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經歷過失敗、非議，還要堅持？”79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日前被媒體問道。

“沒去考慮這些事情，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在一定條件下盡可能去爭取。1.0往往不太好用，那沒人做就不去做了嗎？也得做。1.0是一個過程，沒有1.0哪有2.0？”

作為改革開放后最早一批下海的科學家，倪光南大半生的心血都傾注在中國IT核心技術，尤其是芯片和操作系統上。全球化的市場浪潮里，他曾被定義為失敗的一方，但如今再看陳年，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1995年6月30日上午，聯想集團六層會議室，倪光南和柳傳志分坐在第一排的兩邊。

聯想中層以上干部200多人都要參加會議，雖然他們感受到不一樣的氣氛，但仍靜待事情的發生，不敢妄議。

聯想董事會宣布解除倪光南總工程師和董事職務。柳傳志在隨后的發言中聲淚俱下，被解除職務的倪光南則鎮定自若，他說：“在任何一個崗位上都不會忘記這樣一個大目標（科教興國），而內心感到全心全意為了這樣一個大目標工作，永遠是最幸福的人。”

會議結束后，倪光南和柳傳志各自默默地離開現場。十年間，他們從風雨同舟變成背道而馳。

當年，中關村有“三個企業家找到三個科學家，成就三個知名企業”的經典故事：柳傳志找到倪光南，開發聯想式漢卡，成就了聯想；張玉峰找到王選，開發方正激光照排系統，成就了方正；萬潤南找到了王輯志，開發四通打字機，成就了四通。

在中科院計算所，與默默無聞的柳傳志相比，倪光南是“明星科學家”。他參與研制出我國第一臺大型計算機，并首創在漢字輸入中應用聯想功能。

《柳傳志心中永遠的痛》中記述，柳傳志1970年進計算所，老聽人說倪光南聰明，記性特別好，于是假裝對一個非常長的方程式不會，向倪光南請教，后者提筆就寫了出來。倪光南1961年大學畢業，10年不用的方程式居然還能記得如此精確，這讓柳傳志欽佩不已。

在70年代“五七干校”下放勞動時，兩人在一班一個宿舍，倪光南發燒39度，照樣堅持打場，不肯下來。這也給柳傳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覺得倪光南和他一樣，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但最后橫亙在他們面前恰恰就是各自的堅持。

1984年，計算所發起成立了新技術發展公司，柳傳志被選為主管日常經營工作的副經理。這一年年末，王樹和、柳傳志、張祖祥三人一籌莫展。剛創辦不久的公司被人騙了14萬，而所里給的開辦費一共才20萬。冥思苦想后，三人模仿諸葛亮、周瑜、魯肅，將各自的方案寫在紙條上。三張紙條同時打開：“倪光南”“倪光南”，還是“倪光南”。

倪光南心中也有一個科技產業興國夢。1939年出生的他對“國弱被人欺”有著切膚之痛，“從小逃難的經歷，是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它讓我明白，國家應該富強起來，才不會受人家的欺負。”

1983年，倪光南毅然放棄了高薪留任加拿大工作的機會回國。他說：“如果我不回來，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會對中國制造有所幫助。”

因此，當柳傳志伸出橄欖枝后，倪光南沒猶豫就接受了。他相信，柳傳志能推廣好他的科技成果。

因為有一件事讓他難忘：下放勞動時，一天晚上，柳傳志講《基度山恩仇記》電影，倪光南看過這部小說，但柳傳志講得繪聲繪色，他依然聽得津津有味。從此，他對柳傳志的文學功底和表達能力佩服不已。

倪光南接受邀請時提了三個條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訪、三不出席宴請，他想把時間和精力都集中在研發上。

倪光南將聯想式漢卡技術帶入公司，它共更新了8個型號，為公司創造了上億利潤，并帶動了包括微機產品在內的整體營銷，最終聯想也成了公司的新名字。

倪光南親自站柜臺推銷漢卡，了解用戶需求。他還坐在負責接熱線電話的工程師旁邊，隨時準備回答用戶的提問。

1988年，在聯想漢卡站穩腳跟之后，倪光南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微機上，他帶領團隊在香港研發成功了“中國制造”的聯想主板和擴展卡。1990年，采用自主設計主板的聯想微機在國內推出。

聯想式漢卡和聯想微機分別于1988年和1992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994年，倪光南被遴選為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

