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足又輸了！

當地時間2019年11月14日，阿聯酋迪拜，2022世界杯預選賽亞洲區40強賽，國足1 : 2不敵敘利亞。

隨后，國足主教練里皮在發布會上突然宣布辭職：“我不想說這場比賽，一個球隊到了場上應該全力以赴，主教練的部署應該執行下去，如果球員到場上害怕，沒有斗志、欲望、膽量，不能把我訓練的東西踢出來，這就是我主教練的責任。雖然我們戰勝了關島馬爾代夫弱隊，但遇到強一點的隊，人家就能比我們踢得更好、更有組織。我的年薪收入非常高，這場輸球我承擔全部責任，現在我宣布我正式辭職。”

沒等隨行翻譯翻譯完，里皮就起身而去，想必在他心里如此不爭氣的球隊世所罕見，讓他顏面掃地。而這距離里皮5月26日回歸僅不到半年。本屆世預賽，國足一共參加了4場比賽，2勝1平1負，而敘利亞四戰全勝。

我們的國足為啥敢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爭氣？這個問題一直像夢魘一樣困擾著每一個中國球迷。

2019年3月2日，西甲第26輪，剛剛加盟“西班牙人”隊俱樂部的中國球員武磊，接到中場傳球后輕巧推射，打入了他的西甲首球。

近4000萬中國球迷在9000公里外擊掌相慶，通過網絡見證了“武球王”的這一歷史時刻，要知道上一個中國球員在歐洲五大聯賽進球的，還是在3731天之前。

十年，國民經濟都輪了兩個五年計劃了，咱們中國球員才進一個球，足見稀缺。怪不得連西班牙大使館都連夜發微博祝賀，西甲官網也在頭版稱贊：武磊，2018年中國金球獎得主！

中國金球獎一共頒了兩屆，武球王拿的是第二屆，第一屆得主是馮瀟霆。

武磊射進西甲首球前的一個月，跟馮瀟霆一起參加了阿聯酋亞洲杯。四分之一決賽對陣伊朗，馮瀟霆開場18分鐘不小心把球停在了身體三米之外，讓對手撿漏射門成功，最終0：3慘敗。

賽后媒體罵成一片，更有資深球迷沉痛惋惜：2005年荷蘭世青賽那會兒，中國隊4戰進11球，20歲的馮瀟霆跟梅西一起，被評為世界足壇“十大最有希望新星”。

可惜，十幾年過去了，梅西從新星成為巨星，收獲的獎杯需要一輛五菱宏光才裝得下，但馮瀟霆卻從新星變成了段子手，最近的熱搜是上了李誕的《吐槽大會》。

在《吐槽大會》上，馮瀟倒是妙語連珠，比如他自嘲道：“我是國足隊長，大家都說國足隊長和美國隊長差不多，都是背鍋的……但是我跟美國隊長不一樣，我不甩鍋啊。”

一看就是經驗不足的小同志，在中國搞足球，你不甩鍋能干嘛？

從首次參加世預賽的1957年算起，60年過去了，國足只踢進一次世界杯。50年代中國隊曾8比1灌射印度隊，近年卻被印度0球逼平，這種牛短熊長、震蕩下跌的走勢，只有股民才懂。

這一切的背后，是人性的扭曲，還是道德的淪喪？是金錢的誘惑，還是個人的墮落？是實力不濟，還是命運多舛？到底是誰拖了中國足球后腿，我想知道答案。

01. 時代：哀其不幸

新中國的第一任足球老師是親密的東歐兄弟。

1951年，解放軍足球隊走出國門會戰捷克斯洛伐克，由于舟車顛簸，加之的確水平不如別人，被人摁著打了一個1 : 17。站起來的中國人民難道搞不好三大球？領導很著急。

