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部社會變遷史，一部洪水斗爭史。

作為一個國土遼闊、江河眾多、氣候多變的國家，中國自古就水災頻繁。眼下，2020年的這場洪水，或許在不遠的將來也會躋身史冊。

連日來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強降雨，已經造成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重慶、四川、貴州等27省遭遇暴雨洪水，受災人次達到3789萬。

而令人揪心的是，中國降水量最多的夏秋兩季遠未結束。

每逢洪水，人們最關心的問題首先是受災地區的生命與財產安全，接下來就輪到了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物價是否受到影響。

1730年，沂沭泗水系6～7月長期淫雨，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大洪水。《莒州志》記載：“……沙壓良田，滄桑盡變，人畜漂沒，不可勝言。”而《滕縣志》中則特意描述了這樣的情形，“大水，米貴如珠，藻滿市，人相食”。

而對于2020年的洪水，多家機構的觀點則是，此次洪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非常微弱——一個巨人正輕松游過洪水。

從米貴如珍珠，到1954年洪水甚至影響到此后數年的經濟發展，到1998年的洪水造成損失占全年GDP3%，再到如今的影響甚微。洪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為什么越來越小了？

這背后折射出的不僅是一部社會變遷史，也是一部勞動人民與洪水的斗爭史。

災害強度直逼2016，但經濟影響甚微

隨著鄱陽湖水位的不斷上漲，這個中國第二大湖極有可能在未來的一小段時間里成為“中國第一大湖”。

鄱陽湖水位還在不斷上漲，面積一度達4206平方千米，為10年來最大。據有關專家推斷，按照這個上漲速度，鄱陽湖的面積極有可能超越青海湖。作為長江進入下游之前的最后一個“蓄水池”，鄱陽湖的水位變化，也意味著長江下游城市的防汛壓力不斷增大。

截止13日，全國共有433條河流發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109條河流發生超保洪水，33條河流發生超歷史洪水；長江、黃河上游、珠江流域西江和北江、太湖先后發生1號洪水。目前，長江干流監利以下河段及洞庭湖、鄱陽湖和太湖水位處于超警狀態。

業內人士稱，此次洪澇災害的強度已經逼近2016年。

很多人或許還會對幾年前“中國菜都”山東壽光水災時全國多地蔬菜價格上漲記憶猶新。但對于今年的洪水，似乎消費者可以稍微放寬一點心了。

東吳證券指出，強降雨和洪澇災害對通脹的影響主要通過供給端，即影響農業生產和農產品運輸導致供給減少，主要影響品類為鮮菜和水產品生產，但二者在消費者物價指數（以下簡稱CPI）中占比合計也就4.2%左右，且影響較為短期，對CPI沖擊相對有限。

那么6月以來連續6周的豬肉價格上漲又是怎么回事？中國農業農村部畜牧獸醫局局長楊振海日前表示，南方洪水一定程度影響了生豬及豬肉調運，部分推升了豬肉價格。但東吳證券認為其背后，還有“生豬出欄減緩、防疫調配要求從嚴、進口量減少、餐飲和團體消費需求回升”等多重因素共振形成，洪水并非主要因素。

如果參考1998年洪災嚴重的湖北、湖南的歷史經驗可知，洪澇災害僅可能對蔬菜價格造成暫時性影響，汛期過后影響消退，不會長期推高蔬菜價格。

長江流域是我國重要的水稻產地，洪水導致多個水稻產區受損，糧食價格又會如何？興業證券指出，由于糧食褪洪后水稻可以補種，并且糧食庫存充足，因此只要洪澇災害的持續時間不超季節性延長，其對整體糧食價格的影響可能有限。

洪澇災害是否會到影響到整體工業價格水平？東吳證券認為，洪澇災害對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簡稱PPI）的沖擊主要通過需求側，即影響施工進度進而拖累相關工業品價格，但考慮到以基建為主的施工需求對產業鏈的影響相當有限（主要是水泥和鋼材），因此對PPI的影響相當有限，況且本身強降雨對施工的影響存在區域性和不確定性，與基建投資的強弱從歷史數據來看也并不顯著。

此次洪水對于中國整體經濟的影響如何？興業證券指出，從全年來看，強降水的影響甚微。以2016年洪災為例，洪澇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3643億元。從目前洪水強度來推算，今年的損失可能大致與2016年相當。這個數字是什么概念？依據2019年中國的GDP達到99萬億的數字計算，占比為0.36%。

我們必須要說，對于任何一個在這場洪水中受難的個體，正在承受的是一座山。在個體微觀而具象的苦難面前，分析宏觀的數字無疑是枯燥而冰冷的。但另一方面，它們也的確反映出這個國家日益龐大而堅實的經濟體量。

洪水的經濟“影響力”

沿著時間這條長河向歷史的虛空中回望，通過梳理歷史上那些有記載的大洪水，不難發現，洪水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力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而漸漸削弱，尤其是在進入新中國后體現的尤為明顯。