這十年，也是倪光南和柳傳志合作親密無間的十年。截止1994年，聯想的銷售額達到47.6億元。

不過當時漢卡已經江河日下，國外電腦品牌大舉入侵中國市場，聯想需要突破瓶頸，必須要尋找新的出路。

此時，一個不害怕失敗的科學家和一個需要謹慎行事的企業家發生了分歧。他們最終的目的都是從圓底到達圓頂，但卻選擇相反的路徑進擊。

力主自主核心技術、想要搶占科技高點的倪光南要對標Intel，從設計入手作芯片。1994年，倪光南與復旦大學、長江計算機公司達成合資建立集成電路設計中心的意向，中科院和電子工業部甚至承諾由聯想牽頭，組織有實力的計算機企業一起參與，制定一個國家投資計劃。

但在最后一刻，此前一直和倪光南步調一致的柳傳志第一次說了“不”，他的理由是芯片項目投入和風險巨大，非聯想的實力可支撐，倪光南是“技術至上，并不清楚整個市場是怎么回事”。柳傳志的路徑是先利用成本優勢占領市場，再做技術開發。

科學家比拼的是長板，優劣之分只在于能否取得成功，不在乎失敗的次數；企業家還要顧及短板，因為一失足就可能成千古恨。

也許二者結合才是從圓底到達圓頂的直徑，但是兩個都極度自信的人都不能說服對方，堅強固執又讓他們更加水火不容，每次工作會議都成了兩人的爭吵會，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大半年。倪光南還向中科院控告柳傳志作風霸道、有嚴重的經濟問題。

1995年6月30日，中科院派出的工作組調查表示，沒有材料證明柳傳志同志存在個人經濟問題。倪光南被解除職務，聯想ASIC芯片和程控交換機等項目陸續中止。1996年一次會上，柳傳志第一次把提倡了十年的“技工貿”道路變成了“貿工技”。

媒體把“柳倪之爭”稱為“市場派”與“技術派”的一次決斗。在那個時代，不僅柳傳志，聯想其他董事和高層都站在了他這邊；不僅聯想，彼時絕大多數企業家都選擇了同樣的方式去應對國際競爭；不僅企業家，是中科院這個政府單位選擇了“聯想路線”。

中科院一位前領導說：“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學家，人數多于和柳傳志同等水平的企業家。在二選一時，只能選柳傳志。企業家在中國是稀缺資源。”所以，不僅倪光南，王輯志也被掃地出門，王選遭遇過“逼宮”。

脫離了時代，用后世之明去要求前人是不公平的，中國的改革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但在新時代背景下，尤其是“中興事件”之后，新人還是忍不住去想象，如果走倪光南的技術路線，今日的聯想和中國半導體產業又會如何？

即使1999年被解聘，倪光南依然向聯想呼吁：“請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希望我的這些工作成果，不要受到牽連”。

很多人把倪光南看成是唐吉訶德，那他要搏斗的風車不止聯想一個。

倪光南剛被聯想解聘，一個叫李德磊的人找上門來。后者在中科院計算所讀研時與倪光南相識。“當時他非常急切地找到我，說日立美國突然要停止外包給BBT（方舟科技前身）一切項目，然后問我該怎么辦。”倪光南后來回憶。

BBT是李德磊實際控制的一家公司。他在日立美國半導體公司擔任微處理器設計總監，因此BBT承接日立芯片的外包業務。國內研發芯片領域一片空白之時，BBT卻磨練了一支做CPU的技術隊伍，中科院計算所博士劉強是主管研發的副總裁。

這個技術團隊讓倪光南眼睛一亮，不諳世事的他以為看到了重啟“中國芯”的希望，為李德磊找錢、找政府、找資源、找人，本人則未要一分一文一股。

2001年4月，中國第一片自己設計的嵌入式芯片“方舟1號”誕生。盡管在技術上還不成熟，但作為第一款可以商品化的32位芯片，“方舟1號”一出生就備受矚目。

2001年7月，經過高級別的專家技術鑒定會，并由四部委聯合召開了盛大的發布會，“方舟1號”被推上了技術神壇。此后，國家開始陸續投入資金支持方舟科技。

為了配合內嵌方舟芯片的NC（互聯網計算機）推廣，北京市政府直接訂購了幾萬臺。他們還專門把各個行業領頭人召集起來，“逼著”他們支持推廣NC。

國家層面，2002年10月實施的“縮小數字鴻溝—西部行動”，動員國務院眾多部門、西部地方政府和科研單位，重點推廣應用國產NC和內嵌的Linux軟件產品。

形勢一片大好，但一個細節已經暴露出它的危機。倪光南以戰略市場部副總裁的身份加盟公司后，在“方舟一號”通過認證后不久就無奈退出。

原因竟是李德磊把“寶”都壓在政府采購上，拒絕為市場上的客戶供貨。而這些客戶都是倪光南以個人信譽拉來的，他不得已離開了方舟。

但在政府部門，方舟芯片同樣遭遇了困境。因為服務器端被Wintel聯盟把持，他們根本不支持Linux工具軟件，這讓用戶叫苦不迭。另一方面，政府內推廣也是困難重重。雖有大領導支持，但下邊的人卻想一步到位，“難得采購一次，還不趕緊買好的！”