而時逢匈牙利足球隊創下了連續33場國際比賽不敗戰績，于是國家便用緊巴巴的外匯，相繼送了25名隊員到社會主義兄弟家里去取經學習。

年維泗、張宏根等人從北京坐了13天火車抵達匈牙利，頓時就感受到了巨大沖擊。東歐兄弟水平高，做飯大師傅、場地施工員臨時組隊，都踢得他們這些國腳羞愧不已。

好在隊員們革命干勁十足，不負重望、勤學苦練，經過一年半科學系統的訓練和牛奶面包的喂養，球隊終于達到了歐洲乙級聯賽的水平（年維泗語）。

1957年夏，學成歸來的國足第一次大考，沖擊瑞典世界杯。在雅加達的首戰，國足以0比2告負印尼隊，因此，當回到家門口北京先農壇體育場時，意味著國足必須拿下比賽。

那時候國足心理能力還很強大，開場僅一分鐘，50年代的中國頭號球星張宏根便連過數人，在距離球門25米處左腳大力抽射，皮球帶著一代人的希望和吶喊入網得分。

盡管當時的球隊連最基本的飲食和醫療都難保證，但那批揮灑著“革命精神”的國足隊員們還是為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門將張俊秀，擅長魚躍撲球，被譽為“萬里長城”；左邊鋒方紉秋，意識敏銳，門前殺手；前腰年維泗，敢打打拼，球場硬漢；前鋒張宏根，技術全面，能突善射，還被越南印到了郵票上。

遺憾的是，國足雖然取得了4 : 3的勝績，但因凈勝球劣勢出局，世界杯首航觸礁。

那個時期的國人很拼，但對足球也有不少誤解，比如大部分人更推崇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進醫院的大無畏精神，結果老一代的名宿們多在30歲前就因傷退役，止夢世界杯。

接棒的第二代球員有小個子天才胡登輝、飛將軍王后軍、能跑能帶的戚務生、防守穩固的徐根寶等人。他們大多出生于40年代初，技術、體能、速度都超過了上一代，訓練也依然格外刻苦。

這批極有可能沖進世界杯的球員，卻無法逃離命運的齒輪。胡登輝曾胳膊綁著夾板比賽，場上剛毅如鐵，卻在浩劫中不堪受辱，在圓明園一顆歪脖子樹上吊自盡。

沒人敢去善后，只有當時擔任國足隊長的戚務生，借了輛三輪車，頂著巨大壓力把隊友發硬的遺體從樹上解了下來，鐵青著臉獨自蹬回宿舍，悄悄地找地方火化了。

十年動蕩、十年青春，第二代球員在漠然中終止了足球生涯。

改革開放后的1984年，第三代球員出征亞洲杯，在獅城新加坡不僅勇奪亞軍，更在世界面前展示了國足的風采，李華筠、古廣明、賈秀全、趙達裕等人便是其中佼佼者。

比如“矮腳虎”趙達裕，雖然個子不高，但從小就綁著十公斤沙袋練習彈跳，倒掛金鉤如履平地。他曾在“尼赫魯杯”中絕殺兩年后的世界冠軍阿根廷，將馬拉多納的一干隊友踢成手下敗將。

然而即便是這批高光球員，因為種種原因，最終也未能幫助國人實現沖出亞洲的夢想。1985年的“519”慘案，宛如一把尖刀，刺穿了中國足球的心臟。

5月19日，世界杯預選賽末輪，國足面對實力遠遜自己的香港隊，打平即可出線。但媒體并不答應，認為國足面對英國治下的香港，一定要全力拿下，給資本主義一個下馬威。

賽前的緊鑼密鼓，導致了一場標準的心理失衡型比賽。重壓之下的中國男足，面對擺大巴、猥瑣反擊的香港隊，十一次角球只有一個打在了球門范圍內，最終1 : 2飲恨出局。

從自信云巔墜落的球迷怒不可遏，爆發了打砸搶的騷亂。公安不得不拘留了127名肇事者，才平息了風波。而這次騷亂，也被海外輿論揶揄道：“中國球迷已經實現了國際接軌。”

