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5月，廣州市海珠區出現奇景，上千名制衣廠老板們拿著招工牌，排起近一公里的長隊，等著工人們上門；近日在溫州的疫苗接種點，更是出現紡織廠老板現場招工，8000元的底薪，只招到一個人。

這與深圳某工廠HR張漢觀察一致，2021年的工廠招聘是真正的辛酸，想要招到合適的工人幾近“艱難”。

“有些人來面工，上來就問廠里的女生多不多，找不到女朋友就辭職。相對的，這些年輕人的工作積極性也不高——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我為什么要困在一方之地三班倒？”

年輕人的心態變了，在快手、抖音等短視頻及自媒體的強勢圍攻下，工廠生活愈發顯得枯燥無味。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生活成本日漸上升，“賺快錢”的想法驅使越來越多的“二代藍領”逃離工廠。

給蘋果手機“打了幾年螺絲”后，富士康工人陳明對離開工廠蓄謀已久。剛滿30歲的他有著當下年輕人最普遍的困擾：工資增速跟不上物價，想要突破卻被迫“躺平”。

作為深圳觀瀾富士康的正式工，陳明有五險一金，每月底薪2650元，加上加班費，一個月到手工資在4500-5000元左右。和深圳其它工廠2200元底薪的普遍情況相比，富士康的待遇還算可觀，但在物價面前，這個數字仍顯蒼白。

“畢竟在深圳，一個大一點的西瓜也要30元。”

年輕人的選擇直接和勞動力數量及質量掛鉤。在中國制造業“重地”珠三角一帶，疫情后的訂單暴增和勞動力短缺的矛盾日漸突出。在人力成本不斷上升的大前提下，主動尋求智能化升級已不再是大型企業的專利。

背后隱射的問題既是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也是中國經濟動能的轉換。具體到每一個時代個體上，這個問題就變成了：離開工廠，“陳明們”能去哪？

招不到人的都是“摳門老板”

被群里的工人“罵了一頓”后，張漢被踢出了一個電工招聘群。“想要招個電焊工，6500-7000元的薪酬卻被（工人）反問是不是在侮辱人。”

與深圳普工4500元的工資“天花板”相比，張漢給出的工資檔位不算低，尤其是“早八晚五、很少加班”的人性化條件。“但對于很少加班，幾乎沒有人相信，畢竟工廠的薪資還是以加班為主。”

相較普工，電焊工這樣的技術工種更難招聘。在張漢看來，這主要是因為年輕人也越來越不愛學習這門“手藝”，物以稀為貴，國家對電焊工的證件審查也較以往更嚴。

在江蘇南通，沈一霖也面臨與張漢同樣的困境。身為北京一家高端定制實木家具品牌的創始人，他的第三家工廠在江蘇南通已開業一個月，但用人缺口仍高達40%。

為了和“缺人”這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最不愿見到的問題對抗，從2015年開始，沈一霖的工廠就在不斷給工人加薪，“普工的工資一路從每月5000元上漲到7000元。”

走訪多家工廠后，不少工廠老板都向36氪反饋，如果不加薪似乎就跟不上節奏，現在的工人也留不住。對于這樣的聲音，東吳證券策略研究員馬浩然也給出了印證：2012年，中國企業工資增速已超過企業營收增速。

從大數據來看，勞動力缺口和用工成本之間的動態不平衡更加直觀。

據馬浩然介紹，2019年，中國制造業平均工資增速在8.4%，受疫情影響，2020年降到5.9%。但在2013年之前，整個行業每年的工資增速都在10%以上。Wind查詢到的數據也顯示：2019年，城鎮非私營制造業的從業人數只有3832萬，較2013年最高峰時期回落了27%。

事實上，每逢春節前后的招聘旺季，訂單激增、用工短缺的情況并不罕見。

一直以來，中國藍領工人都有異地求職的特點。工人年底在拿到年終獎后，會考慮第二年是回到原廠、還是去找新的工作，但年底又是新產品的生產旺季。所以每逢此時，一線工人、尤其是臨時工的薪酬都會上漲。

2020年春節后，疫情的大環境加劇了工廠用工荒的現象。家電品牌格蘭仕包機接送130名工人回廣州的事件帶給沈一霖很大觸動。

“我們一到3月份招工壓力就極大，去年又剛好更換新廠，擴大規模后就開始不停招人，但是想找到合適的、來了就能用的也很困難。”且在疫情過后，沈一霖的工廠一直處于訂單量暴增的狀態，一定時期內出現了較大的用人缺口。

據沈一霖介紹，一般情況下，自己的工廠給到小時工的薪酬在20元每小時，極度缺人的時候會提到23-24元每小時。“這幾乎是行業的平均水平，但經常出現臨時工打磨板材不達標，還要返工的情況。”

但當加薪成為制造業的趨勢后，工人們的“挑挑揀揀”成為一種常態。想要逃離工廠流水線的陳明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在他看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招不到工人的老板都是“摳門的老板”。

