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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寫/陳紀英
做公益的難度,并不會小于做生意。
頂著中國首個互聯網公益日的名頭開場,騰訊“99公益日”行至第七年。
作為發起者的騰訊既在打破,也在被打破;既在重構,也在被重構;甚至還要被架在火上烤——相比簡單粗暴地直接掏錢,這場動員多方參與的全民公益實驗,其復雜程度和操盤難度,也許遠遠超過了騰訊入局時的最初想象。
商業主體與公益平臺的角色沖突,募捐效率與公平規則的兩相兼顧,全民公益和理性捐贈的反復權衡,這些都是騰訊要面臨的挑戰、要修補的短板、要平衡的矛盾。“99公益日”艱難跋涉的六年多,某種程度也是騰訊對于這些問題的求解史。
隨著2021年“99公益日”的到來,騰訊和騰訊公益又一次被置于“聚光燈”下,被點贊也被質疑。根據最新消息,今年99將在配捐機制、產品體系、企業聯動、公益基礎建設等四個方面全面升級,聚焦共同富裕。
從某種角度講,重新審視和剖析“99公益日”,既是觀察公益現狀的窗口,也是解碼公益未來的鑰匙。
全民公益的飆進和冷靜
“假如騰訊直接捐幾個億現金,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廣泛社會互動,大家肯定不會產生抱怨和不滿。”2020年第六個“99公益日”結束后,在一場行業自發組織的99復盤研討會上,北京七悅社會公益服務中心主任盧瑋靜發言時提到了這樣一個觀點。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假設。從2015年到2020年,騰訊公益提供的配捐額累計達18億元,這意味著過去6年中,騰訊每年平均投入“99公益日”項目中的金額達到了3億。如果直接捐錢,確實簡單粗暴、安全可控。
但騰訊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一條“吃力不討好”的路:斥全集團之力,發起每年一度的“99公益日”,倡導全民公益。頂著挑剔和責難一路前行,不斷增加資金。
坦率講,對于一個商業企業,這并非一個容易的決定。
然而艱難之后,“99公益日”的真正價值開始凸顯:從2015年到2020年,“99公益日”的公眾捐贈金額增加了17倍,累計籌款62億元。如果把鏡頭放大到全社會來看,個人捐贈已經達到社會慈善捐款總額的三成。
激發大眾公益參與熱情,促進公益行業進化變革——在“99公益日”六年推動下,全民公益生態初具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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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入局者不止騰訊。在“99公益日”的樣本帶動下,阿里也快速入場。2016年,螞蟻森林上線;2017年,阿里95公益周面世。
為何互聯網能成為撬動全民公益的支點?答案是重建信任。
以往,通往全民公益的最大攔路虎,就是信任機制缺失。2011年《小康》雜志一項調查顯示,近九成受訪者因“郭美美事件”降低了對中國慈善組織的信任度。
而互聯網打造的可追蹤、全公示、高參與的透明機制,恰是對癥之藥——在互聯網公益捐贈中,事前事中事后流程可以做到全鏈條的透明化。比如騰訊“99公益日”數據如今已全程上“鏈”,每一筆善款的來龍去脈都會被記錄在區塊鏈上,捐贈用戶無需擔心善款被挪用。
熱鬧之余,更多冷思考也隨之而來。“嘉年華式”的捐助只是撬動全民公益的支點,而非終點。舉個簡單例子:在騰訊公益平臺每年募捐總金額中,“99公益日”貢獻通常超過一半。
如何把“99公益日”激發的大眾公益熱情,沉淀為長期公益習慣?
