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在中國名聲大噪，多半是因為《鄧小平時代》。不過他最早在圈內聲名鵲起，其實是憑借對日本的研究。

1979年，傅高義把他對日本戰后經濟繁榮的思考匯集為《日本第一》一書，不僅在日本引發大規模討論，更是大大沖擊了美國人的自信。美國NBC電視臺專門搞了一個76分鐘的專題節目，標題酸味十足：If Japan Can, Why Can't We ?（如果日本都行，為啥我們不行？）

日本經濟自朝鮮戰爭后迎來高速發展，一邊是日本的家電、汽車遠銷歐美，普通人工資每年有10%~15%的增長，另外一邊是日本高級管理人員和新進員工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可謂貨真價實的“共同富裕”。當時日本人有超過九成自認中產，“一億總中流”的說法應運而生。

但歷史告訴我們：洋人的夸贊信不得，尤其對于東亞國家來說。

傅高義的書出版后，日本便在泡沫之路上遠走越遠。1989年12月，日經指數創下歷史新高后調頭直下，隨后泡沫崩潰房價腰斬，經濟進入失去二十年。對此傅老師早有準備，在2000年出版了《日本還是第一嗎》一書，里面專門論證了自己當年的判斷沒問題，版稅又賺到手軟。

日本人曾經倨傲的心氣兒，也在漫長的經濟寒冬里消耗殆盡。2000年之后，《窮忙族》《老后破產》等紀錄片以及《下流社會》之類的暢銷書在日本大火，主題都是一個字：喪。在《窮忙族》這部片子里，有一個扎心的靈魂拷問：為什么我工作這么努力，還是這么窮？

日本的問題并非只出現在日本。依靠出口導向貿易帶動經濟繁榮，通過政府主導的產業升級實現彎道超車，是東亞國家和地區戰后崛起的相同密碼。但伴隨“東亞模式”而來的，是資產泡沫、少子化老齡化、債務危機和全面蔓延的社會焦慮，這仿佛成了一道無可避免的詛咒。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民眾在失業潮下損失慘重，但財閥卻在不斷固化社會階層，一部《寄生蟲》說盡了底層人民的心酸。1998年，一個臺灣工科博士用“痞子蔡”的筆名寫下小說《第一次親密接觸》，在大陸爆火，也宣告著臺灣地區“悶世代”的橫空出世。

三年后，入世談判在北京落槌，快遞小哥、流水線工人和謝頂的程序員成為了“中國奇跡”的底色。但在經歷了以“寒門貴子”、“消費降級”、“這輩子不可能打工”為代表的幾輪階層固化大討論后，中國網民利用漢字的博大精深，完美詮釋了年輕一代的不甘與失落——打工人。

從“平成廢宅”的戲謔，到“打工人”的自嘲，到底是時代洪流下一個不起眼的注腳，還是后發經濟體在歷史進程中的一種宿命？

日本鏡鑒：物欲喪失的世代

1964年夏天，日本女排在本土舉辦的奧運會上擊敗蘇聯摘得金牌，打破了歐美國家統治世界排壇的格局，比賽收視率居然高達80%。20年后，郎平領銜的中國女排在洛杉磯奧運會奪冠，日本片商Knack還特意制作了動畫片《東洋魔女》，回顧20年前日本女排的高光時刻。

彼時的日本逐漸走出戰后陰霾，在汽車和家電產業的帶動下，工業部門開始大量吸收勞動人口。1960年，日本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計劃”，力圖在十年內將國民收入翻番，并在七年后提前完成目標。整個60年代，日本家庭的生活水平急速向歐美靠攏，經濟一片蒸蒸日上。

對日本來說，1964年的奧運會無疑是摘掉戰敗國帽子、重塑國家形象的絕佳機會。為了迎接奧運，日本政府提出六大禮儀規范，就連進機場也必須穿正裝。奧運催生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消費熱潮，也為日本經濟創造了60年代的“奧林匹克景氣”（オリンピック景気）。

