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左暉評價的兩極分化，對袁隆平高度一致的推崇，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價值標準正發生深刻轉變：從對財富與商業的崇拜，轉向對整體社會價值的關注。互聯網平臺企業和企業家，無疑正處于這種大轉變的風口浪尖。

在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于5月22日去世后，中國社會自上而下、網上網下都表現出了高度一致的對院士高度評價和沉痛的哀思，在袁隆平生前工作和生活的長沙，幾乎整個城市都沉浸在對院士的悼念之中。

相比而言，人們對5月20日突然因病離世的知名企業家、身價超過千億的貝殼董事長左暉，評價卻呈現出了明顯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是企業界和媒體界對這位提倡“做難而正確的事情”、并提高了一個行業標準的企業家英年早逝的痛惜，另一方面，是相當一部分人在網上表達了對他所創建的貝殼和其所處中介行業的不滿，認為是他們抬高了房價，讓很多人買不起房租不起房。

對一個科學家而言，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內，這種級別的哀榮都是極為罕見的，因為很長一段時間內，急于從貧窮中爬出來的中國人對財富、獲得了巨額財富的企業家、以及擁有廣泛知名度和財富的娛樂明星，傾注了更多的熱情，正如“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這句所暗示的。

也因此，對于一位在相當長時間內一直擁有耀眼光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房地產中介行業散亂差現狀、并因此躋身超級富豪行列的企業家而言，這樣的“待遇”也是很不尋常的。但卻在意料之中。

重新審視效率至上與財富崇拜

在經歷了近四十年對效率的極致追求后，伴隨經濟增長放緩，中國人已經開始重新審視這一切。

在這場對效率的追求浪潮中，企業家扮演了沖鋒陷陣者的角色，被視為英雄，但他們也因此獲得了豐厚的獎賞，摘得了效率提升帶來的紅利最誘人的一塊。

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提供的一組可比的數據充分說明了這點：在全球經濟遭遇新冠重創的2020年，中國首富家族的財富達到了4377億元，財富超過1000億元的家族達到了29個，其中也包括了左暉的家族，上榜的400個家族的財富全部超過了100億元，這三個數字分別比2019年增長了1676億元，18個，32億元；而在2005年，當時首富家族的財富僅為133億元，而且只有4個家族超過了100億元，上榜最低門檻為5億元。

換句話說，在過去的15年中，年度首富家族的財富規模增長了32倍，進入榜單（排名前400名）的最低門檻提升了20倍，而在同期，中國的GDP增長了4.6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3.2倍，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4.3倍。

人們肉眼看到的是，財富正在向富豪家族快速集中，也就是說，越有錢的和越成功的人正加速變得更富有更成功。而新一代的造富機器——像阿里巴巴、騰訊、貝殼等這樣的互聯網平臺企業和背后的企業家/資本，無疑使這種趨勢變得更加尖銳刺眼：

一方面，平臺的價值創造直接來源于生態參與者的貢獻，但通過在分配中占據主導地位，企業家/主導資本拿走了生產活動所創造的價值的最可觀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建立了強大的規模經濟和網絡效應，平臺企業的優勢地位隨著規模的增加會更快的增加，這使得它們在價值網絡中的議價能力變得更強，并從更大的餅中分得更多的一部分。

在整個經濟遭遇嚴重挑戰的2020年，中國幾家主要互聯網平臺企業的營收增長仍然都接近甚至超過了20%，它們的股價也都創出了新高，從而使得它們的擁有者占據了財富超過1000億元的家族的三分之一，而財富的絕對規模也大幅飆升。

被忽視和低估的整體社會成本

當每天耗費大把時間、花費大把金錢在這些平臺的人們開始重新審視這一切時，他們自然會覺得哪里有些不太對勁。

不錯，他們從這些企業享受到了各種產品和服務的便利，但他們也付出了對他們的人生最為寶貴的東西——時間和注意力；由于規模經濟特別是網絡效應的存在，讓他們最初決定支持這些公司的產品時，也幾乎就宣告他們失去了其他的選擇；而作為一個消費者，他們非但不能得到補償，還使自己在議價能力方面處于越來越弱勢的地位。

