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誰也沒想到未來有一天，計生辦的要負責催生，城管大隊要開始發展擺地攤。現實如此魔幻，但并不妨礙地攤經濟火爆。

據《深網》不完全統計，截止目前，成都、濟南、鄭州、石家莊、西安、南京、杭州等多個城市，紛紛啟動了“地攤經濟”、“夜市經濟”計劃，適當松綁地攤經濟。在成都，一年輕女子白天在服裝公司上班，晚上出門擺地攤日賺4000，她稱自成都允許臨時占道擺攤后，520那天買了一輛二手奧迪獎勵自己。

地攤經濟蜂擁而入、喜聞樂見，可商鋪店主們卻如臨大敵，集體哭訴道，“我們才是弱勢群體，有誰可憐我們？”

其實不然，如今松綁地攤經濟的城市也大多允許臨街店鋪臨時越門經營。也就是說，你要是覺得地攤妨礙了你的生意，大可以自己擺攤，公平競爭，還能沾點地攤的煙火氣。

但意外的是，地攤可能進一步惡化三四線城市商業廣場或購物中心的處境。

當消費降級逐步從低收入人群擴散到新（偽）中產等各個階層，當以往逛商場的消費者開始自發去夜市擺攤，疫情過后消費力的釋放未必在商業中心。

過剩的危機，繁榮的假象

開業時人頭攢動、摩肩接踵，開業后門可羅雀、冷冷清清，是很多城市商業綜合體或購物中心的一個普遍現狀。

2017年9月，合肥勝利路與明光路交口太陽城萊迪廣場4樓的一家網吧內，管理人正在做最后的清掃。年事已高的他原本是和自己的女婿共同籌錢建起了這家網吧，本指望著能靠這家號稱要打造“安徽時尚第一城”的萊迪廣場，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可沒想到才營業一年，整個4樓商場的店鋪就走的差不多了。

有一家商戶稱，“這里是2015年10月份開業的，不到2年時間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因為沒人來，至少9成的商家都已經撤場了”。

這僅僅是合肥市商業廣場生存危機的冰山一角，據不完全統計，2018年左右合肥有將近12家綜合體幾近倒閉，比每年新開業的還多。

商業綜合體過剩，在一二線及三四線城市均有體現。2017年發布的《全球購物中心發展報告》顯示，深圳在建購物中心458萬平方米，位列全球第一位。按照國際標準，人均零售商業面積保持在1-1.2平方米之間為佳，而排在第一位的南山區人均購物面積為1.54平方米。過剩危機導致一二線城市商業綜合體的空置率居高不下。

至于三四線甚至以下城市，很多人口不過幾十萬的小縣城或市區，一下子擠進十多個購物中心，人均商業面積直逼一二線城市。不過等這些商業廣場一建立起來，首先就卡在了招商上，大品牌根本看不上小城市的消費能力。

事實也確如他們擔憂的那樣，超出城市負荷的商業廣場很快就透支了當地的消費力。

是地產投資方沒有考量過城市人口密度和消費水平嗎？并不是，他們只是高估了人流量的商業價值，而細究其中緣由，也有地攤經濟的部分“功勞”。

前兩年，各地積極創城，對地攤經濟經常采取“一刀切”，很大一部分普通消費者實際上是被“驅趕”到了商業廣場，制造出繁榮的假象。即使是喜歡追逐潮流和品味的年輕消費群體也不例外，因為大多數人的開銷仍受限于還完房貸后的消費水平。他們逛街、購物、看電影，是把商業廣場作為消費場景之一，但絕不是日常消費的核心。

一位小鎮青年表示，“工資是漲了，可還是沒錢用，也不知道花在哪了。每月8號還完近3000元的花唄，到月底能有一頓夜宵錢就不錯了”。

財富“洗牌”，新中產也沒有報復性消費

疫情影響下，公司裁員、縮招，員工失業、減薪，再加上各行各業大起大落，到最后所展現出來的其實是新一輪的財富變化。而在這種財富變化中，我們似乎也可以窺見新的消費傾向。

窮人越窮，富人越富。據西南財經大學與螞蟻金服聯合發布的《中國家庭財富指數調研報告》顯示，2020年一季度，低收入的家庭受疫情影響，財富縮水較嚴重，高收入的家庭，財富反而增多了。顯而易見，失業、降薪、虧損最先波及的總是低收入人群或家庭，而高收入家庭的抗風險能力較強。

