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辦公空間，交友軟件，成年人的集體宿舍，都在販賣人際關系。

1

“到頭來，她葬送了數百條人命。”艾米莉神情嚴肅。

這位說話溫柔的金發女子今年27歲，正在和她的新舍友介紹傷寒瑪麗·馬倫的故事。

兩周前，艾米莉搬進了她位于布魯克林的公寓。現在，她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和一群她希望能稱作朋友的人一起，一邊觀看奧斯卡典禮，一邊閑談著大規模死難。電視間位于這棟三層居民樓的地下室，里面擠滿了二十個人；他們主題迥異的對話時分時合。

人們看著電視，同時閑聊著，分享意見，交換著電影冷知識。這群人充滿活力，年輕而又多樣。

1譯注：瑪麗·馬倫，美國第一位傷寒桿菌的攜帶者。她自身沒有表現出癥狀，卻在十幾年間至少感染了數十人。

本·史密斯（Ben Smith）的生意販賣的正是這種交流，或者說溫情。

史密斯是Tribe2的首席執行官和聯合創始人。該公司的口號是“我們幫你交朋友”，他們在布魯克林運營著七處共享生活空間。

Tribe提供精裝修房，租金略貴：多人間的一張床位每月要750到950美元，而單人間要1150到1700美元，衛生間和廚房則需要與他人共用。不過，按史密斯的說法，“真正的產品是一起住的人。”

2譯注：意為“部落”。

Tribe有不少住戶最近才搬到紐約市，而公司的目標就是為他們提供提前打造好的社交關系。

“在紐約可以過得極度孤獨，為了新工作而搬到這里的人應該特別有體會。”史密斯說，初來乍到，如果什么人都不認識，就不免陷入上班回家、兩點一線的陷阱，“在和我們一起住之前，不少人都是這么過來的。”

在大學畢業后搬到舊金山時，艾米莉已經體驗過了這樣兩點一線的可悲生活：自己的房間——辦公室——自己的房間。

她生性安靜但不靦腆，可她的同事寥寥無幾，也沒能和在Craigslist上找到的室友熟絡起來。一年過去了，她一個知心朋友都沒交到。

“糟糕透了。”

今年冬天早些時候，艾米莉搬到了紐約。比起直奔Craigslist，她在網上搜起了共享生活空間。Tribe看上去是最注重社區氛圍的，因此她申請加入，通過之后就搬了進去。這一次，她發誓不會重蹈覆轍。

艾米莉的經歷并不少見。

孤獨感無處不在，特別是在年輕人之間。

我們從美國的這一頭搬到另一頭，不少人從經營多年的社交網絡中分離開來。我們晚婚晚育，甚至直接不婚不育。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工作，常常是孤軍奮戰，不受傳統辦公室的約束，也沒有和同事們戰友般的友誼。

當然，搬家、獨自生活、不結婚成家，或者放棄朝九晚五的工作，為靈活投向自由職業，這些舉動的背后都可以有合理積極的原因。

但和這些社會變動同步出現的，是越來越多的人感到迷茫，沒有歸屬感，或者缺少線上生活之外的社會支持系統。

資本主義厭惡真空，而踏進這片集體社交虛空的是成群的公司和企業家，兜售著結束社交孤立的法寶。

近十年來，“隨叫隨到”的人際關系已經變成了一門紅火的生意，也是強大的營銷機會。

從共享生活公寓到共享辦公空間，到幫助建立人際關系的App，促進人際關系的服務獲得了不少投資和基礎設施。

但這些解決方案真的管用嗎？

還是說這只是一張昂貴得令許多人望而卻步的小小創口貼，由風險投資撐起來，卻勉強蓋在了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上？

2

目前估值470億美金的WeWork自2010年成立以來，明確地將促進連接奉為企業宗旨的一部分。

如聯合創始人米格爾·麥克爾凱維（Miguel McKelvey）告訴《紐約時報》的那樣，公司不只是“打造辦公空間”，而是“建立全新的基礎設施以重建社會關系，重新提升人際關系的潛能”。