70年代后，日本經濟更是一飛沖天，汽車遠銷歐美，DRAM把英特爾打到破產邊緣。傅高義老師出版《日本第一》的1979年，豐田汽車在美國狂攬200萬銷量，同期美國汽車在日本只賣出1.5萬輛。

經濟繁榮也反映在了彼時日本人意氣風發的心態上，日本學者野口悠紀雄曾在《戰后日本經濟史》這樣描述：“當我得知‘黃金時代’這個詞在歐洲意味著過去的榮光時，不禁有種奇妙的感覺，因為對60年代的日本人來說，誰都理所當然地認為，黃金時代是指未來的時代”。

80年代，日本的繁榮到達頂點。人們一邊揮舞著鈔票在街邊打車，一邊把錢投到股票和房產上，資產不斷升值，并成為決定生活和消費方式的重要因素。為了抵擋日本的掃貨軍團，巴黎百貨公司不得不對持日本護照的游客實行限購，漫畫家崛田勝彥的《大媽團》便由此而來。

1989年1月，裕仁天皇逝世，日本邁入“平成”時代。本以為取自《史記》中“內平外成”的年號會是國家繁榮穩定的開端，沒想到成為了一道分水嶺，見證了日本的劇烈陣痛。

那年12月29日，日經指數創下38957點歷史新高。5天后，《日本經濟新聞》綜合20位企業家的觀點預測：日經指數會在1990年漲到44000點。結果第二天，東京證交所股價全面走低，拉開了泡沫崩潰序幕。

此后兩年，日本股市和地價暴跌，大部分日本家庭陷入巨額負資產危機，大批銀行企業破產倒閉。經此一役，日本國民財富損失高達1500萬億日元，相當于日本3年GDP總和。日本經濟進入“失去的二十年”衰退期。

辜朝明在《大衰退》中將這次危機總結為“資產負債表衰退”：《廣場協議》簽訂后，為了應對日元升值對出口的沖擊，日本政府通過了著名的《前川計劃》，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把經濟結構從出口導向轉為“內循環”，但央行的四次降息，反而推高了股市和房價。

為抑制資產泡沫，央行反過來四次加息，結果股市樓市雙雙崩盤。最終，高負債導致居民和企業為了還債拼命存錢，而不是消費或投資，進而引發經濟衰退。

衰退長久地改變了日本年輕一代的心態，2004年，日本大學生就業率僅為56%，BBC的紀錄片《Sexless in Japan》里，日本18到34歲的年輕男性中處男率高達43%，另外有64%的人是單身狗。《低欲望社會》的作者大前研一直截了當的把平成時代的年輕人定義為：“物欲和發跡欲喪失的世代”。

雖然沒有“打工人”這樣的神來之筆，但日本人民創造了一個更加扎心的詞匯——“過勞死（Karoshi）”，與之對應的還有“過勞自殺（Karōjisatsu）”等靈魂詞匯。從1990年到2007年，日本民間組織“Karoshi熱線網絡”每年都會接到400多個求助電話。

更多人的選擇是徹底躺平，2016年的日劇《逃避可恥但有用》在中日韓同時大熱，完美詮釋了“奮斗不一定成功，不奮斗一定很爽”的人生哲理。

漢江奇跡：流水的總統，鐵打的財閥

相比日本人嘴上過勞死實際在躺平，韓國人民一直以東亞地獄模式NO.1著稱。在韓國，也有一個專門的詞匯“Gwarosa”（???）來形容本國的內卷現狀，韓國人年均工作時長一度達到3000小時，足以讓當今國內的福報人汗顏。

2011年11月，韓國一位18歲考生捅死了自己的母親，在房間藏尸8個月，舉國嘩然。后來的調查結果也讓人唏噓不已：在全國70萬考生參加的模考中，該考生排名4000左右，他向母親慌稱自己排在62名。沒想到母親并不滿意，并勒令他下次必須考第一名。由于擔心母親去學校核查成績，考生痛下殺手。

在韓國，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三所頂級高校被稱為SKY，踏入SKY，就意味著更好的工作機會、人脈資源甚至是婚戀對象。與之對應，三星每年大約會吸引10萬人來應招，但錄取率只有5%。光是三星面試培訓，在韓國就是門大生意。

