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的后半段,黎默的卡路里攝入量持續超標。
看著辦公桌上擺著的糕點和曲奇餅干,黎默想起幾天前的員工體檢,做超聲波檢查的大夫用專業儀器在她肚子上轉了幾個圈,慢條斯理又語重心長地說:“小姑娘,你是不是飲食比較油膩啊?要自己注意一點,清淡飲食。”黎默搖搖頭,在心里和大夫說了聲“對不起,沒做到”。
這是黎默兩周以來第三次收到離職同事的“散水餅”,還是“買一送一”。
“散水餅”是屬于香港職場不成文的規定,遞信辭職的同事會在最后一個工作日派發餅干、糖果之類的“散水餅”給同事,一則正式宣布離職的消息,二則好聚好散,江湖再見亦不尷尬。
這次同天last day的,是一年前差不多同一批招進來的兩位應屆生,他倆和黎默一樣,都是“港漂一族”。據說一個準備回內地與女朋友完婚,另一個遞信的時候說:“默姐,我打算先回家想想今后干嘛。”
和選在“金三銀四,金九銀十”這種跳槽黃金期遞信的同事不同,在這個iang簽證(注:Immigration Arrangements for Non-local Graduates,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簽證,無公司擔保續簽則無法繼續在香港工作)續期的高峰時段遞信離職的同事,無論是否找好下家,或者干脆不明確未來方向的,共同特點都只有一個:下定決心離開香港。
曾經,黎默以為自己也會是這樣的人。
黎默最初選擇去香港讀master,奉行的是效率原則。大四那年她抱著“北漂的心”和“傳媒的夢”一猛子扎進首都的懷抱,誤打誤撞進了個電視臺的劇組一干就是小半年。實習快結束的時候,組里有個前輩找黎默談心,中心意思是“想要真正扎根北京,研究生學歷是塊敲門磚”。
于是,黎默本著嚴謹的科學態度,對“繼續讀書”的問題進行了可行性分析。香港,作為一個時間短、花費相對較少的“高效”選擇出現了。
“香港master是一年制,畢業后可以無條件續簽一年工作簽證。用兩年時間拿到研究生學歷和一份工作經驗,而且我特意去查了北京的留學生落戶政策,運氣好的話回來還能拿到北京戶口,這樣就真的能夠‘扎根’了。”
黎默帶著心里這張幾乎精確到日子的時間表來到香港,按部就班地上課、交paper、考試。工作的offer來得很順,最后一門課考試結束后一周,在大多數同學還在“去”與“留”之間徘徊的當口,黎默就“華麗轉身”?成了職場新人。??
香港職場“本來的樣子”
黎默供職的媒體,屬于存在于大學專業課教科書里、幾乎人盡皆知的那種。
起初被熟人問到“畢業去哪兒工作”這種問題,黎默漫不經心地報出公司的名字,總會收獲對方一句“哇,好棒”,要是這人就站在對面,她還能順便收獲一份羨慕的眼光。通常黎默只是笑笑,做出一個“哪里哪里”的表情。
大多數人友好地把她的反應歸結為“謙虛”,當然也有人覺得她“身在福中不知福”。只有黎默自己知道,即使她擁有的是別人眼中的“童話”,但“童話里都是騙人的”。
當然,并不是說工作體驗有多不好,“如果我說它一無是處,就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那是什么呢?