WeWork在全國各城市有數以百計的競爭對手，它們也大多如此宣傳：它們不只是供人專心工作的場所，更是有意義的人類互動的孵化器。

2016年，WeWork發布了WeLive，在共享辦公的宗旨之上更進一步，直接讓成員住在一起。（其官方的目標是“將昨日僵硬、孤立的住房模式，轉化為今日靈活、社區驅動的體驗”。）

自那以來，共享生活已經從怪事一樁，變成吸引年輕新居民的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紐約、華盛頓特區、奧斯汀、舊金山、西雅圖和丹佛都有它的身影。

隨著共享辦公和居住空間逐漸流行開來，幫助用戶建立線下關系的服務也日漸風靡。

Hey Vina創立于2015年，是一款為女性交友而設計的App。幾個月之后，約會軟件Bumble推出Bumble BFF3，提供的是同樣的服務。

今天，交友軟件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一類人都能選擇專屬于自身群體的軟件。

新手媽媽想和別的媽媽做朋友？試試Peanut。狗主人想認識別的養狗的人？用Meet My Dog。如果你想和別人交流愛好，無論是學一門新的語言，還是“謹慎地使用宗教體驗致幻劑（entheogens）來探索內心世界”，都能用Meetup找到自己的伙伴。

3譯注：BFF是“Best friend forever”（好朋友一輩子）的縮寫。

盡管形態各異，這些公司都承諾能提供人際關系。“我們之所以在做這個事情，是因為我們相信，幫助人們融入群體有著巨大的價值。”創立Tribe的史密斯說道。

毫不夸張地說，社交痛苦會改變人心智的運作方式。

神經科學家約翰·卡喬波（John Cacioppo）生前在芝加哥大學做了將近二十年關于孤獨感的研究。在他帶領下，研究人員找到了有力的證據，表明長年累月的社交痛苦會影響大腦，使其進入自衛模式。這就是為什么孤獨的結果如同悲劇——它會像陷阱般將人牢牢鎖住。

孤獨的大腦高度警惕，無時無刻不在感知社交威脅。這種機制讓神經系統時時刻刻草木皆兵，摧殘身體的同時催生更多的孤獨感。

最近，一項共有兩萬名成年人參與的全國調查發現，將近一半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時常或者總是感到獨自一人、無所歸屬。

然而，史蒂夫·柯爾（Steve Cole）表示，相關的報道經常把孤獨感（loneliness）和獨自一人（aloneness）混為一談。這位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基因學研究者經常與卡喬波合作。與媒體報道的觀念恰恰相反，孤獨感是主觀上覺得缺少有意義的人際關系，或者無所依靠。

這個區別十分重要。

將我們與社交關系網斷絕開來的場景，在現代生活中比比皆是。

上大學，為工作搬家，失去家庭成員，迎來第一個孩子，全都可以暫時把我們推入社交痛苦的狀態。

“在學術研究中，長期孤獨和短期孤獨是有區別的。”愛麗絲·王（Alice Wang）說道。她現任愛荷華大學蒂比商學院營銷學副教授，專注于研究孤獨感和社交排擠對消費者行為的影響。

