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年第一大瓜空降，“熱搜女王”鄭爽引爆微博。

1月18日，鄭爽前男友張恒發布微博，澄清近期遭遇的詐騙、借高利貸、逃避債款、攜款潛逃至美國等一系列謠言，同時表示因為需要“照顧并保護兩個年幼無辜的小生命”，目前滯留美國。緊隨其后，兩張出生證明和一段錄音被曝光，鄭爽代孕和棄養的嫌疑看似板上釘釘。

而經過一天的輿論發酵，鄭爽一方才姍姍來遲，做出回應，稱“自己沒有違背國家的指示，在境外更是尊重一切的法律法規”。但是，這種含糊其辭的說法顯然不可能讓輿論平息。

鄭爽之事，已經不是簡單的流量明星人設崩塌，而是觸及到代孕這一敏感話題。在我國，代孕被明令禁止，近些年來這一灰色產業鏈上浮現的諸多亂象以及代孕本身倫理上的爭議加劇，更是逐漸揭露了代孕女性被充當生產工具的殘酷現狀。

而提及代孕，總是逃不開泰國、印度、烏克蘭這三大代孕“天堂”。

代孕天堂背后三個國家的“生意經”

2013年，BBC曾深入印度數月，跟蹤拍攝了一部紀錄片《代孕者》。在紀錄片中，印度最大的代孕醫院早在1999年就開始做試管嬰兒，院長帕特爾在采訪中毫不避諱，她稱，“女人們提供子宮，客戶支付報酬，這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工作崗位都沒有區別”。

這是女性地位在印度的真實寫照，盡管印度在2015年已經宣布禁止商業代孕，可這一產業仍是很多印度家庭及當地政府割舍不下的一塊“蜜糖”。

有統計稱，全球代孕行業總產值在2012年已達到60億美元，這其中“世界子宮”印度、“歐洲子宮”烏克蘭以及曾經的“亞洲子宮”泰國，以犧牲本地女性的生育權和人格尊嚴，供來自世界各地有代孕需求的“客戶”挑選，這一條龐大產業鏈上產生的利潤，養活的不只是貧困的家庭，還有貧困的國家。

在過去數十年間，印度培養了大量受過西方醫學教育的專業人士，加之較低的醫療消費水平和明顯的法律空白，印度很快成為全球最大的代孕國家之一。2012年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曾指出，在印度大約有3000家機構從事商業代孕相關的活動。

隨著代孕之風在印度迅速流行，僅2014年一年，跨國代孕產業為印度帶來了二十多億美元的財政收入。

2014年泰國商業代孕的發展也達到一個高潮，《曼谷郵報》2014年８月報道，商業代孕每年給泰國帶來４０億泰銖（約合８億元人民幣）的產值。據悉，泰國的商業代孕機構大部分都是外國人開辦的，他們表面上是做嬰兒用品銷售的，但暗地里卻從事商業代孕服務。他們掠取了客戶給的大部分費用，代孕媽媽拿到的酬勞其實還不到1/3。

不過，好在受“甘米事件”和“卡門案”的影響，泰國為防止整個國家淪為“世界的子宮”，決心全面禁止商業代孕。只是，代孕在印度、泰國從合法變為違法，烏克蘭卻成了下一個轉移陣地。

疫情期間，國外社交網站一段視頻顯示，近50名代孕嬰兒被困在烏克蘭。該視頻由基輔一家自稱“人類繁殖中心”的診所網站（Biotexcom）分享，這家網站的負責人因拐賣兒童和逃稅指控被軟禁，可Biotexcom依舊在正常運行。

據外媒報道，烏克蘭官員們都不想斷掉代孕這個“蓬勃發展”的財路。

一個國家對代孕的縱容，造成了代孕灰色產業鏈上無法遏制的亂象，而在這些被犧牲的女性群體背后，愈加暴露出一個貧困國家在發達國家面前難以改變的弱勢和低下，他們只能出賣自己的人權去迎合富人們的需求。

經濟問題的“鍋”，女性來背？

2015年，印度一紙禁令廢除了存在十多年之久的允許商業代孕法令，然而在某些地區卻發生了抗議，這些人口口聲聲表示，如果禁止代孕，當地女人或許會“從事更艱巨的行業”，這里則暗指性服務業。

男女地位的嚴重不平衡以及家庭本身過重的養育負擔，是代孕一開始就蔓延在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在代孕的相關研究里，第一次代孕時，診所會著重說服丈夫代孕是“貞潔”的，一旦丈夫接受了這點，就不會反對妻子代孕，而且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丈夫反對妻子二次代孕，他們會坦然拿著代孕的錢去補貼家用。

