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

美國時間2019年12月3日下午，Google兩位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通過Google母公司Alphabet的官網宣布：兩人同時卸任Alphabet的CEO和總裁職務，由Google現任CEO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接下大權，成為Alphabet新任CEO。這也意味著，佩奇和布林將退出谷歌管理層。

2019年9月10日，即馬云宣布自己將不再擔任集團董事局主席一年后，阿里巴巴的CEO張勇正式接任馬云成為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阿里巴巴正式開啟了“逍遙子時代”。

四大科技巨頭創始人交班時間制圖 / 燃財經

在互聯網飛速發展的幾十年中，不少人憑借互聯網成為傳奇人物，比如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馬云等，而這些互聯網公司也與創始人烙印共存。

企業都有自己的成長周期和生命周期，互聯網公司也不例外。在公司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他們便要考慮如何讓公司去掉“創始人標簽”，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組織，而選擇合適的下一個“接班人”，成為他們需要仔細考慮的問題。

第一代傳奇正在選擇退出江湖、隱向幕后，下一代“掌門人”正在浮上水面。對于這批新一代“掌門人”來說，從傳奇手中接棒，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他們需要繼續傳承公司文化、實現持續增長，又要面對眾人對其的檢視、比較和質疑。

創始人是永恒的，而接班人是可以更替的。對于新一代“掌門人”來說，他們是否準備好了？

新一代“掌門人”

無一例外，這幾家公司的“接班人”在未正式成為“掌門人”之前，都曾經為公司做出過決定性的貢獻。

創一教育總裁、領導力學者徐中認為，這些人之所以能被選為“接班人”，首先是人品、能力、業績都沒得挑；其次要擁有領導力，能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和擁戴，并且向公司證明過自己，能贏得信任。同時，創始人也會判斷，在這名“接班人”上任后的未來10年，是否能繼續延續公司的輝煌。

剛剛被任命為Alphabet CEO的皮查伊1972年出生在印度一個中產家庭，在斯坦福拿到碩士學位后，短暫工作過一段時間，又在沃頓商學院獲得了MBA學位，畢業后加入麥肯錫成為一名咨詢師。2004年，皮查伊進入谷歌，成為谷歌的一名產品經理。

在谷歌15年，皮查伊憑借自己的聰明、謹慎、踏實，連續晉升。2015上半年，Google正式改組為Alphabet，8月，皮查伊成為Google的CEO。

皮查伊加入谷歌時，正處于被微軟統治的PC互聯網時代。

谷歌當時雖然發展速度驚人，僅用五年廣告收入就破了十億美元大關。但對于當時的谷歌來說，搜索引擎是它的核心產品，卻也是數據唯一的來源、廣告業務的唯一出口。

而由皮查伊領導的Google Toolbar瀏覽器工具欄，是一款對于當時的谷歌極其重要的產品。那時，IE瀏覽器是絕大多數用戶電腦上預裝的瀏覽器。而通過Google Toolbar，用戶在IE瀏覽器中無需額外的交互，即可使用谷歌搜索。在2006年“谷歌末日”之前，來自IE的搜索流量占到了谷歌總訪問量的65%。

2006年10月18日，微軟突然將IE的默認搜索引擎更換成了自家的Windows Live Search，也就是必應搜索的前身。但因為Google Toolbar的存在，即便微軟修改了地址欄默認搜索引擎，用戶仍然可以在離地址欄非常近的地方找到他們熟悉的Google搜索入口。

可以說，憑借這個產品，皮查伊挽救了當時的谷歌。而在此之后，皮查伊牽頭，迅速推進Chrome瀏覽器項目，Chrome也成為谷歌最成功的產品之一。此后，皮查伊在公司一路晉升。

和皮查伊相似，生于1967年的微軟現任CEO薩蒂亞·納德拉同樣來自印度。1988年他奔赴美國，獲得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和MBA學位。1992年，納德拉進入微軟，從事企業類業務，負責Office方面的工作。后來他參與公司在線服務的研發，在接管該項業務后，于2011年年初成為服務器和工具部門主管，并由此躋身5位直接向時任微軟CEO鮑爾默匯報的高管之列。

