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性暴力和“蕩婦羞辱”，都是恥辱。

“鮑毓明涉性侵養女案”中，鮑毓明和其家人一直在強調其并無養父女關系，而是以情人關系相處。

無論事情真相如何，這種言論都是一種典型的“蕩婦羞辱”。

而這種心理并不鮮見。

今天，一位報道此案的女性記者，在朋友圈曬出評論，說女孩是“故事會人格”，“小女孩從小缺愛，不得不隨便找個叔叔依靠，長大了變心了，這本是自由選擇，但她沒有選擇，可能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小女孩13歲找了個留美歸來的sugar daddy，到了20歲開始到處哭喊自己被強奸。”

從現實的角度來說，的確會存在小女孩缺少安全感、依戀年長男性的現象，但這不代表對未成年人保護的規則就因此失效，也不代表“找sugar daddy”這樣的羞辱可以招搖過市。

微博@貼著創可貼的太史毛球 在看了上述報道后，說出自己藏了20多年的秘密：

我7歲左右時曾經被我17歲的表哥多次性侵過……

等我到了大約12歲，小學畢業前后，逐漸開始有了性的概念，我才開始明白過來，當時在自己身上發生了什么。你們知道我明白過來以后是怎么做的嗎？12歲的我沒有向任何人說出真相，相反，我去故意“親近”表哥了。我一度對表哥產生了奇特的依戀。

回到李星星，她真的有可能是“自愿”與鮑毓明“戀愛”的嗎？只有爛心爛肺的人才會相信。

12歲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錯了。和他“玩游戲”，我沒有反抗過啊，我憑什么說他強迫了我？他沒有弄傷過我的身體，我怎么能說他“傷害”了我呢？

我是這么下賤的一個小女孩，我憑什么得到別人的支持？12歲的我徹底迷惑了，不知道對錯是什么了。所以，我選擇了一個看起來最可行的保護自己的方法——我假裝是自愿的，假裝自己就很喜歡和他身體接觸（盡管我當時對人類如何性交還毫無概念），假裝我是“愛上”他了。這也是林奕含能夠賴以活到成年的辦法——自我麻痹，自我欺騙，制造幻境，假裝沒有人侵犯過自己，一切都是我自愿的，什么壞事都沒有發生過。

遺憾的是，“蕩婦羞辱”無處不在。

“說句難聽點的，被‘侵犯’了這么久才選擇報警，是為了錢吧！而且怕是自己也享受著吧，或者是自己勾引養父的，母女倆貪圖養父的家產嘛。”

“說鮑某身邊的同事熟人都知道，他以養女的名義，養了個嫩老婆。而且女孩也不忌諱在在熱烈面前體現兩人的親昵……大家也不要盲目跟風同情了被輿論利用了，就是包養，反目成仇的故事。日光之下，真是無新事，還以為真的是個啥強奸的大瓜。”

這些言論，未必是主動給鮑毓明“洗地”，反而是很常見的一種看客心理。

在之前的類似事件中，這種聲音從未缺席過。

比如空姐打車遇害，你能看到有人評論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不是她穿得露怎么會出事？”

“一個女生晚上就不要出門了啊，出事了怪誰？”

“穿成這個樣子，不就是為了勾引男人嗎？！”

……

還比如北大的“沈陽事件”里，沈陽涉嫌性侵女生高巖，致其自殺身亡。他辯護說自己曾和高巖“算是女朋友”，并摟抱親吻過高巖。

他還跟別的女生說，“我一點兒也不喜歡高巖，是她主動往我身上貼的，是她勾引我上床的……是她自己精神病。”

那個女生又把沈陽的話傳到高巖同宿舍及同班其他女生的耳朵里。

于是，一時間，流言四起……自此之后，高巖開始承受雙重的侵犯和打擊，因此身心俱憊。

幾年前有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不能說的夏天》，片中被老師性侵的女生白白，在遭遇傷害后，同學們不但不幫助她，還辱罵他，連媽媽也不站在她那邊。白白受了傷害，很害怕，也不敢說，噤若寒蟬。

這種受害者有罪的羞恥感，不僅來自別人、來自親人，還會內化成受害者自己的心魔。林奕含正是在這種折磨里走完了她短短的一生。

什么是蕩婦羞辱？

維基百科是這樣定義的：蕩婦羞恥（英語：slut shaming）是一個概念，用來描述使一個人，尤其是女性，為自己的某種性行為或性欲感到羞恥或低人一等的行為。

這種性行為或性欲被認為是背離了傳統的性別期望，或者被認為是不自然、違反教規、不道德的。

女性遭到“蕩婦羞恥”的情形的例子有：衣著性感從而違反了公認的著裝守則、要求避孕、婚前性行為、隨意性行為、從事性工作、被強奸或性騷擾。

從施暴者來說，通過抹黑受害者，可以將強暴行為合理化。從圍觀者來說，則可以通過羞辱別人來抬高自己——不說標榜自己的道德優越感，也是顯示自己是洞悉人性的高手。

但這些羞辱，輕則使受害者不得不噤聲，重則使她們陷入二次傷害。

我們之前做過一篇“校園中的蕩婦羞辱”，很多人講述了自己聽到過、甚至參與過的流言：“公交車女孩”、給五塊錢就能上、校妓……

許多父母也會跟孩子說，你們學校有個女孩是不是被強奸啦 ，你要跟這些不干不凈的女孩離得遠一點啊。

還有人講過一個案例：一個女孩被強奸后，流言傳開，更多的男人被流言壯膽，抱著“這個女孩反正已經臟了，可以隨便睡”的想法，一次次地找上她，而青春期、三觀未成熟建立的女孩，則迷迷糊糊不再反抗，甚至任人侵犯。

