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這兒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單調，村莊與村莊之間看不出什么兩樣……上等人的莊園，豪華的大廈，英格蘭和法國式的漂亮房子，為何會無影無蹤？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這個社會并沒有像其他文明那樣產生貴族階層？”

這是彼得·海斯勒作品《甲骨文》中的片段。那是1981年，美國歷史學家戴維·凱特利來到河南安陽，在給家人的信中，他用這樣的方式介紹自己身處的國度。

我完全能想象那種失落。一個美國人站在河南空曠的土地上，期望看到哪怕一丁點摩登的景色，而等待他的，只有無邊的農田和呼呼的風聲。

幸運的是，若把歷史理解成時間坐標，戴維·凱特利的感慨與失落非常短暫——這個國家在接下來不到40年的時間里，GDP增長近44倍，突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豪華的大廈，漂亮的房子，各種他所想到和尚未想到的事物，在今天的中國都很尋常。

在他發出感慨的那個瞬間，中國人已經處在一個前所未見的大順境里。

用另一位歷史學家王賡武的話說，中國面臨著歷史上的第四次崛起，是秦漢、唐代、明清之后的再度輝煌。

身處順境的人總是更關心未來。

在2018年，全球經濟轉冷，中國人的順境出現一個踉蹌，人們不安地發問，中國將往何處去，它還能保持高速的增長嗎？

而國家統計局則發布數據，用數字定義了一個當下的中國：2018年，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依賴于消費與投資，其中，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已經達到76.2%——中國正在和世界上所有的發達經濟體一樣，變成一個以消費為核心引擎的國家。

基于這樣的事實，“中國將往何處去”的全民話題，似乎可以代換為另一個話題——中國人的消費往何處去？

如果繼續追問，這個話題或許還包括，“買買買”的時代口號到底還能持續多久，雙十一的銷售金額是不是仍然能年年刷新，拉動內需除了挖掘下沉市場，是否還有其他法門……

不斷重復這些問題，我又一次想起戴維·凱特利。

他在1981年苦苦尋找的中國上流社會，今天終于成型。2018年的《胡潤財富報告》揭露了一項數據，在大中華地區，擁有600萬資產以上的富裕家庭已經達到488萬個。他們的家庭總財富高達133萬億，是中國全年GDP的1.5倍。

在中國的消費者群體中，這些生活在金字塔尖的人，和下沉市場一樣神秘有力，與后者共同組成了中國消費的兩極。

這是一群漂浮在云端的人。最多不過一千多萬人口，但把握著中國社會經濟的主動脈，并將深刻影響這個國家的未來。

對于他們是誰，長什么樣子，怎樣理解自己的財富與生活，我充滿好奇。

當然，我無法逐一與他們面對面，但我試圖在個性中尋找一些共性，為這個群體勾勒輪廓。

而在此之前，我需要先放下自己內心的偏見，例如，他們一定喜歡購買奢侈品，他們一定對價格不敏感，他們一定在社會生活中游刃有余，他們一定擁有開放的思維和國際的視野……

所有想象都是禁錮，我需要帶著無知出發。

為了尋求答案，整個八月里，結交有錢人變成了我最主要的工作。

這是一項短暫跨越社會階層的任務，我需要做的，是向今天的中國富人不斷釋放疑問，像在湖面投下一顆顆石子。

當波紋散開，有時會得到反饋，有時則會撞到什么，因此彈得更遠。當然，還有一些時候，它們就只是無聲無息地慢慢蕩開去。

2

天幾乎只是蒙蒙亮，潮氣降了一夜，空氣像能擰出水來。園區靜悄悄，寶馬車發出一聲微吼，聲音迅速被茂密的植物捂住，沒有吵醒任何人。

房怡將車緩緩開出大門——在成都，同樣的香檳色寶馬至少有1000輛。

若是懂行，你很容易看穿它的底細，車齡4年以上，少說也有8萬里程。車尾清楚寫著型號，520i。數字代表它的動力是同款最低，字母則告訴人們，這輛車是短軸版本，并未加長。

兩項信息組合，結論只有一句話：這是當年最便宜的一款寶馬五系。

有些時候，擁有這么一輛車是尷尬的。

沒有人會否認它豪華車的身份，但在今天中國的城市街頭，也沒什么人會為它側目。過去24年里，中國人消費了400萬輛寶馬汽車，龐大的市場保有量足以消解所有好奇。

在網絡上，房怡的選擇還可能遭遇奚落，“買低端豪華車的人就是為了面子，”一位網友在汽車論壇發帖說，“這種車沒有任何實用性。”