納德拉在微軟任職的22年間一直和鮑爾默、蓋茨合作緊密，并多次得到鮑爾默的支持和肯定。納德拉是微軟多項重要技術的開發者之一，這些技術包括數據庫、Windows服務器和開發者工具，他所負責的微軟Azure云服務被稱為Amazon云服務的替代者。

此外，納德拉還幫助微軟推出了云計算版Office軟件，即Office 365。而Office 365是微軟有史以來增長最快的產品之一。

微軟的一位高管曾形容納德拉“他非常熱情，但又不失親和力。他非常樂觀，但并不是盲目樂觀。”一位前微軟高管表示，“你無法不喜歡他。蓋茨喜歡他，鮑爾默喜歡他。他為人很好。”董事會稱，選擇納德拉的原因之一是，他是“內部人士，而且外部人士能帶來的東西他都能帶來”。

和前兩位相比，出生于1960年的蒂姆·庫克更為年長一些。

1982年，庫克加入了IBM新的個人電腦部門， 并很快晉升為IBM公司北美實現計劃的主管。12年后，庫克離開IBM，在一家名為智能電子的公司擔任CEO。1997年，他成為康柏公司副總裁。1998年，在與喬布斯會面后，被喬布斯的“天才”打動的庫克加入蘋果，成為主管電腦制造業務的副總裁。2007年，喬布斯任命庫克為首席運營官。

在外界看來，喬布斯常常被視為攻擊性很強的管理者，而庫克的行事作風則更傾向于理解他人和為他人著想。從進入蘋果開始，庫克就扮演著把喬布斯的瘋狂執念落地的執行者角色，他一手搭建了蘋果的供應鏈管理體系，把工業時代全球響應速度推到了極致。

2007年8月，張勇正式加入阿里。此后，他便一直住在杭州的一家五星級酒店，幾年下來，酒店上下沒有不認識他的。

1972年出生的“逍遙子”張勇是上海人，1991年在上海財經大學讀金融學，在2007年加入阿里巴巴之前，他在盛大擔任CFO。

張勇在加入阿里巴巴初期，因為看好B2C業務，帶領當時不被重視的淘寶商城走上正軌，還發明了影響深遠的“雙11”購物節。并在移動互聯網轉型上，打造出手機淘寶這個“航母級”APP。

“別想太多，順勢而為，既要抬頭看路，又要低頭做事”，是張勇總結的自己在阿里多年的生存原則。對于張勇而言，這個路就是馬云的決策，馬云負責天馬行空，而張勇則負責把這些想法變成現實。

可以看出，和傳奇的創始人們有所不同，這些繼位的“接班人”們，性格往往更溫和、更擅長處理公司內部關系，并且都曾作為創始人的左膀右臂，不僅繼承了公司的內部文化，又能將創始人的戰略進行完美執行和落地。

大佬需要接班人

在硅谷，創始人在創建這些互聯網或者科技公司時往往比較年輕，所以在公司發展過程中，引入職業經理人管理公司是常見現象。而到了一定的年齡，這些創始人則需要再度交棒給新一代的領導者。

谷歌公司由當時還在斯坦福大學讀研究生的佩奇和布林創辦，兩人均出生于1973年。在1998年正式注冊并向公眾推出谷歌后，佩奇和布林管理的谷歌是歷史上發展最快的公司之一。但對于年輕的兩人來說，當時責任顯然太重。在投資人的要求下，2001年他們聘請了埃里克·施密特擔任谷歌行政總裁，一直到2011年離任。

佩奇最有先見之明的商業洞察之一是移動計算的興起，他在2005年夏天迅速采取行動，花費5000萬美元收購了一家名為Android的小型初創公司；而在谷歌發展過程中，兩人還先后做出了拒絕雅虎收購、收購YouTube等一系列重大決定。

