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紀英

1999年6月21日，正值北京酷暑時節，一場由科技部召開的會議上，與會者個個面色沉重，會議的主題是“發展我國自主操作系統”。

時任科技部部長的徐冠華，痛心疾首地總結，“中國信息產業缺芯少魂”！——芯是芯片，魂是操作系統。

此后20年間，中國芯片產業全力突圍，幾度沉浮。芯片業堪稱高科技行業的珠穆朗瑪，后來者從0攀爬，欲達頂峰談何容易？！

技不如人，中國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貴——自2015年之后，中國芯片進口規模連續數年超過2000億美金，名列第一大進口商品，到了2018年，進口額又攀升至3120億美元，占據全球芯片總產值的三分之二。

比高價更恐怖的是“斷供”——隨著中美關系進入冰封期，芯片又成為了美國的制裁武器，試圖以此遏住中國信息產業的喉嚨。

外部，壓制越發緊迫。

上個月，美國商務部再發禁令——限制華為利用美國的技術和軟件，設計和生產半導體產品。“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省力省事模式，就此走到了死胡同。

國內，芯片企業卻迎來了小爆發。

5月底，中國移動80億采購大單中，芯片板塊雖然英特爾占了八成，但國產芯片這次也不再是陪跑，華為鯤鵬、天津海光拿下了兩成份額。

6月1日，中國最大、全球第三的芯片代工企業中芯國際科創板上市獲受理；

6月2日，寒武紀通過了科創板首發申請，創下了今年最快過會新記錄；同天，敏芯微也順利過會，敲開了科創板的大門。

外冷內熱之下，中國“芯”機遇是否已至？芯片產業能否逆勢上行，突破美國封鎖線？

1

舉國之力，能否復刻日韓奇跡？

中國幾代芯片人20年傾心的芯片產業，堪稱整個信息產業的基石，也是信息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

從1999年至今20年間，發展自主芯片產業，一直是政府和市場的雙重期許。

尤其在中興、華為事件之后，扶持芯片產業，開始上升為重中之重的國家戰略。

201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推動芯片產業發展。

政府出手，該以什么招式和身位切入？答案是缺什么給什么。

芯片產業的特點是資金密集，投入巨大，研發周期長，回報周期久，風險性較高，板凳要坐十年冷。

可以作為參考的是，全球第一大半導體巨頭英特爾，2019年的研發支出高達134億美元。中芯國際此輪計劃的200億募資，其中六成也將投入研發。

因此，多數民間風投資本一度對芯片行業并不青睞——國家層面的重金支持，自然不可缺失。

去年10月，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國家大基金二期）正式注冊成立，注冊資本高達2041.5 億元，高于2014年發起的一期基金。

大基金二期的27家股東，也以國字頭為主，包括財政部、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等——這些資金并不急于回報，并不著急退出。

此外，廣東、上海、廈門等省市，也陸續成立了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

此次中芯國際的募資中，除了老股東國家大集金外，上海集成電路基金也以戰略投資者現身，最高計劃認購額高達5億元。

除了千億資金輸血，更為體系的扶持優惠政策，從中央到地方，也在陸續出臺。

2019年5月，財政部和稅務總局發布了《關于集成電路設計和軟件產業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對集成電路和軟件企業繼續實施所得稅優惠政策。

此后，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地方政府也陸續呼應中央，出臺了若干支持本地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措施，優惠措施廣覆財政、稅收、技術和人才等。

除了在重金投入、政策扶持之外，2018年5月，中央采購首次入選了一批國產芯片龍頭，這也是國產CPU服務器首次入圍中央采購名錄。

政府之手從來不是金手指，唯有與市場機制結合，產業才能健康長青，但政府投資，卻是中國芯片產業趕超的必要條件。

可以類比的是日本——從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日本半導體產業曾經歷了20余年的輝煌，逐漸把控全球半導體王位，日企NEC也于1985年，碾壓英特爾，一舉登頂全球半導體廠商營收榜首，此后7年連續穩戴王冠。

這一輝煌成就，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日本政府1974年批準的“VLSI（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并于兩年后，集結日立、NEC等公司籌集720億日元，設立“VLSI技術研究所”，以大兵團模式，啟動了趕超美國的大反攻。

