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幾天的朋友圈里，你一定看過一張圖。

發布在人社部官方網站上，來自于農民工工作司的監測報告，大意是通過一系列的調查、監測、取樣，發現進京務工人員們的就業方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過去扛麻袋、端盤子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開始向信息傳輸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轉移了——數據充足、例證充分，官方認為是農民工群體已經迭代了，現在是“新生代”。

經過年初開始的“互聯網反黑話”思潮的洗禮，很多人敏感地抓住了圖中的“重點”：信息傳輸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說的不就是新媒體編輯、運營專員、市場策劃、開發運維工程師們嗎？

于是差不多從8月16日下午開始，這張圖開始登上各種熱搜，網民們表示“我居然成為了21世紀新型農民工哈哈”“國家認真的新農民工”“榮譽稱謂多了一項：互聯網民工”“大廠程序員=鋼鐵工人、織布女工”……

其實到這里，整件事也沒什么奇怪的地方。人們周期性地通過集體自嘲來吸引外界關注，從而以“原來大家都這么慘”來解壓，在現在的社交網絡規則里純屬基本操作。互聯網公司和農民工之間模糊的界限，也早在著名過年段子“CBD里的Janny、Candy回家都變成了二丫、狗剩”里完成了好幾次解構。

再加上互聯網人本來就嗓門最大，活躍度最高、工具應用最熟練、傳播資源最多，這種把小圈子里的情緒發泄生生拔高成了“全民共情”的事情只能越來越多，沒看后廠村、西二旗都快成一個“公共地名”了嗎？

但這件事能夠成為一個“笑點”，卻引發了我的另一個好奇：既然大家都能直接感受到“農民工”與“互聯網從業者”這兩個詞之間有著明顯的反差，那么在過去人們是怎么定義“互聯網從業者”的身份的呢？在過去，“互聯網從業者”們是否在稱呼上就獲得過明顯高于“農民工”的禮遇呢？

被定義的，其實沒有壞的

過去人們怎么定義“互聯網行業從業者”的？這個問題很容易讓考據黨們犯難，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互聯網資費太貴、設備太貴，導致上網既不是一個很普遍的行為，也不是電腦手機的必需品，“互聯網行業”非常有“陽春白雪”的意思——距離老百姓太遠，距離教科書太近——人們熟悉的是進微機室要穿鞋套、學打字要報班背五筆字根，打印文章要找打字員幫忙。

于是懵懂又茫然，那段時間互聯網行業不是沒有萌芽，線索也不是不能找到，但定義很混亂，有的叫“信息產業”，有的叫“電子商務”，有的叫“計算機技術”，還有叫“數據通訊”的，到底哪個稱呼和今天的“互聯網”劃等號？這確實是個需要琢磨的問題。

另一個原因是考據上的語境還原問題。比如2004年，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發布在職業和模塊的培訓招標工作中，把電子商務員（師）、多媒體作品制作員（師）等很有現代互聯網行業色彩的職位稱呼為“灰領”——“灰領”“白領”“藍領”是當時非常流行的概念，分別用來指代高水平的技術工人、腦力勞動者、體力勞動者——并列的還有室內裝飾設計員（師）、首飾設計員（師）等其他職業。

這就很難說這個“灰領”是不是專門用來形容“互聯網從業者”的。

但無論干擾條件有多少吧，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確實存在過一段“人們會高看互聯網從業者一眼”的浪漫時光。

比如在2001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發布的《內蒙古發展電子商務“十五”規劃》里，在“培養規劃”里有過這樣的描述：

（有關單位）聘請有關信息技術、網絡技術、電子商務應用技術專家開展培訓、講座活動，要注重培養企業的信息化人才和電子商務專業技術人才及信息技術、經營管理方面的復合型人才……特別要注重信息技術及電子商務技術人才的引進……有計劃地培養信息化需要的后備人才……

這是風行于千禧年代的描述方式，幾年后《天下無賊》里就借用了人們的這種共識甩響了包袱：“21世紀什么最貴？人才！”——更別說“人才”這個帶著濃厚“象征意義”的詞語在5000字的正文里反復出現14次，老百姓對“互聯網從業者”的敬畏程度可見一斑。

外界的“重視”有些時候還會表現出一股高傲。比如發表在《通信信息報》上一篇題為《網絡技術人才需求迫切 成為新一輪求職熱門》的報道里，作者馬民曾經描寫過這樣的“業內焦慮”：

