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是把照妖鏡，特別是在風頭漸去的國內，“復工復產”加“疫情不放松”的雙重復雜因素正凸顯出企業經營壓力之下“為所欲為”的一面。

一

從員工拒絕加班被公司索賠，到豐巢快遞柜宣布要收費，再到騰訊全面入主閱文集團后引發的與網文作者之間“無底線”新合同的爭議，過去的一個月我們見證了連續的魔幻現實主義熱搜。

而這些熱點都有著幾乎一致的共性，那就是資本或企業方開啟完全不顧用戶、平臺貢獻者利益的“收割”行為，招招劍指單方面企業利益最大化。

更嚴重的是，這些在普通用戶層面幾乎遭受一致非議的、甚至直接涉嫌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行為，還受到了不少“專業人士”頭頭是道的洗地。

就像此前被洗白為“割美帝韭菜”的瑞幸咖啡一樣，很多人試圖將不加班被索賠、豐巢要收費、閱文爭議新合同說成是企業商業化過程中利益最大化的合理之舉，“不影響普通人的生活，甚至還能占便宜（比如網文免費模式）”，“長遠來看對行業是好事”。

同時也像近日池子起訴笑果文化事件中，明明池子同學一開始就指出自身在沒有給與授權、同時也未被進行相關司法調查的情況下被調用賬戶流水明細，還是有“五岳散人”這樣的過氣公知莫名斷言中信銀行不會做出這種行為，表示“利用‘大客戶’地位讓銀行打印私人賬號流水單，應該是無此能力的”。

那么問題來了，這些明顯直接損害員工、作者及用戶基本利益和消費選擇的行為何以冠冕堂皇地成為公司行為，并且其中很多還大概率不會因輿論沸騰而轉變？

二

很多人說，這是“資本力量”的勝利。

但舊叔不這么覺得，這只是“壟斷”的勝利。作為一名小企業主，舊叔的“屁股”雖然坐在了資本那一方，但我是想也不敢想用逼迫員工加班的方式謀取賠償、輔助服務或產品貿然收費、用霸王條款收割寫手這一套的。

原因很簡單，用戶員工擁有大量選擇權，此類經不起推敲的動作稍有苗頭就會面臨反噬。

所以中信銀行在第一時間選擇了向池子道歉、撤職支行行長，因為在擁有眾多商業銀行選擇的背景下，它沒有這個能力承壓如此基本的客戶隱私瀆職。

究其根本來看：

揚州某公司員工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所以想要與公司續約，這才給了公司不愿續約卻又要求加班的“機會”，隨后才有公司因為員工未加班導致違約賠償12萬元、公司將員工告上法庭員工被判賠1.8萬；

豐巢宣布收費的背后，是其與中郵合并后占據智能快遞柜市場70%的底氣，同時這些年來用戶對快遞員不送貨上門行為的“理解”也讓它順理成章地認為商業服務收費是當然；

閱文集團就更不用說了，作為市場份額排名第一的網文主陣地，它是所有網文作者都無法繞開的大山，收入占據網文市場半壁江山的它，“自然”可以在合同上不顧網文作者的一致聲討而將它們全部當成不享有著作權的平臺“代筆”。

免費、補貼、引流、搭建生態、商業化收割......就像司機用戶兩頭收費的共享出行、VIP之后又VVIP的在線視頻等互聯網平臺式的進階歷程一樣，企業創收的進程只會延遲，但不會缺席。

只不過讓人沒有想到的是，這種商業“收割”如今已經可以做到如此公然無視《勞動法》、無視大多數用戶心聲、無視平臺內容貢獻者基本權益的地步。

更有意思的是，這些挑戰公眾常識認知的事件還恰逢了五一勞動節、五四青年節，難怪有人會說：員工拒絕加班被判賠公司1.8萬是“獻給五一勞動節最棒的禮物”。

三

毫無疑問的是，在如今這種資訊公開時代，這段時間連續發生的不加班被索賠、豐巢收費、閱文新合同事件都是完全經不起推敲的商業行為。

在揚州市勞動者拒絕加班被判賠償企業1.8萬元損失的案例中，法官表示“根據《勞動法》規定，勞動者雖然有拒絕加班的權利，但如果企業遇到緊急生產任務，要求勞動者加班時必須服從，企業可以安排調休”。

在這其中，如何界定緊急生產任務？員工拒絕加班的邊界在哪？那些現實里虛無縹緲受限嚴重的“調休”被打了多少折扣？企業為何沒有自行設定好緊急情況的設定？公司明知會產生損失為何沒有提前安排好替代員工？不被公司續約的員工為什么不能無理由拒絕加班？公司是依據什么向員工要求1.8萬的賠償？即便要賠償這個金額是否合理？

要知道，當事人所承擔的出廠檢驗工作只是整個貨物購銷合同的環節中的一部分，中間流程占據著絕大部分的時間，而公司方面又何以只是因為未續約員工拒絕加班而控告其要承擔損失？

