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其最重要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科學革命”的實質就是“范式轉換”。2020年9月23日，華為公司董事兼企業BG總裁彭中陽在華為全接接2020上，在主題為“構建數字新范式，共創行業新價值”的演講中斷言，在5“機”協同的催化之下，一波數字新范式的變革正在發生。從而將這一理論落在了數字化領域的實處。

然而，這卻又不禁讓人產生一系列的疑問：這場范式革命為什么會發生在今天?又會對用戶和生態產生什么樣的影響?讓數字新范式發揮更大作用的條件是什么?也許，這些問題背后的答案，就隱藏著數字化的新未來。

數字化范式因何而變

在HUAWEI CONNECT 2020期間，華為董事、企業BG總裁彭中陽發表了“構建數字新范式，共創行業新價值”的主題演講

在華為全接接2020上，華為公司BG總裁彭中陽這樣定義了新范式：數字新范式體現在技術基礎、生態模式和用戶需求滿足三個方面。在技術基礎上，行業數字化進程不能僅僅靠單一技術的創新來解決，“5機”技術協同將釋放出遠大于單一技術的能力，為數字化發展打開無限的可能；在生態模式上，伙伴合作模式也將逐漸從傳統的等價交換蛻變為價值共創共享，互相激發，充分釋放出生態的無盡潛能；在用戶需求滿足上，客戶需求的滿足將由簡單的產品供給，轉變為場景化創新。

從基礎設施層面來看，2020年全球物聯網設備數達到了260億，是人口的3倍；云服務的算力在總算力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AI算力每年增長10倍，算法效率每16個月翻一番。這些新興ICT技術歷經多年積累、發展，已經具備了成為行業數字化全面轉型催化劑的可能。但從系統論的角度分析，發生突變的前提還需要一個誘變因子。

那么，對于數字范式變革而言，這個誘變因子又是否出現了呢?只要我們稍加留意，就會發現這個誘變因子不僅已經存在，而且正在悄然發生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2020年是一個奇妙的年份，在這一年中，人工智能已有著77年的發展歷史，互聯已有著25年歷史，云計算也已經歷了14年的技術演進。而在這一年，來自GSMA的數據，全球2C連接數已達5.2B，5G已由建設期進入到了應用期。更重要的是， 當這些技術相聚于2020年，融合之后所產生的“5機”的協同，實現的是人、物、信息全方位、多層次的聯接。這種豐富的聯接和協同，將使得數字技術更容易融入到千行百業的業務場景中去。

而從用戶需求來看，未來二三十年，人類將邁向智能社會，其深度廣度遠超我們想象。傳統的發展范式已經不能滿足社會訴求，迫切需要新的范式，打開新的發展空間。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在技術與需求的雙輪驅動之下，各行各業都開始努力探索和發展數字新世界。

我們在弄清這輪數字化范式變革的誘變因子之后，卻還有一個問題困惑著我們，這就是ICT領域一直在各式新技術催動下，發生著進化，這次數字范式的變革能否能被稱為是一次突變。

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彭中陽的話中一探究竟：“‘5機’技術協同釋放出的技術能力將通過豐富的聯接和協同，使得數字技術更容易融入到千行百業的業務場景中去，不斷地拓寬行業的傳統邊界，靈化場景，打開無限可能。”從中不難看出，讓業務場景由不可能到可能，才是這次數字范式變革的本質。這一本質可以從華為為用戶創造的一個個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場景中顯現出來。

在這方面，華為發布的智能礦山聯合解決方案顯然是一個典型代表。在煤礦井下幾百米深，煤塵飛揚、陰暗潮濕的采煤工作面，一名礦工要連續工作超過12個小時，勞動強度大，并時刻面臨煤塵、頂板、水、火、瓦斯五大災害的威脅。華為卻通過和山西焦煤集團進行聯合創新，把避開煤礦井下的惡劣環境變成了可能：華為針對煤礦“2面+5流”10余個業務場景改造，通過將礦山基礎設施數字化，實現了數字孿生，推動了礦山全業務數字化和智能化。海量數據流代替了眾多人員的井上井下穿梭，AI驅動機器更智能地挖煤。實現了井上遠程控制，勞動效率倍增，更加安全可控，讓更多礦工實現了“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喝著咖啡挖煤”。