這些平臺企業可能提升了所在行業的生產率，并改善了用戶服務，但如果放在整個社會角度，我們必須將給與這些企業在相當長時間的稅收優待計算在內，我們還必須考慮因為這些企業的行業重構而帶來的失業問題，它們創造的就業機會可能有時并不能完全覆蓋這些失業，而就業對一個社會而言，是一種重要的價值，它也事關貧富差距和公平。

如果說互聯網服務是一種更好的生活，我們需要問的是，我們目前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是否足以支撐這么高的消費水平？或者說，就整體社會價值最大化而言，過度的互聯網化是否得不償失，特別是如果傳統經濟與互聯網在競爭中處于不公平的地位時？

還有，當平臺企業的擁有者和核心利益相關者擁有了更多的財富，加大了貧富差距感，抬高了所在社區的生活成本時，這是不是一種幸福感的傷害——畢竟我們獲自財富的幸福感既與財富的絕對規模有關，也與貧富差距和生活成本有關？

而在所有的社會價值中，還有一類是不那么明顯，但卻是這些平臺企業最可能傷害到的，那就是當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快速向少數平臺集中時，是否會降低整個經濟和社會的抗風險能力？

以及，當這些平臺利用自身的優勢地位而從其生態中收取過高的“稅”，或者向那些與自己有利害關系的生態參與者輸送特殊利益，從而導致不公平競爭時，或者它們意識到自己僅憑自己掌握的資源就能獲得比創新更具誘惑的風險回報比時，它們就可能對整個社會的創新和生產率提升形成壓制。

此外，當這些平臺通過內部政策來決定我們如何使用它的平臺時，很多人可能還沒有意識到，考慮到它們已經是我們現實生活工作中無法繞開的基礎設施，它們把過去本來要通過某種特定的社會程序來決定的一項政策，悄悄轉化為該平臺的內部事務，隨著整個社會越來越互聯網化，這顯然是無法接受的。

在幾年前，我為此提出了社會共治的概念，認為必須由生態中的利益攸關者來共同制定游戲規則，而不是平臺方一家說了算。

如果人們不能在這些方面對這些平臺進行重新審視并采取有效行動，由于它們在整個社會的數字化和互聯網化中處于不可替代的基礎地位，并擁有強大的制定規則的權力，最終它們就可能會吸干全社會的資源，并吞噬社會的活力。

好在，發生這種最壞情況的可能性正在降低。

全球共識：給平臺企業戴上韁轡

在對待平臺的問題上，全球性的共識正在形成，那就是必須加強反壟斷方面的監管，必須按用戶所在社會加征稅收和推動社會負外部性成本的內部化，必須接管它的部分權力，比如隱私政策，比如它對待用戶和生態其他參與者的政策，未來可能還會接管更多。

法國已經通過了數字服務稅，越來越多的國家正步其后塵；中國和美國正在提起對主要互聯網平臺的反壟斷調查；谷歌公司的員工在過去幾年已經開始有組織的對一些他們認為不合理的公司政策提出抗議，比如其對待臨時工和供應商的方式，以及與美國軍方的合作；當亞馬遜決定在紐約長島興建其新總部時，遭到了當地一些擔心此舉會傷害所在社區價值的群體的抗議。

這些監管或壓力，短期確實會給平臺帶來巨大沖擊，但從長遠看，卻可能使它們重新回歸到其核心業務的創新，而避免不自覺中滑向資源企業的泥潭，在盲目擴張中迷失。

這種壓力，也可能會使互聯網企業和企業家的形象在未來一段時間變得更加消極，而這又可能會加深整個社會對整體企業家群體的敵意。

盡管傳統的企業家已經更早遭遇了消極評價——因為傳統企業家所從事的業務對自然資源和物質資源依賴更多，而他們的業務帶來的很多負外部性被認為并沒有合理地納入其企業內部成本——互聯網企業家們在很長時間內仍然因為其表現出的創新而被封為英雄，正如幾年前你看到人們對“國民岳父”和“國民老公”的熱情，轉移到了“馬爸爸”身上。

