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龍崗一處住宅小區的大門附近，幾名工人正在拆除一組智能快遞柜。而這組快遞柜的“主人”吳雍杰正在一旁黯然傷神，無奈的看著快遞柜構件被逐一拆分、卸下。

“沒等到新一輪融資，也沒有并購意向，實在熬不下去了。”

吳雍杰告訴懂懂筆記，三年前他辭職與朋友共同創立了這一家智能快遞柜運營公司，并以深圳為中心，在廣州、東莞、佛山等周邊地市布局快遞柜業務。

然而，近來當社會輿論不停討論智能快遞柜是否應當收費，關注收費模式應該為單向還是雙向時，他卻不停的與股東討論是否應該結束經營，退出智能快遞柜行業。

“看似方便了用戶，方便了快遞員，同時為小區物業提供了增值服務的快遞柜，并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可與理解。”吳雍杰苦笑著說，盡管每天有大量用戶、快遞員使用快遞柜服務，但依舊無法改變其淪為一門既吃力又不討好的糟糕生意。

或許，對于智能快遞柜參與者而言，有需求并不代表能夠盈利，有用戶并不代表能夠活下去。而社會、公眾對于行業的誤解，也并非三言兩語就能解開的。

在用戶眼里，是快遞柜把快遞員“慣”懶了

“拆了好呀，本來就不是方便我們的，老人天天在家卻沒人送上樓，總是用短信通知你自己去取。”

家住龍崗中心城的李婉珊告訴懂懂筆記，自從前年小區內安裝了快遞柜之后，把不少快遞小哥慣壞、養懶了。盡管高層住宅每一棟配備都有四座電梯，但快遞員卻普遍不愿意上門派送。

她感覺，快遞員往往都是打個電話、發個短信，然后將快遞往智能快遞柜里一扔就完事了，很多用戶都要親自跑下樓到快遞柜提取快件。

“即便接到電話時告知小哥說家里有人，他們也是怕麻煩不肯送上門。” 讓李婉珊頭痛的是，從去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快遞員連電話都不打，直接就將她的快遞扔進快遞柜。

唯一能夠得知快遞到達的方式，就是由智能快遞柜發出的取件短信通知。如果忘了取件，部分品牌的智能快遞柜還會在一定時限之后，進行收費。

“一開始是韻達、天天，后來是申通、圓通、中通，現在連部分京東小哥也這么干了。”在廣州天河工作的林世坤告訴懂懂筆記，因為業務需要，他每天都要接收大量合作單位寄送的快遞文件。

然而，即便是上班時間，快遞員也不愿意乘電梯將文件送上樓，總是不聲不響扔在快遞柜中，害他每天都要下樓好幾趟去取件。

“如果要收費，我支持收快遞員的，這樣還能改改他們懶惰的毛病。”林世坤似乎說出了不少用戶的心聲。在他看來，快遞柜的初衷是方便那些暫時無法收件的用戶用于寄放、保管快遞。可如今，這些快遞柜非但沒有為用戶提供便利，反而為快遞員懶惰提供了便利。

在他看來，如果再面向用戶實行收費、索要打賞，就顯得更加不合理。“已經有部分品牌的快遞柜，在向快遞員收費了，一次幾毛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快遞小哥告訴懂懂筆記，他們并非不愿意上門派送，有時真的是因為快遞數量龐大，人手不夠。

若一棟大樓幾十個件都要逐一派送，一定會影響效率。無奈之下他們才不得不將快件存放在快遞柜中，由系統通知用戶取件。

在他們看來，在沒有智能快遞柜之前，不少用戶家中（單位）沒人，自己也都是將快遞免費寄放在大廈前臺、大院傳達室，并打個電話或發個短信通知用戶，當時也沒見有用戶投訴。

盡管智能快遞柜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配送最后100米的問題，但用戶關心的重點，似乎更多在通知服務是否到位，快遞存放是否收費，快遞員是否履職等相關問題上。

既然用戶不愿意為快遞柜的運營成本買單，那讓設置快遞柜為小區提供服務增值的物業公司幫助快遞公司減輕負擔，又是否可行呢？

快遞柜看似賺錢，物業變著法子“剝削”

“甭提了，物業這群‘大爺’，不漲租就算好的了。”

提及與小區物業的關系，擔任某品牌智能快遞柜區域拓展經理的黃穗渝，臉上浮現出一絲無奈。她告訴懂懂筆記，在過去的三年時間里，放置在小區里的快遞柜租金都是只漲不降。

業界普遍認為，國內智能快遞柜數量到達300萬組以上，才能讓用戶真實得到便利。但在黃穗渝看來，不少物業公司本身就是快遞柜布局上的“攔路虎”。

“沒有任何一個快遞柜是免費擺放的，都是付費租用場地的。”她以公司在上海地區的經營情況為例，部分偏遠郊區小區布局一組主柜，外加三組副柜的租金價格，大多在3000~5000元/月。但這個價格到了靜安、徐匯、黃浦等中心區域，可能會翻兩番甚至更高。

在與物業公司洽談合作的過程中，她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每天使用智能快遞柜的用戶、快遞員那么多，成千上萬包裹往里塞，經營的快遞柜企業應該很賺錢的。

“用戶不愿意付費，快遞公司（人員）不愿意付費，塞再多的包裹也沒錢賺呀。”黃穗渝告訴懂懂筆記，除了在洽談合作的過程中，聽盡物業代表的冷嘲熱諷之外，還有部分物業公司覬覦快遞柜上的大片空白區域，打起了柜體廣告的主意。