房怡不懂車，也極少上網，她只知道這輛車讓她舒心，便一直開著，就如同丈夫也一直沒有換掉那輛老掉牙的豐田漢蘭達。她今年43歲，在每一個這樣的清晨，她只關心一件事，那就是能否將女兒準時送到學校。

三年前，她們一家從市中心的歌舞劇院家屬區搬出，住進了位于成都南郊的別墅。這是一幢358平米的聯排別墅，上下三層，價值600萬。

這個決定為他們的生活帶來許多影響，其中之一，就是他們花在交通上的時間變得更長。女兒的學校離家26公里，房怡與丈夫一起經營的設計公司，也在27公里之外。

三點連線，在城市中組成了一個巨大的“Y”字型。

女兒在路上可以打個盹兒。她在一所重點中學的國際部讀高二，正值關鍵期。

和普通全日制高中不同，她們學習國際文憑組織開設的IB課程，可以直接申請哈佛耶魯等世界名校。在畢業之前，她們每人都至少要完成一篇4000字以上的論文，用純英文書寫。最近，房怡的女兒在嘗試寫劇本，她已決定，畢業后將爭取去美國學習導演專業。

我聯想起自己17歲朝不慮夕的生活，感受到了她遠超同齡人的早熟。

過去十年，國際學校在中國從稀有到平常。

四川類似的國際學校有51所，全中國則多達1028所。在這所學校的官網上，辦學宗旨寫得很令人振奮，不同于公立學校常見的“立足當地，服務社會”，或者是“質量立校，文明興校”，它所寫的是：為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公民而努力。

我不知道房怡是否完全明白國際競爭力意味著什么，但她十分確信，這是女兒需要的。

為了證明學生擁有國際競爭力，國際部的學生不會參加中國高考，因此可以避開“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殘酷競爭。

而家庭需要為此付出的，是大約每年13萬的學費，這相當于一名成都白領全年的收入。在房怡看來，從高中到大學，能在百萬量級解決女兒的教育問題，是一筆相當劃算的投資，這意味著，女兒的人生軌跡將和大多數同齡人不同，當然，也與房怡自己不同。

2000年，房怡和丈夫一起創業，開辦一家室內設計公司。“當時成都二環路外都是郊區，”她說，“最好的房子也就賣3000塊一平。”公司開起來，房怡逐漸了解了室內設計公司的行業慣例——設計通常免費，利潤主要來自裝修。

房怡是科班出身，她認為，“至少得把學費掙出來”，因此堅持收取設計費。她把價格標準定在每平米30塊錢，在和同行一起宣傳時，果然無人問津。

一氣之下，她把價格漲到100元。誰成想，這樣竟真的有客人上門。

客人的想法不難推測，“別人不收錢，他們要收100，一定有什么過人之處。”當時的房怡并不知道，她無師自通地應用了一門極其有效的消費心理學，為自己篩選出了市場上最愿意付費的客戶。

此后20年，伴隨著房地產市場的蓬勃，他們的公司不僅生存下來，而且在成都嶄露頭角，進入豪華住宅的設計領域。

在她的客戶名單上，許多赫赫有名的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位列其中，他們的家中哪里有密室，哪里有保險箱，她是為數不多的，最了解的人之一。

3

“你怎么定義自己的財富水平？”八月的一個下午，我這樣問她。

“中產，”房怡果斷回答，“標準的中產。”

在中國，許多人確實不知道自己究竟算不算富有，但房怡的回答顯然是出于謙虛。

我們對話時所在的店鋪，是房怡的新生意，既做設計，也賣家具，還有一間咖啡廳。這里有4400平米，上百款進口家具，員工五十多人。不用費勁計算也能得知，在成都運轉這個規模的生意，保證倉儲、物流、售后井然有序，至少需要千萬資金。

