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1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全國人口共141178萬人，與2010年的133972萬人相比，增加了7206萬人，增長5.38%；年平均增長率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0.57%下降0.04個百分點。過去十年人口保持低速增長態勢，但增速逐漸下降，引發人口焦慮。

近年出生人口數據顯示：2017年1723萬，同比下降63萬；2018年1523萬，同比下降200萬；2019年1465萬，同比下降57萬。一邊是出生人口逐漸下降，一邊是死亡人數的持續上升，2019年接近1000萬，尤其是建國后嬰兒潮一代人迅速凋零，日漸逼近人口拐點（這里指人口負增長）。

出生人口為何下滑？人口拐點為何提前到來？如何應對生育問題和教育焦慮？

人口拐點

進入近代社會以來，全球人口規模持續增長，但人口出生率經歷了短暫暴漲后持續下跌。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逼近“人口懸崖”，迎來人口拐點。

這是一個正?，F象嗎？

生育是一個極為復雜的行為。首先，生育以家庭為單位，生孩子靠夫妻雙方，國家、政府和企業都使不上力。其次，生育是一種生理行為，受限于男女資源的有效配置。最后，生育還是家庭及婚姻制度下的代際活動，關系到代際繁衍、基因延續及財富傳承，超出了個人的生命周期與預期。

但是，我們可以將生育行為理解為經濟行為，這有利于我們認識生育的本質與規律。所謂經濟行為，就是每個人、每個家庭生育，都會考慮邊際成本與邊際效用。比如，是否生二胎，我們可能會考慮二胎帶來的經濟負擔，是否造成母親職業競爭力下降以及身材受損，是否加重老人帶孩子的艱辛。這些都是成本因素。當然，我們也可能會考慮，多個孩子給這個家庭帶來哪些快樂，給大寶多一個陪伴，給老去的自己多一個保障。這些屬于效用因素。

人是在邊際上做選擇，生育也是在邊際上做選擇。具體來說，人（家庭）是在生育數量和生育質量上做邊際選擇。比如，你有一筆儲蓄，考慮用于生二胎多撫養一個小孩，還是投入到大孩的教育中。

進入近代社會以來，一個明顯的趨勢是：人們傾向于減少生育數量，提升生育質量。于是，人口生育率持續下降，人口素質則不斷提升。為什么？根本上來說是個人（家庭）基于邊際成本與邊際效用的考量。

在牛頓尚未降臨之前的古代社會，經濟長期停滯，技術落后，出生嬰兒的死亡率高，成材率極低。人們會考慮增加生育數量，以抵御高死亡率的風險。以前的家庭生得多，但不太關注小孩的教育（成材率低），到了一定年齡，就讓小孩去干活賺錢。小孩多可以增加家庭收入，給養老提供更多的保障。

但是進入近代社會后，自由市場、醫療技術及公共教育的提升，大大降低了出生嬰兒的死亡率，也提高了成材率。最開始，很多家庭還延續生育慣性，維持著高生育率，但是死亡率的下降推高了新增人口。剛邁入近代社會的國家容易出現一波嬰兒潮。

經過一段時間，人們開始反應過來了，死亡率下降了，不需要生育太多，逐漸減少生育率。同時，隨著成材率的提升，家庭將更多的儲蓄投入到現有孩子的教育上，而不是增加生育數量。

所以，伴隨著自由市場、醫療技術及公共教育的提升，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人口質量持續增加。但是，需要注意兩點：

第一，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但并不意味著出生率會下降到零，人口一定會出現負增長，一定會走向消亡。

因為人（家庭）是在生育數量和生育質量上做邊際選擇。如果多生育一個孩子的成本下降、效用提升，出生率也會上漲。比如，過幾年你的家庭收入提高，孩子母親可以辭職做全職媽媽，然后選擇生二胎。又如，法國政府最近十多年來著力降低家庭生育成本，生育率持續上升。目前，英美法的人口還是正增長，人口拐點也沒到來。

第二，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人口懸崖一般不會突然到來。因為減少生育數量的邊際效用，需要由生育質量（孩子教育）的提升來彌補。而教育是一項長周期的投資，如果沒有足夠的家庭儲蓄或者公共教育不足，家庭不會迅速減少生育數量而全情投入小孩教育。

比如，英國、法國、美國的總和生育率下降，經過了上百年的漫長周期。從全球范圍來看，人口的總和出生率從之前的6左右快速下降到3左右，然后進入一個相對緩慢的下降過程。到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隨著避孕套的普及，生育自由再次得到解放，歐美生育率快速下降，然后穩定在1.7左右。整體來看，從1950到2019年，全球總和生育率從4.97降至2.27附近。