“平淡吧。”
黎默所在的新媒體部門,用領導的話講承擔著“香港與內地溝通橋梁”的重要作用,主要的工作內容是運營幾個“粉絲不多也不少,流量不算大也不算小”的平臺。
起初給黎默帶來最大困擾的是粵語,“我最開始做的工作是每天收聽粵語新聞電臺,記得有一次主持人和嘉賓討論城市建設,說了幾十分鐘‘石屎森林’,那幾十分鐘真的第一次體會到對牛彈琴,我覺得我仿佛就是那頭牛。”
黎默如今可以平靜的回憶這段往事,因為她已經習慣了動輒要邊聽港府官員開記者會邊寫稿的日子了。“不過直到今天我自己的粵語口語水平也只停留在問好和點餐,哦,是我一個人吃飯點餐的時候。”黎默說起來自己也笑了,“其實這樣想想香港的包容度還不錯,我一直講普通話,基本上人家也都聽得懂。”
至于是否因為只說普通話而受到當地人白眼?黎默認真想了想,“好像有過一兩次?我也不太記得了。”
除了粵語之外,香港職場有什么難以適應的地方?在這個問題上,黎默認真想了一會兒,然后糾正了用詞,“不能說難以適應,應該是不太一樣的地方吧。”香港職場更講究公事公辦,大家都去爭取和行使自己的權利。
比如工作忙、壓力大,現在內地年輕人講“996”甚至“007”工作制,老板激勵年輕人為公司奮斗;但在香港,工作就只是工作,沒那么多附加意義。“香港有OT(Overtime)的說法,就是超時工作。像我們公司規定是一天八個半小時上班,此外加班的時間可以補給你,第二天晚來或者早走。有的公司可能會給加班費。形式不同,但都會有補償。”
除此之外,周末、公眾假期加班之類的都可以補休,而且只要提前做好工作交接,休假就可以完全“失聯”了。有句話叫“一個蘿卜一個坑”,如果把人和崗位的關系比作蘿卜和坑的話,香港人在“缺蘿卜”的時候,處理方式是把別的蘿卜輪流放進這個坑,“他們不會死拽著你這一個蘿卜不放。”
黎默其實很欣賞這種職場風氣,但也有同事旁敲側擊的問她“為什么很少聽過你講粵語”,黎默認真思考,最終得出了一個只能告訴自己的結論:她從來不曾想過在香港扎根,“總有一天要離開,并且我一直覺得那天不會太遠。”
難以獲得的歸屬感
說到底,香港之于黎默,缺乏歸屬感。而歸屬感,又那么可遇不可求。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體現在用詞上。這兩年黎默去過三次北京,每次下了飛機給朋友發微信,她都寫“嘿,我回來北京幾天”;而無論從哪里回到香港,和媽媽報平安她都寫“我到了”。
“其實我在香港今年已經是整整第三年了,在北京前前后后也就待了一年,但一說去北京就覺得很熟悉、很踏實。”黎默再次提起北京,神色里仍舊向往。
其實也不止是北京,黎默覺得“回內地”這件事本身,就比“返香港”更有吸引力。
上學的時候,黎默住在沙田,出門上了東鐵線一路向北,最快40分鐘就能到達羅湖、過關深圳,同學們親切地把“去深圳”稱之為“回歸社會主義的懷抱”。
“火鍋+電影+網紅奶茶”是港漂一族“深圳一日游”的標配套餐。當然如果你時間更充裕一點,還可以做個發型、美個甲,返回香港之前,再從超市捎回物美價廉的老干媽辣醬或者買上幾盒絕味或者周黑鴨的鴨貨,就真的算是“完美的一天”了。
“大多數時候,羅湖口岸從深圳過香港一路上都不需要過安檢。海關都集中精力查從香港帶貨回深圳的海淘代購了,其實大多數港漂就算搞代購,也是順便給熟人幫忙,從深圳‘帶貨’回香港才屬于剛需。”
購物天堂的背面
香港不是“購物天堂”嗎?關于這一點,黎默打了個比方,中學政治課上有個理論說,人的消費需求可以按照消費目的分為生存資料消費、發展資料消費和享受資料消費三種,一般是先生存、再發展,最后享受,但這個理論在香港不成立。“它跳過了生存,直接享受了。”
香港“購物天堂”的美譽源于奢侈品、化妝品這些東西比內地便宜。“如果趕上商場店慶,打折力度讓人有一種‘這東西不要錢’的錯覺。”但是,到了吃飯、看電影、理發這種日常開銷上,“天堂就露出真面目了。”
在香港本地美食app上搜索“火鍋”這個關鍵詞,跳出來的臺式、日式、港式、川式火鍋店,人均消費基本都在200~400港幣之間,“關鍵吃一頓花200港幣基本不可能,香港沒有內地諸如呷哺呷哺那種單人小火鍋,我唯一一次在香港吃火鍋是和整個部門十幾個同事一起吃火鍋自助,人均都是這么算出來的。”黎默對此憤憤不平,她覺得香港在火鍋這件事上,特別“單身不友好”。
槽點更大的是理發,黎默自己沒有在香港理發的經驗,但朋友圈里經常刷到“發誓賭咒再也不進香港理發店”的flag。據說價錢已經不是最大的問題,“和香港Tony老師溝通”本身,就是一種修行。
工作之后,黎默為了上班方便搬到了港島居住,回深圳的時間成本一下子翻了一倍,“深圳半日游”的頻率也就比上學的時候低了不少。不過她倒是開發出了新的套餐項目——買書。
黎默從去年開始給自己制定了年度讀書目標,現在定期去深圳“進貨”。“同樣一本書,內地版本的價格一般是香港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何樂而不為呢?”黎默每次只買3本書,起碼要讀完兩本才盤算下一次“進貨”。
“這樣選的都是自己真正想看的,而且特別有儀式感。”
工資高嗎?高...…吧
每次提起香港物價高,“香港工資也高”的說法就會隨之而來。
黎默記得自己回內地欲望最強烈的時候,投簡歷給內地媒體,聊到薪資問題,HR往往會試探著問她:“你從香港回來,那預期薪資是多少呢?”