騷亂給教練、球員套上了極大的心理包袱，趙達裕與李華筠在“519事件”后相繼掛靴，只有古廣明后來去了德乙，成為第一個在德國踢上職業足球、配上寶馬轎車的中國球員。

年維泗“海歸一代”終結于傷病，徐根寶“接棒一代”困惑于時代，賈秀全“高光一代”負重于心魔。

沒有德國的“鐵血戰車”、荷蘭的“三劍客”、意大利的“鏈式防守”和阿根廷的“上帝之手”，中國足球的古典時代只有“時運不濟，命途多舛”的動蕩與“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悲情。

而從“519”慘案開始，中國男足陷入了越輸越怕、越怕越輸的噩夢漩渦。

02. 球員：怒其不爭

1986年，釜山亞運會對陣韓國，國足先進一球后收縮防守，被4比2擊潰；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預選賽又碰韓國，國奧開場9分鐘被對方灌了三個球。“恐韓”已成氣候。

1989年國足再次沖擊世界杯時，1比0領先阿聯酋、1比0領先卡塔爾的兩場比賽，都出現了最后三分鐘連丟兩球的狀況，替補隊員董禮強兩次帶球失誤導致對手破門，恥辱性地一戰成名。

“黑色三分鐘”籠罩下的國足，仿佛魔法消失后的灰姑娘。煮熟的鴨子接連飛走，男足徹底陷入低潮，用徐根寶的話形容就是：“打擊太重太快，一生都會產生陰影。”

2000年，米盧來到中國，帶來了“快樂足球”的同時，也搞起了思想建設。在召集范志毅和郝海東兩位素有芥蒂的老將時，米盧提了一個問題：“你們是為誰踢球？”

在隨后的比賽中，范志毅放下包袱和成見，將球頂給郝海東，后者輕巧墊射入網。進球后兩人熱烈擁抱，間接回答了米盧的那個問題：“為了中國。”

國家榮譽和足球享受，激勵著球員。最終，于根偉在五里河一腳捅射宣告國足沖進了2002年世界杯，男足在這一年終于沒有給在凱歌高進的中國人添堵。

這是本世紀僅有的高光時刻。如果說國足在2002年世界杯慘敗給巴西等高手算是交了學費，情有可原。那么后面幾代連亞洲十強都進不去的“輟學行為”，就令人心寒了。

從亞預賽、奧預賽到亞洲杯、世預賽，凡是有中國隊參賽的小組，都成了“死亡之組”：國足長年續訂了一個死亡名額。男足的屢戰屢敗，讓球迷們只能用段子來化解怒氣。

少有的曙光出現在2005年的荷蘭世青賽，以董方卓、趙旭日、郜林、蒿俊閔、馮瀟霆為代表的國青小將，有傳有射，敢斷敢過，4場比賽攻入11球，最后雖然2 : 3惜敗德國隊，但仍贏得球迷尊重。

好景不長，次年國青教練克勞琛被罷免，這批希望之星在亞運會中倒在了和伊朗隊的點球大戰中。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中，譚望嵩直奔比利時球員下三路去的少林腿，也完全壓過了董方卓的一記頭球。

而在2006年男足對陣伊朗的比賽中，國足球員在被斷球后有的龜速回防，有的叉腰觀看。最終，伊朗前鋒晃過門將王大雷后，并沒有選擇射門，而是招呼隊友來慶祝后，才緩緩將球送進了球門。

從“邑人奇之”到“泯然眾人”，2005年的國青黃金一代上演了加速版的《傷仲永》。

而11年過去了，中國隊出征亞洲杯的平均年齡升至28.7歲，實打實地遭遇“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悲壯。不光奧運會進不去，國青隊也已連續7屆無緣世青賽。

在甲A時代，21歲的球員能在國足勝任主力，如今23歲的球員卻只能靠足協強制新政才勉強上場。而23歲，在職業化的歐洲足壇早已是一個熟透了的年紀。

金元足球之下，俱樂部狂買外援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本土新秀腳下沒根，青訓斷代、后繼無人，只能請外來和尚，吃一天齋念一天經。