按照《胡潤財富報告》的標準，有千萬可投資資產的家庭，被稱作“高凈值家庭”，全國只有82萬人。

之后我們的話題山南海北，但我竟不斷回想起她所使用的這個詞，中產。

除了謙虛，它似乎還意味著別的什么，這或許與它詞義中表達的“未完成”狀態有關。

中產，意味著小有所成，也意味著不夠富有，這可能指財務目標沒有達成，也可能指人生理想尚未實現。

在今天的語境里，這是一個屬于奮斗者的詞匯，房怡的工作狀態也證明了，在完成財富積累之后，她并沒有打算就此休息。

伴隨著這些零散想法，我逐漸感到她身上奇怪的沖突感。

她的家庭足夠富有，但除了擁有一棟別墅之外，其他方面的物質生活都不出挑。一輛最低配置的寶馬車，一輛上了年紀的漢蘭達，這在許多真正的中產家庭里也屬平常。

她承認自己有段時間買了不少奢侈品，但在新鮮感過去之后，她還是更習慣從朋友開辦的服裝廠里選衣服。她不上網，更不網購，認為在網上挑選商品耽誤時間。

問到她日常中最大的開銷，她回答是教育，不僅僅是女兒的，也有關于她自己的，她喜歡研究心理學，花了不少錢去接受培訓。

我意識到，這種奇怪的沖突感，恰恰來自于她實在太過正常，如果不是因為那棟別墅，我幾乎真的要認為我們屬于同一個社會階層。而之后一個月中的見聞告訴我，這種“奇怪的正常”，恐怕不只屬于房怡。

正如同中國是一個新富國家一樣，中國的許多富裕家庭也是嶄新的。

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富裕家庭。2009年的《胡潤財富報告》里，擁有千萬資產的中國人共有825000人，10年后的今天，這個數字已經達到201萬。

這令人驚訝的爆發，其實描繪了屬于整個國家的增長慣性——數以百萬計的富裕家庭仍處在這財富積累的慣性里，口袋里的收成剛剛捂熱，這并不能帶給他們巨大的滿足感，因為他們相信自己還能獲得更多。

今天，中國最先取得富裕的人都還在職業生涯的高峰，聯系到這個國家一貫崇尚的勤奮精神，以及李嘉誠、王健林、雷軍等富豪的以身作則，那種在影視劇里出現的，財富自由便退休的劇情，很難在現實中成為普遍現象。

胡潤研究院估計，未來中國將有50-60萬億元的家族財富由第一代傳給第二代，但整個過程將持續30年。

至少目前，中國仍然是一個創一代主導的國家，而創一代的精神意味著更多的積累，更少的開銷，更緊張的時間，這些要素與時代需要的消費精神都背道而馳。

我們的對話沒有持續太久，房怡很快告辭，去主持一個工作會議。

我對許多問題仍沒有頭緒，因此只好抓住最特別的那一個：為什么這樣一個中產化消費的家庭，會很突兀地去購買一棟別墅？理解這個異常消費，也許能幫我更好地理解她。

4

在成都附近，商業別墅住宅區主要集中在七個板塊，青城山、蒲江、城北、牧馬山、溫江、龍泉和南延線。

它們的存在印證了我在中學地理學到的知識：高檔住宅總是要遠離鬧市。在七大板塊中，南延線的別墅區被譽為成都別墅的標桿，房怡的家便在這里。

我沿著天府大道一路向南。這是成都市一條長達34.7公里的南北動脈。

道路兩旁是整個成都最有精英氣息的地方，漂亮的寫字樓摩肩擦踵，那些著名的互聯網公司，例如阿里巴巴和騰訊，都將區域總部安排在附近。

而當一路開到寫字樓悉數消失，道路兩旁只剩精致修剪的綠化帶和在建工地時，才算真正接近目的地。

這座別墅區將近4300畝，相當于400個標準足球場。建筑全部是西方風格，孟莎式屋頂的法式建筑，搭配著意大利風格的浮雕，與北美的花園洋房組合在一起。

每一片區域都有一個異域風格的名字，例如圣安德魯、茵特拉肯、拉佩維爾。保安認真負責，內部有高爾夫球場。別墅區外圍，則幾乎全是亟待開發的工地，不難看出，這里在不久前還是一片農田。空氣的確比城中更清新。

內部與外部，繁榮與荒蕪，這種對比是如此強烈，像沙漠中突然出現一片綠洲。

我聽人說起這里最貴的別墅，靠近高爾夫球道和人工湖，面積超過七百平米，有私家碼頭，總價在2億人民幣以上。

至于便宜一點的入門級別墅，價格也至少需要600萬，這其實是個并不夸張的價格，相信在許多人的承受范圍之內，尤其對身在一線城市的精英來說，應該很有誘惑力。而這也讓我感到好奇，在入門級的別墅并不過分昂貴的情況下，為什么買別墅的人并沒有很多。

我曾向房怡請教這個問題，她回答我，別墅并不是沒有缺點。“比如它離城市比較遠，工作或者孩子讀書都很不便。”她說，“而且別墅的生活成本更高，這意味著家里一定需要保姆，當然，物業費也會更高。”也正是出于這些考慮，她在收房之后的第四年才裝修入住。