這些物業方紛紛要求，快遞柜運營公司除了要支付一定的租金費用之余，還要授權物業公司主導發布柜體廣告，以提高其日常經營收入。而面臨著多重品牌競爭、缺少盈利基礎的智能快遞柜，往往只能淪為待宰羔羊。

“現在基本上每個大型的社區，都會布局兩個品牌以上的快遞柜。”在她看來，利益至上的物業公司大多是哪家開出的條件優惠，就允許哪家快遞柜進入小區。

然而，單一品牌快遞柜能夠進駐小區，并不意味著就能夠良好的運營下去。對此吳雍杰補充說，有不少小區物業一看到使用快遞柜的用戶多，就開始找茬了。

“隔三差五打電話給區域經理，說有用戶投訴，理由是占用通道、柜門聲音擾民等。”他表示，物業這么“表示”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變相漲租。只要多給租金，那些占用通道、擾民的問題也就都不是問題了。

但這無疑加重了運營企業的成本負擔，讓本來就缺乏基礎盈利業務的快遞柜項目變得負債累累。經營方不得不通過繼續融資或者并購等手段，獲取“續命”資本。

對于運營智能快遞柜的企業而言，尋找盈利的突破口，成為項目能否持續活下去的關鍵。尤其在資本退潮期，如何讓這一組一組冷冰冰的“鐵疙瘩”賺錢，成了所有運營者都倍感困惑的問題。

那么，除了傳統的廣告之外，一些突發奇想的代寄快遞、寄存物品、代客洗衣業務，是否能夠讓運營企業突破智能快遞柜難以盈利的困局呢？

病急亂投醫，小盈利難填大窟窿

“試過了，我們能夠做的都嘗試過了。”

吳雍杰告訴懂懂筆記，從前年開始，公司就開始與一些廣告代理商合作，利用智能快遞柜發布柜體廣告。根據快遞柜所處區位不同，每組快遞柜廣告收費3000~6000元/月。

如果要加上屏幕取件動畫輪播形式，每則廣告是500元/月，每組快遞柜大概每月可以獲得廣告收入5000~8000元。然而，這只是最理想狀態，并不是每組快遞柜都能夠順利找到廣告主投放廣告。

“幾個月下來，沒有上廣告的柜子還有很多，上廣告的還要支付廣告上提成和制費用。”他算了一筆賬，在深圳布局的近千組智能快遞柜中，僅有三成能夠找到“供養”它們的廣告主。

平均算下來，每組快遞柜收益僅1150元/月。然而單組快遞柜占地租金，最低的就已經超過了2600元/月。這個均攤后的收益遠不足支付每組機柜的月租費用，就別提機柜所消耗的電費了。與每組快遞柜近三萬元的造價相比，這點收益更是小巫見大巫。

“為了提高增加收入，我們公司找了好幾家快遞企業談合作，為用戶提供寄件攬件服務。”吳雍杰心想，用戶只要下樓就能通過快遞柜寄快遞，不用等待快遞員上門，這樣既節省時間也十分便利。

他們的思路是，快遞柜每攬收一件快遞，可以從快遞企業那兒獲得1-2元的提成，如此一來可以增加快遞柜盈利，維持整個項目的日常運營。不成想，最終結果卻讓他感到大失所望。

“使用快遞柜寄件的用戶并不多，快遞員也常常忽略快遞柜發出的攬件信息，常常造成糾紛，結果還得賠償用戶。”加上初期為了與其他品牌快遞柜競爭，公司將快遞企業給予的提成讓出來優惠用戶，導致整個攬收快遞的服務最終虧的一塌糊涂。

此后，不甘心的吳雍杰還與洗衣連鎖門店洽談合作，希望利用智能快遞柜攬收用戶的臟衣物。由洗衣門店洗滌烘干之后，再行送回柜中等待用戶收取，以此賺取微薄提成。但此舉也因無法培養用戶的使用習慣，以失敗告終。

“廣告、攬件、寄存、洗衣都可以收些蠅頭小利。但是這部分收益，遠不足維持柜組的日常開銷，更別說填補運營初期投資的大窟窿了。”對于智能快遞柜普遍出現虧損的現象，吳雍杰將矛頭直指行業布局初期，各快遞柜品牌之間惡性競爭、燒錢補貼、盲目擴張等種種亂象。

與任何互聯網行業類似，智能快遞柜品牌商家競爭也曾陷入靠補貼搶市場的階段。而經過了近兩年的高速發展，這樣的競爭亂像更是愈演愈烈。而一些智能柜創業企業初期投入出現的資金窟窿，也難以在運營中找到良好盈利模式去填補。

吳雍杰介紹，這種現象在廣東、福建等地并不少見，部分快遞柜品牌甚至在幾度易手之后，依舊尋找不到盈利的突破口，只能轉而面向用戶收取費用，幫補運營開銷。

但是這種做法無疑是加深了用戶對于整個行業的誤解，看似數目不高的收費、打賞，卻引起了更多用戶的不滿與排斥。

如今，不少燒錢不賺錢、吃力不討好的中小快遞柜創業企業，除了苦苦等待資本眷顧、巨頭并購之外，也只能不斷嘗試新的盈利模式，等待新“活法”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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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生態鏈戰地筆記》、《微信思維》、《微信力量》三本暢銷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