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什么明明很憤怒，卻又如此容易遺忘？

一、掉出熱搜的鮑毓明

這幾天微博上真是一瓜未平，一瓜又起，網友們吃得不亦樂乎。

先有羅志祥出軌，后有彭昱暢戀情，現在又是李國慶復仇記。鮑毓明案怎么樣了？大家似乎已經不太在意。

熱度消退后，只剩下一小撥網友和大V逆流而行，不厭其煩地發微博，想讓這起案件的熱度能維持得久一點，不甘心它被花邊新聞淹沒。

可是互聯網的記憶能持續多久？

3月24日，網名為May2381的網友通過微博求助，丈夫帶著榔頭上門襲擊，自己和父母被打得頭破血流。當時她的這條微博被轉發了3.7萬次。但1個月后，當她再次為自己的遭遇發聲，卻只獲得了11條轉發。

一次次曝光，一次次在登上熱搜后逐漸銷聲匿跡，這似乎成了每一個“熱點”的共同命運。

如果沒有鮑毓明案的曝光，我都快忘了去年夏天的新城集團董事長猥褻女童案。如果前段時間沒有包麗去世的消息，很多人恐怕已經不太記得包麗是誰了。

這些事件都曾得到空前的關注，但最終并沒有帶來什么大的改變，只不過證明了悲劇在不斷重演。然而每一起悲劇的背后，是受害者拼命鼓起的勇氣，是無法隨著熱度褪去而消減的痛苦，和一個個亟待改善的社會問題。

這不得不讓書單君開始思考：為什么我們之前明明很憤怒，卻又這么容易遺忘？

二、互聯網上的遺忘，是一種必然

在我們所處的環境下，對熱點的遺忘是必然結果。仔細想想，你是否也有過這樣的經歷？

休息時間想刷會兒微信，刷到一篇推文標題“某小學門口出現無差別殺人犯，震驚100000+人！”，你點開，看到一張血淋淋的圖片，圖上的馬賽克打了跟沒打差不多。你看完很難受，氣憤地在評論區寫下：必須追責！

這時手機屏幕上方彈出一條熱搜推送，是一個綜藝比賽的最新資訊，有你喜歡的idol?？吹剿谝曨l里很搞笑，你被逗樂了。過了一會兒你打開微博，看到關注的博主發了個暖心的故事，你又被戳中淚點，感動得熱淚盈眶……

你看，短短幾個小時，我們就可以在憤怒—歡樂—感動這三種激烈的情緒之間無極切換，幾乎沒有模糊的中間態。

為什么會這樣？

人類學家項飚把它歸因于“附近的消失”：人們不再關心“附近”，而只關心自己和遙遠的世界。

信息的高度發達，讓一切距離仿佛都消失了。

媒體會第一時間把各種資訊“喂”到你嘴里，我們可以對任何宏大的事情發表意見，但我們無法和當事人建立常規的關系聯結。因為他們離我們太遠，因為熱點來來回回切換得很快。每一次，我們認識到的都是不同的人。

時間不再是線性的，人們的注意力也被切割得碎片化。我們很容易因為一件事產生道德上的憤怒和同情，但那種情緒很快就又下去了，因為它不能換化為行動。

美國作家尼古拉斯·卡爾的《淺薄》，則提供了另一種解釋——記憶外包。

我們在盡情享受互聯網慷慨施舍的過程中，越來越依賴網絡信息存儲，這會讓大腦逐漸變成一個簡單的信號處理器，善于遺忘而不善于記憶。而我們的精力越容易分散，也越難以體驗同情、憐憫等最具人性特征的微妙情感。

說白了，就是信息爆炸時代，人類正在變得健忘且麻木。

熱搜幾乎每個小時會更新，新的總是在覆蓋舊的，為了追蹤熱點，有時我會刷一整天的微博。明明看了很多信息，大腦卻一片空白，手指劃過數條社會時事，內心卻沒有一點波瀾。

大概正因如此，尼古拉斯·卡爾在《淺薄》的最后，向我們所有人發出了一聲響亮的拷問：你要做互聯網的奴隸，還是主宰者？

現實中，很多大V也確實在呼吁：“不要遺忘鮑毓明案！要持續關注?！泵棵靠吹竭@樣的聲音，我都會非常感動。但同時我又會想，也許大眾來說，遺忘不僅是一種必然，更是一種可以被理解的策略。

畢竟，誰也沒有權利脅迫他們發表意見，銘記只能是自己對自己的期許，而不能變成道德綁架。更重要的是，如果他們之中有人經歷了過多感同身受的同情，就很容易陷入疲勞，嚴重的話還會傷害到自己。

