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們需要一個釋放真實自己的機會。

上個月,蔣方舟發了一條微博:
前段時間跟朋友聊天,說最好能堅持每天寫點不發表的日記,沒有任何隱喻、縮寫、擔心被嘲被杠而做的自我閹割,完整誠實地記下自己的想法,就像是一種拉伸的鍛煉,讓想法不至于隨著公共表達空間的萎縮而萎縮。
這種擔憂并不僅僅發生在蔣方舟這種公眾人物身上。
對于今天的許多年輕人來說,出于省事或維護人設的目的,我們常常會在即將發出動態時又默默刪掉,“怕別人覺得矯情。”為了避免在動態發出之后提心吊膽,擔心回饋,最好的辦法就是干脆不發。
愛默生曾說過,表達,猶如人對性的欲望一樣,是人類的基本需要。
周國平在一篇文章中補充道:當然,這里說的表達,是心靈真正經歷了孕育之后的行為。有的人似乎也有強烈的表達欲,廢話連篇,令人厭煩,這樣的表達欲不可譬做性欲,恰當的譬喻是排泄欲。
但不管是有思想的表達(性欲),還是情緒上的表達(排泄欲),都本該是人最正常不過的欲望,但這種欲望放到網路上,似乎正在越來越多地被自我審查、自我閹割。
表達欲=矯情?
“怕矯情”是許多人表達自我的時候遇到的一個阻礙。
在互聯網上,“矯情”的紅線變得很低,除了本義的強詞奪理、故作姿態之外,脆弱、動情、感動、悲傷、憐憫、甚至是激動、快樂……只要是抒發個人的感受,都有可能“顯得矯情”。
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情感暴露在公共空間確實會有這樣的問題,幾乎所有看到動態的人都可以對你內心深處的東西評頭論足,盡管他們可能完全不了解你和你的生活。這種“悲喜不能相通”的困境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放棄了本該有的自我表達。
近幾年,許多人把自己的QQ空間和人人網封鎖了,因為無法面對過去那個“矯情”的自己——什么都要說、什么都要發,太幼稚,太不成熟。
或許還有人記得,我們曾經如此熱衷于自我表達,不管是轉瞬即逝的情緒,還是深夜里對人生的思考。從“想到”到“說出來”是一個直線式的過程,沒有任何彎彎繞繞。
但不知什么時候開始,這種直抒胸臆的安全感就像人人網的衰落一樣,逐漸消失了。
漸漸的,有感而發變成了矯情,思考人生變成了矯情。明明是正常的所思所想,但卻在發出去之前猶猶豫豫,生怕影響了自己往常理性、成熟的形象。即便發出來了,也要給過去的狀態設置一個障礙——半年可見、一個月可見,甚至,三天可見。
這種“拒絕矯情”的輿論環境,成了很多年輕人的困擾。
泡桐是一個很喜歡表達自我的人。她喜歡在閑暇里思考人生,也很喜歡在社交平臺上發布自己的感受。但當她看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用“矯情”評判他人之后,也逐漸對自己平時發的一些隨感產生了懷疑。
“好像相比別人,我的想法是格外多,也格外感性。但是我覺得,只有感受,才能證明我是在有血有肉地活著,我不想放棄那些可以感知的瞬間。但我有時也確實會感到擔憂,覺得自己是不是讓人覺得矯情。”
泡桐認為,這種對于矯情的批判,有一部分是源自于“慕強心理”。別人不會關心你的內心世界(尤其是有些傷感色彩的),那些細膩的所思所感暗示著人的脆弱,會讓許多人情不自禁生出反感。但如果你在網絡上發布什么成就或喜訊,點贊量瞬間就上去了。
冰冷,殘酷,但這就是現實。成年人的世界里,放在臺面上的,沒有那么多“無用”的感想和脆弱。沒有人會同情你,這會占據別人寶貴的注意力。
當社交網絡淪為自我審查的戰場
社交網絡在發明之初,本身是為了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而設計的。如果說,在馬化騰創立騰訊QQ的頭幾年,這個目的暫且還能達成。那么到了近幾年,微信逐漸變成了工作的工具之后,其社交功能早已名存實亡。
《群體性孤獨》的作者雪莉 · 特克爾認為,在 Facebook 這樣的社交網站中,我們貌似以真實身份出現,而實際上卻往往在簡介上把自己美化成另外的人——我們想要成為的人。
這種情況同樣適應于微信朋友圈。相比交友的愿望,更多人目前更迫切的需求是維持好朋友圈的人設,有篩選地進行自我呈現。
微博上的日子更不好過。本身,微博是一個即時的信息流,相比在朋友圈發布一條動態,微博可以更隨意、輕快一些。
但隨著好友的增多,以及好友背后的不明人群的增多,微博也不安全了。由于其缺乏像微信那樣的私密性,任何人都可以沒有限制的進入你的個人空間,把你的狀態瀏覽干凈。你所發的每一條動態,都有可能被記錄和轉發。
由此,微博還催生了“視奸”的行為。
“視奸”是大部分人都有過的經驗吧:通過蛛絲馬跡,摸進他人的主頁,了解對方的動態。還要小心翼翼,翹起除食指之外的所有手指,生怕不小心手滑點贊,把自己的“不正當”行徑暴露。