但是，對一些需要彰顯身份的人來說，這些缺點恰恰很有必要。

別墅離市區遠，就配專職司機，空間太大不好打掃，就配三個保姆。

房怡的鄰居就是這樣做的。在那棟價值不菲的大型別墅里，有專門一層屬于保姆的會客區，出色的室內設計可以讓主人與保姆避開各自的生活，如果愿意，他們可以從不碰面。

房怡家也有保姆，她已經在房怡家里工作多年，幾乎是看著房怡的女兒長大。

她月薪五千，每天下午兩點到四點要休息，主要負責做飯、遛狗和收拾衛生。搬到別墅后，保姆一個人忙不過來，房怡每兩周還需要專門請一次保潔。“這工作真是輕松。”我由衷感嘆。“可就這樣她還想辭職，”房怡搖搖頭，“她覺得別墅太悶了。”

我忍不住去想那個畫面：一位中年保姆帶著一只金毛獵犬，住在三百平米的別墅里，有影音室，有健身房，有浴缸，有花園，似乎只差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如果能把這畫面的主角換成自己，許多人會趨之若鶩。但保姆對此不滿的信息提醒我，很多人沒有獨自排遣寂寞的能力。在歌舞劇院的家屬區，保姆可以看人下棋打牌，但在這里她無比孤獨，連去最近的超市也需要坐車。

坦白講，我不確認自己能不能忍受這種生活。

我問房怡，“既然有這么多不便，為什么還要買別墅？”她用兩個字回答：限量。

她所說的限量，指的是從2003年起全國推行的“禁墅令”。2003年2月，國土資源部發布被稱為“45號文”的緊急通知，強調“停止別墅類用地的土地供應”。此后十年間，這一規定被先后重申了五次。

2019年，住建部發布“特急”通知，要求停止別墅項目建設審批，并對“已建、在建、在批、特批的別墅項目進行梳理”。在“禁墅令”背后，是近年來中國的耕地面積正在急劇減少，而別墅占地規模太大。

在2017年末，中國耕地面積是20.23億畝，《全國國土規劃綱要》要求，到2020年，耕地保有量要保持在18.65億畝以上，18億畝，也被稱為“中國耕地紅線”。

因此，用房怡的話說，“中國的別墅是賣一套少一套。”至于別墅能實現她對美好生活的期望，她將這個理由放在第二位。因為它顯然沒有第一個理由重要。

事實上，房怡曾在私下表達過購買別墅的第三個理由：這或許會為她的事業帶來幫助。

她為許多別墅提供過室內設計，清楚這個行業的市場規則。過去20年里，她沒有投放過任何廣告，所有的業務都來自于熟人介紹。這是關于中國富人最保守的一面，即他們不相信宣傳，幾乎只相信同等身份人的推薦。

生活在別墅里，房怡有機會結識更多的別墅業主，他們自己可能擁有不止一套別墅，也可能將房怡引薦給自己的朋友。這都是房怡期待的。

這種想法顯得工于心計，但并不難理解。我比較驚訝的是，購買一棟別墅，她竟然有邏輯分明，角度各異的三個理由，那種期待中富裕人群任性放肆的消費完全不見蹤影。

她幾乎不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失去理性，就如同她不會放棄任何一個擴大事業的可能一樣。

她始終保持著屬于中產的饑餓感，我想象不出有什么力量能使她停下來。

5

八月，我的朋友向我引薦胡總。他五十多歲，是四川安岳人——那里被譽為檸檬之鄉，是一座有160萬人口的縣城。

他在那里長大，如今的工作重心則在另外一個城市，出于隱私原因，我已無法描繪得更具體，因為現在他是當地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他的公司占據了一棟12層的寫字樓，馬路對面的酒店也在他名下。

人們對他的風評不一，有人說他平易近人，也有人說他脾氣暴躁，無比固執。

胡總喜歡在辦公室里掛自己的照片，每張都有登機箱那么大。照片全都PS過，但是既沒有美顏，也不是虛構和重要人物合影。

它們風格統一，主題是胡總保持威武站立的姿態，再將這個姿態PS到各種虛化的背景上。在八九十年代的影樓，人們也常用這樣的方式和名勝古跡合影，例如背景是天安門或是長城，只不過胡總要突出的，只有他自己。