然而這些“場上不爭氣，場下不成氣，場上不專業，場下不職業”的球星們，卻真的已經是偌大一個國家最能拿得出手的一撥球員了。想給他們壓力，恐怕只能靠歸化外援了。

聶衛平也是球迷，他曾珍藏了一瓶領導人送來的茅臺酒。據說茅臺酒廠一共有兩瓶這樣的酒，另一瓶給了鄧公。當年世界杯出線，聶大師特意打開藏酒和幾位足球名宿共飲慶祝。

十幾年后，聶大師很惱火，感嘆酒“可惜了”。

03. 主帥：受辱含冤

1983年國家體委挑選國足主帥，代理主帥張宏根被約談聊聊組隊目標。他思考了一番，有點保守又有點清醒地表示：（我）出任主教練，可以打出水平，但沖出亞洲沒有十分把握。

這個答案讓渴望成績的領導們覺得沒魄力，于是，機會留給了立下軍令狀的曾雪麟。

而張宏根則在1987年獲得體委批復，到國家體委體育服務公司下屬百樂酒店擔任公關經理。踢了半輩子圓球的射手，離開球場進入酒桌，從頭學習如何圓滑地與人相交。

而曾雪麟一頭撞在“519”這堵墻上后，才知道自己簽的是投名狀、背鍋狀。賽前預感到危機的他，曾提出到香港研究對手虛實，領導聽聞直接甩了冷臉：“香港隊有什么可看的？”

比賽失利當晚，曾雪麟被球迷圍堵在工體休息室，有問候祖宗的，有要槍斃他的。他引咎辭職后，仍然不斷收到刀片和騷擾信。

老爺子后來透露，那天的戰術其實不是自己定的，有領導發話了，“踢香港你還要保平就出線嗎”，中國隊必須攻出去，必須贏得漂亮。

1987年的奧運會預選賽，中國隊再戰香港隊，國足主帥已是高豐文。后腰唐堯東迎著香港門將的雙拳頭球攻門，1比0。高家軍報了“519”的一箭之仇，球迷們稱贊解氣來勁。

而與日本那場更關鍵的預選賽中，高家軍又在東京國立競技場以2比0反客為主，首次沖進了奧運會決賽圈。

在劉建宏、白巖松那代球迷的記憶中，街上整夜有人游行慶祝，球隊在人民大會堂接受了隆重的慶功宴。又過兩年，功臣成了罪人，高豐文在“黑色三分鐘”后收到了刀和繩子。

辭職后的高豐文在1995年創辦了第一家民營足球學校，每人每年僅收4000元，管吃管住，跟如今動輒七八萬的學費完全沒得比。高豐文兒子心疼父親，建議老爹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高指導聽完回了兩個字：“滾蛋”。

然后學校硬挺到2008年，最終還是倒閉了。

接著繼承霉運的是來自上海的“中國足球教父”徐根寶。1992年，徐根寶帶著一手調教的弟子南下吉隆坡，這支坐擁范志毅、郝海東、徐弘、區楚良的國奧隊，在“打平即可出線”的生死戰中上演了“打死都不出線”的劇情，1比3負于韓國，引來罵聲一片。

徐根寶引咎辭職后，在2000年回到崇明島，創辦足球基地，潛心培養年輕隊員。根寶足球學校鼎盛時撐起了國家隊的半壁江山，武磊、張琳芃都是他的得意門生。這位七十五歲的老人被稱為“中國弗格森”，至今仍奮戰在青訓一線，很難說是國足的幸、還是不幸。

國足連續失利后，有人提出本土教練能力不夠，必須聘請洋帥。于是，徐根寶折戟沉沙的那一年，德國人施拉普納以25萬美元的年薪來到中國。

5個月后，國足奪下廣島亞洲杯的季軍。新教練、新隊員、時間短、成績佳，正中了國人“速成”心態的下懷。施拉普納被當成國足救星，球迷們親切地稱之為施大爺。

1993年春晚現場，施大爺一根白發，被馮鞏以5萬元的價格拍賣。“施大爺的這根頭發是在中國變白的，是為了中國足球變白的，是為了中國變白的，我們要把它永遠留在中國。”

