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三方支付與銀行業已經是休戚與共的關系，長期“壓制”不符合行業整體利益，在調控以及監管創新到一定周期，應該適度松綁。

2019年，第三方支付遭遇了相當嚴峻的來自監管層面的挑戰。

從數據管理上，網聯、百行征信開始在支付結算以及征信方面的探索，央行作為監管機構在此開始由深入介入，與第三方支付原有業務有一定重合甚至是沖突，從流動性上，又在年初將用戶備付金集中繳存央行，且不支付任何利息。

在此之前，相當部分輿論將以上監管設置為銀行業與互聯網金融的對立關系，即，央行為確保銀行業的利益，對第三方支付采取了抑制性手段。

在本文中，我們試圖打破以上命題的局限性，將視野從兩種業態的對抗關系，延伸到宏觀貨幣政策層面，以此對當下的第三方支付政策進行更為清晰的了解。

第三方支付的貨幣影響理論：貨幣乘數公式

根據貨幣銀行學的理論，M2（廣義貨幣）=基礎貨幣*貨幣乘數=（流通現金+銀行庫存現金+準備金）*（現金漏損率+1/法定準備金+超額準備金+現金漏損率）。

第三方支付對以公式的影響主要為：

1.第三方支付使得現金漏損率減少

第三方支付打造的支付場景帶來的便捷性以及依托第三方支付產生的理財等產品，抬高用戶持有現金的成本，降低了持有現金的意愿；

2.第三方支付使銀行降低超額準備金率，進而抬高貨幣乘數

第三方支付儲備現金直接或間接流入銀行體系，提高銀行業流動性，進而降低了銀行業獲取資金的時間和成本，拉低超額準備金率，進而影響貨幣乘數（此兩部分觀點摘自中國政法大學陳佳敏的《第三方支付備付金對貨幣供給的影響》一文，且文中有詳細論證，礙于篇幅本文不詳細展開）

在以上理論支持下，在第三方支付運營之下，貨幣乘數已經悄然發生變化，一定程度上拉升了廣義貨幣M2的投放規模，也即，在央行貨幣政策執行中，尤其在2017年的去杠桿化化的氣氛之下，備付金一定程度上稀釋了央行政策的有效性。

為何要在2019年對備付金進行集中繳存，且不支付任何利息呢？

基礎貨幣總量與增速走勢 （單位：億元） 摘自陳佳敏論文

我們再看基礎貨幣一項，該部分主要由現金和準備金構成，由于第三方支付的崛起，用戶持有現金的意愿逐步降低，這在移動支付興起之后更加明顯。

在行業最初發展的2016年，第三方支付等新型電子貨幣對現金的替代規模已達到現金流通總量的20%，在對比M0/M2數值時（流通現金占比廣義貨幣），我們也發現其從2013年末的5.3%降至2019年9月的3.8%。

此外，在上文觀點支撐下，第三方支付催生了銀行業超額準備金率的降低，央行所掌握的準備金總盤子減少，基礎貨幣的大盤理論上也存在收縮的可能。

再套用開篇公式，在第三方支付的作用之下，基礎貨幣減少，而貨幣乘數又有增加潛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央行貨幣政策的施行。

2019年開始，央行要求第三方支付全部上繳備付金，其后，非金融機構存款大致維持在13000億元左右，在降準等因素之下，貨幣乘數也有放大之勢，2019年Q2平均數值為6.22，在2019年9月末，該值為6.38。

以保守數據6為測算，央行收回的13000多億準備金，可產生接近8萬億的M2，提高央行政策的傳導效果。

此外，2019年開始收回13000多億備付金，也給一季度兩次降準提供了空間：兩次降準共釋放大致15000億元資金，與備付金繳存相差不大。

這也是在2019年央行開始釋放流動性時，選擇從備付金下手的主要原因：如此這般可提高央行掌握的基礎貨幣，提高M2的增長效率。

在當下的外部環境下，央行提高流動性，拉升M2的意圖已是相當明顯，第三方支付以及其體系之下形成的資金池，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策的有效性，如今將強行將備付金集中繳存，有此考慮。