有關數據表明，目前全國每年高校為社會輸送不足6萬名計算機與信息類畢業生……未來10年潛在人才需求在135萬人以上，平均每年人才需求將不低于13.5萬人，供需差距顯而易見……大專院校畢業生往往沒有經過專業的職業培訓，缺乏網絡技術的實踐知識和職業技能，不能完全勝任所擔負的工作，存在著“有人沒活干，有活沒人干”的尷尬局面。

——那可是還在論證高校是否應該大規模擴招還是“有限進行”的2005年，坊間還盛傳要將擴招幅度“次年將不超過4%，后年不超過3%”，以防止“擴招造成學校升格或教學條件下降而導致教學質量的滑坡”，學歷貶值剛剛露頭但又沒完全露頭。

用大白話來說，大專丟人嗎？完全不丟人，當時師生和家長仍然會用“考上”這個動詞來掛鉤“大專”這個文憑，但當人們談到“互聯網”的時候卻被認為“不能完全勝任”“活沒人干”，這到哪兒說理去？

更有不少證據表明，在當時有相當一部分大專生們自己也認同“學了計算機”就不能再打工了，最起碼不能再算上是“工人”了吧。

計算機技能也被當做“幫助人們迅速成長”的有效解決方法，開始全方位地推進到各行各業當中。2005年1月，《中青報》深度報道過北京有關單位積極推動外來務工人員們學習上網、word文檔基本操作的事，學員們的本職工作涉及小吃店、保安、保潔、園林、賓館服務等。

包括更加嚴謹的學界，也基本上按照“高層次急需人才”這個標準來定義互聯網從業者們。比如2004年發表在“新浪教育”頻道的文章《認識社會需要》，在預測信息時代新興職業的時候，就給了網絡策劃師、數據通訊人員等職業一個精準的定義：

“高智能人才，需要有復合型知識和技能”“已成為全球范圍內最搶手的高級人才”

那么“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藝作品里，有沒有對“互聯網人才”狂熱崇拜的體現呢？真有，并且作為“笑點”被嘲諷的不是“被寵壞了的互聯網人才們”，而不懂網絡、不懂計算機的“老古董們”。

比如和“賽考累介斯特”談心的趙本山，在春晚上當著億萬觀眾的面玩了個諧音梗：“上網？都多年不打魚了哪兒有網？”

知名“閑人”馬大姐在2000年也賣起了電腦，但她只能參考“賣西瓜”的方式來做生意——覺得天氣熱了就給電腦扇扇風，偶爾還吆喝兩句，鼓動顧客先嘗后買，顧客的造型還是一水兒的公文包、小襯衫、二甲水平以上普通話——“老太太不可理喻”的包袱貫穿了一整集。

總之毫不夸張地說，“互聯網從業者”們在那時候被高規格定義，確實來自人們群眾的真情實感，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集體行為。

站在現在的上帝視角來看，禮遇也的確獲得了好的結果。當然也不知道算不算歪打正著，那個時候，傳統行業和互聯網之間確實有著從理念到實際操作上的全面“距離感”。尤其是在剛剛親眼目睹過2000年互聯網泡沫巨大影響力的前提下，人們默契地保持著“謙虛”的姿態，包容著輿論對于這個新興產業充分發揮想象力，以至于某些描述甚至有“妖魔化”的影子。

比如同樣是上面提到的那篇“新浪教育”頻道的文章《認識社會需要》，就預測信息時代“網絡警察”會成為熱門職業，顯然一口氣誤解了警察、網絡安全、輿情/流量監控三個概念，整出了點賽博朋克版廢土世界的感覺。

但歸根結底大方向是好的，這些想象力背后對于“搶在時代前列”“把握未來”的渴望，巧妙地幫人們把這份包容轉化為正能量，能夠無比真誠地將“距離感”理解為“可能性”——要知道現在被拿出來不斷作為“黑話典型”的“互聯網思維”，當年李彥宏提出來的可是直接成為了行業標桿的：

未來，一定是屬于互聯網的；互聯網，一定是超出常規邏輯的；遵守常規邏輯，一定是會落后的。

被貶義的，都是自己給的

至于“互聯網從業者”是什么時候和“民工”聯系在一起的，2007年前后是一個可能性比較高的答案。最直接的證據是2008年的時候，CSDN等圈內社區就已經開始有大量的博文進行這樣的描寫：