最近兩年，胡總最大的一筆個人消費是在安岳農村翻建祖宅，花費在千萬以上。

這在當地成為一個巨大的新聞，其中的沖突感和不可思議，就好像泰勒·斯威夫特突然宣布要嫁給一位中國農民。

我看過那張所謂祖宅的照片，是兩間破敗的平房，房子的底座是一米多高的石板，再往上則是土墻結構，刷過的白色已經發灰，與屋頂的瓦片顏色相近。

說是祖宅，其實房子的歷史很短，只有胡總和他的父母在這里居住過，但是他想以此為源點，建立一個不斷傳承的大家族。

從成都出發前往安岳農村，大約需要兩個半小時。我們經過一座非常袖珍的村鎮，一切都圍繞中心地帶的一棵巨大槐樹展開。擇一條小路上山，鄉間小道只容許一輛車通過，道旁的農作物生長茂盛，讓人想起“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詩句。如此再行進十分鐘，人會在某一個轉彎過后，突然看到那座突兀的建筑。

“像個旅游集散中心。”一些人這樣形容它。這主要是由于它看上去巨大而方正，但是似乎又毫無個性。

外表樸素，是胡總的要求。他希望這座“新祖宅”盡可能保證過去的味道，但是最好又足夠宏大，因此外觀像在老屋基礎上直接乘以十倍。

現在的這棟建筑長27米，進深9米，共4層，總計1500平米，內部還裝有電梯。門口的花園和水池，完全按照城市里的豪宅標準打造。

站在這座房子的樓上，能看到四周綠油油的農田和波浪起伏的小山巒，雖然不能遠眺，但也有被群山環抱的感覺。它的朝向由風水先生仔細勘察過，用魯班尺找到了最佳角度，既可以有利于胡總運程，又能造福于子孫后代。

現在，它的名字叫“胡家大院”。在胡家大院旁邊，仍有當地的農民生活。

他們就住在幾十米外，居住的房子和被拆除的胡家老宅并無二致，石板，土墻，灰瓦，墻上偶爾還有窟窿。如果說恢弘的胡家大院像一部最新款的勞斯萊斯，那他們的房子則像一輛從民國駛出的老牛車。

只是，放在這完全鄉土化的場景里，突兀的不是牛車，而是勞斯萊斯。這幾間老房子，從胡家大院的視角看出去，既是阻礙，偶爾又像是風景的點綴，他們的命運，恐怕要看胡總如何理解這件事。

胡家大院的內部是華麗的，與外表的樸素形成強烈的反差。

進入胡家大院的第一個空間是堂屋。這里完全是中式風格，隨時可以舉辦一場拜天地的中式婚禮。主人的座位正對大門，透露著傳統的宮廷威嚴，在他身后是一個香案大小的方桌，這里將用來供奉祖先牌位。

在胡總的想象中，百年之后，他的后代將在這里祭拜他，向他敘述家里的興衰對錯，感謝他為家族創下的優渥生活。他現在已經有兩個兒子，大一點的已經工作，在成都一家普通的公司上班，“不急，”胡總說，“先讓他歷練幾年。”

和堂屋不同，胡家大院的所有臥室又都是歐式風格，席夢思床，羊毛地毯，電動窗簾。

他認為，在享受生活這件事上，還是西方人做得更合心意。同樣的文化沖突也發生在廚房——按照胡總的特別要求，他在別墅中修了一個農家土灶，還設置了放柴火的地方，這樣他就能隨時隨地吃到正宗的“柴火飯”。

而就在土灶旁邊，胡總還是又布置了一個西廚空間，可能吃慣了柴火飯之后，他偶爾也會想吃牛排。

整個胡家大院里，最神奇的設置是糧倉。

是的，一間專門儲存糧食的空間，像舊時代的地主們一樣。可是，即便胡總將自己理解為一個大地主（某種意義上，房地產開發商真的具備這個特征），這個行為也仍然是令人費解的。

對地主來說，物資短缺時代，糧食是他們的核心資產，因此需要專門保護，但現在，這個空間設置顯然沒有任何意義。

胡總興致勃勃地介紹他的思路。

我忘了說，糧倉不是在后院，而是在胡家大院的三樓，和胡總的主臥在同一層。但是，如果你想去糧倉，需要從四樓下到三樓方可進入。

整個的場景設置是這樣的，“你看，我從外面打了糧食回來，坐電梯，把糧食運到四樓的平臺上，那正好可以曬糧食。糧食曬好了之后，我把糧食一收，嘖，直接就放進三樓的糧倉里，多方便。”

我在這個瞬間終于明白，這其實是一場游戲。一種他設想中的退休生活。一種行為藝術。

因此，我也毋須再問為什么在這個年代需要打糧食，從哪里打，有沒有考慮糧食放進去容易，拿出來很難的問題。對一個游戲來說，這些都不重要，因為這本來就是游戲的一部分。

我想，他在這個過程里能找到關于自己的一切：一個農民的兒子，一個吃不飽飯的童年生活，一個自食其力的奮斗過程，一個滿倉滿谷的人生贏家，一個就放在自己枕頭旁邊，看得見摸得著的厚重安全感，一個大家族真正的起點，一個值得被銘記的人。