以上分析的是人口數量自然演變過程，接下來我們要重點關注的是：什么力量加速了人口數量減少，制造了人口懸崖？人口拐點為何提前到來？這是我們研究人口問題的重中之重。

生育是人在邊際上做選擇，這個前提是人的選擇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外力限制的。而人口數量加速下滑和人口懸崖的出現，說明這一前提被改變，生育行為被扭曲。排除戰爭、瘟疫等因素外，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國際技術遷移與生育政策干擾。

上述我們講到，英法美國家的總和生育率下降是一個漫長的平滑過程，沒有出現人口懸崖。

為什么？因為英法美一直是近代技術的探索者以及經濟的領頭羊，這些國家的自由市場是平滑的，經濟及家庭收入的增長、醫療技術的進步以及公共用品的投入，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因此，這些國家的人口，從出生率下降到人口質量的提升，是一個相對平滑的邊際替代過程。

但是，新興國家則不同。二戰后，歐美國家積累的200多年的工業技術迅速轉移到新興國家，經濟水平、家庭收入、醫療技術、公共教育在短短幾十年內徹底被改變。這對人口增長造成一個巨大的脈沖。很多家庭還沒反應過來，維持著高出生率慣性，而出生嬰兒死亡率又迅速下降，出現了一波巨大的嬰兒潮。比如，日本、中國、韓國以及眾多亞洲國家都在二戰后幾十年內出現了嬰兒潮。當然，歐美國家也出現嬰兒潮。它們的共同因素是戰后和平和軍人復員，不同點是國際資本與技術轉移的紅利沖擊了亞洲國家的出生人口。

當時，不少亞洲國家開始實施限制生育政策，比如日本、新加坡、中國都在嬰兒潮后期開始限制生育。限制生育政策進一步改變了生育的自由選擇，改變了生育的平滑度，導致了數量上的“人口懸崖”。

人口懸崖是指在某個階段新增人口數量突然暴跌，死亡人數突然大規模增加，立即進入人口拐點，人口負增長迅速擴大。

為什么？生育限制時期的嬰兒出生率低，不少是獨生子女，這批人的基數不足，成年后生育規模自然減少。同時，獨生子女撫養老人的壓力無法分攤，提高了他們生育的成本，進一步打擊了生育率。另外，原來嬰兒潮這群人逐漸老去，死亡人口迅速增加。二戰后，亞洲新興國家的人口增長率都不平滑，人口出生率突然滑坡，人口死亡率迅速上漲，人口拐點提前到來。

結果是，與英法美的人口數量平滑過渡相比，日本、中國、韓國的新增人口先暴漲后暴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滑。目前，人口總和出生率，韓國是1.3，日本是1.4，新加坡是1.26，均低于法國的1.9、美國的1.8和英國的1.8。

從暴漲到暴跌經歷的周期非常短，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要遠遠快于英法美。比如，日本的人口總和出生率從70年代開始下降，進入90年代后迅速下滑，如今跌到英法美之下。日本政府意識到問題，在人口總和出生率1.6以上就取消了生育限制。

二是房價高企與公共資源不足。

最近十多年，房價高企，增加了結婚成本，推遲了生育年齡。房價高企和學位房捆綁，增加了生育成本和教育成本，抑制了生育。

如今，房貸是中國家庭的第一債務來源。房貸透支了上一代的養老金、這一代的家庭儲蓄以及下一代的消費及教育支出。在深圳，多生一個孩子，兩房換三房，購房成本需要多增加一兩百萬，租房成本增加一兩千。

如果算上學位房，中國的教育投入是全世界最高的。學位房的實質是公共教育資源不足以及不均衡，更多的家庭去爭搶稀缺的優質的學校。但是，很多家庭無力支付學位房以及公共教育不足帶來的教育費用，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生育。

如今進入生育年齡的年輕人，不少是獨生子女（獨生子女約1.8億），他們上擔負著的父母的養老，自己還要承受高昂的房價和高壓的工作，下要承擔小孩高昂的教育費用，根本無力多生育。

以上兩大因素扭曲了家庭的生育選擇，導致中國出生率下滑，人口懸崖陡峭。中國人口總和出生率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這個數據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以上，低于發達經濟體的1.7，低于英法美，與日本、德國相當。

中國嬰兒潮在1952年到1977年，除去中間三年，年均人口增長規模都在2100萬以上。這群人的年齡逐漸靠近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77歲），預計未來死亡率會較大幅度增加。低迷的出生率和較高的死亡率，將加速人口拐點的到來。

