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先生，我馬上就到！”

聽到電話里對方說了這句話后，接下來準備做什么，得看你是在哪里聽到的這句話。

如果是在國內像北上廣這樣節(jié)奏快的大城市，也許不到一支煙的功夫，對方就會出現(xiàn)在你的面前；但是在非洲，此時你可以選擇打開一局文明5，在他出現(xiàn)之前，時間足夠你把一個文明從遠古時代演進到工業(yè)革命。

如果你有一個經(jīng)常遲到的朋友，相信我，若把他送去非洲，他不會找到知己，而是會感到相形見絀。

也許他會發(fā)現(xiàn)自己被襯托得如此有時間觀念，也許他會終于對自己有所反思，發(fā)現(xiàn)等一個遲到的人是有多么痛苦……最終他會明白，在非洲，也許唯一準點的就只有日出日落了。

如果我未曾在非洲生活過，我絕對不會懂得飯做好等了兩個多小時客人才來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然而，就那位被我們宴請晚餐的當?shù)匾泼窬重撠熑四樕陷p松自然的神態(tài)來看，這種體驗大概就和每天感受著太陽東升西落一樣普通，完全沒必要表現(xiàn)出一幅懷疑人生的樣子。

在等待這位先生的兩個多小時的時間里，我懷著疑惑，不安，焦慮，惱怒和絕望的心情，給他打了一遍又一遍的電話。換回的只是一句句“J’arrive”（我來了）和“Tout de suite”（馬上到）。

言語內涵和現(xiàn)實情況的反差不僅令我懷疑了人生，還懷疑了時間的價值和存在的意義。

那位先生倒是很淡定，如果他懂“姍姍來遲”這個成語的話，他一定會把“來遲”二字劃掉，只留下“姍姍”來形容自己。

這件事可以說是一個教科書級別的案例，告訴了我們在中國人和非洲人的會面中，總有一方怨聲載道，總有一方一臉無辜，而時間則永遠不在計劃安排之內。

這種經(jīng)歷在初到法蘭西城時還尚覺“震撼人心”，但之后同樣的事情重復得多了，讓我覺得抱怨都只是在浪費情緒。

和當?shù)嘏笥鸭s好出去，頭幾次時流程都是這樣：

比如約好下午三點在某家餐廳見面，我兩點半出門，差不多三點就到了約好的地方。點一杯飲料，告訴服務員我在等人。

過十幾分鐘不見有動靜，我給對方打電話，得到一個“馬上到”的標準回復，我開始陷入抱怨的情緒，然后在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里重復打電話這個步驟兩到三回，最終我的朋友才“姍姍”地出現(xiàn)。

而經(jīng)過非洲時間洗禮的我，現(xiàn)在和朋友出去的流程是這樣的：

還是約的三點。在宿舍淡定地等到三點多，打電話給朋友告訴他我已經(jīng)到地方了，然后慢悠悠地換衣服出門，快四點時到餐廳，也不告訴服務員我在等人，直接點自己想吃的東西。這樣，等到上菜的時候，朋友也就差不多來了，沒人被耽擱，沒人在抱怨，完美。

如果你覺得正式場合人們的時間觀念會好點，那只能說是一廂情愿了。

當中國的大夫們鄭重其事地在日程表里為第二天上午九點的會議留出時間時，當?shù)氐脑洪L女士本人可能根本就沒有任何形式的日程安排。

到了第二天九點，中國大夫們都按時出現(xiàn)在會議室里，醫(yī)院加方的行政人員也在十幾分鐘后按職位由低到高陸續(xù)出席，但會議的主角院長女士則十點多才到，而此時中國醫(yī)生們早已不堪久等回去工作了。

院長女士并沒有想你想象的那樣對自己的“遲到”表示抱歉，而是認為“我昨天說九點開會，現(xiàn)在都十點了你們竟然都不在”，然后便隨意地取消了會議。

實際上，我到現(xiàn)在都沒有搞清楚，醫(yī)院確切的上下班時間究竟是幾點。我印象中在一年多前剛到這里的時候有人告訴過我，醫(yī)院早上八點四十五上班，下午三點下班。

但你八點四十五去醫(yī)院時只會看到零星幾個保潔阿姨，仿佛國內城市清晨五點多的街道。

中國醫(yī)生們九點開始工作，其他當?shù)蒯t(yī)護和行政人員按職位由低到高在九點到十點之間不確定的時間里出現(xiàn)。

下班的時間，你本以為就像給小和尚剃光頭那樣，有著一個明確的有頭發(fā)和沒頭發(fā)的分界點，但事實是人們在十二點過后開始陸陸續(xù)續(xù)地離開，更像是正在經(jīng)歷中年危機的頭發(fā)，一點一點地暴露出頭頂那光可鑒人的地中海。

而每周只上三天班的院長女士，總會是其中來的最晚，走的最早的一個。

除了醫(yī)院，其他一些公司和機構也有著仿佛量子一樣，永遠測不準的上下班時間。

移民局的工作人員，總在上午九點到十點之間某個時間出現(xiàn)，在下午一點到兩點之間某個時間消失，你永遠不知道具體的時間點是什么。

只有親自到場觀測以后才會導致波函數(shù)坍縮，得出他在或不在的觀察結果。而移民局的局長更是和中微子一樣，幾乎完全捕捉不到他的蹤影，只有在非常走運或非常耐心地情況下你才能發(fā)現(xiàn)他安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