韓國駐華大使張夏成曾經寫過一本書，名字叫《韓國式資本主義》，但比書名更刺激的是副標題——韓國民眾的吶喊：韓國經濟發展與我們無關，究竟誰成為受益者？就差直接把“財閥”兩個字懟在后面了。

縱觀韓國經濟史，會發現如今有如過街老鼠的財閥，其實是韓國走向漢江奇跡，躋身亞洲四小龍的重要功臣。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韓國財閥的最大特點，便是與青瓦臺總統府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

韓國國父李承晚與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的父親是故交，樸正熙與現代集團的創始人鄭周永私交甚篤，剛進監獄的李明博，上臺前在現代集團工作了27年。1976年，樸正熙把連續虧損37年的韓國機械交給了金宇中的大宇集團，而金宇中的父親恰好是樸正熙的恩師。

裙帶關系成了漢江奇跡的底色，依靠政變上臺的樸正熙長期勒令銀行向財閥發放低息甚至負利率貸款，誰不聽話誰坐牢。拿了貸款的財閥必須擴大生產，完成政府規定的出口任務，否則貸款就會減少。在這種模式下，整個國家變成了一臺出口創匯機器。

上世紀60到70年代，韓國年均出口復合增速高達45%。一方面，政府需要財閥帶動經濟，但另一方面，財閥也得聽從政府號令——現代集團的鄭周永本不想涉足造船業，但樸正熙笑里藏刀的一句“如果你只是想做些簡單的事，我會表示理解”，嚇得鄭周永直接飛到歐洲找投資。

全斗煥上臺后，打著幫助昂山恐怖事件死者家屬的旗號，號令財閥捐款。現代和三星都出了15億韓元，第七大財閥釜山國際只捐了5億。之后的一次晚宴上，從釜山趕來的會長因大雪遲到，全斗煥拍案離席，隨即宣布不再向其提供貸款，數周后，釜山國際因資不抵債宣布破產。

在威權政府的主導下，韓國成為了東亞模式的樣板工程。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也被視為“讓世界認識韓國”的絕佳機會。申辦階段，輿論幾乎一邊倒的站隊名古屋，后來舉辦權塵埃落定，時任韓國體育部部長李世基難掩自豪：“超級大國沒有做到的，一個發展中國家做到了，這是多么長國人志氣的事！”

伴隨奧運會的舉辦，韓國人對未來的信心與憧憬也到達了巔峰。BBC一檔紀錄片中，一位受訪者放出豪言：在20世紀末，每個韓國人都能過上和英國中產階級一樣的生活。但事實是，20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徹底摧毀了這幅欣欣向榮的藍圖。

由于政府長期為財閥提供隱性擔保，財閥往往只看規模和市占率，不及風險的盲目擴張，如果說三星跨界造車還算可以理解，那么汽車大王起亞搞起家政服務，就難免有些匪夷所思了。這些騷操作的結果，就是居高不下的負債率。

1995年，韓國前30家財閥平均負債率高達428%，而這些債務大多都是外幣。到1997年，韓國外債高達2000億美元，其中短期債務就超過1000億美元，而外匯儲備卻只有300億美元。

當東南亞的危機蔓延到韓國，崩潰變成了時間問題。韓國人民排隊捐金一時成為佳話，但以喪失經濟主導權為代價換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550億美元貸款，也被韓國媒體拎出來，與朝鮮半島淪為殖民地的“國恥日”做對比。

1998年，韓國每個月就有3000家企業倒閉，每天都有4200人失去工作，失業率一度飆升至7%。危機過境，韓國人民損失慘重，而失去了威權政府作為制衡，受了輕傷的大財閥卷土重來，進一步改變了韓國的經濟結構。 在那本《韓國式資本主義》中，張夏成這樣描述財閥與小企業的關系：韓國的中小企業與大財閥的關系不是競爭關系，而是在現有的韓國經濟結構下，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大企業的轉包企業。他還援引了這樣兩個數據對比：美國財富排名前100的富人中，70%是當代創業者，而韓國75%的富人都是繼承家業。