然而，次年施家軍率隊沖擊美國世界杯，在同一干西亞弱旅的遭遇戰后鎩羽而歸。一夜之間中國球迷將來自德國的“豹子精神”棄如敝履，紛紛喊道：施拉普納是國際騙子。

于是，1994年主教練一職又落到了老實人山東大漢戚務生身上，戚務生不敢怠慢，以甲A前列球隊為班底，組成了一個號稱史上最強國字號的隊伍。

這只球隊在北京工體迎來了各路友誼賽。意甲豪門桑普多利亞、英超強隊阿森納、烏拉圭勁旅佩納羅爾，以及哥倫比亞國家隊等各路球隊，居然都沒在國足身上撈到一場勝績。

后來人們才知道，走穴而來的豪門，其實都是在給甲方面子。

回到正式戰場，國足馬上被打回原形。大連金州首戰，國足在2比0的局面下被伊朗人連扳4球；對陣“魚腩球隊”卡塔爾的關鍵一役，國足輸了個2比3輸掉。憤怒的球迷甚至放起了鞭炮喝倒彩。

兩百多天，沒有假期，生活單調的封閉集訓，換來戚務生瘦了兩個皮帶扣，也換來了熟悉的一地雞毛，戚務生差點兒被球迷砸爛狗頭，只好灰溜溜的下課了。

接棒的是英國學院派教練霍頓，他曾四次獲得瑞典聯賽最佳教練員。在足協問卷調查中，95%以上的運動員和100%的國家隊教練員和干部對霍頓一致認可。

輝煌的職業生涯止步于國足，奧運會沒出線后，霍頓就從哪兒來回哪兒去了。

領導們對隨之而來的米盧也不滿意，后來入獄的足協副主席南勇就曾發難道：米盧每次匯報就兩三頁紙幾十句話，太簡單了，不夠重視。看來百頁精致PPT的賈老板，擱什么年代都會吃香。

還好米盧頂住壓力，為國足量身打造了攻防套路，大膽啟用有特點的新人，而且嚴格執行自己的既定方針，需要拿1分就行的比賽堅決猥瑣發育，需要拿3分的比賽堅決放手一搏。

終于，米家軍以17分小組第一的成績沖出了亞洲。球迷和領導們含著淚水，說著“真香”。

當然，世界杯期間國足凈吞9蛋，米盧背鍋下課。六年后，沈陽城市改建。一聲巨響中，五里河體育場被1.2噸TNT炸藥夷為平地，7秒鐘的時間，炸掉了中國足球幾十年的記憶。

然后便是荷蘭人阿里漢。在任期間，首場比賽在廣州0比0戰平了世界冠軍巴西隊，又斬獲了亞洲杯的亞軍，開局還不錯，可惜阿里漢還是倒在了世界杯預選賽上。

世預賽的最后一場比賽對陣香港隊，國足需要和其他球隊比較凈勝球，對手香港隊默契配合。最終國足7比0大勝，然鵝現實很殘酷，國足還是因為凈勝球不足被淘汰。

據說原因是算錯了數字，要贏應該至少踢成8：0，前期溝通工作沒做好。

接任的朱廣滬頗有伯樂之相，在健力寶執教時，他將鄭智從后衛改為前腰，令后者組織進攻才華全面綻放。但可惜朱伯樂運氣不佳，2007年率隊沖擊亞洲杯時，又是一場平局即可出線的比賽，但卻被烏茲別克斯坦打入了三個定位球。

2009年高洪波上任，次年以最年輕國足主帥的身份率隊出征東亞四強賽。不僅0比0逼平了日本，更是3比0大勝韓國，最終奪得冠軍。鄧卓翔和曲波戲耍韓國隊后防線的精彩進球，令習慣了24年“恐韓”的球迷們唏噓不已。而國足的FIFA排名，也一時從108位前提至69位。