2011年，佩奇再次出任谷歌CEO。之后，佩奇和布林利用他們對公司的控制權，啟動了 Google X實驗室，并進一步探索不在其核心產品范圍內的實驗性硬件和長期項目，2015年，谷歌成立Alphabet，除了與互聯網主營業務相關的創新業務都被歸于這家公司下面。

兩人雖然為谷歌公司的產品和技術做出了很大貢獻，但自2005年起，長期被置于政府和公眾的質疑中，其中許多爭議是由佩奇和布林的發明帶來的問題。要么是因為他們沒有預見到Google可能造成危害的方式，要么是因為他們明確地把公司引向了一個違反企業道德的方向。外媒大多稱任命皮查伊為CEO是為了應對公司輿論危機。

在佩奇和布林2歲時，出生于1955年的蓋茨已經在1975年創辦了微軟公司。2008年6月27日，蓋茨正式宣布退休，2014年蓋茨不再擔任微軟董事長，而是轉為技術顧問。

在微軟聯合創始人鮑爾默任職期間，微軟雖然年利潤大幅增長，但被谷歌、蘋果等競爭對手顛覆了原本的商業模式，甚至錯失了移動市場，鮑爾默也因此飽受爭議。2013年8月23日，微軟突然宣布鮑爾默將離任，鮑爾默和蓋茨關系陷入尷尬。

對當時的微軟來說，如何挑選合適的CEO是一件相當棘手的事情。在這種內部權力爭斗中，幾經挑選和爭論，微軟在2014年2月4日宣布納德拉成為新任CEO。

和蓋茨出生于同一年的喬布斯，于1976年創辦蘋果公司。但和蓋茨不同的是，1985年，由于經營理念與當時大多數管理人員不同，喬布斯被趕出公司，并于1996年重回蘋果，并連續發布iMac、iPhone等多款產品，帶領蘋果獲得巨大的成功。不過，自2003年喬布斯被診斷出患有胰腺癌后，他就必須要考慮接班人的問題了。

國內的互聯網巨頭們，也并沒有忽視接班人的重要性。出生于1964年的馬云，在領導阿里巴巴之時，很早已經開始部署組織傳承和籌備自己的接班人計劃。2007年到2010年期間，阿里致力于將組織部體系化，將空降兵分化，形成管理梯隊，以計劃創始人退出，并在2010年正式開始合伙人制度。

“阿里巴巴公司我最驕傲的不是商業模式，而是今天我們的人才梯隊、組織建設還有文化的發展……如果我算第一代，我們現在第五代領導人梯隊建設都已經做好了。”馬云曾說。馬云表示，退休之后，他將專注教育相關的慈善事業。

除了阿里巴巴之外，國內的第一代互聯網公司新浪、網易、搜狐、百度、騰訊等，創始人已經或者將要步入50歲，這是一個不得不考慮接班人問題的年齡。而接下來，中國互聯網將會進入創始人與接班人密集交棒的時期。不過，像之前諸多中國民營企業一樣，交班給子女已經不太現實。

早在騰訊上市時，騰訊的創始團隊就曾說服劉熾平加入到公司，而現任首席運營官任宇昕、手握重要產品微信的張小龍也被外界視為有可能成為騰訊接班人的候選人。此前，馬化騰也表示，騰訊人才一直有交接，人才儲備豐厚。百度也曾多次傳出關于接班人的傳聞。

但繼“太子”李明遠、陸奇相繼離開后，目前誰是下一個候選人，暫時還不明朗。

至于“歷史悠久”的幾大門戶網站，則缺乏走到前臺的“少帥”。網易的創始人丁磊，在曾經面對接班人問題的提問時，回答說：“我覺得自己還年輕”。而新浪在繼任者1965年出生的曹國偉的帶領下，穩步發展，并且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孵化出了微博這一款明星產品。而張朝陽，則回歸一線，又親自擔起了重新振作搜狐的重任。