如今的韓國，前十大財閥貢獻了超過80%的GDP，卻只提供了5%的就業。而躋身十大財閥的先決條件，便是進入SKY級別的名校。去年，還原韓國家庭對高考絕望性投入的電視劇《SKY Castle》在韓國大火，最后一集的大結局在韓國狂攬23.8%的收視率，擊敗《請回答1988》創下歷史新高。

延世大學社會學專業出身的奉俊昊，用一部《寄生蟲》把韓國人民的貧富差距展現得淋漓盡致：富人住山頂配有落地窗的別墅，窮人只能蹲在半地下室，窗戶還會沾上流浪漢的尿漬。《紐約時報》對這部電影的評價是“嚴肅、厚重、優雅”。

有意思的是，《寄生蟲》折桂奧斯卡最佳影片，發表獲獎感言的卻不是導演奉俊昊，而是一位身材不高、略微發福、頂著一頭紅發的女子。她在眾人的歡呼聲中來到麥克風前，用一口流利的英文贊美了奉俊昊，感謝了支持電影的影迷，以及她的弟弟。

這個女人名叫李美敬，是《寄生蟲》背后的投資方CJ集團的副總裁，她的弟弟叫李在閑，是CJ集團的CEO，姐弟倆聯手掌控著價值41億美元的娛樂帝國。他們是三星創始人李秉喆的孫子和孫女。

彼岸彼時：誰偷走了臺灣的薪水

一個人的成功，需要考慮歷史的進程，但一個人的落寞，有時也是歷史的進程。

生于1965年的日本作家金子由紀子，在《不被理想束縛的生活》一書中這樣描繪：“我們的青春留在了昭和中后期的日本，那是一個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年代。日本經濟在那個年代一路向上，人口增加，都市擴大，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

也正如野口悠紀雄當年對歐洲“黃金時代”的調笑，在經濟蒸蒸日上、處處高樓平地起的年代里，人們沒有理由去想象未來的生活會比當下更糟糕。而當經濟增長放緩，貧富差距拉大，“充滿希望的未來”成為了奢侈品，打工人應運而生。

2016年，TVBS拍了一部名為《誰偷走了臺灣薪水》的紀錄片，片中同為企劃崗位的父女二人，父親30歲時就拿到了3萬8新臺幣的薪水，三十年過去，30歲的女兒月薪是3萬9新臺幣，漲勢喜人。而當輿論批評這一代人“不敢吃苦”時，女兒的話一針見血：“恐怕是我們連吃苦的機會都沒有吧”。

在“東亞模式”的語境下，東亞經濟體高度依賴出口貿易，受經濟危機的沖擊也更為嚴重，隨之產生的，是更加懸殊的心理落差。

臺灣的經濟騰飛與日本非常類似：從60年代的紡織工業、70年代的化工業“十大建設”，到80年代以臺積電為代表的高新科技產業，在“勞動-資本-技術”的無縫銜接中，臺灣經濟在這三十年里刷出了平均高達9.4%的增速，島內建設一派火熱。

《廣場協議》簽訂后，臺幣也邁入瘋狂升值階段，1987年的外匯管制放開進一步推波助瀾，大筆熱錢奔向股市與樓市。

80年代的尾聲，臺灣股市上演了一出5年25倍的指數狂飆，狂熱時期，寺院僧人都忍不住染指凡塵，開始炒股，“勞動保險署”、“公共住房署”這些政府部門，更是到了下午股市收盤才開始辦公。

伴隨股市長牛，臺北房價也刷出了一波4年5倍的矚目行情，1989年6月，臺北民眾發起了抗議高房價的“無殼蝸牛”游行活動，超過5萬人傾巢出動，出現了萬人夜宿忠孝東路的壯觀景象。