球迷們都期待著男足在世界杯預選賽會有所驚喜，然后，高洪波突然被足協免職。臨陣換帥是兵家大忌，連中國隊的贊助商Adidas都勸有關方面慎重考慮，但決策者始終不為所動。

繼任者是西班牙足球名宿卡馬喬。卡馬喬在皇馬踢球時獎杯拿到手軟，在西班牙國家隊也是核心主力。但退役后的教練生涯卻十分凄慘。他帶領塞維利亞隊期間，球隊被迫降級。在皇馬任教期間，創下了22天的最短執教記錄。

但堅強的卡馬喬不信邪，還是決定用一件最難最慘的事情來證明自己。

卡馬喬執教國足后，急需要一個軟柿子。可惜“柿與愿違”，2013年男足在合肥1 : 5慘敗泰國二隊；而熱身賽上也0 : 8輸給巴西，創造了中國男足的最大輸球紀錄。

“足壇魯迅”范志毅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足球臉都不要了。”

這段中國足球史上最經典的鏡頭之一，或多或少地觸及到了問題的關鍵：“一屆一屆換了多少足球協會主席了，換湯不換藥啊！”，“把自己戰術打法，足球的這個理念先搞懂，小高（高洪波）帶的蠻好的，你把他換了干什么？”

重壓之下，卡馬喬被迅速解雇。短短時間內這一熱一冷的變化，讓卡馬喬也很懵逼。

因此，他一邊將中國足協告上FIFA，要求清償巨額欠款；一邊對外媒抱怨，“中國足球一片混亂，官員裁判都進了監獄，連足協自己都還沒有想清楚怎么弄，就把我給請來了”。

卡馬喬走了，經濟適用男佩蘭來了。他的執教成績并不突出，所幸也沒卡馬喬貴。于是，來的不轟烈，走的也很平靜。高洪波隨后又被拉來救場，但他清楚認識到“領導認為目前國足成績差，主教練應當承擔責任”后，也是無奈辭職離場。

被“愛馬仕哥”高薪請來的“銀狐”里皮，戰績驚艷，曾拿下世界杯、歐冠、意甲、亞冠、中超等賽事冠軍。但很不幸，執掌國足后，他和馮瀟霆一樣晚節不保。

亞洲杯后，他被指責為“國際騙子”，33%的勝率對不起1.8億元的年薪。里皮背負罵名、人走茶涼，連批評隊員沒有榮譽感后，都要趕緊再澄清下是翻譯錯誤。

自1974年中國足協被亞足聯接納時算起，45年內，國足主帥更換了近30次。

如果按這個頻率更換女朋友，鐵定被罵是渣男。這些教練，縱有各種光環，也沒法成為點石成金的神仙。而且恰恰相反，他們處于“甩鍋鏈”的最底層：

隊伍從弱到強需要鍛煉，難免會輸球；輸球就會引起輿論不滿；輿論不滿領導就有壓力；領導有壓力主教練就要承擔責任，立刻從“我的大爺”，變成“你大爺的”。

如今，留給國足的時間還有，但留給國足的教練人選已經不多了。到底什么是主因，心里沒點數嗎？

04. 體制：拔苗助長

1992年，鄧公南巡，激起改革一片。3月份，足協一馬當先，提交了足球改革方案，俱樂部職業化的思路，在當時舉國體制下招來強烈的反對。幸而領導高屋建瓴一番講話后，統一了思想認識。

“足球這個項目目前沒有什么精神負擔了，一窮二白。不可能拿乒乓球、游泳做試驗。足球改革的代表性比較強，可以做一個試點，起帶頭作用，以摸索改革的經驗。失敗了再重來，這樣的損失是局部的。”

于是，俱樂部紛紛脫離體委，成為了自負盈虧的企業實體。但足協卻依然留在了國家體育總局內，實行“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雙軌制，對內執行計劃行政，對外執行市場經濟。