替代效應

人口拐點提前到何時？

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7）》對人口規模有9個預測方案，基于不同假設預測的中國人口峰值最早在2021年，最晚在2044年，其中有7個方案預測的峰值在2032年及以前。

如今，人口出生率快速下滑，人口拐點的時間往前推移。社科院的預測是，如果中國總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負增長將提前到2027年出現。

糾結于未來三年還是五年，意義已經不大，根據上述分析可以推斷：不斷高漲的房價、公共資源（學校與保障房）不足及不均衡等，正在扭曲生育行為，改變人口曲線，制造人口懸崖，拉近人口拐點。

有人認為，人口增長率下降是全球性問題。有些國家快一些，有些國家慢一些，中國的人口拐點只是比一些國家來得早一些，不必要過度焦慮。

其實不是，這只是表面現象。上述我們分析了，全球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種趨勢，但是需要區分原因——自然的邊際替代還是非自然下滑：

如果人（家庭）是在邊際上自由選擇的，那么人口出生率下降會產生替代效應，即人口素質的增加。當家庭收入低時，父母選擇少投入教育，多生幾個孩子。當家庭收入增加時，父母選擇少生育，多投資孩子的教育。這會導致一個比較良性的邊際替代：家庭在孩子教育提升獲得的效用彌補了少生育的效用損失；國家在人力資本獲得的改進彌補了人口數量減少的損失；經濟從數量型增長轉變為效率型增長（技術與知識創新）。

英國、美國、法國是人口自然過度的典型代表，它們在人口數量和人口質量形成了比較良性的邊際替代。排除移民因素，英美法不僅人口增速下滑沒有亞洲新興國家嚴重，還贏得了人口素質的提升。

日本、德國、新加坡和韓國在人口的邊際替代上僅次于英美法。日本人口增速在泡沫危機后下滑嚴重，社會快速躍進深度老齡化。好在日本在危機后實施了一系列改革，大規模投入教育與科研，人口增速雖沒提升，但科技進入全球頂尖水平。德國的人口增速低迷，但其金融制度和房產制度一直抑制著房價和通脹，德國家庭可以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教育和技能上。

如果人（家庭）的生育選擇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擾和限制，那么人口的替代效應可能下降。結果是，人口數量快速下降，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但是人口質量沒有提升，技術競爭力不足，經濟增長緩慢。落實到家庭就是，孩子生得少，獨苗沒養好。

比如，普通家庭在深圳購買一套兩居室的學位房，8萬一平，一共500萬。三成首付需要150萬，按15年按揭貸款計算，月供2.7萬。假如夫妻兩人加起來月收入4萬（可批貸），每月家庭開支只有1.3萬。假設首付款不需要借錢，由家庭儲蓄支付。如果加上帶孩子的父母其一，這1.3萬包括一家四五口的生活開支、孩子的教育費用以及父母的養老。這在深圳是相當緊張的。

這樣的結果是：一、不敢生二胎，第二個孩子出生后要換三房（經濟條件不允許），母親工作可能受影響，家庭開支不夠；二、孩子的教育投入不足。為什么？在深圳，8萬一平的學位房對應的學校教育水平也就一般，參考深圳南山深圳灣學校的中考成績（學位房20萬一平）。每個月家庭開支僅有1.3萬，對小孩的教育投資不足。父母一個月工資4萬，超出深圳的平均收入，工作壓力偏大，對孩子教育時間投入有限。

這個家庭狀況還算不錯，家庭收入不低，父母健康可帶小孩，但結果也是令人擔心。

問題出在哪兒？

核心就在房價太高。高房價（學位房）既抑制了生育，又打擊了教育；既抑制了消費，還打擊了養老。

這好比，一個工廠主手上有1000萬，可以選擇買入一批設備，擴大量產規模（利潤雖然低一些）；也可以選擇引進一些技術工程師，改進工藝，提高生產效率和利潤率。但是，這幾年，房租漲價迅猛，這1000萬全花在廠房租賃上了，既無能力擴大生產，又無能力提高技術。你說這家工廠有前途嗎？

央行學者研究稱，人口素質的提升不足以對人口數量下降形成替代。關鍵的問題是原因是什么？什么阻礙了替代效應？什么扭曲了家庭的生育選擇？什么打擊了家庭對教育的投入？這些才是需要我們重點關注的。比如教育存在各種問題，家庭對教育的投入很難轉化為有效的生產效率。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力資本提升對人口數量下降的替代。