可以說，隨著這些互聯網公司的60后、70后創始人年齡漸長，接班人問題將會是他們必然要費盡心力面對的“逃不過”的問題。

越來越多的人，無論是高管，還是基層員工，他們都會更加關注，這些公司還會有新的掌門人浮現出來嗎？他們會解決好接班人問題嗎？

在創始人的陰影下

對于這些明星巨頭互聯網公司來說，它的出生就伴隨著對創始人的巨大關注和爭議。如何擺脫創始人對公司的深度影響，并且帶領規模巨大的公司繼續延續增長曲線，對于這些“接班人”來說，是繼任之后的挑戰。

Cowen and Co.的分析師在上周二的一份報告中寫道，高管人員的變動可能對業務影響不大。他們稱皮查伊的Alphabet任命為“形式”。皮查伊也在內部電子郵件中向員工保證，他的新工作并不意味著他要退出谷歌。

盡管佩奇和布林不再參與公司的運營，但由于他們擁有超級投票權的股份，他們仍然控制著公司。早在幾年前，有媒體曾采訪Google的員工對于創始人和現任CEO的認知評價時，就得到這樣的回答：佩奇擅長描繪宏偉的愿景，他不怕設置大膽的目標，而皮查伊更像是一個執行者。

佩奇和布林具備遠見、可以規劃各種項目，而只有皮查伊才是可以組建團隊、安排合適的人事任命，促成這一切的人。

而蓋茨在納德拉繼任之前，已經將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他規模達400億美元的慈善基金會，在微軟2014年宣布任命納德拉為新任CEO之時，蓋茨決定將30%的時間用于微軟的事務。

在此之前，鮑爾默就因跟蓋茨的緊張關系而屢次發生沖突。一些那個時代的微軟員工將鮑爾默和蓋茨比作“媽媽和爸爸”，坦言不知道是媽媽還是爸爸做主。但好在納德拉被評價為是一個“更開放”的CEO。“要知道，我是成長于蓋茨和鮑爾默都在的微軟時代”，納德拉說，“如果說我在這期間有學到什么的話，那就是如何在蓋茨在身邊的情況下做成事情。”

納德拉在接任后，在微軟講的故事是重塑企業文化。

他選擇從企業文化入手，花費數月進行訪談，包括客戶，員工代表，業務線負責人，被并購公司的創始人。“在我擔任首席執行官之前的幾年里，我們的管理團隊將太多的時間用在解釋這個龐大的公司及其戰略上。我們需要一種共識。我們建立起的簡單框架有助于人們將公司理念貫徹下去。”

在庫克擔任CEO初期，能否帶領蘋果高速增長曾飽受質疑。尤其是每一次新iPhone發布后，iPhone是國際上深受歡迎的產品，喬布斯也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CEO之一。對于蘋果能否在庫克領導下保持這種增長勢頭，曾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喬布斯去世時，蘋果公司的市值約為3300億美元，在庫克帶領下，蘋果成為美國第一家突破萬億美金市值的公司。起碼在蘋果市值上，庫克實現了業績的大幅度提升。但庫克也正在經受蘋果失去創新力的質疑。在徐中看來，庫克接任蘋果CEO之后，一直是“順境”，但如何在順境之后能實現下一個增長，是庫克要面對的新問題。

“你會擔心自己成為馬云陰影下的CEO嗎？”曾被問到這個問題時，張勇的回答是：“第一，馬云是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云的存在是客觀事實；第二，是陰影不是陰影，完全取決于你怎么做。馬云肯定希望他挑選的人能夠成功。所以，要考慮的是怎樣去利用好董事會主席的資源，而不是把他看成一種負擔。”

互聯網企業正在由最初的粗放走向精細化運作和管理，而對于一家想要實現長期發展的公司來說，接班人的選擇至關重要。

在徐中看來，一家企業至少要提前10年開始籌備自己的接班人體系，這樣才能“度過更多的企業生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