的利益基本一致。印度是一個很復雜的社會，民主、自由、先進與貪腐、愚昧、混亂并存。但是，在第一票倉看來，印度雖然在人權上有問題，但趨勢是好的。同時，第二票倉，主要是科技巨頭，與印度關系密切，硅谷不少技術精英和高管都是印度人。拜登政府在印度上會延續奧巴馬時代的印-太-亞戰略。

還有一些新興國家，第一票倉的意識形態和第二票倉的經濟利益存在嚴重的沖突。

過去幾十年，華爾街金融、科技巨頭和跨國公司將大量的資本轉移到一些新興市場。新興市場的勞動力和土地廉價，工會力量薄弱，市場具有保護性，對外資征稅少，他們賺得缽滿盆滿，反復投資新興市場。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可口可樂、英特爾、微軟、蘋果等巨頭都極度依賴于新興市場。特朗普試圖讓跨國公司回流美國振興本土制造業。他們似乎無動于衷，為什么？

過去幾十年，美國與新興市場已經形成了穩固的全球化利益格局。美國政府和美聯儲負責擴張美元，支持華爾街金融、科技巨頭和跨國公司對新興市場輸出廉價的美元，新興市場吸納資本投資后又向美國出口商品賺取外匯，再用外匯購買美債，美元回流到美國政府及華爾街金融市場。換言之，新興市場是建制派全球既得利益格局的一環。

這就是我們之前文章中說的“東食西宿”。

這種經濟全球化的循環雖然是扭曲的、失衡的，一邊是巨額的貿易逆差，另一邊是巨額的貿易順差，但是維持既有格局對第二票倉，包括美國政府來說是最有利的。第二票倉要做的是把特朗普“干掉”，扶植拜登上臺。如今，拜登的艱巨任務就是如何恢復與新興市場的利益格局。

特朗普打破原有的格局，與一些新興國家對立，甚至一度進入外交“冷戰”，雙方外交高層長期不再對話。拜登上臺馬上釋放積極信號，恢復高層接觸，組織外交談判。但是，談判的結果令人震驚。特朗普談貿易，談不攏就不談了。拜登一上來就是談政治，不是談貿易，而且吵得很兇。拜登更像是一位政治家，看起來是一個更狠的角色。

怎么評價拜登政府這些行為？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接觸總比不接觸好，吵架總比“冷戰”好。拜登政府談判的最大動機來自第二票倉，也就是華爾街金融、科技巨頭和跨國公司給拜登政府施壓。但是，拜登為什么只談政治，不談貿易？

原因來自第一票倉。第一票倉在這些新興市場沒有太多經濟利益，但其意識形態上的訴求近些年火速升溫。過去，他們的態度多數是不關注、不關心。但是，如今他們沖到了最前面。

這使得拜登陷入“兩難”。拜登沒辦法二選一，只能安排先后順序。第二票倉經濟實力強大，第一票倉政治力量強大，選票規模大。拜登不敢上來就談經濟利益，這容易觸犯到第一票倉，陷入“政治不正確”。作為左翼政黨，拜登只能把政治牌坊先立起來，把意識形態的問題說清楚。這么做，一方面是給第一票倉有個交代，另一方面是給第二票倉的經貿談判提高籌碼。

博弈的演變

從全球范圍來看，拜登政府正在推動歐洲、日本及印度往之前的建制派全球利益格局上回撤。現在美歐日印的步調整體比較一致，偶有沖突。俄羅斯又將回到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后的國際環境，甚至可能比當時更加嚴峻。

當前，新興國家能否與美國一同回到原來的軌道，這是拜登政府的挑戰。如果破鏡無法重圓，損失最大的是誰？全球范圍內的建制派，包括拜登政府、克林頓家族、華爾街金融、科技巨頭和跨國公司，以及新興國家的建制派勢力。

拜登試圖聯合歐洲共同施壓促成回歸。歐洲的建制派，是一股龐大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在新興國家的經濟利益不遜于美國。歐洲建制派比拜登更渴望回歸原來的軌道，而且他們國內的政治壓力還相對小一些。預計，默克爾下臺后，建制派將繼續執掌德國，遙控歐盟。從訴求上來說，美國和歐洲是一致的，只是在手段上可能會有分歧。主要原因是，拜登在本土面臨的政治壓力（主要是第一票倉）要更大。

拜登最希望的是第一票倉對新興國家不要扯大旗，不要渲染政治正確。這樣可以降低恢復關系與秩序的難度。既然現在政治正確的大旗豎起來了，拜登就不得不做兩手準備：一方面想方設法降低政治壓力；另一方面隨時拿政治正確這個大旗提高談判籌碼，同時為自己護身。拜登政府將談判地點設在了美國本土之外的州，目的是為了降低壓力。但是，談判的主題都是政治，談判的形式都是政治正確。談政治的回旋余地比談經濟還小，談政治能否有突破取決于拜登在美國第一票倉給他的壓力有多大。壓力越小，越好和稀泥；壓力越大，難度越大。