這些只要稍微換位思考、不要只站在企業方角度就能想到的疑問是該事件掀起熱議的基礎，也是再多的合理化、現實化注解都無法躲避的硬傷。

同樣，豐巢快遞柜收費事件面臨的核心爭議是：只從企業方的角度來說，你的服務的確是可以收費，但用戶要有不選擇這個服務的權利。而現實情況是，用戶明明已經付了快遞費、支付的快遞費也足夠讓快遞在方便的時間里享受到送貨上門服務，為什么一個在多數情況下更方便快遞公司高效派送的服務反而要讓用戶額外再行買單？

多年的“最后一公里”行業浪潮下，快遞這一本應送貨上門的服務模式正在面臨強制快遞柜化、驛站化的爭議，當快遞公司把拒絕送貨上門當成理所當然，快遞行業商業模式的不合理正在被轉嫁到用戶和基層快遞員身上，以致于現在用戶享受理所應當的送貨上門服務成為“不應該”、“不體諒快遞員辛苦”。

結果就是，用戶在無限地體諒快遞公司，而快遞公司方面卻把這些當成理所應當，最終導致豐巢宣布快遞柜收費，卻忽略了大量用戶的基本選擇權。

諷刺的是，豐巢快遞柜收件已經成為很多快遞的默認選項，用戶想要拒絕都難，快遞柜收費這件事更不會給快遞員帶來更多的收入。也許快遞員送一次快遞的報酬只有一塊錢，但這其中的利潤空間是被快遞公司給“剝奪”了而已，用戶在中間反而成了快遞公司壓榨、快遞員嫌棄要求多的“出氣筒”。

“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應當將快件投遞到約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當面驗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權當面驗收”，這是《快遞暫行條例》第二十五條的明文規定，而現在，占據了行業7成份額的豐巢們正在讓行業“倒退”。

給豐巢收費洗地者的思路是，“如果大部分人利益都是服務到位，那四通一達目前這種廉價快遞快倒閉了”。它們舉的例子一般是，淘寶上買個廉價東西，15到20的順豐的確是可以送貨上門，但成本太高，所以快遞柜式的“付費”解決方案沒有問題。

這是典型的“偷換概念”思路，因為快遞的基礎服務本就是送貨上門，“最后一公里”解決方案才是全新物種。當企業以廉價、送貨上門的傳統快遞邏輯享受到了用戶紅利，卻之后再來教育用戶這一基本服務“不存在”，附加服務才是理所當然，而且還得付費享受，這怎么看都有點割韭菜的意味。

更不要談快遞業“大頭”電商商品定價中本就包含快遞成本、用戶選擇送貨上門或快遞柜收取的基本權利被變相剝奪、快遞企業為了降本增效而忽略大量的用戶送貨上門需求......

長遠來看，智能快遞柜對于快遞企業的價值遠大于用戶，因為快遞柜目前并沒有真正走通自己的商業模式，小區可以拆掉快遞柜，而用戶也有小區物業、驛站等其他選擇，而且還不收費，快遞員一樣需要通知用戶自行前去領取。

一個有趣的說法是，在這場爭議中，菜鳥驛站或許才是最大的贏家，因為智能快遞柜可能直接會因為這一次豐巢的操作而喪失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的用戶根基。

最后再來看看閱文集團的新合同事件，其核心是閱文集團與旗下網文作者新合同中的條款爭議。

這幾天來，很多人已經對網絡中流傳出的合同截圖做出了歸納總結，最大的爭議要點是網文作者著作權在合同中被注明全部屬于網站，閱文若對作品不滿意，可找他人“續寫”作品，甚至閱文還擁有作者社交賬號的支配權。網文作者與閱文是“聘請”關系的前提下，卻又不能享受到公司福利，而網文作者能夠享受到的只是扣除運營費用之后的“凈利潤”分成。

種種公司利益最大化的條款借著騰訊管理團隊入主閱文得以大量曝光，這才引起了廣泛關注。

就像近日閱文集團新管理團隊在懇談會中所承認的那樣，“作家的作品的著作人身權，不可轉讓，閱文共享作家的著作財產權。這其實是一個法律上的表述問題，后續合同里會做優化”。這其實等同于承認自身在“新合同”上的表述不合理，不管是誤讀還是表述不當，閱文方面都難逃以霸王條款試探作者底線的質疑。

當然，閱文集團目前立正挨打的姿態擺的很足，只是我們還要觀望它在后續是否真的能夠做到有效保障內容創作者的基本權益。

近期發生的種種本不應該占據社會輿論的事件表明，大量原本大家認為是理所應當的規則、法律、職場認知正在被一部分在行業中占據絕對話語權的企業或資方無限“下探”，而且這種下探常常是缺乏底線、挑戰用戶最基本的權益。

在構建開放、友好、健康的商業生態上，用戶端的權責意識正在肉眼可見的飛速提升，可惜的是相比之下，企業方與相關規章制度落地的表現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