第三方支付和銀行真是對立面嗎？

第三方支付與銀行業的對立性討論已久，較為代表性的是2014年四大行對支付寶快捷支付的封殺（以保護資金安全為名，下調支付寶快捷支付限額），同期，媒體人鈕文新亦發文嚴厲批評創新金融產品余額寶，認為后者加大了銀行融資難度，理應被“封殺”。

雖然銀行業與支付寶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摩擦不斷，但從近年表現來看，雙方已經逐漸找到自己的行業位置。

雖然第三方支付沉淀資金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對銀行吸收存款造成一定影響，但前者所儲備資金大部分仍然流向銀行業，如備付金最終仍然以存款方式流向銀行業，且提高了銀行業資金流動性以及對風險的容忍空間，這也是向小微金融服務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

即便是當年頗受爭議的余額寶，年化利率由峰值的6%以上回到如今的2%左右時，其與定期存款差距也隨之縮小。

天虹余額寶基金如今共有1萬億以上資金總量，一方面通過同行拆解、銀行定期存單等形式將資金注入銀行體系，而另一方面，該部分利息成本的降低也使得銀行業流動性風險管理的加強，這也是前文所言超額準備金有下調空間的下調因素。

在央行、銀行業以及第三方支付三方的合作、配合以及制約之下，行業格局逐漸穩定。

但另一方面，監管層面對第三方支付的仍然采取了“高壓”政策。

以收繳備付金為例，13000多億資金作為準備金存至央行，卻無法產生利息，這對于第三方支付，在于嚴重影響了吃利差產生的收入，更為重要的是，此前備付金可作為籌碼提高第三方支付對銀行的快捷支付接口成本，如今無此優勢，也直接拉升了第三方支付成本，最終亦轉嫁至用戶處（如今主流第三方支付對信用卡還款均加收了手續費）。

在這場旨在提高央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改革中，第三方支付是作為打壓方存在，但這是否就意味著銀行業就是贏家呢？

答案是否定的。

繼續以繳存備付金事件為例，13000多億元備付金存繳央行，亦等同于從銀行體系抽走13000多億元流動性，雖然在幾次降準中將此部分資金釋放至市場，但此前備付金是作為銀行業流動性儲備存在，缺失之后，銀行業亦會通過提高超額準備金來對沖此風險。

根據央行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19年6月末，金融機構超額存款準備金率為2.0%，比上年末低0.4 個百分點，比 上年同期高0.2 個百分點。

這其中雖然有降準之后流動性加強等因素有關，但與備付金亦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而2018年末2.4%的超額準備金率也從側面反映了在備付金繳存之后，銀行業通過自降流動性來迎接挑戰。

這顯然也會影響資金利用的有效性。

雖然長期內第三方支付與銀行業存在著極大的博弈空間，但中短期內，對第三方支付的“壓制”，也將直接影響銀行業的穩定性，抑或是，在金融創新、監管創新等背景因素之下，對第三方支付的政策已經是一個整體性問題。

如今，天弘基金的余額寶余額已經由高峰時期的15000多億元回落至10500億元，7日年化利率也跌至2.2%左右。

從業務上看，余額寶已經完成了金融創新歷史使命：將漏損現金轉至貨幣基金，最終流至銀行體系，現今，余額寶趨于穩定，更近似通過類活期存款，來抵消快捷支付費用過高之后的支付成本問題。

定期存款比率提升，也降低了銀行的流動性風險

關于備付金有效性的結論，從宏觀監管來看，確實提高了央行貨幣政策的執行力度，在當下釋放流動性解實體經濟發展之困背景之下，央行此舉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對于銀行業，此舉亦加大了風險。

如此來看，第三方支付與銀行業已經是休戚與共的關系，長期“壓制”不符合行業整體利益，在調控以及監管創新到一定周期，應該適度松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