直接一點HR干脆帶著“打預防針”的姿態單刀直入地攤牌“我們這邊給不到太高的工資”。
關于這一點,黎默的觀點是:從絕對值來說,確實如此。“拿我做媒體來說,估計比回內地的同學高三分之一左右,再加上香港扣稅以年度為單位一次性交,不會扣在每月。”
之所以說是絕對值,黎默算了一筆賬:她每個月房租的支出大概占收入的1/3,吃飯加上些雜七雜八的基礎費用占掉1/3,剩下1/3差不多可以自由支配。這個分配比例和回北京工作的同學差不多。
“不過像我媽說的,基數大剩得多,工作兩年可能算積蓄要多點吧。”
不過,和黎默同一批進公司的同事里,也有房租占月工資接近二分之一的,或是生活支出比較大的,“這就要看大家想要過什么樣的生活了,在哪兒都有賺的多的‘月光族’和賺得少還能攢下錢來的人,生活理念不同而已。”
當然,在計算高校畢業生平均工資的時候,黎默所在的傳媒行業屬于“拖后腿”的那種,“你如果問在香港做金融、律師、醫生這樣的人,可能確實收入要比內地高很多吧。”
所以,為什么留下?
今年是黎默在香港的第三年,提到留下還是離開,黎默覺得這個問題在她這里不應該是“為什么留下”,而是“為什么還沒走”。
“我之前一直說留港工作一年就會走,但現在這個flag已經倒了。”
其實,黎默在一年前,差不多按照自己時間表原定的離港時間提過辭職,跟部門領導深談了一次之后偃旗息鼓了。“她有一句話我印象特別深,你想想在現在的崗位,是不是還有進步的空間和想學沒學到的東西,有,就還沒到離開的時候。”
轉眼一年,黎默慢慢學會了主動學習,現在遇到問題的第一時間是想解決方案而不被情緒掌控。“這些東西不是說我離開香港或者離開現在這家公司就學不到,但經歷的連貫性還是挺重要吧。省掉很多折騰的成本,目的性也更強一點。”
不過,黎默也承認心里有隱隱的擔憂。這兩年也會有些跳槽回內地的機會,但有時到了最后決定的時候,她也會猶豫。“或者說在衡量成本吧,比如HR說,你能回來我們見一面嗎,比如北京,我就會想值不值得花時間和金錢。繼而想這個機會和我現在的工作比是不是有那么大吸引力,然后就這么不了了之了。”
黎默想起《伊索寓言》里“一鳥在手勝過雙鳥在林”的故事,她記得故事的寓意是“人不應為了追求另一個東西,而選擇冒險放棄已有的事物”。
“但想想挺不積極向上的,年輕人選擇出來打拼不就是要冒險嘗試嗎?我怕一直這樣下去,得到越多越沒勇氣。”
臨近下班,last day 的小朋友來和黎默最后道別,黎默笑著祝他們未來一切順利,而沒說出口的是,“真羨慕這樣重頭再來的勇氣,希望我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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