在陳明的印象中，在富士康，只要“派遣工人”能工作到年底的蘋果新機發布，就會有很大一筆獎勵。“去年春節鄭州富士康給了11000元，今年是7500元，在深圳觀瀾富士康，獎金最多是3000元。這更多是因為鄭州富士康用工量更大、流動性更強的原因。”

然而簡單的漲薪真的能解決一切嗎？按照沈一霖的說法，在家具廠、制衣廠這樣的傳統制造業，就算是加薪，年輕人也不一定買賬。

“去年我們給一名高級木工漲薪到一萬二三，但他還是回家和親戚創業開挖掘機了。”在沈一霖看來，現在的年輕人更不愿意去做磨板材、剪線頭這樣的工作，這類工作被認為沒有技術含量、枯燥又辛苦。

“與此同時，制造業的利潤也越來越薄，沒有議價能力的小廠也不可能一股腦地給工人加薪，風險是扛不住的。”

實際上，從2020年年底開始，擺在工廠面前更嚴峻的問題在于原材料的上漲。其中，鋰、鋁等原材料成本上漲了30%-40%，木料板材的成本價格則上漲了30%-50%。這樣的跳躍式漲價，讓很多中小企業無從反應。

有廣東地區的工廠告訴36氪，很多工廠已經停產，其中包括一些做了十幾年的老廠。或也因此，部分勞動力再度回到市場，也讓還在生產的廠家有了一定的人力補充。

業內普遍認為，上游原材料上漲的原因，主要因為疫情后各國政府普遍采用的量化寬松政策。全球疫情下，訂單的暴增造成了短期內的人力短缺，對于“中端”、沒有議價能力的制造企業，原材料的供需關系也發生傾斜。

東吳證券馬浩然也向36氪強調，中長期看，我國20-59歲的勞動力人口占比在持續下降，勞動力供給減少疊加生活成本升高，也決定了人力成本上漲是中長期趨勢。

這也就意味著，在勞動密集型行業，長久以來的低水平競爭模式越來越經受不住考驗。

互聯網=新工廠？

在逃離工廠的過程中，很大一部分藍領青年被互聯網經濟捕獲了。

更早前，厭倦了工廠流水線的陳明曾想過成為一名外賣騎手，外界動輒“月入過萬”的傳聞讓他心動不已。不僅是陳明，新一代的藍領工人開始用腳投票。

4月30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農民工總量28560萬人，同期減少517萬人；其中，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占比27.3%。比重呈持續下滑趨勢。

據央視財經此前報道：2019年，中國快遞業務從業人數已突破1000萬人，餐飲外賣員總數已突破700萬人。2020年一場疫情更是加劇勞動力產業間的移動，僅僅疫情期間兩個月內新增騎手58萬人，其中40%來自制造業工人。

這是一場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勞動力遷移，其中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是，近10年來，以快遞和外賣為代表的平臺型經濟快速發展，多勞多得、時間靈活的工作模式吸引了大批新生代務工人員涌入城市。

“一般情況下，一個外來務工人員來到城市，第一份工作大概率會選擇包吃包住的餐飲行業，有一定積蓄后再向家政、中介等服務業流向。”前程無憂首席人力資源專家馮麗娟向36氪表示，平臺型經濟的蓬勃發展卻改變了這一狀況。

據她觀察，從勞動力流向來看，藍領工人的工作路徑已明顯從“工業生產”向“傳統服務業”再向“平臺型企業”轉移。

在馮麗娟看來，2019年可被看作是平臺型經濟趨于成熟的節點，中國藍領工人的勞動力也完成從傳統服務業向平臺型經濟轉型的階段。同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60%以上，服務業就業也占到了外來務工人員總數的50%以上。

但在平臺型企業巨大的虹吸效應中，遭遇“用工荒”的不僅是制造業，城市基礎服務業的人力短缺也在加劇。

不久前，人社部曾發布2020年第四季度監測報告，數據顯示，全國“最缺工”的100個職業中，排在前五的分別為“營銷、保潔、保安、實體零售商品管理員以及餐廳服務員”。

據招聘服務平臺斗米聯合創始人趙冰的觀察，基層服務崗位的求人倍率在加大。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整體求人倍率在1.23，也就是說，1個人對應著1.23個崗位，而基層服務崗位的求人倍率更是達到4.05。

而制造業、服務業的人手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為藍領中介機構帶來商機，甚至出現了介紹費比工人工資更高的倒掛現象。

據36氪了解，在用工最短缺的時候，一線城市工人每月的工資至多6000-7000元，但每介紹一個工人到廠，小中介的返費就能拿到8000元。

不過，隨著互聯網流量的趨于見頂，平臺型經濟的勞動力紅利也進入了瓶頸期。

以美團為例，2020 年末，美團騎手人數達到950萬，但騎手成本同樣增至487億元，占比收入的73%，單均成本較2016年上漲48%至4.8元。

與此同時，美團每開一個新城，就需要更多人力，且騎手的流動性也一直在加劇。曾有業內人士向36氪表示，美團騎手今天的用人缺口仍達到30%。

同時伴隨從業人數的增加，外賣騎手的收入也在稀釋。美團財報顯示，2019年，美團一個全職騎手的月平均工資下降到5968元左右。這樣的薪酬與流失率，已與制造業工廠趨同。而外賣行業在紅火之際，騎手們的技能瓶頸和社保問題也面臨拷問。