從一個個鮮活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5“機”協同和用戶需求的催化之下，這場數字化范式變革真地來了，而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要去了解它，適應它，應用它。

奇妙的場景

華為與合作伙伴代表發布行業生態宣言：“我們攜手，共同創造，共同成長，共贏未來，Win Together。”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充分體現出了人們對于趨勢和機遇的渴求。而面對著數字化范式變革的契機，彭中陽給出了一把掌控數字范式變革的金鑰匙：有技術+懂行業+真實踐。

事實上，從客戶的業務戰略和痛點出發，用數字化去重構、梳理出核心業務場景的數字化架構和路徑，一直是行業數字化轉型成功的關鍵。而有技術、懂行業、真實踐，則是數字化轉型系統創新的三個重要要素。

作為全球最大電信設備制造商，華為經過多年研發積累，完全可以稱得上是“有技術”，這一點也成為被俄羅斯最大銀行Sberbank選為合作伙伴的主要原因。Sberbank的業務一直在穩步地從傳統銀行業向網絡服務業轉變。借助于華為的新技術，Sberbank的云解決方案SberCloud讓其用戶獲得了集成在一個系統中的37項新的云服務。而在此之前，在俄羅斯市場還沒有這種水平的服務。

作為“懂行人”，華為一直積極理解和挖掘業務痛點，錨定業務創新的機會場景。在智慧敦煌的建設過程中，華為的出發點一直放在“首先判斷城市最缺什么”上，先解決最急迫的問題。最終將敦煌的智慧城市建設定位為偏重業務型的智慧旅游，實施以點帶面的建設模式。通過建設云計算中心，共享景區與政府各業務部門數據，實現了城市智慧治理的統一協同、快速決策與響應；同時，基于智慧旅游基礎設施，建設了以電視機為核心的智慧家庭、創新的智慧教育及智慧醫療服務。最終使得敦煌在信息化基礎設施、市民服務、游客服務、政府治理等方面均取得了明顯的成果。

從這些案例中不難看出，用戶滿足需求的方式，也由單一產品變成了場景化的解決方案，通過技術融合的價值實現行業價值，數字新范式已經在用戶需求領域開始發揮作用。

說到“真實踐”，深圳機場攜手華為，通過云、 AI、大數據、 IoT等技術，為旅客打造“服務一條線”的便捷化、全場景智慧化體驗：在安檢環節，刷臉安檢、預約安檢、全流程自助安檢，給旅客帶來了順暢、高效的體驗。在登機口，刷臉登機讓每位旅客平均只需1-2秒即可快速準確完成驗證通行，實現一張臉走遍機場。

而深圳機場數字化轉型的成功，不過是“全場景智慧深圳”的一部分。深圳地鐵的5G+城軌云、深圳供電局的智能視頻巡檢、深圳大學城的無線校園網等更多數字化場景，都在詮釋著華為行業數字化發展新思路：積沙成塔，把一個個場景的數字化連接起來，就構成了行業數字化。

聞道有先后，但先聞道者卻更易獲得先發優勢。做為先聞道者的代表，俄羅斯Sberbank銀行、敦煌市政府、深圳機場等一批機構已經初嘗收獲的喜悅；而做為后聞道者，需要做的就成了從有技術、懂行業、真實踐這把金鑰匙出發，循著前方成功軌跡快速實現超越。

數字生態立方的新功用

華為有技術、懂行業、真實踐，另一方面，用戶千行百業的業務場景也需要實現從無到有的蛻變，在這個中間，還有一股決定性力量。彭中陽在演講中對這股力量做了這樣的描述：“要構建數字世界的美好未來，生態的協同發展至關重要。”

在華為的能力和用戶的需求之間，合作伙伴生態對華為技術實力起到了放大作用，一方面，它將華為的技術能力輸布到世界各地和千行百業，另一方面又通過針對用戶業務疼點的創新為用戶的業務場景實現新賦能。

這種分工，恰恰是由華為的合作伙伴生態建設思路所決定的：在這個生態之中，如果ICT是電，華為就負責“發電”，讓合作伙伴生產“電氣設備”。由此，生態的商業本質也就成了正和游戲，而非零和游戲。