小航空公司的售票點窗口上顯眼地貼著工作時間，但你永遠說不準賣機票的小姐姐什么時候在售票點，什么時候在機場（一人兼售票和檢票兩職）。

在電話打不通這種會經(jīng)常發(fā)生的情況里，就像打開蓋子才能知道盒子里的薛定諤貓是死是活一樣，只有親自去了才能知道她在售票點還是機場。

肯尼亞哲學家約翰·姆貝提（John Mbiti ）將沒有歷法的非洲人傳統(tǒng)的時間觀用斯瓦西里語中的兩個詞來總結：Sasha和Zamani。

Sasha的本義指尚有在世之人曾認識的亡靈，Zamani則是不曾被任何當今之人所見過的古老亡靈。

非洲人認為，當一個人離世后，他并沒有“完全”死去，而是尚活在生者的記憶里。只有當最后一個曾經(jīng)認識他的人死去后，他才算真正地死去，即從Sasha變?yōu)榱薢amani。

看過《尋夢環(huán)游記》的朋友對這個概念應該不陌生了

非洲人眼中的時間亦可對應到這兩個詞上：Sasha代表的是人正在切身感知的時間，其中包括剛剛發(fā)生的、正在發(fā)生的和即將在短時間內發(fā)生的事件。

當每段時間漸漸成為久遠的過去后，它就從Sasha轉化為了Zamani，被安放進了和所有創(chuàng)世神話、英雄史詩共享的時間墓地之中。

在這種時間觀中，現(xiàn)世的人是時間的衡量者，就像量子物理中的觀察者那樣影響著觀測結果。

時間被由遠及近地分類為Sasha和Zamani，并沒有一個像西方那樣的神圣而精確的時間刻度，也不像東方人那樣講究輪回。

這種由生者和逝者所代表的二元時間中也沒有長遠未來這個維度，因為未來遙遠而未知，最重要的是，它就像是從未出生的生命那樣，本身就是不存在的。

每次我預約修空調的小哥時發(fā)生的事，似乎總能成為這種分界模糊的二維時間觀的絕佳案例。

每次他在電話中都會告訴我“馬上來”，“正在路上”或者“明天上午來”，而最終的實際情況是兩三個小時后才到或者第二天下午才來。

在我們看來被安排在一個未來精確時間點上的事件，在空調小哥腦中可能就只是將它放進了Sasha這個時間之池當中（注意，Sasha和Zamani是哲學家的比喻，并非意味著每個非洲人自己了解這個概念），只要在近期能完成就行，具體的時間點根本可有可無。

實際上，像移民局先生和空調小哥這樣的情況，在非洲絕對是常態(tài)。當一個非洲人告訴你，他“兩分鐘后到”或“十分鐘后到”，一般你在他說的這個時間上乘以十都不過分。如果他說“我馬上到”，他出現(xiàn)的時間有可能都會在三個小時以后。

在兩分鐘或十分鐘后，見他還沒來就開始焦躁抱怨的中國人肯定是第一次來非洲，而得到非洲人答復后就悠哉悠哉地去干自己的事的這種人腦中，已大概有了Sasha式的時間概念，算是合格的“老非洲”。

當中國醫(yī)生問患者什么時候有癥狀，或什么時候做的手術這類問題的時，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很久以前”，進一步追問具體的時間，有的人會告訴醫(yī)生“三五年前”，有的人還是會繼續(xù)重復說“很久以前”。

這些情況與空調小哥的案例正好相反，曾經(jīng)發(fā)生的事件已被人們放置在了Zamani這個時間之墓中，但相同的是它們也沒有一個具體的衡量坐標。

實際上，比起現(xiàn)代化的時間觀，大部分傳統(tǒng)的時間觀都不同程度地缺少對精準的守時態(tài)度。因為現(xiàn)代化的時間觀，本質上是對時間工業(yè)化和市場化的改造。

在資本主義的最大化利潤的原則下，時間被視為了生產(chǎn)成本甚至是可以買賣的商品，所以時間需要被精準的測量和被精確地遵守，以便節(jié)約生產(chǎn)成本，而節(jié)約成本就是在增加利潤。最終，資本也會回報那些利用越少時間創(chuàng)造越多價值的人。

西方人常說“時間就是金錢”，就是這個原理最好的腳注。正是在這個包涵著工業(yè)化和市場化的現(xiàn)代化歷史進程當中，眾多文明一個一個地將本土的傳統(tǒng)時間觀改造為了現(xiàn)代的時間觀，是否有精準的守時態(tài)度也某種程度上成為了衡量一個文明現(xiàn)代化程度的標準。

而對于印度和非洲的傳統(tǒng)文化而言，對現(xiàn)代化時間觀的適應更多成為了一種挑戰(zhàn)，考驗著這些文明在新時代下的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