1990年，出于日本經濟崩盤、臺幣停止升值、海灣戰爭等外部原因，加之最大地下錢莊鴻源的倒閉，內憂外患下臺灣股市傾瀉而下，上演了一場8個月跌去1萬點的行為藝術。但臺灣經濟卻在1992年殺了個回馬槍，人均GDP破一萬美元，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真正改變臺灣經濟的，則是兩次金融危機：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重倉亞洲的臺灣全年貿易總額降幅達到8.9%，是過去40年里最嚴重的貿易衰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再度重擊臺灣，曾經輝煌無比的DRAM和面板兩大“兩兆”產業接連受挫。

隨著大陸密集出臺液晶面板行業扶持政策，并調動上千億的資金押注京東方，臺資面板廠如今已徹底淪為三流。而在DRAM領域，美韓的三星、海力士、鎂光，合計占據市場近95%的份額，幾乎已經沒有臺灣企業什么事了。金融危機后，經濟的蛋糕非但沒做大，反而還被切走了好幾塊。

2012年，臺灣《30》雜志發布了一組調查數據，臺灣30歲左右的年輕人中，占比首位的人生理想，是當小店店長。

“小確幸”自然也是一種精彩的活法，臺灣的購買力平價（即PPP）位居四小龍之首，高達5.7萬美元。23800新臺幣（約5500元人民幣）的基本薪酬，加之長期處于低位的通脹水平，使得島內服務業價格非常低廉。大陸游客的各種游記里，“臺灣物價低”幾乎是共識。

但如果縱觀整個臺灣經濟，會發現“小確幸”的基礎，實際上是重工業與科技企業打下的基業，能夠給社會持續提供稅收、福利和就業。但隨著臺灣在面板、手機等優勢行業挨個被擊敗，互聯網和新能源等新興行業里的全面缺位，“小確幸”能夠維持多久，要打一個問號。

而在生育率新低、資產泡沫、貧富差距等諸多議題中，寶島也幾乎一個沒落下。2018年，臺灣地區以1.13的生育率坐穩東亞墊底。而在人口密度只有東京和首爾一半的臺北，房價收入比卻達到32.23，超過首爾的20.67和東京的13.39。也難怪臺灣名嘴在節目里熱議：明星只有在大陸拍戲，才能回臺灣買豪宅。

早在2010年，臺當局為了鼓勵大家生育，決定用一百萬新臺幣獎金征集一條宣傳標語，最終獲獎的是一句“孩子，是我們最好的傳家寶”。大獎得主是當時32歲的臺中市單身女子張芝菁，接受《聯合報》采訪談及獲獎感受，張芝菁說，“我不敢生孩子，怕養不起。”

在臺灣，經歷過經濟高速增長、年齡60歲往上的居民往往被稱作“銀世代”，而成長于經濟增速放緩時期的年輕人則被叫做“悶世代”。2009年，“銀世代”的代表人物郭臺銘痛批“悶世代”后生缺乏奮斗精神：“臺灣有很多年輕人，以開咖啡廳為滿足，這樣的想法有些不可思議。”

8年之后，在國務院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上，郭臺銘居然調轉槍口，痛批大陸的大學生“沒有實干精神，不愿意進工廠、上流水線”。那會兒的富士康正被大陸日益上漲的勞動力成本所困擾。演講結束后，郭董問了在場的工信部部長苗玗一個靈魂問題：

“苗部長，請問有什么政策可以讓大學生下工廠？”

此岸此刻：東亞模式的宿命

20世紀80年代，西方世界對東亞經濟騰飛的解讀仍以新自由主義為底色，日本政府對此頗有微詞。作為世界銀行第二大股東，日本豪擲120萬美元，請世行專家研究日本模式成功的原因。

1993年，世行出版了針對東亞后發經濟體的研究報告，研究對象涵蓋日本在內的八個國家和地區，報告標題叫《東亞奇跡》，算是扭扭捏捏的承認了“政府主導經濟轉型”的益處。

報告發表一年后，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在《外交雜志》上潑了一盆冷水，稱日本并非“經濟奇跡的典型”，而亞洲四小虎更是“紙老虎”，與50年代的蘇聯無異。

"亞洲的繁榮是高投入創造的數量增長，而非效率提升，建立于浮沙之上，遲早會幻滅。"