不過，對于商業綜合體來講，他們最關注的不是“兩端”，而是中間指向的中產階層。同時因為中產階層曾被認為是推動消費升級的核心主力，站在整個消費市場的角度，當前他們的消費能力和行為變化也最具有代表性。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中產階層其實并不屬于財富增加的那波。

在報告中，對于財富增加的家庭，住房資產增加貢獻了68.1%，金融投資價值增加貢獻了23.7%。對財富減少的家庭，金融投資價值減少貢獻了46.7%，可支配現金減少貢獻了28.1%，住房資產減少貢獻了22.4%。

從數據可以看出，財富增加的家庭主要靠住房資產增加財富，換句話說，就是手里握有數套房產的家庭，越是在疫情期間買房，他們獲得的財富也越多。而我國的新中產之所以被套上了“偽中產”的帽子，最大的壓力就是來自房貸車貸。他們一年有二、三十萬元或更多的收入，但明顯缺乏安全感，因為他們沒有足夠多的財產性收入。

而且，近兩年很多新中產被股票、理財等金融投資頻頻拉入漩渦，這也恰恰符合金融投資貢獻率低下導致家庭財富減少的現狀。

新中產能維持財富不少已是不易，大多數都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沖擊。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聯合庫潤數據、協多咨詢，在3月29日至4月3日進行了中國疫情后期消費洞察研究，研究顯示，身處一線、新一線和二線城市的中產階層的收入凈增長人數占比分別為-11.8%、-10.0%和-8.8%。

也就是說，預期收入下滑的中產階層比預期收入增加的中產階層數量更多，而三、四線城市的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人群也可想而知。起碼置身于當前的經濟現狀之下，不樂觀的消費心理會大大壓制他們的消費需求，促使其降低開銷。

想要從中產階層口袋里掏錢，變得不易。

地攤與商場，重新“分配”流量

擺攤熱出現后，很多人會發現一些原來與地攤看似“格格不入”的人也加入了擺攤大軍。

先是水滴公司創始人兼CEO沈鵬驚現街頭，擺攤宣傳起了自家的水滴保險商城，后有唱吧創始人陳華在北京朝陽區太陽宮地鐵口也擺起了地攤，叫賣自家的麥克風，甚至還在攤子上親自獻唱。

年輕的CEO們擺攤，多自帶營銷效應，但不可否認，擺攤大軍在這股全民熱潮的帶動下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不再單單是吸納就業。

鄭州健康路夜市的一個攤位邊上， 31歲的“奔馳哥”幾年前在餐飲行業賠掉80多萬元，如今靠擺地攤掙了回來。在采訪中，他表示，自己開的店，地段尚可但位置不算好，老半天還不見一個顧客上門，可健康路的夜市攤，人流量大，每天的擺攤時間不過4個小時，但營業額卻是鄭州自營店的3~4倍。

傳統店鋪疫情期間受挫嚴重，即使是現在，客流量也尚未完全恢復，地攤經濟的放開，其實為這些店鋪吸引更多的流量提供了途徑。

尤其是在三四線城市，商業廣場本就過剩，地攤經濟被釋放后，生活氣息濃厚、煙火味十足，它對低線城市不同消費層級的人群來講都有一種天然吸引力。更關鍵的是，也契合了疫情期間民眾內心向往熱鬧的渴求。

商業廣場、傳統店鋪、地攤經濟，本質上服務的是不同消費群體，然而借助這一股自上而下的推動力和輿情擁護，地攤經濟似乎正在擺脫原始商業模式的一些限制。一方面，擺攤融入了營銷造勢、新媒體傳播等互聯網因素，另一方面，擺攤起碼在主體上跨越了底層人群謀生的專屬。

因此，在消費能力的變化下，在地攤經濟可能成為經濟復蘇的動力下，消費者正在重新選擇。最開始轉移可能就是那些曾經因地攤被管控而流向商場的部分消費者，以及現在遭遇消費降級的個體或家庭。

地攤經濟引發的熱潮，并不是原來習慣逛商場或購物中心的人，驟然降級到地攤上討價還價，而是地攤變為一個可選擇的消費場景，成為大多數人經濟焦慮釋放的一個宣泄口。

不過，無論出自何種理由，對危機重重的商業綜合體來講都不是利好。除非經濟形勢好轉，消費者口袋中的錢多了，自然會主動消費升級，否則如曹德旺所說，很多人把錢拿去買房，導致真正的消費需求不多。近11億人沒有消費底氣，這一現狀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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