2003年年底，NC開始從政府采購中淡出，方舟芯片銷售也大幅下滑。作為一個想著賺錢的商人，李德磊看不到利潤自然就要退出。他開始宣揚芯片無市場論，同時放棄“方舟3號”的研發。

傷心的劉強離職后，創建了北京君正集成電路公司。在《IT時代周刊》的調查中，許多方舟老員工稱，倪光南和劉強都不過是李德磊用完即扔的棋子。

“方舟3號”的夭折受到各方關注。李德磊表示“沒錢研發是關鍵”，但方舟大廈卻拔地而起，至今仍豎立在中關村軟件園。

倪光南為自己看錯人感到自責，2006年，他為當年請求國家支持方舟CPU研發，向科技部“負荊請罪”。

歷經聯想和方舟的挫折后，倪光南沒有再加入一家公司，但一直致力于推廣國產操作系統、芯片、軟件和文檔格式國家標準UOF等開放標準。

在他看來，“中興事件”的危機不僅在于供應鏈、核心技術上被對方鉗制，更大的潛在風險在于網絡安全，“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不自主可控一定不安全”。

這些年，國內外血的教訓不少。

2010年，伊朗布什爾核電站遭到美國“震網”病毒攻擊，1/5的離心機報廢。只要目標計算機使用微軟系統，“震網”無須通過互聯網即可傳播。

2013年6月，斯諾登爆料，美國國家安全局（NSA）要求谷歌、雅虎、微軟、蘋果等互聯網公司的服務器直接接入NSA信息存儲系統，監聽、監控、監視全球，中國是重點對象。

今年年初，Intel、AMD和ARM架構被發現，近20年發售的芯片存在“熔斷””和“幽靈”兩個安全漏洞，能夠讓黑客遠程控制機器、盜取數據信息。它們幾乎波及全球所有桌面系統、電腦、智能手機及云計算服務器。

但刀不砍在身上，就不會感到肉疼。直到“中興事件”，中國IT界才感到缺少自主可控核心技術的錐心之痛。“芯片事件給人的教育挺大，比我們講一百遍都有用。”倪光南說。

美國放寬了對中興的制裁，也許一部人會抱有僥幸心理。但實際上，你家的鑰匙還在人家手里。

雖然世界上很多國家沒有這些核心技術也過得很好，但中國是要崛起的大國，加上特殊國情，中美必然要在方方面面進行多番較量。

“直到今天，Wintel的核心技術，包括Windows OS和Intel CPU的知識產權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也沒獲得過，也就更不能設想美國會把這些技術“賣”給或“換”給中國。”

所以20多年來，無論有多難，倪光南都堅持做自主研發。“有些事情，如果你覺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決心比晚下決心要好。比如北斗，我們十幾年前就下決心要搞，現在北斗很好用。”

2013年，倪光南發起成立了“中國智能終端操作系統產業聯盟”，希望統一標準，依靠應用商店模式構建一個軟硬件生態系統。不過他也坦言，聯盟的力量有限，“沒資源，也沒錢、沒人、沒權，沒用，只能表達愿望，他更希望在政府層面能夠重視和引導。”

現在，從國家到企業終于都下決心要突破了。

5月9日，年近耄耋的倪光南出席全球移動互聯網大會，并發表了《國之重器：自主知識產權才是核心競爭力》的主題演講，國產軟硬件已從“不可用”發展到“可用”，正在向“好用”推進。

在《一段關于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往事》中，倪光南當年的助手梁寧寫道：世人眼中，他是一個唐吉訶德。為了夢想被一個又一個人利用，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還是寧可冒著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風險，還是繼續嘗試、繼續努力。”

不過對于金錢和名利，倪光南從沒放在心上的。他不諳世事，也不會為這些世事所累。

當初聯想的許多研發人員去了華為；方舟沒了，但君正將國產CPU技術延續了下去。

“沒做成事之前，可能都會被當成唐吉訶德。”倪光南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但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我做一段，人家接著做。從大局看，一個企業不行還有更多企業出來，依托產業界發展是一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