以此為出發點，華為向合作伙伴最大限度地開放ICT平臺、全球營銷平臺以及培訓和服務平臺，與伙伴聯合孵化創新解決方案和聯合GTM（Go-to-Market），實現快速上市，共贏市場；同時推動行業標準，降低數字化轉型成本，與伙伴共同做大產業蛋糕，從而實現可持續增長。

這種“平臺+生態”的發展策略得到了越來越多合作伙伴的支持。截至目前，華為全球伙伴數量已超過29000家，其中銷售伙伴22000+家、解決方案伙伴1400+家、服務伙伴4800+家、人才聯盟1200+家、以及投/融資伙伴80+家。

進入到2020年，華為企業業務又開始面向海外進行新的生態布局。華為企業業務伙伴生態內的伙伴，也擴展為銷售伙伴、解決方案伙伴、服務伙伴、投/融資運營伙伴、人才聯盟、社會伙伴和產業伙伴等七類。相應地，生態策略也調整為：伙伴盈利、簡化政策、提升伙伴能力、構建生態伙伴圈。

在新數字范式之下，伙伴合作模式將逐漸從傳統的等價交換蛻變為價值共創共享，互相激發，充分釋放出生態的無盡潛能。這樣，就有了數字生態立方這樣的新架構，合作伙伴生態由此得到的，也不僅是量的增長，更是質的飛躍。

傳統模式之下，數字生態中的合作伙伴，只是通過產品銷售和項目制分工發生聯系。但在新數字范式之下，數字生態結構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華為公司BG總裁彭中陽這樣解釋了數字生態立方的這種差異：在新數字范式之下，數字化打破了企業自身的業務流程、傳統行業上下游的關系，也打破了行業與行業之間的藩籬，正在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將不同的要素連接起來，因而也就打開了更高階的生態空間。華為倡議從三個維度打造“數字生態立方”，首先瞄準數字化的未來，深入挖掘各行業遠未被滿足的N種細分場景的訴求，這是做大蛋糕的前提，其次需要聚合N種能力的伙伴，各自發揮專長，這是做成做大蛋糕的基礎，最后要打造N種合作方式和商業模式，實現共生共創共享，這是做大蛋糕的永恒動力源。突破固有的產品銷售思維，打造多種合作路徑和商業模式，將客戶和多元伙伴凝聚成一股不斷成長的力量。

在這方面，通過聚合東方國信、中軟、恒泰實達、軟通動力等多家合作伙伴的能力，打造出“一張圖”方案的深圳機場，就是“數字生態立方”的一個優秀實踐。從2019年深圳機場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智慧機位分配讓靠橋位至少提高10%，意味著1000個航班中就有100個不再需要通過擺渡車，每年總共400萬旅客無需乘坐擺渡車。

事實上，在新常態下，面對各種挑戰與不確定性，華為正在變得更加開放，致力于與伙伴共同打造“數字生態立方”，釋放數字世界的生態潛能，實現智能社會的生生不息。為此，華為已經打造并正在推廣超過100個場景化解決方案，以此來支持合作伙伴，激發“數字生態立方”的創新潛能。

截至目前，華為已經與700多個城市、253家世界500強企業共同實踐數字化轉型，華為打造的“數字生態立方”正在不斷長大。

【結束語】

庫恩的范式理論大體來自于由科學史實例引發的思考。一門理論在一段時間成為“解開難題的鑰匙”以后，就會遇到越來越多解不開的新問題，由此一定會刺激新理論的出現。今天，這個理論又一次顯現，一場由技術基礎引發的新的數字范式已經出現，它的作用范圍將不僅僅局限于技術本身，還會帶動生態、用戶需求產生深刻的變革。

而變革的結果，并不是華為顛覆了行業，而是讓行業變成了更好的自己。華為通過自己的平臺去成就客戶，讓客戶因新范式的變革而獲得更大賦能，客戶由此成為更有能力的掌舵人，在更廣闊的疆域收取更大的成就。

因此，無論是生態內的合作伙伴廠商，還是最終用戶，所需要做的，都是立刻行動起來，將自己的創新之旅由將來時變成現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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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生態鏈戰地筆記》、《微信思維》、《微信力量》三本暢銷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