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在寫作《南京大屠殺》時，就因為每天面對血淋淋的歷史和丑陋的人性，經常氣得發抖、失眠、掉發，患上抑郁癥。成書7年后，她在自己的車里開槍自殺，年僅36歲。

這種情況，在心理學上有個名詞，叫“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tization），簡稱VT。起初，VT是指專業的心理治療者，因長期接觸患者，受到了咨訪關系的互動影響，而出現類似病癥的現象。也就是說，治療師本人的心理也受到了創傷。

而在信息爆炸的現在，公眾頻繁接觸一些惡性事件的信息，加上很多媒體熱衷于使用聳人聽聞的標題和獵奇的描述，所以被消耗了過多情緒，產生“替代性創傷”的癥狀。

因此，從心理學上來說，遺忘有時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

當你感到不適時，完全可以放下手機，選擇不看、不聽、不關注。畢竟，我們只有保護好自己，才能保護別人。

三、“記得”的意義

但，總有一些人怎么也不肯忘記。

比如前天，我刷到了一條發表于2009年10月11日的微博：袁學宇，15歲時被劫往山西。父親袁成兩年來一直堅持尋找，其間解救出大量青少年奴工，但自己的兒子卻始終未能找回。小宇的奶奶現罹患癌癥晚期，渴望見孫子一面。

如今11年過去，小宇仍不知在何處，他的奶奶早已去世，但小宇爸爸的這條信息卻沒有沉沒——因為一個叫@大豆鈄江明 的大V，從2009年第一次看到它起，幾乎每天都會轉發這條微博。

文案從最初的"屬實。請轉發。請轉發。請轉發"，變為“每天轉發一次”，最后成為了現在的樣子：因為他的行動，11年了，這條微博依然會不時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轉發的次數已經達到了11.5w，人們還在關心那個叫小宇的少年是否還活著。

遺忘是種必然，但如果我們能有意地讓自己“記住”，那結果又會怎樣？

2005年，因為韓國光州市仁華學校的教師全應燮的舉報，外界才第一次得知這所聾啞學校內的罪惡：從2000年開始，校長和十多名老師一直在對住宿的學生實施暴力和性侵，最小的受害者年齡只有七歲。

但令人失望的是，這起案件中的校長、總務主任并未受到法律的嚴懲，因為沒有前科且與被害者家屬達成協議而被判緩刑獲釋。

2008年，女作家孔泳枝得知此事，在深入走訪調查后，將其寫成小說，于網絡連載，點擊次數超過1600萬，并引起了影視行業的關注。

2011年，一部叫《熔爐》的電影上映了，數百萬人因為觀看了這部電影，開始在網絡上呼吁重啟調查光州聾啞學校。

電影上映第6天，迫于輿論壓力，光州警方成立專案組重新偵辦此案。由于兩名性侵教師已過追訴期，網友們要求提高性侵案量刑標準和廢除追訴期。電影上映第37天，韓國國會通過了“性侵害防治修正案”，又稱“熔爐法案”。

有人說，在韓國，電影改變了法律。

其實這條法案的頒布背后，不止是一部電影，還有數萬人的接力。

人們從來沒有忘記過這件事，也不曾放棄追尋正義。

羅翔老師在《圓圈正義》一書里講過：“建設法治國家，首先就是約束權力，這方面輿論的監督作用功不可沒?！?/p>

如果民眾不用輿論去伸張正義，那么正義就只是一句口號。

我想起柴靜在《看見》里寫過的一個故事，當時給我印象很深，講的是一場業主維權風波：有個小區的業委會主任叫雷霞，他和物業公司打贏了官司，讓業主們可以少掏過高的物業費，但物業公司不執行法院判決，突然撤走，停電停水。

一批人罵物業，還有另一批人卻開始罵雷霞。

這個事兒鬧了很久，什么打耳光、下跪、游行、拉標語……那條馬路上每天都很喧鬧，吵得幾乎所有業主都只能參與討論。終于，小區在第五次業主代表大會后，以600多票對400多票，決定業委會留任，用招標形式重新選擇新的物業公司。

這樣的結果在很多人看來，徒費了每個人的私人時間和精力，但它喚醒的東西，帶來了馬路最終的安寧。

所以，如果你問我可不可以不關注公共事件？我會說可以。

但就像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里說的，“我原諒他，因為這樣我才可以活下去，你們不能原諒他，因為這樣其他的女孩才可以活下去。”

所以，不要讓鮑毓明撤出熱搜。不僅是為惡人伏法，也是為了讓這個世界不再出現下一個“李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