接下來，怎樣演變？

特朗普的博弈，是打破全球化舊秩序的博弈；拜登的博弈，是恢復全球化舊秩序的博弈。需要正確認識的是，不管是特朗普的博弈，還是拜登的博弈，都不是國家之間的博弈。但是，如果拜登的博弈沒有達成合作，就很可能演化為國家之間的博弈，甚至是更為激烈的國家斗爭。

什么意思？

特朗普發動貿易戰，表面上是國家之間的斗爭。特朗普的口號就是“美國優先”，捍衛美國人民的利益。但是，這種行動的本質卻不是國家斗爭。特朗普只是借用美國的政治力量、國家主義的口號試圖改變過去的全球化貿易規則。這種斗爭根本上是對建制派的斗爭，對全球化舊秩序的沖擊。

特朗普是一個政治素人，他代表的本土制造企業主、工人、城市中產沒有在新興國家獲得利益。他們以國家力量相威脅，試圖打破之前的利益格局，然后讓制造企業主、工人、城市中產獲取一些利益。但是，新冠疫情打斷了這個計劃，同時為了應付大選連任。特朗普到后面是不談判、不接觸、放放再說。

但是，拜登不一樣。拜登及建制派嘴上講的最多的就是政治，私底下都是經濟利益，而且還是全球經濟利益。拜登講政治，定然拉上國家主義。對拜登來說，國家主義是一股力量，可以提高他的談判籌碼；更重要的是，國家主義還是他最后的護身符。如果政治上的合作失敗，經濟上的合作大概率也失敗，那么拜登便順勢切割利益，將國家主義拿出來立牌坊。

為什么？這跟他的票倉有關系。拜登的行動如果失敗了，第二票倉可能會放棄他。為了挽回第二票倉，他必須拿出國家主義的力量往兇狠的方向打。同時，向第一票倉掩飾建制派在新興國家的利益關系，拜登必須將矛盾轉移到、上升到國家斗爭層面。這叫拜登“豹變”。

上個世紀40年代，美國對一個國家實施石油禁運，最開始的石油禁運流于形式，美國沒有禁運該國戰機使用的原油。為什么？因為當時美國一批人在這個國家的經濟利益很大。他們反復地緊張地跟對方談判，試圖將矛盾壓下去。但是，當矛盾激化后，這群人為了自救，掩飾經濟利益，明確政治立場，變成了最為強硬的強硬派。

有人提出，新興國家減持美國資產來反制美國。這其實不是行不行的問題，而是對問題是否誤判。上面講到，拜登政府與新興國家的博弈并不是國家之間的斗爭。減持外匯也好，政治施壓也罷，這些是一種國家主義的策略，利用國家手段來提高談判籌碼。這是建制派的政治套路，但對新興國家不利。如果現在發動外匯戰，就相當于主動將矛盾上升到國家斗爭的層面。

所以，特朗普與拜登的行動，導致的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前面我說，接觸總比不接觸好，吵架總比“冷戰”好。但是，如果接觸完全失敗，吵架吵到徹底翻臉，那么結果要比不接觸、“冷戰”更加糟糕。所以，拜登行動的后果要比特朗普大得多。談好了，回歸到原來的秩序，沒有談好，他迫于政治壓力，將問題升級到國家斗爭的層面。

反過來說，如果拜登促成了談判，是否有利于新興國家？如果撤回到全球化舊秩序，其實對大多數人來說不是好事。對拜登來說，政治談判的目的是彰顯政治正確，安撫第一票倉，而不是對新興國家的政治有什么改變。他的根本意圖在經濟利益上，也就是修復和維護第二票倉與新興國家之間的利益格局。

他們死死捍衛的原來的全球利益格局建立在兩大支點上：一是美聯儲及新興國家央行大規模的印鈔；二是不公平的、限制性的國際市場。

在之前的文章（《大選的真相》）中，我多次指出，原來的這種秩序，美聯儲大量印美元，新興國家拿著美元超發貨幣，洗劫了中產，支持了富人，飼養了窮人（歐美）。這種國際秩序引發國際收支失衡，觸發國家斗爭，華爾街金融、科技巨頭和跨國公司坐收美元及不公平秩序的紅利，美國本土中小企業主、中產階級承擔高房價、高債務和高稅收，新興國家的工人和消費者也深受其害。

對新興國家、經濟全球化和人類文明來說，拜登領導的全球建制派是一股退步力量，也是一股頑固勢力。拜登政府如果與歐洲、日本達成合作，與新興國家達成合作，世界將重回熟悉的軌道，并駛向高債務、高泡沫、貧富懸殊、經濟危機、國家沖突及社會動蕩的深淵。

最終的答案

面對拜登政府，新興國家的民眾容易感到迷茫和焦慮。

國家主義的噪音很大，如果迎合這種噪音，相當于正中了拜登及建制派的下懷。當清晰地認識到矛盾的本質時，雖不再迷茫，但又感到焦慮。如果原有的秩序無法修復，博弈可能上升到國家沖突；如果回到原來的軌道，糟糕的結局似乎就在眼前。