騰訊公益的答案是針對不同的場景提供不同的產品:從捐贈場景看,一次性捐贈、月捐捐贈和一起捐等多種捐贈模式并行;從參與角度看,提供捐款、捐步、答題等新興多元化輕量級方式……
這其中,月捐產品因立足“細水長流”,甫一上線就備受關注。2020年騰訊公益平臺上,廣東省的月捐用戶數接近4萬。
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金錦萍對月捐模式頗為看重,“月捐構建了持久穩定的支持群體,是一種價值觀的共享,受到客觀因素影響很小,使得公益組織有底氣規劃長期發展戰略”。
更多嘗試還在推進。今年“99公益日”首次從3天擴展到10天,從9月1日持續至9月10日,其中9月1-6日的“主題日”分別聚焦青少年成長、鄉村教育、生命救助、科技助老、共同富裕以及碳中和六個主題,也是為了廣泛提升大眾參與度。
騰訊公司高級副總裁,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理事長郭凱天稱,今年“99公益日”要把幾天內的密集行動,變成365天的細水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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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公益之路上,除了一路加速猛飆油門外,騰訊公益也會不時踩踩剎車。
2018年“99公益日”,一個名為“冷靜器”的組件上線,提示用戶在捐款前,多想想、多看看、謹慎捐款;2020年“99公益日”,為了公平分配配捐額,激勵更多小額捐贈人,騰訊又臨時把單筆捐贈限額降至200元。
上述舉措公布后,一度引發業內刷屏熱議。更有網友戲稱冷靜器是“首個攔著不讓你捐款”的互聯網產品。的確,在信奉流量為王、數據為核的互聯網圈,這樣的操作太過反常。
但“冷靜”過后,上述舉措初衷并不難理解:冷靜器一方面推動用戶養成理性的可持續性的公益習慣。唯有想明白了,才能持久參與;另一方面,則可以倒逼公益機構走向透明化、專業化,真正獲得大量理性用戶的長期捐贈支持。
飆油門與踩剎車,都是著眼長期,不求一時數據好看。
捐贈“馬太效應”破局之辨
公益機構擁抱“99公益日”的熱情,不亞于商家參與雙11。
2020年“99公益日”,參加的公益機構接近1萬家。這是一個什么概念?中國在冊登記慈善組織也就1萬家左右。換言之,能來的公益機構多數都來了。
公益機構蜂擁而至,是看好“99公益日”強大的籌款能力和品牌放大效應。北京瑞森德社會組織發展中心的調研顯示,中國78.1%的社會組織處于“缺錢”狀態。而不少偏居一隅的公益機構,更是借道“99公益日”,破圈在線鏈接了更多捐贈人,找到生存和發展之機。
山東省泗水縣微公益協會(以下簡稱微公益)就是其一。2016年,孫建濤創立了微公益,聚焦精準扶貧。彼時泗水縣還沒摘掉貧困縣的帽子,本地人囊中羞澀,捐贈能力不足。為了解決資金困境,成立當年,微公益就參與了“99公益日”,籌款30多萬。到了2019年,其籌款額更是高達591萬,一度占據其年度籌資總額的八成,而孫本人也在今年名列“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
然而放眼行業,雖然公益捐贈大盤一路膨脹,但資源分配想要實現絕對公平卻并不容易。
“99公益日”鏈接數萬個項目、上萬家機構,大眾情緒也更易共情那些淚點項目和頭部機構。如何緩解“馬太效應”,兼顧效率和公平,一直都是騰訊公益和“99公益日”必須面對的大考。
騰訊破題方式之一是擴容參與機構、豐富項目類別——2020年,“99公益日”僅民生類募捐項目就超過1萬個,今年則覆蓋共同富裕、教育助學、生命救助、銀發科技、碳中和、青少年體育等類別,更多垂直領域的專業機構有機會走到高光之下。
與此同時,促進草根組織與頭部機構的合作,也有利于公益資源的再分配、均等化。易善數據的統計顯示,2020年慈善會體系在“99公益日”所募資金中,自用善款僅占8%,流向政府部門22%,剩余七成都輸血給了民間組織。
基于此,南都基金會理事長、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創始人徐永光多次公開提醒,草根機構不妨主動搭上慈善會等,通過官(辦)民(辦)合作,提升在“99公益日”中的曝光度和認可度。
善于合作的草根機構已經有所收獲——2019年“99公益日”,有1200家草根組織,掛靠40家地方慈善總會聯合勸募,累計募捐額約8億元,平均每家籌款額67萬元。
另一方面,對于挪款套捐、拆單套捐、機器刷單、行政攤派等違反平臺規則的行為,騰訊則嚴明立場、重錘出擊。