我國最早的洪水災害可以追溯到堯帝時期，《孟子》記載，當時“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水逆行，泛濫于中國”。于是出現了鯀竊息壤以湮洪水，女媧積蘆灰止水的傳說。最后則是國人耳熟能詳的大禹治水，后來他把帝位傳給了他的兒子啟，從而使中國社會發生了重大轉折。

據不完全統計，自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間，全國各地較大的洪水災害有1092次，平均約每兩年一次。從新中國成立前2000多年的水災記載歷史看，我國是一個水災頻繁的國家。在古代的農業社會，由于人們抗御災害的能力較弱，洪水一直是阻礙國家經濟、文化發展的心腹大患，尤其是大水災伴隨著疾病、饑餓等，災害的影響往往要持續幾年甚至十幾年，有些水災還成為改朝換代、影響政治變革的因素。

元朝末年，黃河決堤，中原大地發生水災。元朝廷高層扯皮，一部分人主張救災，一部分人主張順其自然，前后拉鋸6年，黃河泛濫了6年，國家經濟一蹶不振，民間民不聊生。等到朝廷終于下定決心治理時，各級官員卻對救災專款各種克扣，最終導致治河的錢糧所剩無幾。官府把沿岸百姓能用的能吃的都搜刮一空，所有人無論老幼，全部上工地。隨著“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前兆一出，各地農民起義軍蜂擁而起，元帝國從此萬劫不復。

一場水災就能導致經濟崩潰、朝代更替的時代早已遠去。進入新中國，洪水已不再是“恐怖巨獸”——1954年、1975年、1998年、2010年、2016 年的嚴重洪災對比梳理，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社會經濟發展脈絡。

1954年，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大洪水爆發。長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5省有123個縣市受災，洪澇災害農田面積約4800萬畝，受災人口1888余萬，京廣鐵路100天不能正常運行，災后疾病流行，僅洞庭湖區死亡達3萬余人。由于洪澇淹沒地區積水時間長，房屋大量倒塌，莊稼大部分絕收，災后數年才完全恢復。

1975年8月的河南、安徽沿淮地區嚴重洪災，因處于特殊時期的緣故，公開報道相對較少。根據當時深入現場調查的新華社記者張廣友文章回憶，兩省受災人口1150萬左右，2100多萬畝農田受損，鐵路大動脈京廣線小商橋到確山縣段103公里受損。

1998年全流域特大洪水，由南向北推進，在兩到三個流域同時進行。初期珠江、長江、淮河三個流域同時受災。之后災情逐步向北推移，長江、淮河、黃河同時都有較大的災情發生，而最后黃河、遼河、松花江繼續同時泛濫。1998年，也成了上世紀中國最慘痛的記憶之一。當年，各地申報的最終直接損失達到2500億元，占當年GDP比重約3%。

2010年，江南部分地區發生歷史同期罕見春汛；長江、黃河、淮河、珠江、遼河……鄱陽湖、太湖等湖泊均發生超過警戒水位洪水；長江上游干流發生1987年以來的最大洪水，三峽水庫出現了建庫以來最大入庫洪峰。2010年的洪災，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是3745.43億元，但在當年GDP的比重已經降到0.93%。

2016年，長江流域發生1998年以來最大洪水，長江干流監利以下河段以及洞庭湖、鄱陽湖流域超警戒線水位歷時8-29天；太湖流域發生歷史第二高水位的領域性特大洪水，淮河流域南系發生1996年以來最大洪水。這一年，洪災帶來的經濟損失在GDP中占比繼續下降，為0.49%。

以受災損失在GDP中的占比下降來看經濟影響雖然直觀，但不太客觀。因為中國GDP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保持著高增速，經濟體量快速增大帶來了GDP基數增大。

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

對于1954年的大洪水，百度百科中有一段這樣的描述：“由于長江流域工農業生產和水陸交通運輸在全國的重要地位，1954年大水不僅造成當年重大經濟損失，而且對以后幾年經濟發展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為什么這一次的洪水對經濟的影響這么大？兩個關鍵詞，分別是經濟結構、交通運輸。

在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之前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農業在中國經濟中舉足輕重。新中國剛成立時，農業在GDP中的比重超過50%，而長江流域又是當時中國農業經濟的重中之重，因此一旦大洪水發生，經濟立刻遭受重創。

新中國到現在已經經過三次經濟結構重大戰略調整，從重視調整農、輕、重比例關系，到大力促進第三產業發展，三次產業結構不斷向優化升級的方向發展。

1978年改革開放元年，農業占GDP比重仍然還有28.2%，但之后這一占比每年下降2-3個百分點。

到2019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顯示，工業和服務業快速增長，尤其是互聯網時代到來后數字經濟的高速發展——數字經濟占GDP比重已經達到36.2%。而此時，農林牧漁等第一產業的占比已經僅有7.1%。