舉國之力與市場之手如能打好各施所長的配合戰，或許日本奇跡，有望在中國重演。

2

突圍新賽點，中國隊再集結

徐冠華發出那句痛心疾首的吶喊之后，中國芯片創業迎來一波高潮，多路人馬集結入場。

一路是學院派，1999年，倪光南院士牽頭成立的方舟科技；2002年，北大眾志成立；2001籌備、2010年正式成立公司的龍芯，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所主導；等等。

學院派在自主化道路上很是激進，上望廟堂之高，試圖徹底擺脫美國依賴，構建完全自主可控的CPU；下探市場之遠，企圖找到商業變現之路。

為了護佑羸弱的學院派芯片企業，北京政府在采購過程中，一度把微軟和英特爾構建的WINTEL剔除出局——此舉爭議頗大，基辛格甚至直接施壓北京政府，要求處置相關負責人。

但這條從0到1，基于全封閉模式的自主發展道路，并未走通——即便千辛萬苦實現了單一技術突圍，但撼動固若金湯的生態體系卻殊為不易。

倪光南一腔熱血壯志未酬，方舟CPU最終抱憾離場。而龍芯等主要退守To G市場。

第二路是海歸精英派為主，比如前德州儀器高管、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老同事張汝京，牽頭成立的中芯國際；前硅谷創業家鄧中翰1999年回國創立的中星微；等等；

初創之時，中芯國際在與臺積電的鏖戰中，連續失利，僅賠償金就超過3億美金，硬漢張汝京灑淚離場。

十幾年過去，盡管中芯國際仍與臺積電差距兩三個身位，但終有所成，已然成為中國芯片代工行業的扛把子。

第三路則是由國內民營企業主導，2001年成立的展訊（紫光展銳的前身），2004年成立的海思（華為子公司）等等。

到了2014年前后，隨著《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的出爐，又一批芯片公司躬身入局。

比如2014年成立的天津飛騰，由中國電子集團、國防科大、天津市政府聯手打造；2013年成立的上海兆芯，則是臺港澳與境內合資企業；年屆70高齡的張汝京也再次返場，2018年創辦了芯恩。

縱觀20年激蕩創業史，中國芯片行業可行的突圍路徑，是從低端切入，而后上攻高端，逐漸完善芯片設計、制造、封測的全鏈路布局。

但是，在高性能芯片如CPU領域，中國企業的追趕之路，險象環生，差距明顯。

在全球CPU芯片戰場，服務器、PC端的主導者是Microsoft（微軟）與Intel（英特爾）組成的封閉的WINTEL聯盟，手握X86的英特爾，從1991年至今，連續28年名列全球半導體行業榜首；

而在手機、平板等移動端市場，占據鰲頭的是ARM與iOS、Android打造的開放同盟。

不過，風水輪流轉，呼嘯而至的四大變量，為中國芯片業帶來了有望破局的新賽點。

第一大變量，美國斷供、中國扶持，一壓一拉之下的現實扭曲力之下，美國把中國市場讓位給了中國芯片企業。

因此，美國的斷供威脅，短期來看，給中國市場帶來了重重壓力，長期來看，倒逼之下，中國芯片產業有望借此突圍。

對此，波士頓咨詢公司預測，美國如果繼續維持當前出口限制和技術管制，3-5年后美國半導體企業從中國市場獲得的營收將減少55%，全球市場份額下降8%，全球營收減少16%，研發投入下降13%~25%。

第二大變量，則是5G、人工智能、萬物互聯的發展，給芯片業帶來了新增量，中國芯片企業或許可以側翼突襲。

基于這一技術紅利，寒武紀聚焦AI芯片，中星微則錨定物聯網市場。

第三大變量，則是經過累計20年的積累，中國的芯片產業的布局逐漸完善——將在下文詳述。

第四，高端CPU芯片的應用主場轉移到了中國。

在智能手機領域，華米OV可以與蘋果三星平起平坐；而在技術門檻更高的服務器領域，也逐步實現了國產化替代。

一旦中國芯片行業在性能上逐漸逼近、在性價比上超越全球巨頭，這些下游的中國客戶，很可能會優選中國芯片企業。

3

上攻制高點，撼動英特爾鐵幕

對性能要求極為嚴苛的服務器CPU芯片，堪稱芯片行業的制高點。

過去10年間，以阿里云為代表的云服務商，率先啟動了去IOE計劃，任務之一就是用X86服務器替代價格高昂的傳統IBM小型機。

風起云涌的替代浪潮，引爆了中國服務器市場。IDC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服務器市場規模達到176.9億美元，同比增長57.82%。