雙軌制只是作為過渡，最終目標是管辦分離。為此，體育總局伍紹祖曾定下決心，“體委不會因為失去控制力而害怕”。

然而，中國足球陷在雙軌制的泥潭中長達22年，直到2016年足協才和總局正式脫鉤。足球這位體育改革的急先鋒，一只腳留在原地，另一只腳跨得越遠，扯得就越疼。

在推動改革的問題上，總局喜歡委任圈外人來充當負責人，指導思路是：利益糾纏越少，改革魄力越大。

2000年，“外行”閆世鐸開創先河式地接替了“內行”王俊生，成為足協新掌門。閆世鐸曾寫過一篇論舉國體育利弊的文章，一股子改革派的味道。

上任不久，閆世鐸便提出了人民足球、少年足球的綱領，希望沿著這條路，“堅持五六年，有信心向日本叫板”。然而，當中國隊抽中了世預賽的上上簽后，長期規劃頃刻退位，足協工作原則轉為“一切服務、服從于世界杯”，“2001年聯賽只升不降”的方案也隨之出爐。

取消升降級后，處在升級通道的甲B球隊慌得一比，為了最后幾張船票，爭先祭出假球與黑哨，最終釀成了浙江綠城、長春亞泰、四川綿陽等五家俱樂部互踢假球的丑劇，史稱“假B五鼠”。

與此同時，“留洋限令”也隆重出臺，幾位已經在歐洲球隊站住腳的球員，如張恩華、謝暉等人，均“自動”割舍前途，全力回國備戰。這一轉身，就與留洋就此別過；可要不轉身，他們的下場多半就是下一個王治郅。

2001年的十強賽國足贏了，戰利品是和巴西等隊交換了幾件球衣，而犧牲的卻是青訓缺失的幾年。眼瞅著不見新人。2005年足協規定沒有國奧隊球員的俱樂部，每場比賽必須上場至少兩名20歲以下球員。

結果，深圳隊在比賽最后一分鐘，先換上一名小將，隨后又用另一名小將進行替換，完美適應規則而不影響球隊實力，塑造了大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現場。

而類似的騷操作追根溯源可至上世紀80年代。足協為了逼國足練頭球，規定兩隊積分相同時，一個頭球算兩個進球。然后一些比賽中，球員面對空門不拔腳射門，而是將球挑起來后頭頂得分。

還有更荒誕的情形。2004年中超聯賽資格計分規則，出現了輸球才能晉級的狀況。重慶力帆求敗心切，球迷甚至打出了“歡迎來贏球”、“請捅我一刀”等的標語。

雖然改革是不斷嘗試、不斷改正，但有些錯誤完全是“內行人掃一眼、外行人認真點”就可以避免的。

聞道有先后，改革不拒跨行人，但足球可能真的需要學習隔壁籃協，找到本來就活躍在表情包上的那個男人，否則只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叉腰肌”這種笑話，讓自己的領導變成表情包。

05. 資本：委屈蹣跚

如果政策只產生些趣聞軼事、包袱段子，那倒也無妨。遺憾的是，在制度弊病的土壤下，不合理的政策就像肥料，催生著足球腐敗落地生根。

2001年10月6日，甲B末輪。亞泰6比0大勝綠城，晉級甲A。有兩球是在最后四分鐘掐算著打入的。綠城球迷痛罵假球，時任浙江體育局局長的陳培德撥通了綠城老板宋衛平的電話，質問他為什么這么干。

不料，剛猛漢子宋衛平在電話那頭嚎啕大哭：“沒想到，幾千萬元買下球隊，卻被球員出賣”。

輿論發酵、上峰震怒，足協也開始嚴查“甲B五鼠”。不到5天，就對俱樂部、球員、裁判給出了罰款、降級的判罰。但正如陳培德所言，“足球界的反腐敗應該有三個目標：針對俱樂部的打假、針對裁判黑哨的掃黑、針對足協官員的反貪”，這一次只是避重就輕。

吉利李書福當年也是黑哨的受害者。有人勸他“沖甲A就必須給裁判送錢”，他大怒，“一個吹哨的，憑什么掙錢比我還容易”。結果球隊六連敗，俱樂部總經理無奈辭職。沖級無望后，入局不到一年的李書福就像后來的本山大叔一樣，宣布遠離中國足球，珍愛生命。