眾多數據面前，陳明暫時擱置了離開富士康的想法。尤其是經過“一番調查”后，他發現自己做騎手的朋友“每天最多賺200元 ，電動車還是自己買的，又危險又辛苦，一對比工廠簡直太輕松”。

搶人大戰后的產業轉型

加薪只是一方面，隨著年輕人擇業觀的轉變，如何留住“這屆藍領”更多時候是一場心理拉鋸戰。

“雖然斗米已經給年輕人提供了更豐富、薪資更有競爭力的崗位選擇，但依然會有流失率偏高的時候，在這其中，我們也做了很多動作，比如員工關懷、回訪、節假日慰問等，但收效甚微。”趙冰告訴36氪。

而在廣東中山市某燈具廠廠長李照的感知中，工廠新招聘的年輕人似乎更“宅”。

“他們經常一個人抱著手機，也不愿意和同事多交流。我有時候想讓大家放一點音樂搞一下氣氛，但他們都不愿意公放，都是自己聽自己的。我也會和他們講要注意一下耳朵，不要老是塞個耳塞。”

從富士康的車間上下工之后，陳明和大部分工友一樣，抱著手機自得其樂。他甚至在某社交平臺上開了一個賬號，雖然“很多都是瞎寫”，但時不時更新的富士康工人日常、抱怨找對象難等話題已經吸引不少點擊量。

但就是這群不穩定又“宅”的年輕人，構成了當前藍領工人的主力。

在接受36氪采訪時，人口經濟學家梁建章也表示，中國已逐步從成本型經濟邁入創新型經濟，高素質的年輕人口，對中國的創新力提升有極大的幫助。

而在用加薪討好年輕人之余，更多工廠把心思放在了提高效率這件事上。

大企業方面，諸多成果，不一而足。比如，近年來，格力做出了最頂級的數控機床，代表行業高端技術的五軸聯動機床，以及柔性制造機床等代表性作品，美的也在2015年完成了對工業機器人巨頭庫卡的收購。

即使是中小型企業，沈一霖也發現，幾乎所有工廠在技術投入、提升效率、減少人工這些事情上，都是不遺余力。

2017年，看準了大趨勢的沈一霖引進了工廠里的第一臺數字機床，價格在30萬左右。但對于數字機床的引進，老師傅還是有些排斥，對木工不感興趣的年輕人依然不愿學習。在人與“機”磨合了兩個月后，沈一霖家具廠的人力缺口才稍得緩解。

“前一段時間我去廣州，有朋友問我，是不是引進數字機床后工人都要失業了。我說真不是，工廠是因為招不到工人才引進的機器。”

與沈一霖不同，李照雖然認可數字化、智能化的大趨勢，但考慮得更周全。“現在的設備革新太快，投入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就會打水漂，而且一旦上新了機器，產能擴大，就會涉及更多的回款壓力，這是一個體系的問題。”

盡管如此，李照仍在數字系統上有所投入，也因此，李照只有25人的老廠每年的產能達到了1500萬。

可以肯定的是，“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時代”已然過去，“用工荒”客觀倒逼了制造業的數字化升級。

從中國經濟動能轉換來看，工業的貢獻率已從2000年的60%降到了2019年的32.6%，而服務業則是從2000年的36%提升到了2019年的63.5%，早已成為第一大拉動。但不管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數字化都已初見成效。

而在中小企業密集的珠三角地區，數字技術、智能設備引進，也早已成為了“生存法則”。

騰訊研究院早前發布的《數字中國指數報告（2020）》顯示，2019年，全國用云量也實現了118%的高速增長。其中，珠三角城市群的數字化程度最高。而在大灣區，廣東省的智能制造也呈現相當的爆發力。

“東莞是引進機器人最多的城市，你可以看到自動化設備系統的使用，是制造業無可避免的一個走向。”前程無憂馮麗娟補充道，“進入數字化信息時代，基層白領和藍領的界限也會變得更加模糊。”

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未來藍領的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肯定會得到提高，覆蓋的崗位密度也會越來越大。但馮麗娟也表達了自己的思考，隨著包括平臺型企業在內的服務業也在進行自動化、系統化，沒有技術在手，只會跑外賣的勞動力還有能力回到工廠嗎？

陳明還記得，他初到富士康應聘時的壯觀場面。

那天的深圳下著雨，外地工人還是一車一車地被拉到工廠面試，每個格子間都有幾百號人在排隊。“現在觀瀾富士康雖然也有很大的流動性，一年365天360天都在招人，但早已不是幾年前的情形了。”

“你不覺得現在的藍領都朝氣蓬勃，白領反而死氣沉沉嗎？”和36氪對話的過程中，陳明曾拋出這么一句話，語氣帶些遲疑，卻又異常堅定。與其說這是一句來自一線從業者的發問，不如說在這一瞬間，他代替全體年輕人進行了一次簡短又深刻的自我剖析。

烽巢網注：本文來源于微信公眾號 36氪 ，作者：謝蕓子 潘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