在新基建中，擔當重任的服務器也即將迎來超級利好。

但是，中國服務器底層的話語權依舊掌握在英特爾等手中——以英特爾為首的X86陣營，吃下了全球服務器市場95%以上的份額。

絕對的壟斷意味著絕對的定價權，也意味著絕對的超額利潤。

一個令人心痛的事實在于，盡管中國服務器市場正在大爆發，但中國服務器企業獲益有限，大頭被英特爾“輕松撬走”。

第三方數據顯示，僅CPU、內存和硬盤三大件就占服務器整體價格約為60%~70%，CPU價格尤其昂貴，躺贏的英特爾賺得盆滿缽滿，僅2019年的凈利潤就超過200億美金。可以類比的是，中國服務器龍頭浪潮2019年的凈利潤，僅有區區9億人民幣。

不過，英特爾的壟斷鐵幕，逐漸出現了松動。

早在十五期間，科技部就啟動了發展國產CPU的“泰山計劃”，點燃了CPU國產化的 “星星之火”，十五年間，中國芯片產業生態短板逐漸補齊，而且技術路線多元豐富。

比如，基于英特爾架構的天津海光、上海兆芯；基于ARM架構的天津飛騰；基于MIPS架構的龍芯；基于Alpha架構的申威等。

不同的架構，基于不同的指令集——指采用的語言規范不同，可以類比為是用中文還是英文寫作。

早前，國際上曾經有不下十種指令集，經過殘酷的市場競爭，目前通用領域得到廣泛使用的架構只有英特爾的X86和軟銀旗下ARM。

采取封閉路線的英特爾鮮少對外授權指令集，中國企業中，唯有海光、兆芯拿到了間接授權。此外，英特爾是美國公司，而ARM公司總部位于歐洲，這意味著在中美關系趨冷的前提下，ARM的政治安全系數更高。

因此，出于商業化和安全性考量，飛騰轉向了更為開放的ARM架構，繞開英特爾——這是打破英特爾壟斷的第一步。

目前，天津飛騰的產品線布局日趨完善、商業化生態雛形初現，產品覆蓋了高性能計算CPU、服務器CPU、桌面CPU和高端嵌入式CPU，其中，飛騰2000+/64核產品性能已經與英特爾主流E5部分產品性能相當，但價格遠遠低于英特爾；

而在生態搭建上，截止2019年底，其合作伙伴數量已經達到 410個，拿下了157家獨立軟件供應商的兼容認證。

但整體來看，飛騰根植的ARM架構，雖然盤踞移動處理器市場的頭把交椅，在手機芯片等處于碾壓優勢，但是在服務器市場，要打破英特爾的壟斷鐵幕殊為不易。

歸根結底，而中國芯片業能否起勢，投票權掌握在下游客戶手中。

服務器和芯片的超級采購大單中，也出現了中國芯片企業的身影。5月底，中國移動公布了總計13萬臺服務器、總額高達80億的采購大單名錄。其中，芯片層面，英特爾雖然占比依然高達八成，但華為鯤鵬、天津海光兩大國產芯片，也占據了兩成份額。

超級金主中國移動的認可，或許是中國服務器芯片在市場層面，打破英特爾壟斷的起點。

盡管這場后發制人的反攻，殊為不易，但無論如何，中國芯片企業，已經開始從閉門造車的實驗室，走向了商業變現的大市場，一場服務器芯片新舊替代的大幕雖然遙望不到終局，但已啟幕開場。

或許，在下一個二十年，日本芯片企業追趕超突圍的一幕，有望在中國市場上演，中國苦苦求索的幾代芯片人，也能等到苦盡甘來的豐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