流言的傳播者很少會認為自己是“蕩婦羞辱”。不少人是從眾、“起哄”，有人甚至會認為自己是在維護道德標準。

而這種道德，不僅反映的是一種陳舊的性別觀念，細究下去，可能還有著骯臟、陰暗、膽怯的心理。

比如，在之前的調查里，有位男性回憶自己在學生時，也曾傳過那種“蕩婦”的流言，“我想的是既然別人能搞一下為什么我也不搞一下（當然我是沒有搞的）。”還有人反思當時的心理說：“我怎么沒有這樣的女同學，要不然可能提早有性生活了 。”

他們僅僅把女性當做一種性資源，性客體，而不是平等交往的對象。

有個紀錄片叫《蕩婦名聲恐懼癥》，片子質量一般，但有個細節也頗能代表這種心理：

在片中，女導演問三位年輕男性：“如果一個男性和50個人發生過性關系，你們對他有什么評價？”

男生們回答，“他太厲害了！”

導演又問，“如果是一個女性，比如我，和50個男人發生過性關系，你會對我有什么評價？”

男生們想了一下回答說，“那我可能會覺得你是個蕩婦。”

這個陳舊的性別觀念，認為性是男性的特權。

美國圣巴巴拉有過一次槍擊事件，槍手埃利奧特·羅杰在大開殺戒之前，曾經發誓要“屠殺每一個被寵壞的、傲慢自大的金發蕩婦”——因為這些他口中的“賤人”拒絕與他發生關系。

這種“蕩婦羞辱”掩蓋的只是他自己的性焦慮。如果不能通過性別教育，建立起兩性之間的尊重，這樣的情況就會反復發生。

蕩婦羞辱也是一種集體等級意識的反映。

從校園階段來說，尤其在十幾歲的孩子中，蕩婦羞辱首先是孩子們玩的霸凌游戲。他們初步開始形成集體等級意識中，去霸凌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生，與欺負娘娘腔、智障的孩子性質差不多。

就因為一些標簽，讓你的等級差一截，其他孩子都爭相過來踩在你頭上，以顯示自己“高一級”。排除異己，以快速地獲得群體以及“更高級更有權勢的群體”認同，對青春期的孩子來說，這是本能，也是成就感。

在這層意義上，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很多蕩婦羞辱，是由女性發出的？

社會學者伊麗莎白·阿姆斯特朗和勞拉·漢密爾頓曾經住進美國一所大學的女生宿舍，花了5年時間追蹤調查，最后發現：

1. 在女性中間，蕩婦羞辱發生得也十分頻繁，女性通常既是受害者又是謠言的發起者。她們這么做，通常是為了襯托出自己多么貞潔。

2. 私下里，富裕女生和經濟狀況較差的女生受到的羞辱程度差不多，但在公眾場合，蕩婦羞辱基本上只會發生在后者身上，而且，當后者想要加入富人圈層時，這種羞辱就會來得很猛烈。

3. “蕩婦”羞辱與當事人真實的作風關系并不大。在她們的調查中，性伴侶最多的是一個富家女，但她的“名聲”最好。而針對另一些人的蕩婦指控，不少是出自虛構。

蕩婦羞辱的社會基礎十分多樣，但都構成了施暴者天然的輿論根基，成為其經常使用的保護傘。只要將受害者的行為污名化，自己就可以被輿論輕拿輕放，甚至還會被一些人羨慕。

在這種心理下，受害者自然會缺少站出來求助的勇氣，真站出來了，也難免一路荊棘。

在這個意義上的確可以說：“任何關于性的暴力，都是整個社會一起完成的。”

還需要補充的是：反對“蕩婦羞辱”，并不需要完美的受害者。

不管當事人年齡如何，過往的情感經歷如何，都不能成為被性侵并遭到羞辱的理由，也不能因此去減輕施暴者的罪惡。

而回到“鮑毓明涉性侵養女案”，雖然真相可能是復雜的，但只要屬實，就是確定無疑的犯罪問題。

它的核心是一個占據了優勢地位、諳熟法律的男性，接近一位不滿14歲的女孩，并在其剛滿14歲后就發生非法的關系。不管女孩和她媽媽的心路歷程如何，都不能改變這個本質。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介紹說，2013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頒布的《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明確指出：“對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利用其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與其發生性關系的，以強奸罪定罪處罰。”

他呼吁，法律在成熟的時候，應該規定“濫用信任地位剝削性利益罪”。

“法律雖然沒法改變人心，但是法律至少應該有所作為”。

林奕含曾經說，“我原諒了他，因為這樣我才能活下去。你們不能原諒他，因為這樣其他女孩子才能活得下去。”

我們都知道，林奕含還是沒能挺過這種痛苦，何況未成年孩子呢？

不需要完美的受害者——性暴力和“蕩婦羞辱”，都是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