與長期孤獨的人不同，因為情況有變而孤獨的人還沒有陷入習得性的被動；遠離朋友家人的大學新生就是很好的例子。

相反，他們渴望建立連接。對于這群人，王表示，提供社交機會建立連接的服務或許有用。

然而對于終年寂寞的人來說，僅僅是社交機會很可能遠遠不夠。

讓大腦過載的人進入有陌生人的社交場合中，“實際上可能會讓事情惡化”。這些公司是在嘗試著回應明確的社會需求，但是“我們沒弄懂這種渴望，也沒搞清楚它存在的原因”。

3

2009年，時年23歲的奧莉維亞·瓊（Olivia June）決定搬到舊金山。

盡管沒有任何具體的職業規劃，她十分喜歡這座城市，而且最重要的是，姨媽讓她暫住自己家里，不收一分錢房租。

適應新城市的過程十分寂寞。

在這周圍，她一個好朋友都沒有，而在家待業的她也交不到好朋友。日日夜夜都在刷劇中模糊地度過了。瓊現在還記著沐浴在陽光里的女孩們的笑聲，引來自己惆悵地望向窗外。看著她們走在去早午餐或者瑜珈課的路上，她想著：我怎么樣才能認識她們？我怎么樣才能成為她們？她孑然一身，卻甚至不愿意認清孤獨的感覺；這太讓人羞恥了。從姨媽家搬出去之后一個月左右，她試過鉆OkCupid?的“后門”，在上面約看到的女孩子出來玩。只是做朋友的那種。

?譯注：OkCupid意為“好的，丘比特”，是一款約會軟件。

“我遭到了無數拒絕。”瓊說。

用這種方式，瓊最后還是有了幾次朋友之間的約會。

而無論是在公交車站，在家附近的咖啡館排隊，還是做志愿者，瓊都和人閑聊，也慢慢地認識了更多的熟人。盡管如此，她還是很難找到“自己人”。

2012年，為了廣撒網，她開始在市里的許多葡萄酒酒吧里組織下午酒會。和與會的人交談后，她意識到寂寞與被孤立的感覺很是普遍。

2015年，瓊創立了Hey Vina，一款幫助女性結交新朋友的App。反響熱烈極了。幾個小時之內，就有一千多人注冊。一個星期內，數字變成了十萬多人。今天，這款App有上百萬的用戶，在158個國家提供服務。

在Hey Vina發布之際，約會網站Bumble也收到了很多用戶請求，這些用戶希望除了浪漫關系，發展朋友關系也能有一種輕松的方式。“一旦踏出了大學校門，交朋友就再也不容易了。”首席品牌官亞歷克斯·威廉森（Alex Williamson）說。2016年，這家公司發布了Bumble BFF，這個功能就是為尋找友誼的女性設計的。

今年24歲的史蒂芬妮·勞麗是高級會計師，在位于西雅圖的Moss Adams工作。去年和男朋友搬到一起的時候，她發現自己也屬于缺乏友誼的人。“到了人生的這個階段，我發現自己的朋友關系都有點膚淺。”

其中，她和幾位大學閨蜜的情誼都圍繞著喝酒和參加派對。現在，當她和男朋友住在一起了，她開始更加認真地考慮婚禮的事情。

“如果很快就要結婚了，我要找誰當伴娘？誰會答應？誰能抽出時間，履行這樣的承諾呢？”她說，“我好像找不到誰。”

去年六月，她注冊了Bumble BFF。她的第一印象是，不回消息在Bumble BFF上面和Bumble本身一樣泛濫成災，甚至更糟糕。

App里面有很多看上去很有趣的人，但要在現實中見面就不容易了。她總是和覺得有戲的人配對，互發消息，約個咖啡，結果就被人放鴿子，還經常不事先通知。

“第一次的時候，我心想，這人真不靠譜。”她說，“但這種事情至少發生六次了！”（不回消息在Bumble BFF上面確實是個問題，威廉森承認，同時公司也在盡力改善。“我們是價值觀驅動的公司，而毫無征兆就不回消息的做法違背了我們全部的價值觀。”）

盡管勞麗還沒在這款App上交到任何密友，她打算繼續劃著手機。

九月，她成為了一名Bumble城市大使，意味著她接受公司的報酬，負責每月在西雅圖組織活動。最近天氣變得越來越好，她希望人也能靠譜起來。

4

不是所有人都適合Tribe的體驗，布雷登表示。

這名外向的新西蘭人去年剛搬進這個共享生活空間。

盡管大多數住戶都過得很好，有的人難以合群。自從他搬進來，有幾個人已經自愿搬走了。用布雷登的話來說，這些人體驗到了“社交管制”：“這可能關乎性格……你就是沒法合群。”