周末去看裝修的房子, 工人正在給俺的門噴漆, 坐在一個凳子上面, 一下一下的噴著, 俺看著, 突然感覺那個姿勢和寫程序差不多, 然后想想, 覺得有時自嘲說網絡民工是非常有道理, 俺們工程師和那些民工有很多相似之處……

“民工+其他主語”形成新名詞的公式在其他領域也有了很成熟的應用。比如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民工漫”，2008年前后已經在貼吧等論壇被廣泛接受。

到2009年就已經有人認識到這個稱呼的“弊端”：帶有明顯的歧視色彩，他們擁有的僅僅是一個“底層感”，但污民化了一個真實存在的群體。

在這之前互聯網和農民工共同出現的場景基本可以歸納為兩類。要么是學界探討“農民工學會了上網之后生活會發生哪些變化”——“農民工”是主語，“上網”、“網絡”是謂語，暫時還沒有發明將兩個詞語連起來作“名詞”的用法。

要么被媒體用來暫時代稱游戲代練、游戲工作室一類的新興職業：

在官方（官媒）層面出現類似“互聯網民工”、“IT民工”的描述，時間線就大概要推遲到2011年以后，用法是將“IT民工”作為一種工作強度進行描述——高收入就是“IT精英”，太累就是“IT民工”——并沒有針對在座的各位。

實際上官方（官媒）層面以“人才”為稱呼定義“互聯網從業者”的做法，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前不久北京市引發的《北京市關于加快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的實施方案》才進行過鮮明的表態：

加大對數字經濟領域高層次人才引進和培育力度……優化要素資源配置，集聚數字經濟創新型企業，吸引數字經濟資本投資，匯集培養國際化數字經濟人才。

所以說起來有點殘酷，“互聯網民工”這個概念能夠出圈，能夠慢慢成為整個“互聯網從業者”的代稱，其實是自媒體們的功勞，新媒體的產物。通過創造標簽鮮明的新名詞，快速觸及情緒來加速傳播，功能性不言自明。很大程度上來說結果也是好的，當“玩梗”越來越普遍，“IT工作就像民工”也成為一個既定事實被所有人所正視：

甭管您認不認可吧，程序員累、開發者苦、互聯網人掉頭發，搞IT的要充分注意健康，現在在任何場景里表達這些觀點都不會被認為是“矯情”。人們對呼蘭、韋若琛、龐博們的段子，就比Norah、楊笠的段子寬容得多——哪怕本質上都是“對特點進行夸張放大”的喜劇套路。

并且更加殘酷的是，誕生于新媒體環境的新生產物，通常都有新媒體時代的通病。對于“互聯網民工”這樣一個文化概念來說，“語義”的流變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

在這個過程中，原本借用“民工”中“工”的概念，用來表達對“工作量過高”的一面逐漸消失，取而代之地是對“民”概念的放大：我每周把60個小時打卡時間都貢獻在這片土地里了，怎么還算個“外人”呢？

看上去也沒有錯。但如果說千禧年代、10年代的互聯網從業者是天然的“開荒者”，有著“開荒者”特有的“缺乏退路的焦慮”，那么現在的互聯網從業者的共情就很難理解了：畢竟“互聯網”已經和傳統經濟沒有了足夠大的距離感，前者大到包容了后者的一切，不一定研發、策劃、創意才叫互聯網，互聯網也開始對“大量重復機械性工作”表達出來了強烈的需求。

——有數據為證，下面是某短視頻巨頭招股書公布的人員構成數據，這還沒算坐落在各大新一線城市，據說是以勞務外包形式存在的龐大內容審核、廣告銷售團隊呢。

所以回到開頭那張圖的刷屏，或許我們更應該關心的問題并不是“把互聯網從業者算成農民工”，而是為什么能夠吸引人們毫不猶豫的共情，甚至公然放棄了“平權風”下人們好不容易形成的對人群定義上的謹慎——更何況人家根本沒這意思，不看正文好歹看看原文吧。

可能有一個短視頻文案特別適合作為答案。那段視頻來自@人生bug（感謝@膀胱綠子 分享），用來吐槽“亞逼”：

你是亞逼

你買旗袍，鏤空蕾絲

你把性感留在底層風景里

你在蘇聯特色樓道里照相

在社區垃圾通旁邊照相

你表情孤傲身材曼妙

你熱愛藝術，熱愛本地藝術家展覽追尋藝術趨勢

愛聽實驗音樂

體會你的小眾孤獨

……

誰能活過你

烽巢網注：本文來源于微信公眾號“ 互聯網指北 ”，作者：賈志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