被視奸的人設置種種陷阱,比如發布微博故事,等待著跳進坑里的視奸者——當然,相比這種捕獵的快感,他們更厭惡這種被監視的感覺。
在這樣的情況下,表達真實的自我不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于是,微博變成了第二個朋友圈,淪為自我審查的戰場。
能通過審查的合格內容,往往是積極的、正能量的、有深度的,而不能是消極的、廢話連篇的、讓人引起不適的。即便是席卷網絡的“喪文化”,也必須是抖著機靈的、自我調侃式的。
總而言之,不能真情實感的喪,必須要讓別人感受到你在“積極地生活”。
但很顯然這是個假象。就像雪莉·克特爾的一個采訪對象提到的,互聯網使得人們失去了“消極地做自己”的能力。所謂“消極地做自己”,就是不隱藏、不包裝,用一種真實的、不加編輯的狀態面對他人——就像在網絡剛剛成為溝通工具的時候,我們對很多陌生人展示的那樣。
所以世界上的負能量一夜之間都從社交網絡中消失了。每個人都擁抱太陽,生活中充滿歌聲與微笑。有時你可能也會產生這樣的疑問:是只有我一個人過得很慘嗎?
對一個說真話的空間的需求,就這樣產生了。
讓步后的表達空間——微博小號
微博小號的誕生,其實早先起源于追星女孩。
據TFBOYS的一位粉絲小杰透露,她最早申請小號是六年前。因為當時三個孩子正處于全網黑的狀態,加上不想過度侵占微博好友的注意力——申請小號,也成了她作為飯圈女孩的自我保護。
“我個人認為吧,原先的韓流那一批人回來,帶來了全新的追星思維,然后開小號刷idol是很多人到飯圈學到的第一課。就像現在,如果你追不同的明星,也會選擇換一個號一樣。”
但追星的小號并不等于放飛自我。相反,追星的小號需要更強的自我審查。為了不給偶像招黑,也為了保護自己、避免因飯圈斗爭而傷及自身(曾經發生過粉絲因陷入飯圈斗爭而被人肉的情況),多數情況下,她會將較為個人的表達設為僅自己可見。
小號的她,更接近于只有一個標簽,就是“idol的粉絲”,小號上的一切都始于idol也終于idol。“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歡他了,那這個號也會隨著一起消失。”
如果說最早注冊小號是追星女孩的標配,那么近幾年明顯可以看到,微博小號已經不僅僅承擔了追星的種種功能。
越來越多明星的小號被人扒出,他們在官方的形象之下當然也有一個只屬于自己的自我。許多普通人也開始有了自己的小號(甚至不止一個),用來安放自己的“另一面”。
為什么選擇微博,而不是匿名社交app?因為注冊匿名社交APP,多數還是為了社交,就要承擔著被系統推薦給他人的風險。
在微博必須實名制注冊之前,每人可以注冊很多個小號。
但自從需要綁定手機開始,小號就不那么容易獲得了。淘寶販賣小號的業務由此應運而生。花十幾塊,你就可以擁有一個注冊時間早、且沒有任何粉絲的陌生號碼,無需再擔心有人會通過通訊錄查找到你的行蹤。
那些無處安放的煩惱、負能量,和不能對人言說的情緒,都會釋放在微博小號里。
一般情況下,人們在微博小號里不添加任何好友,僅僅是一個只為個人表達而不為了社交的“黑洞”。不打聽別人的微博小號也變成了一種約定俗成。人們需要這樣的場合,不再需要承擔被熟人觀看的壓力。
于是,有人把微博小號當做釋放秘密的地方:
“希望這個微博是我的一片凈土,誰都不要關注我。”
“總會有個地方,藏著秘密。以前是QQ,之后是朋友圈,現在就是微博小號。”
“沒有一個社交軟件可以包容我的胡言亂語,只有微博小號了。”
有人把小號當做負能量的發泄桶,以及安放自己深夜凌亂情緒的自留地:
“一個人在北京生活,所有事都自己扛著,不知道跟誰傾訴,也不會有人愿意接受負能量,我只能發在微博小號。我沒有看起來那么樂觀和堅強。”
“晚上總會傷感,在小號上拿出來絮絮叨叨說完可能也就沒事兒了。”
還有人把小號當成自己的日記本,真實的生活只能出現在這里:
“大號只能證明自己活著,小號才是真正的生活。”
“微博小號成了我的網絡日記本。”
“小號才可以暢所欲言,終于知道了自由的滋味。”
甚至有人覺得,打雞血也只能小號里打:
“自己看到就好了,被別人看到又會覺得我假、賣慘。”
人們在小號里自我釋放,又自我和解。很多人一邊說著不喜歡釋放負能量,一邊又無奈地承認,在心里默默消化所有事情實在太難了。微博小號成為他們情緒的支點,再苦再難,一筆勾銷。無需在管旁人的目光,在這里我們關心的只有自己。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社交作為人類普遍需求的同時,其實也成為了壓力的來源。從某種意義來說,微博小號是“反社交”的,因為其最根本的需求就是不為人所知——那么為什么不發在日記本里,而要記錄在這里呢?