胡家大院從籌建翻新到最終完成，歷時兩年有余。這一定是胡總最得意的一處住宅，因為這里滿足了他對住所最瘋狂的想象，中式與歐式齊飛，土灶與西廚一色，乘著電梯到屋頂曬糧，最后再收納進臥室旁的糧倉里。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斥資千萬打造胡家大院之后，并沒有人真正住在這兒，它只在胡總一家回鄉祭祖時使用，在99%的時間里，這座四川鄉村中的奇特宮殿都空空蕩蕩。

他不斷填滿糧倉的游戲，也許要在很久之后才會在這里上演，而要等待自己的子孫后代把胡家大院的十多間屋子住滿，恐怕才是胡總和胡家大院真正面臨的百年工程。

6

在整個八月，不止一個人對我說，幾乎所有富人都有自己的風水先生。

不僅僅是胡總的胡家大院由風水先生測算過，房怡的新店鋪也是由風水先生敲定了選址和開業日期。

室內設計師崔鈺也說，有時候設計圖給到客戶，返回的修改意見一看就是請風水先生看過的，會要求在這里加個隔檔，那里加個水景。但是和預想中一樣，他們都不愿意深入討論這些問題，認為這是一種忌諱。

這讓我想到一家科技公司的CEO，他崇尚科學，迷戀技術，但同時也是風水的信徒。他的辦公室里養著風水魚，一次一個采訪者問，“這東西有用嗎？”

他微微一笑說，不知道。快速地閃躲了這個問題。但顯然，如果他認為沒有用，采訪者不會看到這些風水魚。從北京的CBD到安岳農村的胡家大院，風水像一滴顯影液，把中國人的矛盾和期望反映了出來。

作家彼得·海斯勒在沿著長城橫穿中國的過程里，也遇到過風水先生。

他寫道，“風水先生專門測算建筑物和地形之間的關系，試圖在自然之物和人造之物之間構建和諧。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后，他們向許許多多的文化傳統發起攻擊，斥之為封建迷信，其中就包括宗教、算命以及風水推理。”

盡管時至今日，相關的行當仍舊沒有得到恢復，但“人們對風水的信奉已經被證明具有很強的反彈性”。彼得·海斯勒說，這主要是因為“這個行當有利可圖”，風水好，就是運程好，所以人們都愿意花錢。

在一個工作日的晚上，我專門去聽了一節風水課。主講人老詹有諸多頭銜：

易學研究會秘書長
中醫文化非遺傳承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倫理學會會員
中華中醫藥學會會員
西部精神醫學協會會員

他穿一件印有李小龍的舊T恤，短褲，皮拖鞋，年紀五十左右，一副菜市場里隨處可見的形象，聲音很輕。他的微信名叫“龍隱道人”。

鑒于老詹有一些和醫藥有關的身份，我想他或許也可以幫人治病。在傳統文化領域，風水先生常常擔任著醫生的角色，就好像彼得·海斯勒在山西遇到的風水先生張寶龍，不僅可以“選擇配偶”和“選擇墳地”，名片上還寫著，可以醫治“疑難雜癥”。

而在以上所有的標簽之外，老詹還有一個我最關心的身份：大學老師。

據說，他在一所大學的國際教育學院，專門教留學生。當然，不是教風水，教中國文學。

“這是我上周在書店打的一卦，預測成都當天會不會下雨。”課程開始，老詹翻出手機，把自己的朋友圈投射到屏幕上。“當時雨都已經要下來了，但卦象顯示，一定不會下雨。

果然，我當天晚上在院子里等到十一點，也沒有一滴雨落下來。”緊接著，他又展示了一條私人微信，一位高考考生的家長告訴他，孩子已經如愿考上南開大學，多虧老詹打卦，才讓他們沒有強行去填報其他高考志愿。

上課的過程非常枯燥，我缺乏基礎，像直接跳級聽課。“山火賁。賁，亨，小利有攸往。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屋子里的大多數人和我一樣，對這些句子毫無反應，而也有一些明顯是尖子生的人，能直接就某些問題和老詹展開討論。