如果替代效應不足，社會將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未富先老。

人口曲線不平滑在前期造成嬰兒潮脈沖，中期制造人口懸崖，到后期就是人口老齡化脈沖。這導致年齡上的人口結構問題，即老中青幼數量不匹配。

人口出生率曲線陡峭的背后是老齡化脈沖。英法美人口出生率下降周期長，其老齡化的周期也長。從老齡化到深度老齡化，法國用126年，英國用了46年。但是，出生率滑坡的國家，老齡化也在大躍進。日本用了24年，中國預計只需要20年。

要解決老齡化問題，要不保持較高的出生率，要不培養高素質人才。但是，人口曲線不平滑的結果是，既沒有足夠的勞動人口，也沒有一定的高素質人才，創造充分的財富，來滿足大規模的養老需求。

數據顯示，美國和日本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都在2萬美元以上。中國馬上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但是人均GDP不過1萬美元。這就是替代效應不足（高素質人才不足）催生的養老難題。

在“421”家庭中，未來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這一個孩子身上。但是，對孩子教育投入不足，成材率偏低，一個孩子以后可能需要承擔六個老人的撫養壓力。六個老人或許有養老金，但是需要孩子投入時間和精力撫養老人。隨著老齡化的加劇，這種家庭既沒有數量上的優勢，也沒有質量上的競爭力，唯有一堆生存壓力。

最后，這個家庭唯一的財富可能是一套犧牲三代人的儲蓄和消費換取而來的房產。但是，隨著人口數量下降，人口深度老齡化，房產價格也會下降，家庭唯一的財富可能所剩無幾。有人說，房價下降后，生育成本也就下降了，生育的意愿可能會增加。這是房價扭曲對生育扭曲的被動反應。

家庭羸弱

我在《家，會消失嗎？》一文中提出一個觀點：家庭組織的效率不足，導致不婚、離婚、少生、不生，最終引發人口危機。

現代社會，企業很有效率，個人也很有效率，社會組織也很有效率，但是個人、企業以及社會組織，只能創造財富，不能創造“人”。造人、育人，他們使不上力，還得看家庭看夫妻。家庭是唯一的人口產出部門，也是人口素質提升的關鍵部門。如今家庭沒有效率，出軌率高、離婚率高、單親家庭多、不婚不生族多，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資本的提升受阻。

家庭效率為什么不足？

家庭效率不足，有家庭組織及婚姻制度自身的問題。但是，我們需要關注的是，人為因素對家庭部門的打擊。

通常，家庭、企業、政府、社會組織都是相互競爭的，也是相互促進的關系。他們共同競爭資源，誰的資源配置效率高，誰就更有競爭優勢。在農耕時代，家庭是第一大生產單位。如今，企業是社會財富最大的創造者。家庭中的女性成員，如今越來越多進入企業組織。企業有助于家庭財富的增加，從而提高了家庭對教育的投入。

但是，企業也可能打擊家庭效率，對生育造成負面影響。比如，對勞動的保護不足，對女性的就業歧視，提高了家庭的生育成本，降低了生育意愿，減少了對孩子的陪伴時間。反過來，如果家庭部門長期無效率，也會影響企業的效率。這一代人加班加點，沒有時間生孩子和教育孩子，下一代勞動力數量和素質不足，企業失去長足發展的人力基礎。

所以，解決人口問題（人口出生率低迷、替代效應不足）關鍵看公共部門的制度以及公共用品的投入。

首先，需要解除限制性生育政策，讓生育權歸回家庭及個人。

有人指出，放開二胎后，人口出生率上漲了兩年，之后又下降了。所以，生育政策開不開放對人口出生沒有影響。其實，這是邏輯錯誤。上述分析，人口問題是怎么產生的？根本上說是人為干擾了家庭的自由生育權。開放生育是將生育權回歸自由，讓家庭的生育可以在邊際上自由選擇。開放二胎沒有提振生育率，主要是高房價抑制了出生率。如果全國房價下降一半，二胎出生率自然會上漲。即便不生二胎，家庭也可將更多的儲蓄投入到一孩的教育中。這就是家庭的自由選擇權。

其次，公共部門制定公平的制度，平衡企業與家庭之間的關系，讓個人在家庭與企業之間自由選擇。比如，加大公司解雇孕婦的成本，讓婦女可安心懷孕。又如，加大對加班過勞工作的管理，給打工人保留生育的體力和時間。