而現在，“馬爸爸”不再被認為和藹可親，而是被貼上了一張資本家的面孔。

“變質”的互聯網平臺

這種形象轉變的表面激發因素，是貧富差距加大，以及對互聯網平臺超強影響力的恐懼，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這些互聯網平臺企業和企業家“變質”了：

從曾經的慷慨而充滿激情的創新者，蛻變為了處處算計的在位者和防御者，還可能正從創新驅動企業滑向資源運營型企業，而一家資源企業首要考慮的不是如何創新，而是如何避免創新，如何提高資源的議價權，如何最大程度變現，而互聯網平臺所掌握的核心資源具有的可無限擴張和供應的特征，又會使這種誘惑劇增。

而一旦進入這個階段，這些平臺企業家和創建者們就可能從歷史的推動者，變為歷史前進的阻礙者，他們遠離了企業家的本質，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的本質就是創新。

在傳統經濟領域，由于達到規模不經濟的極限比互聯網平臺小得多，當一個創新者漸漸退化為前進的掣肘時，就會出現新的創新來消除它，而在平臺經濟領域，如果沒有來自外部的力量，扮演解毒劑的新創新出現的難度會上升，關鍵是即便人們可以預期這樣的解毒劑遲早會出現，人們為這種等待需要付出的代價也非常高昂，所以人們必須設法減少這種等待。

另一股潮流，也正成為加速企業家形象祛魅甚至消極化的力量，這就是全球范圍內對資本主義的質疑，以及朝著更關注整體社會價值、關注公平、而非單純的財富的價值觀的轉變或回歸。

在德國柏林生活8年的知名媒體人覃里雯，在一篇講述這期間在這座現在受到全球厭倦了資本主義的人士青睞的城市的見聞的文章中，描述了她感受到的這種價值觀的痕跡：

“需要遮掩的反而是過度的財富，因為過度的財富意味著對他人的掠奪，而炫耀財富則是粗鄙甚至可恥的。曾經每年五月一日勞動節大游行，都會有些豪車被燒掉。柏林市政府用盡手段控制房租上漲，也是為了防止食利階層過度以地產投資來剝削工薪階層，確保柏林不會變成下一個倫敦和香港。”

參照社會企業形態重新定義互聯網平臺

在中國這樣強調公平和整體社會價值的社會，你可能會看到更為強烈的朝整體社會價值回歸的趨勢，這種價值觀的核心包括強調整體社會價值而非片面的個體或某個方面的價值，強調效率與公平的兼顧，強調社會責任感和對本職工作的熱愛，強調如創業者般對社會的使命感和致力于解決社會目標的創新精神等。

人們推崇、哀悼袁隆平，以及不再迷信成功企業家，都是這種價值回歸的體現。在袁隆平身上，充分體現了這種價值觀的力量：他在困難的環境和條件下，用科學家的創新熱情，推動建立了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基本框架體系，創造了巨大的社會價值，而他本人從這種社會價值中所獲得的財富卻并不多——相比大多數成功的企業家。

而現在，中國更需要像袁隆平這樣的創新者，來幫助中國克服新的挑戰——在西方的圍追堵截中，實現從跟隨者與追趕者，到創新者與領先者的全面進化。對中國企業家而言，到了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企業家，以及什么是企業應有的社會角色的時候了。

在崇尚效率的時代，他們是社會的寵兒，這容易讓他們抬高自己的貢獻，也容易被傾注過多的預期，而各種時代紅利，也容易讓他們高估自己企業的能力。這將增加改變的難度，但別無選擇，只有當他們開始真正認識到問題所在，并主動采取變革行動時，企業家的形象才會開始觸底反彈。