1997年，亞洲用一場劇烈的危機和灰飛煙滅的財富驗證了克魯格曼的預言，世界銀行適時出版了一份新報告，題為《東亞奇跡的反思》。克魯格曼則再度出擊，稱亞洲的增長“主要來自汗水，而非靈感。”

世界銀行曾總結過東亞奇跡的共性——強勢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出口導向型的外向經濟發展戰略；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方式；儒家文化為特征的社會文化；發揮后發優勢，實現高速經濟增長。而縱觀東亞幾個主要經濟體，會發現它們大多都有兩個明顯的“經濟增速換擋”。

戰后百廢待興、經濟高速增長時，全體民眾享受了收入的上升、低廉的資產價格、日新月異的基建和節節高升的國際地位。而每一次的增速換擋，往往都意味著無可避免的資產泡沫、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和難以提振的生育率。在這種背景下，“打工人”橫空出世。

一代人享受發展的紅利，一代人承受換擋的陣痛。前一代人的汗水換來了奇跡與財富，后一代人的勤勞卻沒有同等的價值，這也許是“東亞模式”的一種宿命。

1994年，克魯格曼在研究日本經濟時曾夸過中國，稱“中國只要生產率水平達到西方的一部分，就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強國”。他樂觀的預計，到2010年，中國的GDP將達到美國的82％。表面上看，中國的千禧一代（1985年～1995年出生的人）將充分受益

福利房、鐵飯碗、包分配，是千禧一代依稀的記憶，而筒子樓、蜂窩煤、玉米面也只是父母飯桌上的談資。2003年楊利偉在太空展示的中國國旗；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踏夜前行的禮花大腳印；2012年報道中國對全球經濟貢獻率超30%的新聞聯播，這是千禧一代的集體回憶。

當他們走向社會，迎接他們的有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煥然一新的城市建設、日益提高的國際地位以及大量“即時滿足”的互聯網服務；但也有望而生畏的房價、全面蔓延的財富焦慮、資本家的有毒雞湯、先富人群的凡爾賽式炫耀，以及996和福報的無奈戲謔。

所以所謂的“打工人”，不過是在收入增長難以匹配資產價格漲幅之下，工薪階層的一種無力自嘲罷了。

尾聲：想做廢物而不得的時代

今年10月，人類學家項飆接受專訪時談及今年的熱門詞匯“內卷”，指出：“現在內卷的一個很重要的機制，就是沒有退出的機制，不允許你退出。”

項飆進一步解釋道：“所謂內卷性，不僅僅是說競爭激烈不激烈的問題，而是說白競爭，明明知道最后的收獲也沒有什么，大家還是要競爭……如果你退出競爭的話，你有道德壓力”，“因為整個社會的穩定，整個社會的所謂發達都是靠這種白熱化的競爭維系起來的。”

一個健康的社會，自然應該鼓勵努力、勤奮、拼搏的品質。但一個包容的社會，是否也應當允許一個人選擇平凡、平庸甚至看起來碌碌無為的一生？

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2003年，西安長安區文科狀元、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生陸步軒擺攤豬肉，引起軒然大波。等到11年后陸步軒靠賣豬肉身價過億了，才敢回到學校演講，但面對學弟學妹們他還是像在批斗大會上做檢討：“我給母校丟了臉、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

15年后，陸步軒的北大學妹李雪琴回應網友：“念了北大，就不能當廢物了嗎？”這似乎讓人看到了一絲“多元化”的希望。但坦白講這種話聽聽就得了，不信你上網查查李雪琴的旗下公司，或者看看李雪琴的直播賣貨，就知道這種話用東北話來形容就是：可拉倒吧。

魯迅先生曾將中國歷史分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按照這種角度，以后年輕人應該會被分為“有資格做廢物的人”和“想做廢物而不得的人”。

對于后者，“打工人”就是我們的宿命，早點想清楚去搬磚，就能早點兒還得清這個月的花唄。

烽巢網注：本文來源于微信公眾號遠川研究所（ID：caijingyanjiu），作者 ：余佩穎、周哲浩、李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