另一方面，則是交通運輸的變化。

以此次受災嚴重的鄱陽湖地區為例。沿著鄱陽湖流域的贛江一路往南，經由大庾嶺的梅關驛道，便可直達珠江流域。在陸路交通并不發達的時代，這里是中國內陸最重要的南北水運大通道。江西的瓷器、茶葉、木材、農作物等多經由水路外運，物資集散直接促使江西古代四大商鎮景德鎮、樟樹鎮、河口鎮、吳城鎮的興盛。

數百年后，江西有了京九鐵路等6條骨干鐵路、28條出省通道、7座機場組成的運輸網，將江西與中國乃至全世界緊密鏈接在一起。鄱陽湖的水運不再那么重要了。

鄱陽湖是中國交通運輸變遷的一個縮影。從漕運到四通八達的公路網，從京張鐵路到高速、大容量、集約型、通勤化的高鐵，“八縱八橫”的格局下，中國的城市因此串聯，人、錢、物的流向更加便捷高效。水路對于經濟的影響日益減少。

這是現代中國日益強大的經濟活力與承載能力的體現。

一張既“堅硬”又“柔軟”的大網

兩千多年前的一天，司馬遷來到了他考察當時中國水利的最后一站——李冰父子興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后來，這位著名的史學家在《史記》卷二九《河渠書》里如此寫道：“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湟，上姑蘇、望五湖，西瞻蜀之岷山及離堆，曰：‘甚哉，水之利害也。’”

一部中國史，其實就是一部治水史。

不止中國史是一部治水史，全世界重要文明：尼羅河文明、兩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黃河長江文明都與水有關。洪水的定期泛濫，讓治水成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永恒主題。

這也是都江堰能夠永載史冊的原因。而未來的史書中，三峽水利工程無疑將超越都江堰的地位。

每次洪水來臨，有關三峽水利工程的話題就會多起來。這一全球最大的水利工程建筑一直是伴隨著爭議成長起來的。1992年4月3日，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評估時九位專家沒簽字；1992年通過時，三分之一票流失，177票反對、600多票棄權。

但在其2006年建成至今的十多年里，三峽水利工程已經證明了它在發電、防洪等多方面對于這個國家的重要性。“當年建設三峽工程的首要任務是為防洪、為防止荊江大堤垮堤。”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防洪減災專家程曉陶說。

2016年的洪災中，通過三峽工程的削峰，避免了長江上游的洪水與中下游洪水疊加，減輕了長江中下游的防洪壓力。

而根據水利部長江委官方微信號7月13日消息，三峽水庫截至7月12日晚共攔蓄洪水約30億立方米，相當于減少了210多個西湖的下泄水量。

但必須承認，一個三峽水利工程，在歷年的特大洪水面前作用畢竟顯得有限。治水，歷來就是一個龐大的國家性、綜合性、系統性工程。

1998年的長江大洪水，暴露出水利工程和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如防洪工程標準偏低，人水爭地矛盾加劇了洪水的危害，非工程措施建設滯后等。1998大水后，黨中央、國務院加大對水利的投入，治水理念也實現了新的飛躍。

從“九五”期間小浪底、萬家寨等重點水利工程，到百色、尼爾基等“十五”重點工程建設……到“十三五”時，已經確立“節水優先”這一科學的方針，并完善江河綜合防洪減災體系，確定了使“十三五”全國洪澇災害和干旱災害年均直接經濟損失占同期GDP的比重分別控制在0.6%和0.8%以內的目標。

而最新的消息是，13日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發布稱，我國計劃2020年至2022年重點推進150項重大水利工程建設，總投資約1.29萬億元，帶動直接和間接投資約6.6萬億元。

水利工程建設之外，中國還在不斷加強對洪澇災害規律的認識。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減災研究室主任李茂松博士看來，本世紀以來對洪澇災害防護的科技創新納入國家計劃，開展了很多針對性研究。

在如何降低洪澇災害的風險方面，中國繪制了《全國洪澇災害風險圖》，從宏觀上調整生產布局調整，最小化整體風險。其次，排澇能力相比之前有了大幅度提升。農業機械大幅裝備后田間作業能力大大增強，機械化開溝作業效率相比人工大幅度提升，只要機械能夠進入農田，效率效能相比1998年不可同日而語。

針對農作物，對于水稻種植區域，不同的生育階段均有相應的技術措施應對洪澇災害。一季稻處于分葉、拔節階段，針對水淹時間長短，水淹程度，例如是沒頂，還是部分淹沒，均有不同的技術應對方案。

在洪水這頭猛獸面前，相比水利工程建設的“堅硬”，這些更“柔軟”的措施的不斷豐富，才能共同織成一張中國防洪減災的密網。

一切還在繼續，一切也還將繼續。可以肯定的是，未來洪水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會愈發微不足道，但在自然面前，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都才是真正微不足道的那一點。

無論如何，在漫長的未來，人類還將永遠與洪水這頭猛獸共處。這讓人想起1982年加西亞·馬爾克斯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音樂廳的那場諾貝爾獎獲獎演說：

“活下去。無論洪水、瘟疫、饑荒、災難，還是連綿不絕、永不停息的戰火，都無法戰勝生的頑強，生命對死亡的優勢。”

作者 ：江小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