陳培德和宋衛平等人隨后發起了一場“揭黑戰斗”，但最終，僅有裁判龔建平一個人站出來懺悔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戰斗宣布結束。

曾有人問龔建平，那么多黑哨就判了你一個，冤不冤。龔建平回答，“如果能凈化足球，我死了也值得。”可惜，2004年他去世之后，黑哨越來越多，價格也越來越高。

曾管理陜西國力俱樂部的王珀，因夸口要將球隊打造成銀河戰艦，淪為天下笑柄。他最犀利的一段話是：“要打假球，要賭球，也應該是俱樂部來操作！你們跟著我干，可以掙大錢，我帶著你們賭球，我有消息的啊。”

國力俱樂部的商業模式就四字：輸球賺錢。輸長春亞泰，球隊提前支付了下個月工資。輸珠海中邦，球隊在KTV消費了2萬多。

當不堪被玩弄的球迷下跪求王珀收手時，他卻嬉笑著回答：“陜西球迷真有意思，沒有罵我，反倒給我下跪，我不成了足球皇帝了嗎？”

直到2009年，公安部出手掀開了足壇的光鮮外衣，足協前高層謝亞龍、南勇、楊一民，裁判委員會原主任張建強等人鋃鐺入獄。而南勇正是2001年足協調查腐敗案件的負責人之一。

這個時候，陳培德等人也才明白，為什么當年的反腐戛然而止——觸動利益要比觸動靈魂更難。

06. 尾聲：誰來背鍋

足球解說員黃健翔曾在微博問道：“在當下中國，有利于足球普及發展，鼓舞更多孩子想踢球的正面因素有哪些？”

留言五花八門，有的說是應該提高運動員待遇，賺大錢才能吸引人才；有的說列入高考，用中國特色的方式進行普及；有的說應該效仿北朝，輸球后集體發配去挖煤。

但幾乎沒人提榮譽和興趣這兩個點。

我的同事楊老師曾在知乎上回答過“中國足球未來怎么樣才能持續進步？”這個問題，以下是他的答案（經本人調整）：

想象一下這樣一幅畫面。老爸在電視機前看國足被虐1:5，無比憤怒，大罵“中國足球還有救么？”孩子跑出來說：“老爸，讓我出去踢會兒球唄～”

父親回答：“踢個P，不考大學了？趕緊去做作業！”

再想象下這樣一幅場景：校長在窗邊和區教育局領導談心，領導說：“你們學校的體育氛圍搞得好，要堅持！”校長剛想謙虛，窗外的操場上傳來一陣喧鬧，有孩子踢球時受傷倒地。

家長鬧到學校，全區學校體育課減半，足球課取消。

最后一幅圖。開發商告訴購房者：“我們這個樓盤真的很不錯，旁邊給業主配套了一個足球場，平時小孩可以來踢球。”購房者也是球迷，聽了很開心，不過看了周圍配套后，他建議道：

“你們應該把足球場改成shopping mall，這樣房價才能漲得快啊！”

這就是大多數中國球迷對足球的愛。

在新中國初期，足球被當做轟破“東亞病夫”招牌的炮彈；在改革開放時期，足球被看做中國經濟崛起的象征；進入千禧年，中國加入了世貿，足球也被寄予了走向世界的希望。

但我們捫心自問：我們真的有那么愛足球嗎？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愛足球：我們對于足球的愛，一直都是葉公好龍式的愛，當這種愛和現實產生了沖突，第一個舍棄的就是它。

而從根子上，我們也愛不起足球，甚至我們都沒有意識到一個健康的體魄、競爭意識、團隊合作精神，是一件和學好科學文化知識同等重要的事情。

做一件讓人愉快而沒有“用”的事情，對急速前進的我們來說，是一件奢侈品。

中國足球的崛起，需要等到我們的社會真正能夠從容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