最后，也是我們需要關注的重點，公共部門需要加大以家庭為單位的公共資源投入。

過去，個人、政府以及整個社會，都將企業界定為效率部門，政府將大量的公共資源投入給企業，幫助企業提升效率。比如，機場、高速、高鐵、港口、產業園區等基礎設施建設，可以降低企業的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率。

企業產生效率，進而創造稅收，政府通過轉移支付建設公共福利。但是，企業創造稅收后，大量的財政又回到了基礎設施上，反復投入到企業相關的配套之中。這導致一個問題：家庭部門的公共用品嚴重不足。比如，公共教育、公共住房、公共醫療、失業保險、就業培訓、生育保險、生育補貼以及家庭個稅補貼。

我以五險一金為例。政府扶植企業，企業有效率雇傭更多員工，購買五險一金。五險一金給家庭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有兩個問題：

一是養老金不足。日本人均社保支出在過去15年內增加了50%，其中老齡化相關支出占比從1975年的33%提升到2015年的68%。日本政府財政中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保支出逐年增加，目前已占到國家財政支出預算的33.7%。中國的公共財政對養老金的傾斜力度還需加大，需要劃撥更多的國有資產填充社會基金。還有不少農村家庭沒有覆蓋到社保，這類家庭的養老負擔重，老年人健康狀況較差，年輕人無力投入更多的時間和儲蓄多生育，或提高孩子的教育。

二是五險一金的結構問題。在深圳戶籍員工的五險一金中，養老保險的比例最高為22%，但是生育保險只有0.5%（單位繳納），失業保險只有3%。這種結構對生育的扶持力度太差，生育保險不多，失業保險太低，領取太困難，抑制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另外，還有很多企業不繳納住房公積金，或繳納金額極少。如今高房價尤其是學位房對人口出生及教育提升構成打擊，但是住房公積金沒有起到對沖作用?？赡苓€起了反作用，公共部門的住房公積金購買比例高，他們成為了搶購優質學位房的主力軍。

西方國家越來越重視對家庭福利的投入。德國在1995年設立德國家庭事務、老年人、婦女和青少年部；英國于1997年在內政部中設立專門的家庭政策單位等。專門的家庭事務部門可以提高家庭福利和家庭效率，從而提升生育率和教育水平。

我引用澤平宏觀的研究數據（《中國生育報告》，澤平宏觀）：在經合組織國家中，家庭福利開支占比越高的國家，生育率越高。2013年除了土耳其外，32個國家的福利開支占比GDP的比例平均為2.4%。其中，冰島的家庭福利開支占比為3.63%，總和生育率為1.93；而韓國家庭福利開支占比為1.32%，總和生育率為1.21%。

過去，公共部門對企業、個人的公共投入很大，但現在要加大對家庭福利的投入，包括家庭保障房、家庭生育補貼、家庭教育基金、家庭個稅抵扣等。

比如，以家庭為單位提供更多的生育補貼，增加產假和陪產假時間。有個反例，美國民主黨政府為了得到黑人的支持，針對黑人單親家庭，而不是完整的家庭提供生育補貼。這就相當于鼓勵黑人母親不婚生育。這一政策徹底毀掉了黑人家庭，單親黑人家庭激增，家庭教育失敗，黑人犯罪率增加。

又如，歐美國家針對家庭部門提供更多的個稅抵扣，夫妻一起申報個稅可以返還更多。這種政策就是針對家庭的福利。中國也在推行個稅抵扣改革，鼓勵家庭申報，加大對教育費用的抵扣。

又如，政府要針對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深圳推出大量的人才房，不少是針對個人。這個思路是吸納全國優秀人才。但是，真正對家庭有利的做法應該是面向家庭提供更多的保障性住房，降低生育成本和教育成本。

再如，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教育資源。公共教育是家庭福利的重要項目。但是，如今公共教育投入不足以及不均衡，導致家庭教育成本過高。這是當前抑制家庭生育的關鍵，也是阻礙人力資本提升的關鍵。澤平宏觀的數據顯示，2014年經合組織國家0-2歲入托率平均為34.2%，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但是，中國0-3歲嬰幼兒在各類托育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1%。公共幼兒園和托兒所嚴重不足，“沒人帶”讓很多家庭談“生”色變。

結婚難，生育難，教育難，住房難、養老難，看病難，如今的家庭承擔了太多太多。太多本應由公共部門承擔的職責落到了家庭上，太多來自企業的不公平壓力傳遞到家庭里。如果家垮了，或許人也就沒了。

當然，終極難題是：孩子是不是必需品？

烽巢網注：本文來源于微信公眾號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