我環視四周，發現還是以中年人為主，女性多過男性，但一些打扮稚嫩可愛的90后女孩的出現，也確實令我頗感意外。

人們說，老詹幫很多權貴看過住宅，調過風水。某個美國公司的中國區總裁，老詹就幫他看過別墅，當時老詹說，“這個入口朝向會讓家人經常吵架”。

之后的事情果然應驗，這一家人不僅互相吵架，而且和物管吵架，和鄰居吵架。后來，他們按照老詹的意見，將這個入口改成保姆通道，在另一個方向重新開門，一切才都回歸太平。

只要你生活在中國，這樣真假莫測的故事一定會聽過很多。

相信道家的人認為，世間萬物都有聯系，因此會相信房屋朝向會影響到我下個月會不會和物管吵架。那些對此深信不疑的人，比如房怡，就從2003年認識老詹起，大事小情都請他占卜，“100%不敢說，90%吧，這么多年，至少九成都是準的。”

她記得有一年，老詹提醒她趕緊把自己的股票賣出去，大盤將跌，她果斷照辦，成功躲過了一次股災。

我本計劃和老詹一起，參與一次他的工作，據說他已經告別真正的羅盤，開始使用羅盤App進行測算。但后來我被告知，他最近沒有什么相關工作，我也只好作罷。

我忍不住想，這小小的挫折，是不是與我家中哪里的風水有關。

7

8月的一個晚上，我和馮宣約在我們常去的一家冷鍋魚。

大學時我們住在同一間寢室，現在他在一家銀行工作，專為大客戶提供服務。“策劃像親子馬術這樣的活動，邀請經濟學家來講課，讓客戶盡量多的來參加。”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

當然，舉辦這些活動的核心目的，還是吸收存款，銷售理財產品。

大客戶們的時間更寶貴，參加活動的意愿并不高。“因此策劃要更吸引人。”馮宣說，“比如請經濟學家來講課就有很多人參加，他們非常關心經濟形勢。”

我覺得很有意思，不僅僅是這個話題，還因為我們坐在客單價20元的小店里，評論著有千萬存款人群的生活。

“如果你有2000萬存款，那你在我們銀行就是八百分之一。”他說。我追問，這是指全成都只有800個人有2000萬以上的存款嗎？“不，”他糾正我，“全四川。”這個數字與我預想中的有不小差距。

國家統計局顯示，2018年四川省的總人口是8341萬人，那擁有2000萬存款的人，只占人群中的0.0009%。“到時候，我們會為你提供管家式的服務。”

當在一家銀行的存款到達這個量級，客戶與銀行的關系會親密很多。“比如客戶會開車到銀行找你，跟你說，今天我們家誰過生日，我時間來不及，你幫我準備個蛋糕，下班的時候我來取。那我下午就得出去給他買蛋糕。”類似的事情還有，對于一些大客戶的緊急需求，銀行有義務24小時配合，馮宣就曾經在早上五點到銀行幫客戶處理業務，因為客戶天亮就要出國。

從馮宣講述的角度理解，銀行可以說真真正正地擋在了富裕家庭消費的對立面。存款越多，他們提供的服務就越好，他們提供這些服務完全是附加的，換句話說，是免費的。客戶的錢躺在銀行里賺取利息，客戶則可以享受銀行的管家式服務。而且，當客戶把財產分散開，存五家銀行，就能得到五份服務，他們還會彼此競爭，這樣客戶可以得到更多。

“但是你放心，大客戶不會占你便宜。他讓你買蛋糕，他一定會付錢。這一點和大多數人不一樣。”馮宣說。確實，許多人向我佐證了這一點：來自富裕家庭的人，非常清楚所有服務都需要付費。但這并不意味著讓他們消費很容易，相反，小到一個眼神都會讓你失去一個大客戶。

設計師崔鈺對我說，她曾陪同一個客戶去賣場挑選家具，在一家店，售貨員與崔鈺相熟，但見有客戶在場，便猶豫要不要打招呼。兩人之間的眼神接觸被敏銳的客戶看到，客戶立刻拂袖而去，認為她們在合伙算計他。

“一旦失去信任就很難挽回。他們的資源足夠多，把你換掉仍然有很多選擇。”

當談到中國富人的共性時，謹慎和多疑是我在過去一個月最常聽到的詞。他們不會允許自己吃虧和犯錯，哪怕只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在他無法判斷其真實意義時，他就會想到最壞可能。

和普通人相比，他們反而更怕被差別對待，所以會有人跟我描述，開著勞斯萊斯的客戶和停車場收費員砍價，“為什么收這么貴？十塊？七塊行不行？”

理解中國富人，需要將他們放在歷史進程的沙箱中。

發令槍在1978年才鳴響，40年后，他們領先于時代的大多數人，從13億人口的國家獲得機會。這個過程實在艱難，以至于他們的自我保護變成了本能反應。

而當他們富有之后，面子和尊嚴，更不能讓他們接受失敗，“如果他們在一件事情上吃虧，會顯得自己不夠精明。”在為富人提供了近20年服務之后，房怡已經深諳客戶的心理，但即便如此，她仍然不免跌跟頭。