不過，不必過度悲觀的是，拜登領導的建制派舊秩序，早已難以為繼。

2008年金融危機是全球化舊秩序崩盤的開始，特朗普是加速崩盤的推手。雖然這是一個全球化的秩序，但是它的核心在美國。擊潰這個秩序的手段，不是國家的手段，也不是經濟的手段，而是美國的政治。選票，是擊潰這個龐大的全球利益格局的關鍵力量。特朗普贏得了選票，沖擊了這個秩序。

當然，建制派也試圖利用自己的政治力量來改變選票。拜登利用郵寄選票的規則奪走了更多選票。

全球化秩序的斗爭最終聚焦到美國的選票上。2020年大選臨近，所有的博弈都放下了，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場選舉。

拜登和建制派的優勢是，他們控制了參議院和眾議院，可以擴張財政來收買更多的選票。這讓人感到悲觀和不安。但是，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受制于債務危機和通貨膨脹。

民主黨的執政理念在文化上是絕對自由主義，但在經濟上是反自由主義。歷史上，民主黨長于軍事、政治，弱于經濟。在經濟上，民主黨的政策通常是擴張財政刺激經濟。最近20年，建制派（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更是依賴于美元超發來維持政治利益。美元，一部分發給窮人收買選票，一部分搞大基建刺激經濟，另一部分給華爾街金融巨頭。這樣做的結果是聯邦財產赤字攀升。拜登在特朗普基礎上進一步擴張了財政赤字。

這錢誰來出？

美聯儲印刷美元來支付。這相當于透支國家信用，最終還是由美國納稅人買單。2021年，美聯儲提高對通脹的容忍度，目的是給拜登的刺激計劃提供美元支持。但是，隨著經濟復蘇，美聯儲轉向貨幣緊縮是遲早的事情。如果通脹快速抬頭，美聯儲不得不收縮美元。

美聯儲無法持續擴張美元，剩下的辦法就是征稅。拜登政府的辦法是向美國本土企業主和中產階級征稅。

拜登政府將推出BBB（Build Back Better）大基建計劃，這項計劃的資金規模可能超過3萬億。為了籌集這筆錢，拜登政府計劃增加稅收。在所有加稅的對象中，征收規模最大的是美國本土企業，預計企業所得稅將從目前的21%提高到28%。還計劃向富人的資產加稅，向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個人加稅，最高個人稅率恢復到特朗普之前的39.6%。

如果這項加稅計劃實施，可以看出，受沖擊最大的是美國本土中小企業主、富人及中產階級，而華爾街金融、科技巨頭和跨國公司，他們在全球投資、全球避稅，完美地避過了拜登加稅。為什么加稅對中產也不利？

美國本土中小企業主和富人，是拜登加稅的主要對象。稅收增加，收益下降，本土企業的效益受到影響，減少產能，減少工資，降低雇傭，代價最終由中產買單。拜登的財政用于大基建或給窮人發放福利，并沒有回饋到中產階級身上。另外，征稅削弱了本土制造企業的競爭力，導致更多的美國企業轉移到新興國家，工人及中產階級進一步受損。

建制派的執政策略是“甕中捉鱉”加“放飛自我”。建制派默許新興國家建立行政性壟斷市場，同時超發美元支持跨國公司在當地享受各種紅利。這就是“放飛自我”。跨國公司在海外制造廉價商品又出口到美國，殺死了大量的美國本土企業，導致大量工人失業。失業的工人、收入增長緩慢的中產，還要支付美元超發推高的房價。現在很多美國人已經看清了建制派的手段，他們利用這種舊秩序反復地收割美國本土企業及城市中產。這就是“甕中捉鱉”。

如今，美國本土企業主、本土富人、城市中產、工人正是拜登的反對者、這種舊秩序的受害者。當然，其中的受害者還包括新興國家的消費者、工人和中產，但是他們多數未意識到這一點。真正有能力改變的力量，來自美國幾千萬張選票，來自美國本土企業主、中產、工人的選票。

所以，擊潰這股全球化舊秩序的力量，不是俄羅斯，也不是新興國家，而是美國的政治選票。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曾說過：“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有三個方面的改變：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和經濟的改變。”如果將這個順序顛倒過來，先經濟后政治和人心，表面上是捷徑，其實很難走通。當今世界的問題，已超越了民族與國家，建制派控制的舊秩序是全球性的。如今，這張覆蓋全球的大網，之所以還能被捅破，主要還在于一部分美國人看到了其中的問題，并利用政治制度改變。

最后，回到恢復全球化舊秩序的博弈主題。新興市場切忌將這種博弈國家主義化、民族主義化。拜登試圖恢復全球化舊秩序的博弈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斗爭。建制派試圖打國家主義牌、民族主義牌，增加談判籌碼，盡快恢復舊秩序。越是如此，新興市場越要保持冷靜、理性與睿智，防止建制派“豹變”，將博弈升級為國家沖突。

如今，讓美國人去打架，讓美國人去吵架，讓美國人去政治斗爭，“隔岸觀火”已是一種作為。共同努力維護國家關系的穩定，對美國本土企業主、中產、工人是最有利的，對新興市場是最有利的，對改變這種扭曲的、失衡的、不公平的舊秩序是最有利的。

安靜，讓世界變好。

烽巢網注：本文來源于微信公眾號 智本社，作者 ：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