對于處于風口浪尖的平臺企業而言，縫縫補補、僅僅停留于被動的零星公益等項目上的權宜之計，可能會無濟于事，必須轉型類似社會企業的形態，用更為全面的社會價值指標體系，來代替相對狹隘的商業價值體系，作為評估公司績效和價值的核心標準。

社會企業的形態已經出現很久，英國社會企業聯盟對其的定義是“應用商業手段，實現社會目標”，它與一般企業的最大區別，一是它的目標不局限于商業價值，二是它將所有的利益相關者納入了所有權和治理結構的范疇，以實現其定義的社會價值。這種形式的好處是，可以最大限度兼顧利益相關者利益，調動他們的投入熱情，最終實現整體社會價值的最大化。

艱難但對長期價值有益的轉變

對一個平臺而言，隨著它們作為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的角色越來越強化，它們與所在的社會的相關性也就越強，這將使它們的興衰與所在社會的興衰更加關聯，也就是說，只有當它們能兼顧生態中所有參與者的利益，并實現整體社會價值的持續增長時，它才能獲得持續增長的動力。

而借鑒社會企業的形態，將更有助于實現這一目標，對他們而言，這種轉變的本質也是難點，是既要最大限度提高整個生態的生產率，還必須與生態中的所有參與者分享生產率提高所創造的價值成果。

長期以來，資本以及企業家事實上獨享或主導著盈余的分配，他們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力，但問題是，這從長遠來看，反而與其目標背道而馳，因為如果能犧牲部分短期利益，讓整個生態更繁榮持久，他們反而能從中獲益更大。

這可能成為一種新的評估平臺企業價值的指標，比如，拼多多的價值取決于它創造整體社會價值的能力，而它創造整體社會價值的能力，不僅與它給消費者和供應商創造價值的能力有關，還要考慮員工和公司所在社區的利益，以及它能否克服對整個生態的消極影響——在它的平臺上存在的知識產權侵權或產品品質問題，如果不能很好解決，就可能會使整個中國制造陷入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泥潭。

又比如要評價美團，就不但要看它的短期業績，還要看它的整體生態生產率，以及它能否在生態中合理分配生產率提升創造的新增價值，因為這兩個指標與美團的持續業績表現有重大關聯。

得到的越多，需要承擔的也越多

這是一種全新的思考角度，就如同當微軟承諾在其所在的西雅圖地區投入5億美元，以建造數萬套經濟適用房以及解決無家可歸問題時，該公司在申明中所說的：如果我們要取得進步，我們都需要像一個整體那樣為社區共同努力。

當企業家開始用新的標準激勵自己、并評估自己的行為時，用更高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而非享受道德特權時，他們將回歸到企業家的本質，即通過創新來創造社會價值、進而是商業價值，這是任何社會最為寶貴的財富，那時，他們將獲得更多的獎賞，包括對企業家更加友善寬容的環境，更多的社會尊敬，更可持續的商業基礎，更有成就感的自我。

只有等到這一天，人們對左暉的貢獻才能有客觀公平的評價，在這之前，人們對他的評價必然受到對整個企業家群體越來越消極印象的影響。這種轉變可能會很漫長而痛苦,企業家必須承受形象繼續惡化的壓力，甚至是苛求。

就像比爾蓋茨，盡管他在慈善方面是眾所周知的慷慨，他還作為一名社會企業家致力于特定醫療、衛生等領域的創業，但他并沒有因此獲得道德上的特權，比如最近就爆出他因為多年前的一段不當員工關系，而被要求退出微軟董事會。

因為能力越大，責任也越大，得到的越多，需要承擔的也越多。

烽巢網注：本文來源于微信公眾號 尹生價值觀（ID:jia-zhi-xian），作者： 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