今年7月,騰訊公益發布“2021年99公益日規則”,稱如有機構涉及上述行為,將采取包括“警告、公示”、“列入平臺黑名單”、“收回其提供的配捐和激勵”、“向有關部門匯報,并向公眾和媒體通報”等措施。
不僅會“上網公示”,而且會“上鏈記錄”,各種造假偽劣行為將被永久記錄在區塊鏈,為日后司法追責提供證據支撐。
當然,要孵化出公平高效的公益資源分配生態,并非一日之功,也不能僅靠騰訊單打獨斗。這是一場持久戰、全面戰。
互聯網公益總動員
如果說推動全民公益踐行社會責任,是騰訊主動為之的使命。那么遭遇質疑和壓力,則是其必須承受的宿命。
騰訊在這條路上顯然還想走得更遠。今年4月和8月間,騰訊先后宣布投入兩個500億元,分別啟動“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戰略和“共同富裕專項計劃”。
郭凱天稱,騰訊植根在中國,得益于時代,投入1000億用于可持續社會價值和共同富裕事業,是騰訊心之所至,理之當然。
“在一個有著14億人口、GDP超過100萬億元的國家,這點資金只是滄海一粟,需要用到最需要的地方。這筆錢受之于社會,用之于社會,只有充分發揮好它的效用,才對得起社會的支持與期望。”郭凱天如是闡釋決策邏輯。
這不難理解。當一家企業成為國民級企業,參與公益慈善就是其必然使命,全球巨頭的歸途和終點,都是公益。適度公益對于企業長期發展,也并非牽絆,關涉到品牌形象、人才引進、社區融合、政企關系、員工凝聚等。
從外部來看,政府在倡導共同富裕,中國哲學也奉行“財聚人散”,單純的掙錢能力并不能贏得公眾敬意,騰訊要做“一家受人尊重的公司”,公益慈善就成了必然選擇。
這一過程中,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當一家商業公司,縱深一躍投身公益大潮,踐行社會價值可持續化,它的角色到底該如何定位?
首先,這取決于其能力水平和發展階段。
企業初創期,公益不過是商業的寄生物和附屬品,比如帶來就業和稅收等。
當企業積攢了巨額財富之后,公益逐漸躍升為其戰略級業務。所以,馬化騰把騰訊公益界定為“企業的根基,是成長的底座,它絕不是點綴”,也并非虛夸。
其次,則是捐資源捐能力——今天的公益,需要利用商業化的專業運營手段,也需要加持硬核技術。從這個維度來看,高科技巨頭更應躬身入局,而不是僅僅掏錢了事。
而且,政府方面也在召喚互聯網入場。早在2018年,民政部就發文,致力于推動區塊鏈等“互聯網+”技術,在公益領域落地應用。上呼下應,互聯網巨頭也不該推諉責任。
每年“99公益日”,都堪稱騰訊產品、技術、組織的一場總動員。2021年99期間,圍繞青少年成長、鄉村教育、生命救助、科技助老、共同富裕以及碳中和六個主題,騰訊成長守護平臺、騰訊會議、微保、騰訊視頻、騰訊新聞、理財通等30余款產品和業務將共同參與發力。
上述產品,最初未必為公益而生,但卻可以為公益為用。據媒體報道,后續騰訊的產品與技術還將陸續開放,常態化為公益組織提供“數字化工具箱”。
而能力的開源得益于組織架構的有效保障。今年4月,騰訊在企業發展事業群下,單獨新設可持續社會價值事業部,并由多位總辦成員共同管理和領導。上述事業部成立后,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更長期更宏大的公益布局得以落地,同時也利于公司開放視野,鏈接更多外部資源助力社會責任踐行。
另一方面,在公益生態的打造中,社會各界也有待達成一個共識——企業并非萬能。
以“99公益日”為例。騰訊涉及資源貢獻、社會動員貢獻(包括動員和力圖讓公益破圈)和規則貢獻,騰訊角色是發起者,是連接器,是統籌平臺。這意味要理清其能力邊界,比如作為商業主體的騰訊并非執法部門,即便99活動中,有機構和項目涉嫌違規違法,騰訊只能采取監督、勸導、適度處罰,但卻無權采取任何強制措施,必須求助于媒體、公眾、司法機關介入。
多方參與平臺共建已成為常態。今年上半年起,騰訊公益啟動活動規則調研,邀請專家和一線從業者共商規則優化。7月上旬,騰訊公益發布“2021年99公益日規則”,新規分為四個部分:機構和項目準入規則,騰訊基金會配捐規則,企業配捐規則,平臺倡導和監督。
確實,一個大型公益平臺涉及了更多利益相關方的訴求和博弈,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案,只有不斷優化與時代的需求相匹配,才能呼應不同時期的歷史使命。
在這個過程中,以互聯網之力去探索全民公益、科技公益的終極邊界,將是互聯網企業的責任和使命所在。騰訊等一眾趟路者,如今行至中途,前路依然漫長和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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