但2015年以后，代孕需求迅速轉移到烏克蘭，而且疫情期間，一直以來明確禁止商業代孕的紐約州，忽然通過了商業代孕合法化的法案。有媒體披露，這可能是看中了商業代孕背后龐大的商業利潤，來彌補紐約州在這次疫情下損失的100億美元稅收。

所以說，代孕猖獗，根源仍是在于國家經濟。

近些年，隨著各大互聯網科技公司紛紛掘金印度，印度會成為下一個中國的說法也開始甚囂塵上，可是印度互聯網經濟的發展似乎并沒有給底層群體的生活帶來飛躍的提升。資料顯示，在印度，1%最富的人擁有全國財富的一半以上，5%最富的印度人擁有全國財富的68.6%，10%最富的人擁有全國財富的76.3%，全國一半以上的窮人僅擁有全國財富的4.1%。

在市場人員和一部分咨詢師眼中，印度的中產階級幾乎不存在，而這正是這個國家貧富差距長期得不到改善的一個最直觀表現。所以，階層固化下低收入者依舊很窮，更不會給女性群體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

在歐洲，烏克蘭的經濟問題更具代表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襲來，烏克蘭未能幸免于難，自此后國家經濟一落千丈。根據2018年全球各國人均GDP和收入排名統計，烏克蘭以人均2963美元居世界第128位（在菲律賓與老撾之間）、歐洲倒數第一。據悉，烏克蘭首都基輔人均月工資4700-7700格里夫納（約167-275美元），約合人民幣1200-1900元左右。

對烏克蘭的女性來講，一次代孕可以拿到2萬美元左右，相當于她們平時工資的十幾倍。

一位代孕媽媽表示，“在烏克蘭很難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而我想翻新房屋，并要為我兒子支付昂貴的大學學費”。

法律禁止不了代孕灰產？

關于代孕是否合法化的問題，其實有一部分支持者，他們認為代孕既然不能消失，那不如讓黑市交易變成臺面上的事情。

比如參考美國各州，要成為代孕母親需要整個家庭經過專業機構的背景調查，凡是靠政府低保救濟或是有過破產記錄的代孕母親，都不能通過調查，這幾乎可以排除為了錢想要去代孕的大多數人。而且，這也使得代孕母親和準家長的關系是平等的，準家長對想要合作的代母有要求，代母也對自己想要合作的準家長有要求。

然而這種關系構建的前提是代孕母親所獲得的報酬，其實并不比人平均年薪多很多。

但其他國家遠沒有這種實力。我們看到，在烏克蘭，代孕一直合法化，可烏克蘭的商業代孕有三分之二的診所都是非法經營的；而印度頒布禁令已有5年，成效甚微，它依舊是“世界嬰兒工廠”，城市里隨處可見代孕廣告，各種正規、不正規的代孕公司遍地開花。

這說明無論是合法化還是不合法化，都無法解決代孕行業盤剝及物化女性，或生育環境過差等難題。

而且這其中還有理念上的差別，在美國一些代孕合法化的州里，代孕機構的工作人員希望客戶與代孕母親之間建立一種個人關系，而在泰國、印度等其他國家，代孕早就成為一種純粹的商業交易。所以，前者的客戶并不避諱代孕這一事實，后者的客戶則對代孕生子嚴格保密，甚至會謊稱自己是懷孕生子。

雖然法律禁止不了代孕，但可以在代孕弱勢群體發生意外情況時給予一定程度的保護。

2008年，一對購買代孕服務的日本夫妻在小孩誕生之前離婚，導致一名由印度代母產下的小孩遭到遺棄。當時，離婚的日本男子想要孩子，但根據印度法律，單身人士不能收養小孩，印度代母自然也不愿意承擔撫養責任。后來，日本政府以人道主義理由向孩子發放了一年簽證后，問題才得到了解決。

無論代孕在一個國家合法與否，優先考慮兒童權益，應該可以盡量避免兒童被遺棄的事件發生。

代孕之于我國也是一個難題，盡管國內明令禁止，可我國依舊是代孕產業中的最大“消費國”之一。鄭爽代孕繼而棄養被做實，或許只是國內代孕群體的一個縮影，他們的不以為然和助紂為虐，將會讓這一不公正行為永遠無法杜絕。

而一個貧困國家被發達國家充當“生產”工廠的剝削地位，也難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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