2018年，一位客戶通過房怡購買了價值350萬的進口家具，因為個別幾件商品有瑕疵，客戶不接受修復，堅決要求全部退貨，現在官司還在進行中。

在我得到的信息里，富人們比普通人更厭惡失敗，他們不喜歡陌生感，一切消費行為最好都有熟人作保。但這樣帶來的結果，當然就是封閉。

8月末，房怡一家去日本旅行，她報了一個私人定制的旅行團，即便是近如日本，價格也是五萬以上。“他們說自己就是這個行業最好的。”房怡說。這也是朋友給她推薦的。我看了那家旅行社的介紹，在網絡上查不到任何信息，無法想象，一個在互聯網上幾乎不存在的旅行社，竟可以通過富人圈層的口碑傳播，成為中國最好的旅行社之一。

這讓我想起《理性的非理性》中論述的：人們并非像自己愿意承認的那樣，能停留在理智的層面來做出每一個決定。

8

和掌握大筆財富的人相處，人會對數字漸漸失去概念。

當房怡跟我說“350萬的家具”，我好像只“嗯”了一聲，但實際上，我不知道350萬能買到什么樣的家具，以及，為什么人要花這么大一筆錢買家具。

從這個角度上說，我可能永遠無法理解中國富人。

但換一個角度，我似乎又和他們感到親近。當他們聊起風水，聊起自己的奮斗史，聊起自己的小心思，聊起自己的饑餓感，都能讓我想起一些就在我身邊的人，一些把腳扎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市井泥土中的人。

我曾說，希望自己只帶著無知出發，但仍然感到偏見偷偷跟來，其中最大的偏見是，我認為他們是浮在云端的人，有一套自給自足的生態系統，已經和大多數人不同。

但結果正相反。除了比一般人更富有，我沒有看到任何與普通人的不同，比如新的思想，新的精神，他們的生活更是完全不像19世紀英國小說里描寫到的貴族生活。

我也因此可以確定，至少目前，中國社會并沒有真正的貴族，中國富人，正處在云端與泥土之間。

他們身上的缺點帶著一代人的烙印，在許多瞬間，都讓我想起自己的長輩與親人。

這些人共同的特點是，在公共事務面前只關心個人命運，在公開資料面前更相信小道消息，在信息時代面前更信賴熟人推薦，在精神消費面前更加迷戀物質。

他們是封閉而傲慢的，與新鮮的事物幾乎脫節，很少付出，很多攫取，從這樣的角度看，他們似乎也是需要被打開的下沉市場。

金錢并沒有讓他們產生根本性的異化，他們追求排場，看重面子，經營家族，錙銖必較，這些傳統的中國性格在魯迅筆下已經寫得夠多了。

許知遠曾經在《彭博商業周刊》的某一期開卷中這樣寫道：“今天的中國更像是上世紀初的美國。城市化、工業化和商業化是時代的主旋律，技術革命催生社會變革，大眾媒體蓬勃興起，對物質的崇拜、欲望與焦灼困擾著人們，隨著它們日益深刻地卷入國際事務，它們對自身的身份尋求也強烈起來，對自身的歷史意識也開始覺醒。”我想，這一判斷目前仍然是準確的。

在八月短暫跨越階層的過程里，我時常翻起富蘭克林·托克所著的《流水別墅傳》。這是一部關于世界上最出名別墅的傳記，它恰好就誕生于1938年，一個我所認為的，美國最接近今日之中國的歷史時期。書中所記錄的美國匹茲堡上流社會，和我所看到的成都富人有諸多相同之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令人熟悉的封閉感，以及在財富積累的道路上一往無前的專注。

但是，我也希望在最后，用書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來發出提醒：這棟世界上最著名的別墅，在私人手中只保留了25年。

1963年，它便被捐獻給了西賓州環境資源保護部——私人愿意將寶貴資源奉獻給公共，這種情況在當代中國似乎絕少發生，因為我們仍處在努力攫取資源的過程里。這個細節說明，到了上世紀中葉，極個別的美國富人已經擁有了看待財富與社會的新視野，而這是中國富人尚在尋找的。

理解美國人這樣的行為，也許可以從一個側面向中國人描繪，中國究竟在國際社會面對著一個怎樣的對手，而我們又和他們有怎樣的差距。

在未來三十年，這或許是一個比如何傳遞家族財富更值得中國富人考慮的問題。

文/默爾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