這就要說回我們最初提到的表達欲了。
不管是否想讓人看到,向外表達都是一個人的基本需求。相比封閉而又顯得有些正式的日記,微博更像是一個人來人往,但又有些空曠的大廣場。
你戴著面具,沖著外面低聲說話。也許有陌生人路過,會聽見你低聲說出的話,駐足傾聽;也許沒有任何人看到。但不重要,因為這種表達欲的釋放是安全的。
當然,即便被社交網絡逼到需要到微博小號去吐槽,也還不算太糟——至少證明你沒有喪失表達的欲望。
而許多人甚至已經徹底將表達欲埋葬,變成了互聯網的失語者。
雪橋曾在16年注冊過一個微博小號,讀中文系的她,以前喜歡在小號上發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哲思和遐想。
但隨著畢業、工作,近兩年來,她的小號幾近荒蕪。她說自己喪失了表達欲,因為已經無法描述出自己的想要表達的感受。
工作帶來的壓力讓她長期處于低落狀態,這成為她喪失靈感的一個重要原因,于是她想讓自己學會遺忘。“不表達很多細節就可以忘了,這樣每一天又是新的一天。”“快樂的事情?好像很少,或者說,很久沒有過了。”
“當大人太難了。”她最后總結道。
此外,還有一部分人不表達是因為無法信任網絡,比如上文提到的小杰,就曾遇到過在微博發送私密動態被別人截圖散播的情況。
“但我也不確定是不是我本來就對網絡缺乏信任感,還說是這件事真的給我造成了我自己從未思考過的影響。”她很羨慕那種無論如何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想法的人。
就這樣,不少人會在感受產生之初就自我閹割。再加上許多媒體在渲染的“成熟=默不作聲,自我消化”觀念,愿意表達自我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但這其實并不是一件好事。L·科塞在《社會沖突的功能》一書中曾提到,“沖突通過允許行為的自由表達,而防止了被堵塞的敵意傾向的積累”。壓抑自我表達,強行自我消化的結果,只能造成負能量在內心的堵塞。
去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等聯合發布了《社會心態藍皮書: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8)》。
通過調查22669個有效樣本,報告發現,不同年齡群體的幸福感均值表現出兩頭高中間低的態勢。幸福感較低的是“70后”“80后”“90后”,其中“90后”幸福感均值最低,僅4.03。在受訪的“90后”眼中,現實社會人與人之間缺乏寬容、體諒和關心,權力分布不平等。
當下的社交媒體建構、歸訓著年輕人,如今正值20-30歲大好年華的90后,卻陷入了巨大的焦慮之中。
當“快”成為了關鍵詞,每個人都你追我趕的就業、成家、生子時,我們幾乎沒有時間去關心體諒他人,甚至是自己的內心。
所以,那些發自內心的感受,會越來越被視作“矯情”而丟進垃圾桶。
但報告的結果,恰恰證明年輕人內心深處并不認同這樣的做法。他們其實非常需要彼此之間的包容和體諒,需要更多的柔軟相待,需要一個卸下堅強偽裝的機會。
“表達欲”沒有錯,“脆弱”沒有錯,偶爾的“矯情”不一定就是貶義詞。每個人都應該有表達自我和剖析自我的空間,讓自己的脆弱和心事自由的綻放。
畢竟,我們太需要一個釋放真實自己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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