肯尼斯·斯特林（Kenneth Sterling）是Tribe的業務管理總監。他明確表示，Tribe面向的人群不僅要有融入群體的想法，還要有能這么做的社交能力。

這意味著有踏出房間的意愿，但也暗示需要落入特定的年齡區間。雖然Tribe集聚不同種族的人——按首席執行官史密斯的說法，百分之五十的住戶都是有色人種——卻沒有人看上去超過35歲。

大家心知肚明的還有一件事，那就是要加入這里，成員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盡管Tribe沒有紐約的很多共享生活空間那么貴，但它也遠遠稱不上便宜。哪怕是多人間的食宿費也讓許多年輕的新紐約客無力承受。（Tribe曾經運營過一個非正式的獎學金項目，為一位創業者和一位電影制作者提供六個月的免費食宿。史密斯稱，他希望將來能繼續這項計劃。）

申請過程包括視頻面試和信用檢查，目的是測試申請人的經濟和文化契合度，但篩選過程并不完美。

“有些人一開始會比較靦腆，但最后他們能和社區里的人打成一片。”斯特林說，“我們也遇到過一些沒能成功融入的人。我們會把事情處理好，讓他們可以搬走。沒什么大不了的。不合適就是不合適。”

營銷學的王教授表示，對于長期孤獨的人來說，過分敏感的心態是個問題。

孤獨的大腦長期過載運行著，它對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社交管制”都極其敏感。

“如果感受到任何負面的東西，他們會馬上退縮，”她說，“還有，如果覺得別人不需要自己參與也能建立關系，那感覺就更糟了。”

聽著她說的話，我想起了大學剛開學的那幾個星期，一陣陣的笑聲和音樂從外面傳來，而除此之外房間里寂若死灰，這令人感覺痛苦不堪。

要做什么才能幫助長期孤獨的人？

按柯爾的說法，那些收集用戶數據，或以高于市場價提供辦公室和公寓服務，將為投資者盈利作為主要目標的公司，或許并不能提供最好的解決方法。

長期孤獨是個頑疾，但有些證據表明，向著一個使命或者超越“小我”的目標前進——這常常需要和他人合作——可以幫助孤立的個人重新回歸社會群體。

一個社區之所以是社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的成員——哪怕那些不總能和他人融洽相處的——都積極地為某種更偉大的事物奮斗，而整個群體都因此受惠。

目標可以是為了生存（對我們的祖先來說），為了趕上客戶的死線（如果你是某個廣告團隊的一員），也可以是為了注冊投票者（如果你是一個政治競選活動的志愿者）。

同樣的，勞麗，這位Bumble BFF的城市代表，和其他Bumble的西雅圖城市大使關系密切，更甚于通過App本身遇到的人。

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們擁有共同的目標：為本地的Bumble用戶舉辦吸引人的活動。他們定期在群聊上交流合作。

“到了現在，我可以和他們談天說地。”勞麗說，“我們的關系很是密切。”

“這些市面上的App全都缺乏這樣的使命感。”柯爾說。

共享生活公司的價值就在于提供流暢的住房體驗，同時自帶室友。它們通常位于找公寓令人頭疼的城市里，因此十分有用。相親App則幫助有共同興趣的人約個咖啡；共同辦公集體幫助人們集中注意力，拓展人脈，參與活動。對于身心健康，想要結識新朋友的人來說，這些服務確實能幫上忙。

艾米莉最近離開了Tribe，和其他四名在共享生活空間認識的朋友一起，搬進了位于布魯克林的五居室公寓，這套公寓屬于他們自己。

房租便宜多了——她一個月付850美元，而不是1400美元——而且和她已經結識、喜歡的室友，搬到一個感覺更穩定的地方，讓人心情舒暢。

“Tribe讓我有了這群美妙的好友。和他們在一起，我能自信地說：對，我想留在紐約。”

但我們難以想象那些長期在孤獨中煎熬的人，也會有這樣的美好結局。

建立一段關系，更不要說一個社區，需要容忍風險和拒絕，需要恒心，也經常需要一個凝聚人心的使命，而不只是“認識新朋友”。

盡管數百萬美元涌進了這些創業公司，要使得期望成為現實，風險投資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